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者王松林在长白山森林里田野作业长达12年之久

一、林海秘境：参帮与山的千年盟约

长白山的晨光穿透红松枝叶，在水曲柳虬曲的枝干上投下斑驳光影。这片针阔混交的秘境中，虎啸熊奔与鹿鸣獭戏交织成野生世界的交响，更藏着一种延续千年的文明——采参。满语称人参为“奥尔厚达”，即“百草之王”，而以山为家的参帮，便是这份文明的守护者。

参帮的进山之路，每一步都浸透着敬畏。他们必以单数结队，由经验老道的“把头”率领，临行前杀猪祭拜“老把头”孙良——这位传说中闯关东的采参先民，死后化为山神化身，护佑着每支进山的队伍。入山后，人人手持索拨棍“排棍”寻参，发现人参时须大喝“棒槌”定魂，再以红绳“戴笼头”、草帽覆顶，用鹿骨针细细剥离泥土，这“抬参”的仪式，远比寻常劳作更显神圣。对参帮而言，这不是采挖，而是与山灵缔结的盟约。

二、森林符号文字的诞生：“砍兆头”的起源密

码在参帮的仪式体系中，“砍兆头”绝非偶然的记号，而是在生存智慧与信仰敬畏中自然生长的“森林文字”，其起源深植于长白山的地理禀赋与人文积淀。

（一）生存刚需：迷路与协作的双重催生

长白山“峰高林密，积寒凝翠”，参帮常因“麻达山”（迷路）陷入绝境。早期采参人曾以折断树枝为记，防止迷失方向，这便是兆头的雏形。随着清代“闯关东”浪潮兴起，进山采参者激增，单支参帮难以垄断山林，为避免重复劳作、共享资源，记号逐渐升级：从简单枝痕变为规范刻痕，既标记人参位置，也告知后来者“此地已有收获”，形成最早的山野信息公约。

（二）信仰加持：对山灵的虔诚昭告

参帮视人参为“摇光星散”的神草，认为其生长关乎“天地灵气”，而“砍兆头”正是对山灵的郑重汇报。按照规矩，刻痕必须真实无误：左边刻痕记人数，右边刻痕标品级，六品叶便刻六道痕，绝不能因贪念作假——连土匪都知晓通过兆头判断人参品级，可见其公信力与契约精神已超越参帮内部。刻完后以松明火烤灼，让松脂凝固成永久印记，既是向山神证明“取之有度”，也是对后续采参人的诚信承诺。

（三）文化融合：满族传统与闯关东智慧的交汇

最早的参帮多为满族先民，他们“狩猎、捕鱼、采挖人参”为生，对山林的认知融入血脉 。随着山东、河北流民涌入，满族的自然崇拜与中原的生存经验碰撞融合：满族对山林的敬畏赋予兆头神圣性，而流民的协作需求让兆头形成规范。这种融合使得“砍兆头”既成为信仰载体，也成为跨族群的沟通密码。  

     民俗学者王松林（左一）与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右二）在长白山考察

三、斧凿相传：“兆头”的百年传承脉络从清代鼎盛到当代保护，“砍兆头”的符号形态虽未改变，却在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各异的文化使命，形成清晰的传承脉络。

（一）清代：规矩定型的“黄金时代”康熙年间虽封禁长白山，但“死逼无奈闯关东”的流民从未断绝，采参进入鼎盛期。此时“砍兆头”的规则彻底定型：必选红松为载体（松脂多易保存），刻痕深浅、排列方式均有定例，甚至衍生出“看痕辨龄”的技艺——有经验的把头能通过树皮生长厚度，判断兆头距今是否四十年以上。这一时期，兆头既是资源地图，也是参帮“挖大留小”伦理的具象化：每道刻痕旁，都留着未采的小参，为后世埋下希望。

（二）近现代：乱世中的伦理坚守民国至解放前后，长白山土匪横行，人参成为劫掠目标，但“砍兆头”的传统从未中断。参帮即便挖到“六品叶”这样的珍品，仍会如实刻下兆头，只因“这是昭告山神爷和挖参人的，不准作假”。即便窝棚被竞争对手用狗熊破坏、被迫“谢山回家”，参帮也不会涂改或伪造兆头 。这种坚守让兆头超越了信息功能，成为乱世中“山野信义”的见证。

（三）当代：非遗保护下的活态延续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参帮转为生产队组织，但“砍兆头”仍在延续——老把头带领的队伍收获人参后，依旧会在红松上刻下记号，延续着“围着兆头转，吃饱饭”的古训 。如今，长白山采参习俗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者王松林在二道白河黄松蒲林场的老林中，仍能发现多出百年前的老兆头。当代采参人虽不再依赖兆头寻参，却保留了“洗兆头”的仪式：用火燎去刻痕上的尘土松脂，让古老符号重见天日，这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文明传承的象征。

四、松痕不朽：文明的当代回响

在二道白河的原始林中，一棵红松的树干上，深浅不一的刻痕交错重叠：既有清代的细浅刀痕，也有建国后的清晰印记。这些被称为“森林考古”遗存的兆头，早已超越了符号本身。

它们是生态伦理的活化石——“挖大留小”的古训通过兆头传递百年，让长白山人参得以繁衍至今；它们是信义文化的纪念碑——在没有法律约束的山林中，兆头以神意为证，维系着参帮的秩序；它们更是文明对话的桥梁——如今的游客抚摸着这些刻痕，便能读懂人与森林“取之有度、予之有敬”的古老约定。

当松风吹过刻痕，仿佛能听见百年前参帮的斧凿声。那些凝固的松脂里，藏着的不仅是人参的踪迹，更是中国人与自然相处的永恒智慧。

三人采五品叶人参

长白山原始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