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25年7月6日在《西北城际头条》上发表《看孙子》以后,内心未平,因为文中的一句感叹:不知怎的,老来更容易感动激动,本为当时直觉,却搅动了我的心思。
我借在孙子就读学校参加活动之机,利用课间,在人老腿慢,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地折腾,几分钟里竟然见到孙子,了一心愿。但后来不能平静的,倒不是了却心愿的满足,而是我无尽的感动感激。
起初感动于我去卫生间之际赶上课间休息,又凑巧我有了看孙子的时间,不由感谢老天;然后,感动感激一帮素不相识同学的热情帮忙;接着想到感谢培养他们的老师、家长和学校。进而想到,我还应感谢老年大学提供的机会;感谢我们二胡班师生集体努力让我得以抓住机会;后来想到正在苦求生存的加沙人民,由心地感谢我们和平的国家…
再往前,想到战争年代,若在那时,随时性命难保,岂会有看孙子的奢望。进而不由对自己发出终极一问:如果战争年代被敌人抓捕施以严刑,皮鞭抽、老虎凳、烫烙铁、下竹签,甚至像731恶魔般的残害,自己到底能成为赵一曼还是甫志高?想来想去,虽自觉有点意志,我也不敢确定回答。平日里受点小伤,扎个小刺,医院打针,歪了脚脖,上火牙痛,胃痛发作…都往往疼痛难忍,严刑之下能够若何,只有真正的严刑以后才能知道。
又想现在,无论可能的赵一曼,也无论可能的甫志高,都是一样的光鲜幸福美满,还能借机看看孙子。能够如此,说到底,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而是国家、时代让我无需面对赵一曼还是甫志高那样的决绝选择,才让自己免于可能错误选择后的痛苦与尴尬,才无所顾忌地活成个人样。如此,不能不感动感激缔造了我们党、国家和时代的先烈先辈们。
感激先辈自然想到父母。我的生身父母在国民政府决口黄河阻挡日军进攻的黄水之难中,幸得保命逃出。当然,逃难的不只我们一家,也不只一村一县一省。虽与那些殒命黄水的乡亲相比,我们家算是幸运,但未及准备瞬间出走,裹在几百万计的逃难大军之中,沿途吃什么喝什么,不用细说,便可想而知。大哥说中途无奈,全家人靠着我最小的姐姐换得的一袋馍馍挨到西安。我的出生让生母遭难无力救治身亡,翌年生父因为生计,自己生疮不敢停歇无钱医治殒命。
我的养父在自己40多岁,明知我为他养老无望的情况下,收留了我,结果在我高中即将毕业那年他老人家因病去世。30年后一次我偶遇乡亲马叔被告知:“你爹当年曾给我说:‘俺孩儿要是用钱找你,你就给他,回来我就还你’”。那时我在距家近10公里的县城读书,与马叔上班的单位相距百米。这一托付父亲虽未曾告我,但以父亲乐善好施多做少说的心性,我确信无疑。他老人家因生计无法顾及到校看我,心却一直都在我的身上。
我的生身父母未得福报早早殒命,养身父母未及享受亦匆匆离世,留给我深深的遗憾,因此,与养父母相依为命的日子永远不敢忘怀。
当年,我们一家人借住地道般的残破窑洞,雨天,向窑内倒灌;一尺见方的近地小窗,用泥抹边固定的一块玻璃,被泥水溅上漫下;一扇绳绑断转满身窟窿的门扇,夜里用杠子顶着;紧靠门外的鸡堂子动不动半夜传来鼠狼拉鸡的惊叫,我被吓得失魂落魄,害得母亲敲盆为我叫魂;逢年过节,反扣谱蓝底上几个陶碗盛菜,以砖头为登,折用树枝补筷子不足,招待客人;窑里养牛养羊,人畜同住…
后来,我在单位上班,开始拿了工资,有间房子,一下子有了从地下到天上的感觉,别提有多高兴。一家六口住十来平米的一间房子,屋内床连床几为通铺,孩子渐大,在外借住。有年腊月三十,我突有想法,一家人常年分住,能不能团圆一晚,于是,想让平日在外借住的孩子回来打一晚地铺。孩子们不习惯,不愿意,为了好反倒惹得一家不快。
其实,日常吃饭比住房还麻烦。蜂煤炉放在门外廊檐底下,封炉子试来试去总难把握,严了闷死炉火,留缝吧蜂煤又易燃尽熄灭。最尴尬的是早晨灭火,各家都急着上班忙于做饭,不好借火,就得自己去生。因为烟大会影响邻居,炉子得挪到空旷点的地方。几次赶上硬柴完了,用废纸去生,纸不耐火,又总是等不及炉膛烧热,就急着夹煤进去,便很快灭火,再点,再灭。即使炉子生着了,也只能留待中午使用,生火呛得鼻涕眼泪,还抹成花脸,一家人早晨终是没能有口热饭热水,啃着冷馍去上学上班。尽管如此,比残窑苦度要好得多,心中仍是满足。
上班第一年,我每月28元的试用期工资,要养一家6口是不够用的,好在家中有地,吃粮可以少花钱,其余用度尽量节省,一年后转正,每月39.5元,紧巴的日子稍松一点,也很高兴。如此一年又一年39.5元的月工资没有调升,其间,赶上我母亲瘫痪,全力救治借账近千元,弄到俩孩子小学学费一共3元来钱,没赶上我发工资,妻子只好掏枕芯卖破烂凑数。直到大儿子上初中时家里依然拮据,校服没钱,儿子自己捡破烂买了一顶帽子,成了学校早操队伍中少有的土八路。过了近10年,每月工资调升到45.5元,我兴奋不已,曾对妻子说过:“如果给我每月调升到50元,我就给国家好好干一辈子!。”

单位对我的照顾尤其让我感动感激。我在第一个工作单位待了三年,每年春节前单位都通知我补个申请,去领困难补助。正常情况下,应该先交困难申请,再由单位研究决定。我第一年不知情没有申请,后两年是考虑到自己已享受过困难补助不愿再申请,结果单位为我连年破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赶上部分调资,我因为妻子生了4胎,知道自己调资无望,压根没想。但后来工资调升竟然有我,当时只知道是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忙。大约30年后才无意间得知帮忙的细节,是单位和同志们帮我调查,去医院开证明,说明我的妻子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流产手术。如此帮我还30年间没人对我说起。回想当年,大家说我工作好,其实,领导和同志们比我更好。我每每想起过,不知道怎么感激他们才对。
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我遇到贵人一位接着一位,给我指点、帮助、提携…
老了,爱回忆了,经历的往事,想起一件,感动感激一番,再想起一件,又感动感激一番,想来想去,没有不让我感动感激的,感动感激于是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细想起来,不仅老来感动感激,年轻时也感动感激,但似有不同。老来的感动感激是一味的。当年的感动感激有过反复递进。那个过程里,好日子过着过着对难日子的记忆就有点淡了,好日子过着过着也就不觉得那么好了,还慢慢地生出不满足,甚至埋怨来。
虽有反复,终能自我惊醒,也有坚持。在我每月工资290元的时候辞职离开单位自谋职业。对此,妻子几次用我曾经“每月50元干一辈子”的话取笑于我。虽然她是玩笑,但我内心检讨。尽管有客观原因,比如我4个孩子,当时想着一个孩子上学、工作、住房、结婚最少4件大事,我就有16件,2年一件的话办完也得30多年。两年时间我无法筹够操办下一件大事的所需资金,尤其是住房。不得已辞职找个能多挣点钱的地方。尽管原因客观,但还是因失诺而自责。
自那以后小心承诺。后来多年里,我走南闯北国内国外,凡到之处,经常会有庙宇,多有许愿很灵之处,但我从不许愿。一是觉得没啥许的。我辞职以后经济压力缓解,也就剩下“平安”的愿望,心想只要自己存善念做善事,不愁平安不与相伴,无需求神佛保佑。二是怕再失信。许愿就得还愿,到时能否还原不得而知。既如此,干脆不许愿,也让自己能够不失信地轻松活着。
当然,也常遇另类的事,比如前天一次公交小遇。一人离座下车,过道上站着老人、持爱心卡者等等,离座位最近的一位年轻女性,很快拉了身边孩子一把,孩子利索地坐上了黄色座椅。年轻女性肩上有一书包,应该是送孩子上学的妈妈。孩子落座时没有顾及周围需要帮助的人,连自己的妈妈也没有谦让,完全一副旁若无人理直气壮的样子。由此也想到更有甚者,毒蔬菜、毒水果、毒食品、假药品、损人利己、骗人戏法、欺行霸市、不正之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娱乐至上、精神涣散…我们的党、国家和社会也存在着毛病、问题,甚或严重问题,不由生出担心。再想到自古医不自治,现在,党和国家不仅在自治,还在给自己做手术,又不由感动感激。
如此,我生、我长、我存的终生经历中,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中,从身边向外无限延伸的生活社会环境中,无不充满着值得的感动感激。越老经得越多,感动感激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不过,也为孙子担忧。自己陪父母受过些难,又既历清苦、清明,也经富足、腐败,一生中还曾摇摇摆摆。再观孙子,从小没有苦受,长大一下子投入社会染缸,他将来会怎么样呢?
作者简介
李斌旭,长安区王曲街办皇甫村人,生于1947年4月27日,先后在长安县政府、酒店就职,曾于5家省市学协会兼职,西安作协会员,长安政协文史员,专业文章、文史资料、散文等散见,专著《享受管理》200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关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