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光影里的追逐

赵志超

往事依稀，总忘不了那些追逐黑白光影的时光。

这大概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才八九岁，住在家乡梅子树坳那口小山塘边——半茅半瓦的土砖房，屋顶上开着“天窗”透着风，墙根爬着青苔，堂屋里摆着一张裂了缝的饭桌、两条靠椅和的条方凳，连个像样的木箱都没有。乡下的日子静得能听见塘里的蛙鸣、山上的虫叫，文娱生活更是贫乏得可怜：除了公社电影队偶尔驮着机子来放映故事片《地道战》《南征北战》及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等，便是逢年过节时村里锣鼓班子的敲敲打打，连场完整的花鼓戏都难见着。

转机是从1970年开始的。后来才知道，那年，作为毛主席家乡的湘潭县韶山区改属省直辖，建立韶山特区，省里一声令下，把生产收音机的湘潭市无线电厂拆成两半，大半人马带着设备开往韶山，硬生生在红色热土上建起了韶山电视机厂——这便是后来让湖南人骄傲的“韶峰”牌电视机的诞生地。1971年8月，省里拨款40万元，厂里盖起了机加工车间、电镀房、装配线，连职工宿舍、食堂都配齐了，年底就攒出了第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到1983年，“韶峰”年产量飙升到4.5万台，成了市场上抢手的紧俏货。而我老家梅子树坳的热闹，正源于“隔壁”湘潭地区林科所添置的那台17寸“韶峰”——被锁在木柜里的黑白匣子，像块磁石，把山坳里沉寂的夜晚搅活了。

17寸“韶峰”牌黑白电视机

林科所离我家不到四华里。从家门口的小山塘出发，踩过田垅里窄窄的田埂——春天水满时，田埂边的紫云英开得粉紫，脚一滑就可能栽进水田；再绕过矮子塘的土堤，塘边的树荫下总趴着一两头老水牛，甩着尾巴赶苍蝇；接着，爬一段缓坡的山路，路边的茅草丛里藏着野草莓，春夏之交时红得透亮，摘一颗放嘴里，甜得眯眼；最后拐上机耕路，路两旁是林科所育种的杉树苗、梓树苗，齐刷刷的像一排排小战士。那会儿，天擦黑我就往那儿奔，心里急，脚下也快，连田埂上的泥疙瘩和砂子硌脚都顾不上。

林科所的正门和侧门晚上总锁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早摸熟了门路——绕到侧门的围墙角，那里有块松动的砖，踩着砖缝就能爬上去，再往下一跳，正好落在食堂后墙根。食堂大厅空荡荡的，靠东墙摆着张方桌，桌上的木柜就是“韶峰”的“家”。管理员是个年轻潇洒的满哥，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嘴里叼着香烟，那派头有点像城里的“水佬倌”，做起事来却挺认真。他总是踩着7点《新闻联播》的点来，掏出钥匙开柜，先把电视机抱出来放稳，再插上电源，扯起那根绑着铁丝的天线，天线得来回转，转一下停一停，眼睛盯着荧屏上的雪花点。

“滋啦——滋啦——”见到“韶峰”发出怪异的电流声，冒出几缕模糊的影子，我们就齐声喊道：“叔叔，往左点！再往左！”要是调半天只有图像没声音，我们也不恼，凑在跟前看“影子戏”——《红灯记》里李玉和举着信号灯的动作，《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戴羊皮帽的模样，《沙家浜》里阿庆嫂一甩抹布搅动半个世纪风云的举动，光看身段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可要是连雪花点都没了，我们就只能耷拉着脑袋往回走，路上还念叨：“明晚准能好，明晚再来看。”

那时的电视节目简单得很：频道就两个，中央台和湖南台，外省台连个影子都收不着。周一到周六，白天绝对没节目——林科所的工人白天上班，我们农家孩子也要割猪草、做饭、喂鸡，帮着干农活，谁也没闲工夫；只有晚上7点到12点才有节目，《新闻联播》先开场，接着要么是样板戏，要么是老电影，早早收工，从没有通宵播放的说法。周日呢，白天倒有节目，可乡下哪有“休息”？我娘总说：“田不等人，苗不等人，电视能当饭吃？”只有阴雨天出不了集体工，才敢偷偷往林科所跑——可那样的日子，一年也遇不上几回。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亲们看黑白电视

那时去林科所看电视，总爱呼朋引伴。我常带着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再喊上对门的几个小伙伴——仁子、小虎子、莲子，三五成群，大的拉着小的，一路上吵吵嚷嚷。小虎子学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打虎上山”，捡根树枝当马鞭，甩着胳膊喊：“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真还像模像样。莲子就接着《红灯记》里的铁梅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妹妹那时还小，记不住词，就跟着哼调子，跑调了也没人笑，反倒惹得大家更欢。

看电视还有季节选择，春、冬两季受天气影响，出门相对少些，但也挡不住我夜行的脚步。春天雨水多，田埂滑，有回出门，不慎摔了一跤,屁股沾满了泥巴，泥点子溅了一后背，还是爬起来往林科所跑，生怕赶不上《沙家浜》的开场。冬天冷，北风呼啸，刮在脸上直往衣领里灌，也顾不了这些。到了林科所，我们就挤在食堂的火炉边，借点余温，脚冻得发麻，也舍不得挪动。

最盼的是夏秋两季。仲夏夜和秋夜最舒服——天擦黑时，星星刚冒头，月亮挂在杉树梢上，清辉洒在机耕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不用急着赶路。不过，出门前得把家务做利落：猪草割够了，鸡埘关好，脸洗干净，不然父亲准瞪着眼骂：“活儿不干完，净想着往外跑！”那会儿，学校里刮着“读书无用论”的风，老师不布置作业，考试考差了也没人深究——我语文好，作文常由老师在班上念，父亲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拦着我去看电视。

在林科所看电视，倒真记下不少事。新闻里说，1970年4月24日，咱们国家放了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屏幕上闪过卫星转圈的画面，管理员叔叔赞叹道：“咱中国人也上太空了！”后来又说袁隆平先生在海南找着了“野败”，杂交水稻亩产超650公斤，我娘听了直念叨：“要是我们队里也种这稻子，就不需靠红薯充饥了。”还有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成昆铁路铺好，乃至“火车向着韶山跑”，韶山灌区“飞涟灌万顷”......那些画面里的大桥、火车、渠道，让我一辈子都记着——原来山外面有这么大的世界。

文艺节目里，看得最多的还是八大样板戏。《沙家浜》里“智斗”那一场，阿庆嫂端着茶碗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胡传魁拍着桌子喊“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刁德一眯着眼唱“这个女人不寻常”。我和伙伴们能把三人的词背得一字不差，放学回家的路上，就模仿着表演起来：我当“导演”，小虎子腆着肚子、腰间挎着根皮带当胡传魁，莲子系着围裙、尖着嗓子学阿庆嫂，仁子则扮着两眼阴鸷的刁德一，惹得路过的大人都笑了：“这群毛孩子，比戏台上演得还像呢！”

《红灯记》里，李玉和被鬼子鸠山抓了，绑着绷带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回家时，我来到塘埂上，举着一根黄瓜当酒杯，扯着嗓子喊，惊得田边的麻雀都飞走了。《红色娘子军》里吴清华挣脱锁链，光着脚跑过椰树林，伙伴们也学着她的样子，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光着脚跑，脚底板被石子硌得生疼，也觉得痛快——好像自己也成了敢跟坏人搏斗的英雄。

除了样板戏，湖南台偶尔会播放花鼓戏，如《打铜锣》《补锅》等，这些剧目是最对老百姓胃口的。《打铜锣》里蔡九哥背着铜锣，喊：“收获季节，谷粒如金，各家各户，鸡鸭小心。”又唱：“秋收季节队里忙，家家户户关鸡羊。”林十娘却耍赖说：“我家的鸡子不偷谷，专吃虫子保庄稼。”两人斗嘴的调子又脆又俏，我和娘听了，都跟着哼了起来。后来，看到蔡九哥戳穿林十娘的小把戏，林十娘红着脸认错，我们就拍着手笑。《补锅》里，刘大娘嫌补锅匠李小聪“下贱”，女儿兰英护着心上人说：“七十二行都重要，补锅也是为人民。”李小聪补锅时唱：“手拉风箱，呼呼的响，火炉烧得红旺旺，女婿来补锅。”家里做饭时，我总学着他的样子，拿一根吹火筒，对着灶膛“拉风箱”，把火苗吹得老高，娘见状，拍了我一巴掌还笑。

湘剧《园丁之歌》剧照——-左大玢主演

最难忘的是看湘剧《园丁之歌》。那是1974年下期，我刚上初中，有天晚上林科所的“韶峰”突然放这部电影，说是“供批判用”。屏幕里，俞英老师牵着“淘气学生”陶利的手，唱“春风化雨润心田，教书育人责任艰”，陶利从调皮捣蛋到认真读书。看得我眼睛发热——想起我们班主任也总像俞英那样，耐心教我写作文。可没过几天，老师突然让我们写批判稿，说这戏“宣扬师道尊严”，是“毒草”。我硬着头皮写了一篇，没想到还贴在了教室后墙的班报上，可心里总犯嘀咕：俞英老师明明是好人，怎么这戏就成了“毒草”呢？过了一阵子，电视里突然又放《园丁之歌》，管理员叔叔悄悄说：“听说，毛主席看了这曲戏，说‘什么大毒草？我看很好！’”再看时，俞英老师教陶利念“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更觉得亲切。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扮演俞英的左大玢老师，是湖南湘剧团的演员，也是毛主席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若不是毛主席一句话，这曲戏恐怕是再也见不着了。

千禧年过后，我走马上任市文联主席，去省里开会时，遇上左大玢老师——此时她的身份不仅是湘剧《园丁之歌》中的班主任老师俞英，还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里的观音菩萨，与扮演如来佛祖的朱龙广先生成了搭档；当然，她还有一个头衔——省文联副主席。提起当年的事，左老师先给我讲1974年毛主席来湖南，她陪毛主席跳舞，毛主席问起她的名字，风趣地告诉她“玢”字还有另一种读音，后讲《园丁之歌》的曲折经历。她红着眼说：“要不是毛主席，哪有我今天？”这话让我想起林科所那台黑白电视里的俞英，忽然也红了眼眶。

上初中后，家务事多了——要帮着插秧、扮禾、浇菜地、挖红薯，还要和妹妹一起做饭、喂猪、洗衣服，去林科所的次数自然少了。但遇上放新的剧目，还是会约小伙伴去，并且逐渐关心起时事政治来。

1976年9月9日那天，我刚进高中，放学回家，正挑着水桶到自家菜园里淋菜，山上的高音喇叭传来悲壮、低回的哀乐，播音员沉痛地宣读着讣告。“毛主席走了！”我红着眼迅速跑回家告诉家里人，家里人顿时懵了。父亲坐在门槛上擦着眼睛，手里攥着毛主席像章。

另一种型号的“韶峰”牌黑白电视机

9月18日下午，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根据学校安排，我跟着师生排队去公社大院收听追悼会实况转播，广播里的哀乐一响，全体肃立，在场人都哭了。

晚上，刚放下碗筷，我便揣着沉甸甸的心去了林科所，食堂里挤满了人，管理员没开柜子，直接把电视机抱在桌上。荧屏里，天安门广场上全是戴黑纱的人，哀乐低回，毛主席的遗像挂在正中——我站在食堂最后面，看着看着就哭出声来，身边的人也都在抹眼泪，连平时调皮的小虎子，都低着头不说话。那夜的雪花点比往常多，可没人催着调天线，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好像多看一眼，就能多送毛主席一程。

后来，我考上省城的学校，离开家去读书。有年寒假回家，一进堂屋就愣住了——桌上摆着台14寸的“韶峰”电视机，黑壳子亮堂堂的，是母亲用做缝纫挣的钱从湘潭买回来的。爷爷娭毑也从老屋那边接过来了，天天守着电视机，吃饭时都端着碗坐在跟前，看新闻、看花鼓戏，笑得合不拢嘴。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晚”让人耳目一新

1983年除夕夜，中央台办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马季说相声，姜昆说快板，李谷一唱《难忘今宵》，还有不少人唱歌跳舞，热闹而新鲜。我陪着爷爷奶奶从头看到尾，爷爷不懂什么是“点播”，见电话铃响就问：“这是喊谁呢？”我笑着解释：“这是观众点播。”心里却想起林科所的那台17寸电视机——要是当年有这么热闹的节目，我们怕是要在食堂里守到天亮。

再后来，我在城里工作、成家，家里的电视机换了一台又一台：从17寸的宏基，到20寸的飞利浦，再到30多寸的创维，从国产到进口，从黑白到彩色，再到后来的平板电视，频道多到数不清，图像清晰得能看见演员的睫毛。可我总不常看——忙是一方面，开机越来越复杂也是一方面，更多时候还是想起梅子树坳的夜晚：塘埂上的追逐、围在木柜前的期待，“滋啦”作响的电流声，还有小伙伴们跟着戏中台词说唱的模样。那台锁在林科所木柜里的17寸“韶峰”，那跳动的黑白光影，还有雪花点，藏着我最鲜活的童年，藏着山坳里的热闹与牵挂，也藏着一个时代最朴素的向往——它不像现在的电视机这么精致，却比任何屏幕都亮，亮得能照见半个世纪的时光，照见那些再也回不去却暖在心里的日子。

2025年9月24—25日写于莲城耘斋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