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运宏先生

文/张兴海

我们在岁月的流淌中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会成为事业的同道，工作的搭档，持久的伙伴，虽然有认知的不同，性格的差异，事务的摩擦，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真诚的朋友。

我在迈入人生暮年的门槛后，常常想起一个人：倪运宏。我觉得他就是我上面说到的那种人。

我与倪运宏相识很早。1972年，我和他都遵奉县文化馆之命，写了“革命故事”，参加了咸阳地区故事会。那时候各地都重视小戏和故事创作，形成了风气。他接连写了《山村新社员》《一米八二》，选材新颖，情节曲折，在很有名的上海《故事会》刊登了。那时候他是乡下农民，在0702工地办宣传小报，是很活跃的业余作者。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惊异于他的长相：一个壮嘟嘟黑索索的汉子，高个头，旺头发，咧嘴一笑就放开了喉咙，声气非常高亢，有“声震瓦屋”之感。第一面就给人刀子刻了的印象。这人很开朗，嘴不闲，是个嘻嘻哈哈的谈笑家，这种性格特症始终定格在他的身上。

我和倪运宏很快在周至县剧团成了同事，他以奇特的想象，奇妙的构思，风趣的方言，写了小戏《赶车》，很热，很火，参加了咸阳地区文艺会演。他调到文化馆以后，写了大型舞台剧《花乡风情》，以改革开放后红火起来的民间刺绣为素材，塑造了乡间几个喜剧人物形象，参加了省上举办的戏曲会演，产生了热烈反响。时任《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的骞国政写了评论文章，刊登在该报副刊上。不久，他在县文化馆担任领导职务。我那时是广播站的编辑记者，人在曹营心在汉，干的新闻事，心里想文学。幸亏他的关照，我如愿调进了文化馆。

那几年是倪运宏文艺创作的井喷时期。由于《花乡风情》的强烈反响，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志杰，看中了剧本的乡土味，希望加工成电影文学剧本。他们二人合作，创作了《两对半》，变成了一个“换亲”故事。那时乡村流行一些旧习气，贫穷的家庭用换亲的方式解决孩子的婚姻问题。杨大妈和吴老三两个老人，互相作了孩子换亲的承诺。但是年轻的一代有了自己的婚姻选择，坚定而巧妙地与父母周旋，经过一系列波折，最终冲破樊笼，花好月圆。那时乡村放电影，露天架银幕，发电机咚咚咚供电，采用7.5—16毫米放映机，《两对半》就是在这种规格的影片中创造了演出场次的最高记录，它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受到乡村群众的普遍喜爱。

倪运宏是有才华的作家。他和文化馆的资深文学辅导干部王殿斌先生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踏遍青山》《第一张考卷》，发表在《延河》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他交友成群，其中有不少著名人物。《日本女人关中汉》，是引起轰动的大型秦腔剧，由易俗社上演，梅花奖得主戴春荣主演。倪运宏是主要执笔的编剧。这个戏的主要人物是有原型的。周至县哑柏镇一个贫困农民和一个流浪妇女成亲了，这个女人原籍日本，种种遭遇，让她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牺牲品。二人婚后依靠辛勤劳动，过上了稳定安宁的日子。

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潮中，这个女人被怀疑成“日本间谍”，被游街批斗，受到残酷折磨。幸有憨厚朴实的丈夫为伴，二人以爱相守，患难与共，度过了阴风苦雨的日子。这个戏除了表现时代的风云变幻，还表现了人情冷暖，人性善恶。倪运宏在这个剧本的几次修改和搬上舞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给我讲述了剧本的修改过程，有一场戏，夫妻二人在压抑的“劳改”中，互相倾诉心声，抒发内心的悲愤与忧虑。讨论剧本时，西安话剧院的著名导演万一，提出“苦戏喜演”的方法，改成二人在劳动中，互相隐瞒了悲伤情绪，故意开心逗乐，强颜欢笑，却掩盖不住悲伤，最终像决堤的洪流一样发泄内心伤痛，大放悲声。这场戏特别感人，成为全剧高潮。这个戏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金三角会演，得了多项大奖。

我在文化馆担任副馆长，是他的助手，与他朝夕相处，诸事与共。他大事清楚，处事果断爽快，放手让下面的人工作。那年月，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百花齐放，文学艺术迎来欣欣向荣的春天。我们敢为天下先，是全省县级最早办文学期刊的单位之一，先后创办的《溪》和《文艺习作》，具有很大的影响。整理民间文学，编印了周至谚语、曲艺、故事传说几套丛书，举办全县交谊舞大赛、秦腔清唱选拔赛、秦之声周至现场直播，举办各种类型的文艺创作培训班。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文化馆大院内灯火明耀，花灯竞展、秦腔演出、曲子坐唱、鼓乐演奏、有奖猜谜、现代歌舞、书画交流……，彻夜的璀璨灯火，满院的汹涌人流，成了周至人春节丢不开的盛宴。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倪运宏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他说话口无遮拦，毫不隐晦，也不会留有余地。他不会故作低调，不会假装谦虚，更不会消极低沉。他当了县人代会代表，西安市党代会代表，是陕西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西安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西安市剧协副主席。许多人都认为他可以步入政界，踏入仕途了。我也一样，觉得他平步青云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一个夜晚，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候，他问我最近逮到了啥风声。我说你可能要丢掉手中的笔，戴上七品的帽翅儿了。他却仰头大笑了，说你看咱这从来不打墙的嘴，能在那场合混吗？咱是生就的摇笔杆子的命，安贫乐文，以生编硬套东拉西扯为乐，跑到那正襟危坐的地方是吃的多咧？

倪运宏风趣幽默，是说笑话讲段子的高手。在酒宴间，饭桌旁，开会间隙，旅游途中，只要人多了，空闲了，需要有人说笑逗乐，大家就想起了他。“倪老师，该你说段子了。”他立即振作了精神，打开了话匣子，周至话，河南话，陕北话，四川话，普通话，故事中的人物该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他都能出口自然，那绘声绘色的讲述，惹来满座笑声。

这就让他出够了风头。最有意思的一次，那年，工作需要，我们要安排下面的几个村子搞秦腔演出，中央电视台要来拍节目，这是由陕西电视台通知的。谁也想不到，中央电视台的摄像人员一来就随便拍，连我们在车里的谈话都上了镜头。我们所到之处，戏剧正在演出，一见我们到了，台下群众纷纷鼓掌。许多人认识倪运宏，高喊“倪馆长，来一个！”他毫无准备，但也毫不犹豫地上了台子，自己报幕说唱一段“手托孙女好悲伤”。他的唱腔不能说很标准，很到位，但能和上弦索，压住板路，苍凉悲壮的意味是有的，尤其是唱毕了以后，说了一句“我胡臭哩”，引来满场的哄笑声与掌声。他在人窝子里，在路上，在饭桌上，一直放肆地浪说浑谝，两片嘴唇不停地扇拨，摄像机也一直录着。过了半个月，省电视台打来电话，说中央台本来打算为省台的秦之声栏目工作人员录制一组宣传节目，剪辑时发现倪运宏的形象最生动，一个基层文化馆长的言谈举止非常感人，他不仅是精明的业务能手，还深深扎根在乡村民众之中。在《东方之子》栏目，名为《倪馆长》的纪实录像分为上下两期播出，其影响可想而知。

他如此耀眼，令我暗中嫉妒。我在他面前说，你沾了名字的光，运宏运宏，叫着叫着，鸿运就来了！

我和他有时候会激烈争辩的，往往因为对一篇文章的看法不同，一个剧本唱段的修改意见的分歧，一次活动的安排方案的差异……。最终，也不是因为他是正职，他就固执己见。当然，他最终坚持的，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他经常说，能在一起工作，就是有缘，我们要珍惜这种缘分。

他是个孝子。他的父亲下世早，母亲是个强健的人，很有主见，苦苦巴巴把几个孩子养育成才。我参加了几次为这位敬爱的老人举办的贺寿礼仪，其实也不过是简单的一顿中午饭，主要是为了她的高兴。倪运宏对母亲的孝敬是出了名的，他的母亲也常常到单位来，和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母亲去世后，他还经常回去，与几个兄弟团聚。2017年农历2月9日，他回到广济老家，晚上待在母亲曾经住过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他昏倒在地上，等到发现时，已经去世了。

举办丧事的那几天，我一直在他的老家待着，看见那么多的人前来吊唁。在悲伤的气氛中，一些人还是会讲他的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轶事。其中有一件趣事，说他从来不讲究穿衣打扮，显得邋遢随意，穿一身粗布旧衫，也毫不介意。有一年夏忙期间，老家需要叫麦客收割麦子，他到街道寻找，站在几个麦客面前，竟然和麦客的打扮不差上下，脸颜黑黝黝的。一位急急赶来的人也来叫麦客，竟然把他当成了麦客，问他一天要多少钱，他说你想开多少钱？那人说一天五个元。他说我的钱多，一天八个元。那人说你为啥这么贵？他说我能割跑镰，一天五亩半。那人说那咱走，说着就拉住他的胳膊。他推开他的肩膀说“你先回去，叫你媳妇把扯面下到锅里。”那人正在发呆，过来了几个人，高喊“倪馆长”，这出戏才有了大笑一场的结局。

 我为他的灵堂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花乡风情两对半，日本女人关中汉。

这几年，和几个老朋友小聚闲聊，说到过去的事情，常常提到倪运宏。他们说，再也没有倪运宏这样嬉笑人间的谈笑家了。

真的，再也见不到倪运宏这样爽朗旷达的才子了。

2025.9.27

作者（左）和倪运宏

（张兴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周至县文联名誉主席，代表作有《圣哲老子》、《风雅三曹建安骨》，《死囚车上的采访》，获柳青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