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一块碑刻，见证“反白事件”
刘专可
2024年7月上旬某天，我到收藏家邓成云位于苏仙区许家洞梁家湾的店面去拓碑。在他店面前的草坪上，发现一块断为两截的汉白玉石碑。这块石碑呈横长方形，宽110厘米，高50厘米，仅0.55平方，断面呈陈旧性裂伤，碑面及四角磨损严重，有些字迹已漫漶难辨，显然是历尽了岁月的沧桑。尤其是碑面的下半部分，密密麻麻分布有10余个弹孔，有的弹孔里还镶嵌着残留的铅弹头，多数弹孔凹陷较浅，说明子弹的火力不强，威力有限，明显是清末民国时期汉阳造的子弹头所形成的痕迹。这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查阅碑刻时代，为民国丙辰，即1916年所立。仔细解读碑文内容，记述了李姓家族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原文如下：
李宗玉，桂阳州人也。南门派衍，官溪祖居。因窭贫离乡赴郴小贸，公平交易，无诈无虞。后在郴州戎府当本管。次年，忠义为怀，得奖义银。平素节俭，粗衣遮体，小愿文绣；淡饭充饥，无求膏梁。前娶萧氏、宋氏，均未生育。复娶阳潘氏，抱幼子石兰，随母于玉家抚养。后潘氏故，续娶曹氏，主中馈事，日夜勤求。男女内外相怡，鸡鸣戒旦之风，宛然如昨。日积月累，集腋成裘，不知几废经营，而后略置田土并铺宇产业也。曹氏虽未生育，而视石兰如亲生，遂将前嫁之女邱月婆，妻以石兰，母子恩情可谓厚矣。不幸四年前玉病故，曹氏痛忧过深，于去冬亦病故。当将田土遗业，商同宗润元弟叔姪，出售以为衣棺超渡、安葬用费。除开销外，所获赢余，只存文星街、扎门口坐东铺宇一栋，又黄金桥桥头横街向西铺宇一栋，共计二栋。因前玉夫妇爱兰，说嗣未果，迄今兰之椿萱俱忘。乘曹氏葬礼，遂有李、阳两姓叔姪并街戚邻保，从场共示玉夫妇继子之心。遵玉遗言，嗣兰为祧，更名李耀德。二栋铺宇永为玉夫妇祭资，归德批佃管业，不许私自典卖，以及李姓叔姪兄弟、内外人等，亦不得节外生枝，侵占典卖等情，当众几方书立合约，并互结前承诺字据。兼之在郴公署具部保有遗书存案，许宪批示“饬令耀德遵守原约，保存业产”批语，并具结在卷。然德当念玉夫妇创业维艰，谨守勿替。卦卜：螽斯衍庆，麒麟呈祥。予谨勉之，予日望之。为序。
族弟：李宗璇 谨撰
姻晚：谢传铭 敬书
从场人：
李席珍 李宗球 阳景和 阳凤鸣 张启明 贺春煦 曹启富 许盛炳
李宗郎 李宗麟 阳景禀 邓树荣 曹镜渔 李言益 李周书 李宗全
李宗润 阳运山 胡万海 曹楚诗 何贤金 孙开瑞 等
庠生李道首撰联：
宗为立义 古今不朽
玉以璿名 坚白攸分
民国丙辰 岁次乙卯季春月上浣谷旦吉立
经询藏家了解，该碑原立于三川河（今燕泉河）清淑桥北扎门口（今裕后街）一店铺前。后为正一街一胡姓人家收藏。先辈曾叮嘱：“这块碑记载了自己家族和郴州的两件历史大事，虽残破，也要保管好。不然讲不清，不好交代。”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两代老人均已过世。后人已不知前世原委，又正值裕后街作棚户区改造，胡姓房屋必须拆迁，该碑无处存放，故此出卖。几经转手，被藏家邓成云收买。
作者依据石刻文献记载，通过走访和查阅文献资料，基本厘清了李姓先辈所嘱“这块碑记载了自己家族和郴州历史的两件大事”的原委。基本可以还原附载在这块石碑上晚清民国李氏家人一段鲜为人知的坎坷生活经历和大革命时期特别是湘南起义的轰轰烈烈、跌宕起伏、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风云。
所谓家族大事，即阳石兰改姓并承祧和商铺佃租祭祖之事。这在碑刻中已经记载清楚。
桂阳官溪李氏族谱记载：李氏先祖为大唐邺侯李泌（722-789），传20代至李源善，明洪武间任桂阳防御千户，遂家居州南门斗门桥，称南门李氏。解放后修的族谱，里面有几个李宗玉，从年龄上分析，最接近石碑记载的李宗玉，生平记载非常简略：“宗玉，字土生，杞公四子，生同治癸酉二月初六未时；陈氏，玉之配，生于光绪丙子四月十二日巳时。”同治癸酉为公元1873年；光绪丙子为公元1876年，夫妻年龄相差3岁。但其原配姓陈，与碑刻原配姓萧，且有四段婚姻的记载不符，考虑到族谱为后人所记，当以石碑记载为准。族谱中的李宗玉，给人的印象很抽象模糊。而通过碑文释读分析，李宗玉的形象就非常充实清晰。
李宗玉祖上从桂阳南门迁徙到城东官溪村，因家里贫穷，遂到郴州街上做小买卖谋求生路。他辗转于九街十八巷，籴入粜出，老实本份，粗衣淡饭，勤俭节约，诚信经营，小有积蓄。后又到军营里主管后勤，因忠于职守受到褒奖，得到一笔义银。他在老家购买了田产，在郴州城里文星街、扎门口繁华地段拥有两家店铺，可谓事业有成。他先后娶过四任妻子，均未生育。第三任妻子姓潘，带了原夫阳姓所生一个名叫石兰的幼子，由李宗玉抚养，深得宠爱。后来潘氏不幸病故。李宗玉继娶曹氏为妻。曹氏视石兰为己出，将之前嫁出守寡的女儿邱月婆介绍给石兰为妻，可谓情深义厚。李宗玉生前总想石兰改姓，继承家业，可惜未果。民国癸丑年（1913），李宗玉去世，享年40周岁。家道由曹氏主持。民国乙卯年冬（1915），曹氏去世。家族根据李氏夫妇遗嘱，几经协商说合，加之石兰已忘原籍，李氏与阳氏族人共同商议，为继承家业，遂让阳石兰改成李姓承祧，名李耀德。家族同意由李耀德经管李宗玉遗产，田产变卖作丧葬费用，店铺每年所佃租资，用作祭悼开支，不准私自典卖，其他叔伯兄弟也不得另有歧义，节外生枝。此情由阳、李两大家族及街坊共同见证，并报县衙许姓知事审理，批准备案，刻碑告示，立于扎门口店铺前。
该碑记事清楚，对当时湘南地方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所谓郴州历史大事，当与1928年湘南起义，特别是“反白事件”有关。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绵2000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肇建民国，可惜政权被北洋军阀篡夺。1924年元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提出“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两党首次合作。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指导一切”。孙中山抱病进京，可惜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平铁狮子胡同行馆。北京政变后由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主持摄政内阁，全国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军阀割据局面，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组织国民革命军在韶关誓师北伐，10万大军摧枯拉朽，在湖南、湖北及江西分别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江浙一带军阀望风披靡，纷纷临阵倒戈，冯玉祥也组织国民革命军控制了西北地区，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北伐军仅用半年，就收服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形势一片大好，胜利就在眼前。不料就在此时，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在武汉秘密召开“八七”会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武装，保卫革命成果。
中央任命毛泽东作为中央代表，派往湖南，主持湖南起义大局。此时，汝城县的政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广东惠州、潮州和梅州的农民救党军以及周边郴县、宜章、资兴、永兴、桂东的部分农军，也聚集汝城，形成一股强大阵势，被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誉为“新湖南运动”。毛泽东审时度势，拟定《湘南起义大纲》，亲自担任专为起义特设的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派任卓宣、陈东日、武文元赶赴汝城，与中共湘南工委陈佑魁、夏明震组成“特别工作委员会”，打算于秋后以汝城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1927年8月15日，大土匪何其朗勾结粤北的国民党正规军，对汝城红色政权进行突然袭击，朱清勋、朱春荣、吴振民等重要领导人壮烈牺牲，各路农军损失惨重，被迫分散转移，县城失陷，起义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毛泽东随即转赴浏阳，发动秋收起义，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元月，新成立的湘南特委主动联系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除夕前夜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10余县、百万余人参与的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序幕。毛泽东率领井冈山部队下山支援，占领了桂东、汝城。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要以郴州为中心，建立湘南区域苏维埃政权。宜章、郴县、永兴、耒阳、资兴、桂阳、安仁、阳明、酃县、茶陵、桂东、汝城均先后成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湘南特委于3月16日至20日在永兴太平寺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对外发布了《快邮代电》，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国民党惊慌之余，迅速集结重兵，对新生的湘南红色政权实行南北会剿。大敌当头，本应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可惜湘南特委在上级的强迫命令下，被迫实行“焦土战略”，提出从耒阳至宜章，沿湘粤大道两旁3里内的城市、村庄一律坚壁清野，烧毁房屋，填埋破坏泉井，藏匿粮食牲畜，意图让敌军无法立足，不打自垮，不攻自溃。然而这项政策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抵制，土豪劣绅乘机挑唆鼓动，谎称要烧30里，蒙蔽了大批不明真相的民众。他们组织暴徒，携带武器，利用中共郴县中心县委3月12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的机会，发动了令人震惊的“反白事件”，夏明震、何善玉、黄光书等九人当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湘南起义亲历者，烈士夏明震妻子、时任郴县中心县委秘书曾志在《一名幸存的革命者》书中详细写了“反白事件”的经过：“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特派员席克思、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极左的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于是郴属特委作出决定，坚决执行……群众不相信我们的宣传，有些积极分子是半信半疑，就是各级党员干部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是不赞成的。而隐蔽下来以崔廷彦、崔廷弼为首的地主豪绅、反动分子便乘机煽风点火，在郴州策动反革命叛乱……特别是郊区周围十几里的农民，更是坚决反对烧掉他们祖祖辈辈苦心营造的家。干部群众的情绪和意见，以及反动分子在暗地里活动的复杂而严峻的情况，曾多次反映上来，而最高决策层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满不在乎，一意孤行，最后终于导致了历史的悲剧。……群众动员大会在郴州城城隍庙广场召开。原定开会时间是十点，那天我和郭怀振起得早，九点多就来到会场。只见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八九百人，同往常召开群众大会不同的是，郊区的农民们手上都拿着家伙，有锄头、扁担、镰刀，还有枪、梭标和大刀。个个紧绷着脸，表情阴沉沉的，有的怒气冲冲。……我在进入会场后也已经嗅到了一股可怕的火药味。……我来及多想就急忙溜出会场，向苏维埃政府机关跑去，想找苏维埃主席汇报。政府机关此时已搬到县城对面的清源山的一座寺庙里。可是等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已经下山到会场去了。……正着急，看到有个赤卫队员急匆匆地过河上了山，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反动派叛乱了。大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上主席台抓人，有个工农革命军的营长见状朝天开了一枪，反动分子就冲上去抢他的枪。他不让抢和他们扭成一团，结果被人拖到台下，活活打死了。夏明震等一批领导都被人从台上拖到台下，用梭标扎……不得了了，整个会场一片混乱。正在这时，我们看到山下人声鼎沸，有好几千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过了河，从四面八方向山上冲来。当时苏维埃政府机关有一个警卫排，……自觉抵挡不住，扔下枪就跑……我瞄准机会一下子钻进灌木丛躲了起来，……从上午十点躲在那里，一直熬到天快黑。我听到山下有人在喊：“山上有人吗？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如果有人，就赶快下来和我们一起走。”看到他们身穿灰军服，知道是自己人，才放心地下山，跟着部队返回教导队的驻地。位于郴州城外的南塔岭下，有一座书院。它规模颇大，依山而建，院前一条小溪款款流过，溪上有一座小桥，这是书院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朱德工农革命军的教导队就驻扎在这座书院里。……大约是晚上八时许，哨兵进来报告，有一群反叛的农民往这里冲来。……部队眼看着他们要冲过桥了，才被迫朝天打枪。……由于局势混乱，敌情不明，朱德的主力部队又远在永兴、耒阳、资兴一带，孤立无援的教导队决定暂时离开郴州，与主力会合。……我就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
……
第二天一早，我跟随部队返回郴州。天快黑时，队伍接近郴州。举目可见尸横遍野……仅仅时隔两天，当我再次看到郴州城，却是另一番惨厉的景象。城中心大街一片残墙断垣，使我甚感震惊。我们没烧过房子，但眼前却是满目焦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反叛的农民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时，一些人死里逃生，跑到五十里以外的良田镇。当地党政组织惊悉郴州反动派举行暴乱，马上召集五千多农民，连夜开进郴州，同地方反动武装及反叛的农民激战，从当晚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在混战中，反叛的农民把整条街的房子给烧了。……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一千多人屈死在那场残杀中。”
湘南起义亲历者，时任良田区委书记，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克如在《湘南起义纪略》一文中回忆：“在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的打击下，唐生智的部队闻风丧胆，退到衡阳。我军很快地取得了打永兴、耒阳的胜利，继续向资兴一带前进。不久，在蒋介石的串通下，广东军阀和湖南军阀由对立转向合作，形势急剧恶化。为了扩大武装，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湖南省委决定，阻止敌人打通湘粤大道，由湘南特委具体负责这项任务。当时京广铁路还没有建成，湖南到广东只有一条石板大道，一切交通运输，都从这里经过。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搞军事的同志，提出一套阻止敌人打通湘粤大道的军事理论，叫‘坚壁清野’，主张焚烧湘粤大道两侧各3里宽的房屋，认为这样可使敌人进入湘粤大道后，没饭吃，没房住，我们好集中力量钳制消灭敌人并以此作为党的决定传达下去，要求从宜章到耒阳，沿途两旁3里内的村子，统统动员群众自己烧光。动员的口号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旧的不破坏，新的不能建设。’在执行这个决定中，郴县（中心）县委是比较认真积极的。我接到县委焚烧良田的指示后，召开区委会议，讨论贯彻落实的办法。大家都认为执行这项决定有困难，不好动员群众自己焚烧自己的房屋。可是又不得不执行，否则，就要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当时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总是决定不下。针对这种情况，我提出，上级的决定要坚决执行，但不一定采取让群众自己烧的办法。可动员群众把东西搬走，然后派人去放一把无名火，这样做会比较顺利。大家表示同意，才散会。那天晚上，我住在区委机关，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觉着不对劲。我开门来到街上，各家的煤油灯全都亮着，细细一听，到处都是唉声叹气的声音。我知道事情不好，肯定是刚才区委会议精神泄露了出去。于是，赶紧回到机关，考虑如何进行下一步工作。突然，有人急急地敲门，我出去一看，是原来是我们区里派去郴县县城参加干部培训班的一个人。他将我拉到房里，把夏明震被杀的情况告诉了我。原来，这天中午，郴县县委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大家自己烧房，群众当然不愿意。这时台下一个反革命分子站出来喊，‘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我们不烧房。不愿烧房的站到这边来，把红带子换成白带子！’说完，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白带子向空中撒去。群众本来对烧房不满，经过这一煽动，哗地一下都站到他那边去了，纷纷将系在手臂上的红带子撕下来，换成白带子。台上有县委书记夏明震、妇联主任何善玉、总工会委员长黄光书，还有一个在朱德部队当过营长的同志，身上有枪。台下反革命分子一喊，就有两个人跳上台去，夺过那个营长的手枪，把夏明震、何善玉打死，黄光书跑到城隍庙菩萨的后面，也被抓来当场打死了。系着白带子的人群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乱哄哄地冲向干部培训班。参加干部培训班的人，都被迫逃散了。我听了这个消息，知道大事不好，连夜召开区委紧急会议，讨论怎么办？明天烧不烧房？大家都认为：‘城里出了乱子，我们再烧，这儿也会出乱子。’我说，‘房子不能烧，要处分，大家来负责。’于是，作了两条决定：一、明天不烧房；二、以区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出布告（主席是王振波），‘谁说烧房，就地枪决。’并且通知全区的农民自卫队紧急集合，由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兵的萧光标担任指挥，开往郴县，收复县城。部队出发后，我又赶快去二区联系，他们也决定派自卫队去收复县城。良田区的农民自卫军去攻县城以后不久，就听到消息说，已经打进县城。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一时得不到具体消息。等到晚上，队伍还没有回来，我心里很焦急。第二天早上，龚楷和萧克同志的部队开到良田，他们是听到郴县城里出事的消息，赶来支援的。”
良田的1000多农军当天攻进郴州城，与反叛暴徒展开殊死搏斗，鏖战到深夜，双方死伤枕藉，因势单力薄，良田农军在阵亡300多人后，被迫从裕后街撤出城外，在走马岭扎营。第二天，他们与郴县中心县委组织的更多农军再次进城平叛，朱德部队的一个营正规军也从永兴赶来加入战斗，鏖战至3月14日下午，暴乱被彻底平息。但郴州城已是满目苍夷，最引人瞩目、耸立在东西南北街交汇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四牌楼也被付之一炬，整个城区一片残垣破壁，景象凄凉。战斗最激烈的扎门口一带，店铺多数被暴徒焚毁。毫无疑问，李宗玉的店铺以及立在门口的石碑也没有幸免，石碑被倒塌的屋梁砖块压成两截。可以想象，这场灾难对李耀德一家无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为了向族人、后代有所交待，他因此将石碑妥善收藏，并教育后人要牢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反白事件”之后，陈毅担任郴县中心县委书记，虽然做了大量安抚工作，但也无法挽回影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湘南特委、朱德、陈毅率领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1万余人，在毛泽东率部掩护下，分别从郴县、耒阳向井冈山实行战略转移，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井冈山时代，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于“反白事件”，大多见诸于当事人的回忆等文献资料，缺乏实物证据。而这块石碑，从刊立年代、所处位置、残损程度，特别是遗留在石碑上的汉阳造子弹孔分析，可认定该碑为湘南起义中“反白事件”遗留下来的实物证据。目睹石碑上的累累弹孔，使人仿佛置身于当时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恐怖场景，仿佛听见殊死拼搏、英勇无畏的竭声怒吼，当年那场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影像就会真实地映入脑海，使人陡生敬意，感慨无限！
这块石碑无疑是一件非常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放入博物馆，它就是镇馆之宝。
作于2025年9月28日
附：石碑拓印照
编辑：张小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