“琼庐玉语·山居书香”（吴琼小小说读书会）系列稿件之六

于烟火处见众生百相

——《一里一里的阳光》多维价值解析

文/寒梅飞雪

最早认识吴琼先生，大概在十几年前。那时候都流行用博客写文章。在博客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名叫江东璞玉的人写的文章，是关于洛南县城农贸市场拆迁后那份不舍的感情。我就关注了他，浏览了他博客里很多文章。瞬间就被吸引了，他的文字很朴实，总能从无数的小细节中解剖人性深刻的一面。情感细腻，细节描写入木三分，非常接地气。大多都能够引起我们六七十年代人的共鸣、共情。瞬间感觉特别亲切。我们就在博客里进行了交流。原来他真名叫吴琼，就住在东街蝗虫庙福音堂附近。无形中，我们心里的距离就拉近了。

有一次，我到农贸市场去买一双护士鞋，刚好碰到了一个长得像吴琼的人在鞋摊面前看书。我试着问了一下，果然是他本人。吴老师长得高高瘦瘦的，人非常和气，也很内敛。但说起文字来满心满眼都是喜爱，谈起他的小小说和散文写作，毫不拘谨，娓娓道来。人和他的文字一样，非常朴素，真诚，接地气。我们交流甚欢，就互相加了QQ。临走，吴老师还送了我他的散文集《半个苹果的爱》。后来得知吴老师到北京去了，加上各自工作繁忙，我们交流的就少了。

这次听说吴老师要在中秋举办读书会。遗憾的是我还在南京交流学习，不能亲临现场。我只能在遥远的南京预祝吴老师读书会圆满成功！

吴琼的《一里一里的阳光》作为一部聚焦底层生活的小小说集，以“亲情、言情、都市、荒诞、百姓、校园、市井、官场”八大主题为骨架，将个人记忆与时代印记熔铸于208篇短章之中。作品既延续了中国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以独特的叙事智慧，在方寸篇幅里构建起立体的人间图景，其谋篇布局的精巧性、艺术特色的辨识度、思想内涵的厚重感与教育意义的启发性，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坐标系。

一、以真实的情境构建生活全景

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小小说“单篇独立”的散点结构，采用“主题聚类+人物勾连”的双线布局，形成兼具整体性与开放性的叙事网络。八大主题如同八块拼图，每一块既承载着特定领域的生活切片，又通过“底层人物”这一核心线索相互咬合——乡村题材中的“茂才”（《父亲的大学梦》）与都市题材中的“叶叶”（《虚拟死亡》）虽身处不同空间，却共享着“为生计奔波”的生存底色；官场题材里“万老与老万”的身份嬗变，与市井题材中“沅好吾”的偏执计较，又共同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价值错位。这种布局让作品脱离了“短篇集”的松散感，成为一部微型的“社会生活百科”。

在单篇内部，作者善用“以小见大”的结构术，以一个细节撬动整个人生的重量。《1983年的雨鞋》以一双廉价雨鞋为线索，串联起贫困年代的尊严困境：“我”因雨鞋被同学嘲笑而辍学，父亲为买雨靴向供销社主任低头，最终用“一家人半个月吃稀饭”的代价换来了儿子的体面。文章未直接写贫困的残酷，却通过“雨鞋—雨靴—父亲的妥协”这一链条，让时代的沉重感透过纸面渗出。《父亲的大学梦》更是巧妙勾连起不同时代的教育与就业困境：一方面还原六七十年代父母“以苦力托举子女求学”的众生相——茂才近五十岁仍在工地“挑砖、和灰、拉沙”，工资一发就寄给上大学的儿子，还坚信“娃念书是正事”，只因自己“小学没上完就种地，吃了没文化的亏”；另一方面又暗合当下就业现实——如今即便985、211院校抛出橄榄枝仍有学位空缺，榆林师范学校、商洛学院的公费生录取分数线飙升至612分、590多分，与当年茂才“以为儿子上大学就能摆脱苦力”的期待形成强烈反差，一篇短章横跨数十年，让“知识改变命运”的命题在时代变迁中更具思辨性。又如《纸戒指》，以一百枚纸戒指为载体，将青春期的羞涩、错过的遗憾与成年后的释然浓缩其中，开篇“折戒指”的甜蜜与结尾“拆戒指见字迹”的酸涩形成闭环，短短千字却完成了对“青春遗憾”的完整叙事，尽显结构的张力。

作品在布局上暗藏“记忆线索”：开篇“1983年的阳光”与后记“乡村，我文学的根”形成首尾呼应，将个人经历转化为集体记忆。校园题材中的“少年扛椽买书”（《一里一里的阳光》）与百姓题材中的“秋实收苞谷”（《秋实》），虽相隔数十年，却都延续着“劳动换希望”的精神内核，让整部作品成为一条流动的“时光河”，读者既能在单篇中捕捉瞬间的感动，也能在通读中感受时代的变迁。

二、于“烟火叙事”中凸显艺术特色

吴琼的叙事风格兼具“泥土的粗粝”与“诗意的细腻”，他擅长将生活中的“烟火气”转化为文学意象，让平凡场景迸发出审美张力。在《思乡酒》中，“粗瓷酒缸”成为乡愁的载体：“父亲在火塘里添上桦栗木，用二尺长的火筒吹燃，在‘哔哔啵啵’的燃烧声里，拿下烟黑色的搭钩，把盛满水的铁壶吊在熊熊的火焰上”，这段描写没有华丽辞藻，却通过“桦栗木、火筒、搭钩”等具象，勾勒出陕南乡村的生活肌理，让“乡愁”不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可触可闻的烟火气息。

人物塑造上，作者摒弃了“脸谱化”写法，善用“细节留白”让人物立体鲜活。《丁大夫》中的老医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通过三个细节立住形象：一是“胸前总挂着听诊器，撩起病人衣服在胸前这儿听听，那儿按按”，显其严谨；二是“处方写中文名，还在某些药方前做记号：‘这些药到医院外边买，便宜’”，显其仁心；三是“把推不掉的礼物换成副食送到病房，给农村病人”，显其悲悯。三个细节层层递进，一个“不唯利、有温度”的医者形象便跃然纸上，比长篇大论的赞美更有说服力。《父亲的大学梦》中对茂才的外貌刻画，更是将“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发挥到极致：当茂才得知儿子因找不到工作醉酒打架，“出现在工地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他明显地黑了，瘦了，胡子更长，头发更白，话更少了”。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没有长篇大论的感慨，仅“黑、瘦、长胡子、白头发”几个朴素的形容词，便勾勒出一位老父亲的沧桑——他曾将“儿子上大学”当作摆脱苦力命运的希望，如今希望落空，连“话更少了”的细节，都藏着价值认知被打碎后的迷茫与无力，读者仿佛能亲眼看见这位“老黄牛”般的父亲，在生活打磨下佝偻的背影，这种“以形写神”的笔法，让人物的心酸与落寞直击人心。

语言风格上，作品融合了陕南方言的质朴与书面语的凝练，形成独特的“乡土诗意”。《美子》中写日本媳妇融入中国乡村：“美子做好饭，先端给公婆、丈夫，最后才给自己和孩子盛。给祥云端饭、端水、递东西都是恭立、弯腰、低头、举案齐眉”，“恭立、弯腰”等词语保留了传统礼仪的庄重，而“吸溜吸溜喝糊汤”又充满生活气息；《狗事》中“王大毛喊了一声：‘黑豹，走！’”，短短几字，既写出人物的蛮横，又暗含对“人与狗”关系的讽刺，语言的精准度与张力尽显。

三、体现以“底层视角”叩问时代精神的内涵

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以“小人物”的命运为镜，照见了转型期中国的精神困境与价值坚守。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作者没有刻意美化或批判现实，而是通过人物的选择，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坚韧。《儿子的谎言》中，年轻人为给父亲买鞋，恳请店主配合“演戏”，店主最终被感动，“掏出99元递过去”，这个情节既写出了贫困年代的无奈，更凸显了“孝心”与“善意”的温暖力量，让读者在感动中思考“物质与情感”的轻重。

作品对“身份焦虑”的书写，更是触中了时代的痛点。《所在地》中，乌有道为办作协入会手续四处盖章，农村不认他“无土地”，小区不认他“户口在农村”，最终只能伪造“无稽城乌有社区”公章。这个荒诞的情节，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的身份困境——既失去了农村的根，又未被城市接纳，成为“悬浮的人”。类似的还有《虚拟死亡》中的叶叶，“在城市，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是农民；在农村，没有耕种一寸土地”，这种身份的撕裂，正是无数农民工的真实写照，作品通过他们的故事，让“底层”不再是抽象的标签，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

《父亲的大学梦》则进一步深化了“教育与命运”的思考：茂才“累死累活供娃念书”，坚信“上大学就能摆脱下苦力的命”，这种朴素的期待，是上一代人对“知识价值”的集体信仰；而如今大学生就业难、公费师范院校分数线飙升的现实，又让“知识改变命运”的路径变得复杂。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却通过茂才“儿子大学毕业仍去酒店打工”后，“又带着女人来工地，只为供女儿上大学”的选择，展现出底层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韧性——即便期待落空，仍未放弃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这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正是底层人物最珍贵的品格。

此外，作品对“权力与人性”的反思也极具深度。《官场生活体验馆》以虚拟体验的形式，揭露了官场的潜规则：“一小时就是外边的一年，你可以兢兢业业工作，也可以上下钻营地跑官”，而最终“从正门走出去的好官”，竟是因母亲的电话唤醒了良知。这个结局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指出“权力诱惑”与“人性本真”的永恒博弈，让读者在荒诞中思考“为官者的初心”。《“同意”获奖》则更具讽刺意味，县长的“同意”二字获书法特等奖，甚至被用作酒店、宾馆的招牌，这种“权力美学”的泛滥，正是对“权力异化”的辛辣批判。

四、蕴含于“生命叙事”中传递精神力量

作为一部扎根现实的作品，《一里一里的阳光》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承载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它能让不同群体在其中找到精神共鸣与成长启示。对青少年而言，作品中的“奋斗叙事”能激发向上的力量：《一里一里的阳光》中的少年，“扛着一丈长的松木橡走三十五里地，只为买小人书”，他“走一里地歇一次脚，额头上、脊梁上涂满汗水”，最终“腰杆挺得笔直，像个得胜的将军”。这个故事没有说教，却让“坚持”“行动”的道理变得可感可知，比空洞的励志口号更能打动人心。《父亲的大学梦》中茂才的经历，也能让青少年理解“教育机会的珍贵”——上一代人曾为“能读书”拼尽全力，如今拥有更优越学习条件的年轻人，更应懂得“珍惜”与“奋斗”的意义，即便就业有挑战，也需像茂才那样“不放弃”。

对成年人而言，作品中的“情感叙事”能唤醒对亲情、友情的珍视。《谁还记得我的生日》中，吴天昊忙于生意，忘记自己的生日，最终是母亲的电话提醒了他：“今天是你的生日，别忘了吃长寿面”。这个细节戳中了许多人的痛点——我们总在为“生计”奔波，却忽略了最珍视我们的人。作品通过这个故事，提醒读者“别让忙碌偷走亲情”，这种启示比任何“亲情教育”都更具冲击力。

对社会而言，作品中的“底层叙事”能唤起人们的共情与反思。《难看》中的狗剩，因长相丑陋被拒绝穿园林制服，却默默打扫卫生到最后；《回头客》中的“神经病”女人，只因店主把她当人看，便坚持到这家店购物。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底层人物的尊严往往藏在细微的善意中，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体现在对“边缘人”的态度上。这种对“平凡人”的尊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一里一里的阳光》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底层生活的褶皱，也照见了人性的光辉。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却以“小小说”的形式，完成了对时代的记录与反思；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烟火气”的书写，让文学回归生活的本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部作品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应当扎根大地、贴近众生，于平凡中见深刻，于细微处见真情。我们常常会在这些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命运，反思自己的生活，引发深刻的人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