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高研会”轶事
黄良成
1985年我供职于瑞安县文化局，那时县委书记张桂生，宣传部长董希华重视瑞安世界名人高则诚的研究工作，在不同场合都提及市里为纪念研究高则诚的熟虑。
1986年3月召开首次座谈会，1987年2月正式成立“瑞安县高则诚研究会”。首任名誉会长为时任县委书记张桂生，理事会由吴引一、管荣饶、黄良成等7人组成。
虽然我在1965年期间去过阁巷柏树，也仅限对《琵琶记》留下一个初涉的印象，至于中国南戏、南曲之祖之概念还是懞胧不清。徐胜东局长让我担任“高研会”秘书长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哪年我才三十开外，勇气十足，悉瑞安书记、部长、温州领导、北京文化部专家都如此重视，也就担起这份重任。其实徒有虚名，没有做过多少事，至今思来，仍有遗憾！倒还是一些令人感动难忘的人与事，时常浮现在眼前。
一、孙崇涛与“高则诚纪念堂”
孙崇涛（1939年8月—），浙江瑞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浙江大学文学院），1981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文学硕士学位，留院从事戏曲历史研究，历任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戏曲史研究室主任。2000年退休后应聘执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2002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
孙老，风尘仆仆，不远千里，从北京
来到阁巷不下十来次，召集座谈会，商议筹建纪念堂之事。
第一次由宣传部长董希华陪同，专程考察了阁巷柏树村，并召集当地村镇领导商讨筹建纪念堂一事。全体干部都意见一致，大家认为这是好事，但政府不拨款靠自筹经费尚有困难。
于是，孙老在会上提议：先干一件不需花一分钱的事，即把办在集善院的阁巷小学（高明读书处）改名为“高明小学”，大家一致赞同，马上就改。这是我这回去瑞安办成的唯一头件事。
在阁巷他第一回碰见陈炳金，从此与这位老人就建纪念堂一事交往了一二十年。
他又跟舒良娅一起专门就解决纪念堂筹建经费找县委书记张桂生商谈。张书记是个诗人，对戏剧文化颇为重视，对瑞安越剧团情之所钟，曾携现金5万赴京支持剧团晋京演出。孙老之行，为纪念堂筹建一事起到重要作用。
1990年，黄宗江夫妇头一回回故乡，我闻讯去他家请他就建纪念堂一事催促瑞安领导。这回管用了，1988年动工盖了半截的集善院快被台风刮得摇摇欲坠，心直口快的老黄在县里为他举办的宴请席上，慷慨陈词，催促瑞安必须支持这件事办成办完，市里终于决定予以大力支持，一波多折的筹建工作才真正在市里的统一干预下大踏步进展并初具规模了。
纪念馆于1988年春动工，历经五年建设，最终在1993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其占地面积96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0至300平方米不等，是一座古朴典雅的文化名人纪念馆。
孙老还亲笔题写了门联：“此地曾蕴玉，其人可铸金”。
二、陈炳金买马
陈炳金老人致力建造纪念堂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幅感人至深、充满泥土芬芳的奉献者画卷。是一个关于信念、坚韧与朴素家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的贡献并非源于地位或财富，而是最纯粹的信念与行动。他没有宏大的口号，只是用“跑烂3双解放鞋”、“卖掉白马”这样最质朴、最具体的方式，去实现一个文化传承的梦想。这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传承的重担，往往是由无数这样的普通人用肩膀扛起来的。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的血脉不仅由文人墨客书写，更由这些扎根于土地的守护者用汗水甚至毕生积蓄来浇灌。
记得，1988年至1993年期间，他经常一大早到解放东路8号找我，要我和他去讨钱。不管酷暑严寒、狂风暴雨，他坚持不懈。有一次，我见他鞋破了露出趾头，我把仙降𠂆里出价买的皮鞋送给他。
他问我；要多少钱？
我开玩笑的说：10元。
他连忙掏兜，摸了半天才摸出二张1元币，囊中羞涩啊！
他却卖白马凑款，资助建堂。在当时的农村，一匹白马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卖掉它，意味着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重要经济利益来成全公共文化事业。这种“毁家纾难”式的奉献，超越了简单的热心，上升为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
我曾为他写诗：
七绝·赞陈炳金
胶鞋踏破路千盘，白马倾囊一寸丹。
集善院中遗像在，琵琶南戏曲欢弹。
2025国庆写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