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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道教的发展在贞元、元和以后的晚唐时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一倾向直接引起了建制道教神圣性的丧失及其本身的衰落。同时，这一进程为新的道教思想与修道方式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兵祸连连，道教更是遭受劫难，但不少帝王仍因袭唐朝崇道之风，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周世宗柴荣、闽王王璘、前蜀王建父子等。其中后周世宗柴荣崇道最为突出，他对自己取得帝位进行神化，对高道陈抟加以礼待；同时，由于佛教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财政问题，他采取措施大规模毁坏佛寺佛像，限制佛教发展。

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一些著名道教学者致力于道教神话、理论、道术、斋醮的研究和建设，为维护道教信仰做了不懈的努力。为宋明时期道教的重现余晖奠定了基础。

杜光庭对道教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将以往各种老子的神话传说系统化，使老子形象道、神、人三位一体；对历代研究《道德经》的情况作了总结；从神仙实有、仙道多途和历代崇道方面宣传道教；编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阐述道教仙界；对斋醮科仪进行修订，使道教斋醮科仪变得成熟。

宋代总体上延绪唐代传统，道教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宋代人类的生活也非常的有意义。道教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民间风俗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宋代道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组织管理上更加严格，对道士出家、宫观建立等方面都有严格限制。由于统治者仍对道教保持信奉政策，并将某些神祇作为皇室保护神加以崇祀。

内丹术在宋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成为道教主要的修持方法。内丹著作如张伯端的《悟真篇》等大量出现，而外丹术则逐渐衰落。

宋代道教还与儒、释两教有了更深入的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全真道北宗等派别还提出了三教同源的观上，强调“长生”即延长生命，提供修道的时间。认为炼成永存之“元神”并与“道”融为一体是修炼的最终目的。

宋代道教造像艺术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摆脱了佛教造像的影响，更加注重神像的“神性”，并带有更多尘世色彩和生活气息。造像人物形象清秀俊美，衣纹疏朗自然，灵光普照，与唐代造像的气势和浪漫色彩出现诸多的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宋代道教在管理、修持方法、教义融合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特点和变化。宋代也是道教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不仅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提倡，还形成了新的宗派和特点，其建筑和活动也广泛展开，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以后，道教内部的分化订开始了，在北宋灭亡后，山东、河北一带出现了汉族士人创造的新道派——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

元代道教的发展在统治者的扶持下，也曾经出现了兴盛局面，但这种兴盛主要表现在教团组织上新老道派呈现出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以正一道为中心的格局。

宋代还出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局面。全真道北宗更是主张三教合一，认为三教同源。

在三教融合的基础上，道教修持方法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内丹学逐渐成为道教主要的修持方法，强调“长生”（即延长生命），更加追求延长修道的时间，追求炼成永存之“元神”与道融为一体。这个修炼观念的变化是道教教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元代道教发展的独特面貌。

到明代宗教向世俗化方向靠拢。与盛唐、两宋时期道教出现世俗化相比，佛教和道教在明朝时期均开始向世俗化方向发展，并逐渐深入民众的生活。从教理的佛教、道教转变为信仰的佛教、道教，从僧侣的佛教、道教转变为庶民的佛教、道教。

明朝初期实行了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国家社稷、家族绵延等多方面，为明朝政权稳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明代天师道修史活动在继承了明以前的道教修史传统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修史创新，内容进一步倾向于与皇权封赐，书写模式也与政治密切相关。

明朝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利用了道教来巩固统治地位。朱元璋推崇道家清静自然的无为之治，并采用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朱棣则派遣人寻找全真派大师张三丰，并在武当山建成庞大的道教建筑群来供奉“护国有功”的真武大帝。

清代满州贵族兴起于关外，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入关后重视利用儒学治国，对道教虽仍予以保护，但远不及明朝那样尊崇。

宗教的世俗化发展为明代民间宗教的崛起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广大下层民众纷纷热情参加民间宗教活动。到了明中后期，由于内部对于“本体论”的诠释基本停滞，以及道士阶层素质的下降，利用进献方术获得政治资本成为常态，加之世风的变化和道教团体内部腐化的逐步变高，导致明中后期的道教呈现出盛极而衰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