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风建设新体系开篇序言
文风，绝不是是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需求与文化特质的深刻映照。从甲骨文上镌刻的简洁卜辞，到先秦诸子笔下的思辨雄文；从近代报刊中激昂的白话呐喊，到当代新媒体里多元的表达形态，文风的每一次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紧密交织、深度绑定。它宛如一面镜子，既是时代精神的忠实“记录者”，也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
明确文风发展的历史，精准界定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界限，系统提炼各阶段的核心思想，这是构建文风建设新体系的坚实基石。唯有知晓“从哪里来”，方能明确“到哪里去”：古代文风秉持“载道崇雅”的理念，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话语根基；近代文风以“革新救亡”为使命，开启了语言通俗化的转型征程；现代文风追求“务实大众化”，精准服务了国家建设的实践需求；当代文风则强调“守正创新”，积极回应了多元传播的时代命题。
立足新时代，梳理这一文风发展脉络，不仅是对文化传承的庄严责任，更是提升话语效能的现实迫切需要。无论是政务沟通中的精准信息传递、新闻传播的深入人心，还是学术表达的严谨与通俗兼具、大众创作的鲜活有序，都需要从历史文风中汲取智慧养分，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推动发展，最终构建起适配时代需求、兼具文化深度与传播力的文风体系。
第二章：古代文风建设的核心思想
古代文风：其根本的遵循就是“文以载道”。文字并不是单纯的表达工具，而是集中承载“道”（即伦理秩序、政治理想、道德规范）的重要载体。这一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孔子提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着重强调语言既要具备文采，又要蕴含道义；荀子进一步主张“文以明道”，将文风与社会治理、人性教化紧密相连。此后，“载道”成为贯穿古代文风的主线。汉赋虽然辞藻铺陈华丽，却暗含着“讽喻劝诫”之意；唐宋八大家发起的“古文运动”，反对骈文的浮靡空洞，主张“文以明道”与“辞达而已”，让文风回归至“经世致用”的本质。
古代文风，在语言形式上以文言文为主体，追求“雅”与“正”的完美统一。“雅”，即典雅庄重，排斥俚俗粗鄙，讲究用词精准与句式工整，代表着正统的审美标准；“正”，即符合规范，从先秦的“春秋笔法”到汉代的“经学文风”，再到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均严格强调语言需契合主流价值观与表达范式。这种“雅正”文风，不仅保障了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儒家经典历经两千余年仍能被读懂，还塑造了古代文人“重修养、轻浅俗”的话语特质。
古代文风的内容高度聚焦于伦理教化与政治叙事。官方的文书以“明纲纪、宣政令”为核心，语言庄重严谨。汉代贾谊的《治安策》、唐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均以直言时政、劝谏君主为目的。民间文人的创作，虽不乏抒情写景之作，但多暗含“忧国忧民”与“修身齐家”的情怀。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本质上是对社会动荡的深切关切。即便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也常常以“劝善惩恶”为主题，如《三国演义》的“忠义”、《水浒传》的“侠义”，均贴合主流伦理观。可以说，古代文风始终是“为伦理建言与为政治服务”的话语体系。
第三章：近代文风建设的核心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亡犹如乌云般笼罩，传统思想在西方冲击下显得力不从心。此时，文风不再仅仅是文化传承的工具，而成为了“开民智、救国家”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进化论与民主自由等思想，如潮水般的涌入，急需新的话语体系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传统文言文晦涩难懂，难以迅速唤醒广大的民众。正如梁启超所言：“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而“维新吾民”的前提，便是让民众能够读懂、理解，文风变革由此成为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必然选择。
近代文风：最核心的变革当属“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普及。1919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如“不做无病之呻吟”“不用典”），倡导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这场革命彻底打破了文言文的垄断地位。《新青年》杂志率先改用白话文出版，鲁迅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本质。从此以后，白话文逐渐普及到报刊、教材、书信等领域，让语言从“文人专属”走向“大众共享”，为思想启蒙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近代文风的内容紧扣“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呈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与批判现实色彩。一类是“启蒙型”文风，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犹如一把把锐利的钥匙，打开了民众思想的大门，激发了民众的觉醒意识。
如《少年中国说》，以“少年强则国强”的激昂呐喊，惊雷般地唤醒了民众炽热的爱国情怀；李大钊以其文章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思想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播撒出革命的火种。另一类，则是“批判型”的文风，如鲁迅的杂文，锐利如“匕首投枪”，直刺社会的弊病，《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更是以辛辣的笔触，深刻剖析国民性之弱，揭露封建礼教之弊；而茅盾、巴金等作家的小说，则聚焦于社会最底层的苦难，如镜般映照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可以这样说，近代文风是“为救亡而呐喊、为启蒙而挥毫”的战斗号角。
第四章：现代文风建设的核心思想
1949年，新的中国犹如旭日东升，核心任务从“革命救亡”的烽火岁月，转向了“建设国家”的崭新篇章——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工业化建设，每一项任务都呼唤着统一的思想与动员的力量；同时，集体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旋律，强调个人与国家与集体的和谐统一。在此背景下，文风的核心功能，转变为“服务建设、凝聚共识”：既要精准传达国家政策，让广大群众心领神会，积极参与建设；又要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塑造新时代的社会风尚，向着共同的目标跳动。
这一阶段，文风的重要成果，是白话文的全面普及与语言标准化的浪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如春风化雨，确定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三大任务：简化字的推行，降低了识字的门槛，让更多工农群众能够畅游书海，阅读报章；普通话的推广，消除了地域的语言隔阂，保障了政策传达的准确无误；汉语规范化，如语法规则、标点符号的统一，让白话文从“自由表达”的草原，走向了“规范有序”的森林。无论是政府公文，还是新闻报道与中小学教材，均采用了规范的白话文，语言质朴而直白，避免了晦涩与修饰，确保了“一听就懂与一看就明”的传播效果。
现代文风的内容，高度聚焦于国家建设实践与群众动员，呈现出“务实、昂扬”的双重特质。一方面，文风服务于生产建设，如工业领域王进喜的“铁人精神”报道，如灯塔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农业领域的“丰产经验总结”，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政府工作报告与政策文件，紧紧围绕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清晰阐述着目标与措施，用数据与实例让群众明白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文风注重思想引领，通过通讯、报告文学与诗歌等形式，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如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革命圣地的热爱，传递着时代的正能量。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文风，是“为建设服务、为群众说话”的实践话语，如战鼓般激励着人们前行。
第五章：当代文风建设的核心思想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踏入了社会转型的激流：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开放如春风拂面；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如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彻底改变了传播的方式——信息传播从“单向灌输”的河流，转向了“双向互动”的海洋，话语主体从“官方主导”的山峰，转向了“官方与民间并存”的群山。同时，文化自信成为时代的命题，既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需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一语境下，文风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新挑战：如何在多元中保持主流的价值，如何在互动中提升传播的效能，如何在创新中彰显出文化的底蕴。
当代文风的核心原则，是“守正创新”：“守正”即坚守优良的传统，反对虚假宣传与空话套话，用“贴近群众”的价值取向，回应群众的关切。“创新”则是适配新媒体的传播，探索新的表达形式与话语风格。具体体现为“多元融合”：在语言上，既用规范的书面语保证严肃性，如政府工作报告、学术论文的严谨；也吸收网络热词与民间俚语，增强鲜活度，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形式上，突破单一文字表达，转向“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的融合传播报道，如“学习强国”平台的图文解读、短视频宣讲，让政策传播更加生动有趣。在主体上，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相互借鉴，官方文风更加“接地气”，如外交部发言人用“甩锅”“碰瓷”回应国际议题；民间创作也更加注重价值引领，如正能量短视频与国风文创的兴起。
当代文风的内容，呈现出三大特质：一是“精准化”，针对不同受众定制话语，如对青少年用“动漫、游戏化”的表达，让党史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对专业群体用“数据化、理性化”的表达，让经济领域的研究报告更加严谨深入。二是“互动性”，打破“我说你听”的模式，通过评论区留言、投票、直播互动等形式，让受众参与话语的创作，如政务新媒体的“留言征集”“在线答疑”，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三是“文化包容性”，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用“诗意表达”解读节气、用“国风语言”推广非遗；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营养，借鉴国际流行的“故事化叙事”传播中国的故事；同时尊重小众群体的表达需求，如残障群体的无障碍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合理表达，形成了“主流引领、多元共生”的文风格局，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着时代的多元与包容。
第六章：文风建设新体系结语总览
从古代“文以载道与雅正为宗”的深厚文脉，到近代“破旧立新与救亡启蒙”的白话文革新，从现代“实事求是与服务建设”的务实之风，到当代“守正创新与多元融合”的探索，看起来是文风的演变历史，实则是一部“紧随时代脉搏、回应社会关切”的壮丽史诗。每一阶段的文风，皆非对前者的全盘摒弃，而是在传承中孕育新芽：古代的“载道”精神，化作当代的“价值引领”灯塔；近代的“通俗化”探索，升华为当代的“精准传播”艺术；现代的“群众导向”，深化为当代的“互动参与”热潮。
厘清各阶段的时间界限与核心要义，不仅是为了梳理历史的经纬，更是为了为新时代的文风建设提供精准的坐标：我们需以“历史为基”，坚守“实事求是、贴近民心”的根本原则，此乃文风之“魂”；以“时代为镜”，创新适配新媒体浪潮的表达形式，此乃文风之“形”；以“文化自信为帆”，在话语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文风既饱含了“温度”又彰显出了“深度”。
构建文风建设新体系，非为追求一种“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而是旨在形成一种“主流鲜明、多元共生、传播高效、文化彰显”的话语生态——让官方话语更具有公信力，如磐石般地稳固；让新闻话语更具感染力，似春风般地温暖；让学术话语更具普及力，如清泉般地流淌；让民间话语更具正能量，如阳光般地普照。唯有如此，文风方能真正成为沟通思想与大众、促进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的坚固桥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磅礴的话语力量。
主编：吴文頗（源自大地），中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原任济南铁路分局副局长兼高级工程师。社会兼职：山东省企业经营管理学会书记兼交通运输专委会会长暨省学会智库研究院院长。现代诗集《源自大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时任国务院安成信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文联主席文化部周巍峙部长、全国摄影协会主席邵华将军等领导学者，分别题词签名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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