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育桃李:晚清举人薛公瑞的教育初心
作者/牛金元
泌阳县饶良镇薛岗村晚清举人薛公瑞(1852-1935),名执桓,字公瑞,初名薛之铎,字循卿,系清末民国时期享誉南阳乃至中原的著名教育家、书法家、诗词家。他自幼从师进士王伯良,习得真学,打下坚实功底。中举后辞官不就,返乡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晚年扎根恩师王伯良的故乡——官庄王家大院,深耕教育事业。他不仅以品行赢得乡邻“薛举老”的尊称,更用一生心血培育出众多栋梁之才。其教育生涯既是一段地方文史佳话,更印证了一代儒者的教育初心。
一、幼时从师中原名儒王伯良
薛公瑞家中同胞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时有“薛氏五凤”之称。薛家本是书香门第,其父薛典斋(清咸丰年间拔贡生员、恩科进士)望子成龙,见薛公瑞自幼聪明伶俐,颇有栋梁之姿,便一心想为他寻得良师栽培。
薛公瑞进入启蒙阶段中,薛老先生经亲戚引荐得知,距薛岗村40多里的官庄西小夏庄村,有位晚清名儒王伯良。当时王伯良已中举人正闭门苦读,准备考取进士,他怕影响学业,本不愿接纳学生。但经亲戚反复劝说,王伯良不便推辞,最终同意接收薛公瑞为学生,薛公瑞近乎为闭门弟子。
为表诚意,薛老先生带着薛公瑞,牵了一头小毛驴前往小夏庄拜师。路上,薛老先生坐在毛驴上,孝顺的薛公瑞则在前边牵驴照料。毛驴背上还驮着当时礼节必备的“四色大礼”,作为拜师之礼。见到这一幕,王伯良十分感动,可他为人清正廉洁,坚决不肯收下这“四色大礼”。聪明的薛公瑞灵机一动,当场跪下给王伯良磕头,恳请老师收下礼品。王伯良温和拒绝说:“我不收你家的礼,照样收你当学生!”说罢,便拿出一块银元说:“这块银元你拿去买笔墨纸砚吧!”这样做,王伯良既顾全了礼节,又守住了自己的原则,达到了礼尚往来,两全其美。
王伯良一边教书,一边苦读,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被授予“文林郎”,调任广东省徐闻县县令。后因为操劳过度,他在琼川书院执教中不幸病逝。家人千里迢迢将其灵柩从广东移回故乡泌阳县小夏庄安葬。
此时的薛公瑞,也因不负恩师教诲,顺利地考中举人。得知恩师病逝、灵柩归乡的噩耗,他悲痛不已,立刻放下手头事务,在第一时间赶往小夏庄吊唁。在王伯良的灵前,薛公瑞以孝子之礼相待:身着披麻戴孝的丧服,全程守灵七七四十九天。守灵期间,礼数周全,待恩师如同亲生父亲一般,不是孝子,胜似孝子,王家上下深受触动,亲朋好友纷纷赞叹。
为抒发对恩师的缅怀与感恩,薛公瑞在吊唁过程中还特意撰写了一幅挽联:上联为“一朝淋杏雨”,下联为“终生怀师恩”。这幅挽联被悬挂在灵堂显眼处,场面庄重感人,字里行间满是他对恩师的敬重与追思,成为灵堂上最为动人的一幕。
据王伯良的玄孙王清亮(“文革”前清华大学毕业)所述,因为王伯良师恩重如山,以薛公瑞为主的几位得意门生,亲自在其墓前庄重竖立“王老夫子德教碑”。令人惋惜的是,此碑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毁。
二、弃仕重学在饶良办私塾
薛公瑞中举后,于光绪十一年(1895年)去北京参加清廷殿试,考进士未中。此后又试不第,他对科场心灰意冷,便回到薛岗老家,在村南三里瓦屋寺兴办私塾,教书育人。公瑞先生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声望很高,当时泌阳、唐河、桐柏,方圆百数十里的一些名门望族,都争相把子弟送来求学,学校办得非常红火。
光绪十四年,清廷选拔人才时,授公瑞先生某县教谕之职,薛公瑞不屑昏暗官场,坚决辞官不就,仍在本村从事教学,后又将学馆搬在饶良镇,慕名而来的学生更多。
1919年,河南省创办育才馆。薛公瑞的高足韩运章先生主持馆内事务,他举贤不避亲,推荐恩师薛公瑞担任主讲。此后,薛公瑞名声鹊起,以书法、学问、道德,著称全省。
三、暮年笃教官庄王家大院学馆
河南省育才馆开办不长便停办了,薛公瑞不喜欢省城的喧嚣,便回到了故里。当时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国民党泌阳县党部书记长兼省参议员的王友梅,聘请薛公瑞担任《泌阳县志》主编,后因经费紧张、战乱频发等原因,这项工作中途搁置下来。此时,薛公瑞年愈七旬,他为发挥余热,便立即赶赴官庄,全心投入官庄学馆的教学生涯。
据王琏十八部将中的汤姓后裔汤金泉先生亲口所述:官庄街王家大院的前身,是一座承载着厚重文脉的闽营书院。清朝初年康熙年间,福建泉州人王琏,因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有功,被封为昭毅将军,后调任南阳总兵,却因官场变故,在南阳未能就职。他遂带领十八位部将解甲归田,定居官庄街务农,后创办了这座闽营书院。最初,该书院仅供十八位部将的子孙入学,属于“内部学馆”,百余年间薪火相传,早已在当地种下教育的种子。
汤金泉的高祖汤柏城,自幼在闽营书院读书,牢记先祖(王琏部下)遗训,一边习文,一边练武,文武兼备。他在科举考试中考取武举功名,道光年间,获朝廷敕封为把总,领兵奔赴嶺南战场平叛,身先士卒,以身殉职,其忠勇之举获官府褒奖。
辛亥革命后,西方教育思潮兴起,官庄街的王、李、张、牛“四大乡贤”共同捐资,在原闽营书院的基础上改建成“王家大院学馆”,并特意邀请薛举老和当地老秀才“王十老”任教。在薛举老的倡导下,学馆不仅保留传统儒学课程,还增设国语、算术、自然、地理、历史等新课程。后来,因生源增加,规模扩大,学馆容纳不下,遂迁至官庄街北头的祖师庙,此后改称官庄小学。1935年7月,薛公瑞离开了他挚爱的学生和学馆,于官庄小学仙逝,享年八十四岁。
官庄王家大院一直存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推行统购统销粮食政策时,王家大院曾改设成泌阳县粮食局官庄粮管所,再后来粮管所迁到官庄街南门外,王家大院又变成了官庄区搬运站,旧房舍逐渐消失。
薛公瑞在耄耋之年扎根官庄学馆,殚精竭虑,全身心致力于教书育人。他的执教之举,既体现了对当地闽营书院文化底蕴的认同,更展现了他对新文化教育课程的革新,薛公瑞堪称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四、薛举老门下桃李满天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薛公瑞的弟子众多,跨晚清、民国及建国初三个时代,多为治国理政和教育之人才,诸如:韩运章、王友梅、王树人、李乾亨等等。
韩运章,字自步,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考中进士,历任任户部员外郎、大名道尹。民国期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河南督军署主任秘书、河南省水利局总局局长、陕西督军署主任秘书、北洋军政府监察院主任秘书、安徽省政府主任秘书、河南省通志馆馆长等职务。
王友梅,曾任河南省政府常驻议会参议,1949年5月,成功说服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华中剿共总司令的张轸在武昌率部起义。曾通电逼蒋介石下野,檄文“河南省参议会致蒋介石的通电”系王友梅亲笔撰写(现存于泌阳档案馆)。
民国二十六年,韩运章回乡凭吊恩师薛公瑞,撰写薛公瑞先生德教碑的碑文。碑文言:“先生在时常以宗祠未建,族谱未修,《县志》未成,引为憾事。今先生殁矣,前两者之经营创制,责在薛氏。若夫续成县志,以竞先生未竟之志,则后死者之责也,顾与同人共勉之。”碑文表达了薛门弟子希望修县志以完成老师夙愿。王友梅去饶良与韩运章等商议成立县志馆,韩运章任馆长,这才构成了饶良文人二修《泌阳县志》的文脉传承。
在官庄学馆的教学生涯中,薛公瑞凭借深厚学识与育人初心,培育出众多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的栋梁之才,他们的成就至今仍是地方文史中的一段段佳话。
他的得意门生赵衡湘,泌阳县官庄西赵庄村人,他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宪尧先生的父亲。赵衡湘从官庄学馆毕业后,凭借扎实学识在解放前曾跟随张广武从政,解放后进入武汉市金融系统,后曾任财务科长,直至退休,一生勤勉尽责。
同为得意门生的张广武,是泌阳县官庄张岗村人,与赵衡湘是表亲。他曾在薛公瑞门下打下学业基础,从政后担任国民党商水县县长。在蒋介石逃亡台湾前的关键时期,他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投身于共产党的怀抱之中,与王友梅一起策划国民党张轸部队起义反蒋,立下功劳。解放后,作为党外民主进步人士,张广武被安排到武汉某中学担任校长,以教育者的身份继续贡献力量,直至退休。
据赵宪尧教授的亲戚王和庄村民王天兴所讲,来自泌阳县沙子岗村的张旺武,是薛公瑞门下极具革命情怀的弟子。他早年曾在官庄学馆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鄂豫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贡献,解放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用一生践行了报国初心。
还有泌阳县官庄街的李乾亨,自幼在从学馆念书,后随家父在驻马店经商上学,解放后成为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出版多部著作,荣获中宣部授予的“传播共产主义种子的人”荣誉称号,改革开放后还曾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在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领域颇有建树。
再如,我的父亲牛公保,又名牛佑甫,早年就读于王家大院学馆,品学兼优,是薛公瑞的爱徒。父亲毕业后,受聘担任铁王小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六十八军驻防官庄一带,在官庄街开设了爱民诊所。经该诊所军医、中共地下党员李笑白介绍,我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泌阳地下党与中共国民党六十八军地下党的联络员。他还参加了在官庄小学举办的泌阳县战时青年工作团,培训结束后前往竹沟红色根据地打游击,后因染上天花病而献出生命。
此外,曾任新野县县长的李兴公、知名人士涂建堂等,也都是薛公瑞先生的优秀弟子。这些门生在政界、学界、革命领域的成就,既是他们自身努力的结果,更印证了薛公瑞“传道授业”的深厚功力,也让他的教学生涯在地方史志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据薛化孚、赵宪尧、韩芳3人撰文和王瑜延、王清亮、汤金泉、刘文宾、王岳峰、牛金相6人口述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