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大婆

张宏祥

长塆的早晨总是从雾开始。乳白色的雾气从山坳里缓缓升起，缠绕着土坯房的黑瓦，浸润着晾在竹竿上的粗布衣裳。这时候，牛铃铛的声音就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了，像是敲破了黎明的最后一道屏障。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摸索着墙根那根磨得光滑的竹竿——那是我的放牛鞭。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八九岁光景。长塆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一头牛。牛是队里的，分给社员养，养一天记三个工分。大人们天不亮就下地了，放牛的活儿自然落在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身上。

“莫往队屋那边去!”母亲往我怀里塞了个红薯，又叮嘱一遍，"撞见癫子，有你的好果子吃。”

母亲说的癫子，就是田大婆。

长塆的放牛娃有十几个，每天聚在山脚下。二毛家的黄狗最凶，见到生人就牙；秀秀总爱在牛角上扎红布条；我年纪最小，总是跟在队伍最后头。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小谷塔，那是长塆最大的草场，草肥水美，就是路远。

“快看!岗狗子!”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山梁上一群黄色的影子闪过，拖着扫帚般的长尾巴。孩子们立刻聚拢起来，狗们狂吠着冲上前去。岗狗其实不常攻击人，但传说前年邻村有个孩子独自放牛，就被岗狗拖走了。

比起岗狗，更让我们害怕的是田大婆。她的奔跑速度比麂子还快，要是被她抓住，揪耳朵、扯头发都是轻的，最怕的是“挎裤子”——她会把你的裤子扒下来挂在高高的树杈上。长塆的孩子大多只有一条裤子，要是光着屁股回家，不仅要被同伴笑话，还得挨爹娘一顿打。

“桐子开花把把长，田大婆天天守猪娘。”我们经常唱着这首童谣，故意从队屋远处经过。有时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在猪圈旁晃动，孩子们就一哄而散，像是受惊的麻雀。

队屋是土改时分的富农宅子，五柱四，小青瓦，在长塆算得上气派。田大婆就住在西边的偏房里。关于她的来历，长塆有十几个版本，最权威的说法来自坐木桶椅子的王大公。

王大公年轻时走过码头，见多识广。夏天的傍晚，我们这些孩子总爱围在他的木桶椅旁，听他说古。

“田大婆啊，原本是外码头的一个女学生。”王大公眯着眼，手里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她的相好是个营长，白白净净的，骑着高头大马。”

我们屏住呼吸，连最调皮的二毛都安静了。

“解放那年，营长被拖到新林岗上枪毙了。田大婆穿着白衣裳，用白布裹了尸体，亲手埋的。”王大公的声音低沉下来，“从那以后，她就疯了。”

我不太相信王大公的话。疯子的样子我见过——邻村那个“大老壳”总是蓬头垢面，见人就吐口水，有时还光着身体跑。可有一次，我们十几个孩子学着解放军匍匐前进，偷偷爬过队屋后的山坡，真真切切地看见了田大婆。

那时已是黄昏，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坐在门槛上梳头，乌黑的头发像瀑布一样垂到腰际。圆脸，杏眼，皮肤白得像是能捏出水来。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纽扣扣得整整齐齐。这哪里是疯子?

分明是画报上的美人。

“骗人!”毛子后来嚷嚷，“癫子怎么会这么干净?”

但田大婆确实有疯的时候。长塆人都听过她半夜的歌声——时而柔软如窃窃私语，时而凄婉如泣如诉，时而吼叫如困兽挣扎。那种声音穿透土墙，在夜色中飘荡，让人心里发毛。

猪场在队屋对面，养着二十几头猪。田大婆每天都要去好几次，尤其爱看母猪喂奶的场景。母猪侧躺着，一排小猪挤挤挨挨地吮吸，发出满足的哼哼声。这时田大婆就趴在栏杆上看，一看就是半个时辰。

“她想孩子哩。”女人们私下议论。“不，是想娘。”老人们反驳。

谁也不知道田大婆从哪里来，家里还有什么人。就像不知道小谷塔的雾究竟从哪里生出来的一样。

我家的日子在长塆是最难过的。父亲是个瞎子，母亲一个人挣工分，养活我们兄妹三个。每年决算，我家总是超支户——工分换的粮食不够吃，还得倒欠队里的钱。

因此，放牛对我来说格外重要。三个工分虽然少，但年底能多分几斤粮食。我总是把牛喂得饱饱的，牛毛梳得顺顺的——万一队里收回牛另分给别人家，我家就少了一份收入。

记得是1972年春天，油菜花开得正盛。牛吃了嫩草容易“发癫”,这是长塆人的说，其实就是兴奋乱跑。那天我的大黄牯突然挣脱缰绳，朝着深山跑去。

我追啊追，鞋子跑掉了，脚底板被碎石划出血口子。可是两条腿哪跑得过四条腿?眼看着大黄牯消失在竹林深处。

“牛跑啦!牛跑啦!”我带着哭腔喊叫。小伙伴们帮我找遍了小谷塔，直到天黑也没找到。

夜色像墨一样泼下来。我不敢回家，蜷缩在一个岩洞里哭。丢了队里的牛，是要赔的。我家拿什么赔?就是把土坯房拆了卖砖瓦，也值不了一头牛钱。

不知过了多久，岩洞外传来脚步声。是母亲提着马灯找来了。她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小，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回家吧。”母亲只说了一句，声音沙哑。

回到家，我惊讶地看见田大婆站在阶沿上。夜色中，她像一尊雕像，望着北方。看见我，她走过来，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很软，不像农村妇女粗糙的手。

“牛回来了。”母亲说，“半夜自己跑回来的，在田大婆屋外吃草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田大婆一直没睡，坐在门槛上望着北方。大黄牯跑回来时，她打水给牛喝，还抱来干草喂它。

这件事后，田大婆偶尔会来我家。有时带来一把青菜，有时是几个红薯。最难忘的是那次她端来一碗白米饭，上面盖着金黄的炒鸡蛋。在那个红薯都吃不饱的年代，这简直是山珍海味。

“吃吧。”她对我说，眼睛亮晶晶的。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抬头看见父亲在用盲眼“望”着田大婆的方向，轻轻点了点头。两个苦命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

批斗会是在大队部开的。我父亲因为砍队里树到街上换钱，被押上台。和他一起挨斗的还有田大婆，她的罪名是“国民党特务”。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喊着口号，父亲弯着腰，汗水从额头滴落在黄土上。田大婆却站得笔直，胸前挂着的木牌仿佛不是耻辱，而是勋章。

批斗会结束，人群一哄而散。父亲眼睛看不见，摸索着往下走。是田大婆扶住了他，帮他摘了牌子，牵着他一步步走回屋。

“娃儿，田大婆不是癫子。”父亲后来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没有她明白呀。”

从那以后，当孩子们再唱“桐子开花把把长”,我就闭紧嘴巴。有时看见田大婆在坟前添土，我会悄悄放一把野花在旁边。那是新林岗上最常见的映山红，开得热烈而寂寞。

时间像小谷塔的溪水，悄无声息地流着。我最后读了中学，每次步行山路去上学。经过队屋时，常能看见田大婆——她似乎永远不会老，永远是那个梳着整齐发髻的妇人。

八十年代的一个秋天，我工作放假回家。刚进村就感觉气氛不对——村民们聚在大樟树下议论纷纷。

“来了三个人，说是找李洁。”

“拿出照片，我一看，这不是田大婆嘛!”

“原来她真是特务啊?”

我挤进人群，看见三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和队长交谈。其中一个年长的说：“李洁同志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奉命策反国民党某部营长……”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耳朵里嗡嗡作响。

原来，田大婆真名叫李洁，来自北方某省。1949年，她奉命策反恋人——那位营长。营长决定起义，却被部下出卖，英勇就义。组织上遭到破坏，李洁与上级失去联系。她本可以回去，却选择留在长塆，守着爱人的坟墓。

“这些年，苦了她了。”年长的干部抹了抹眼角。

村民们沉默了。那些曾经朝田大婆扔过石头的孩子，如今都已为人父母；那些曾经议论她“疯癫”的妇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田大婆——李洁要走了。走的那天，长塆人都来送行。她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她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好好工作。”

布包里是一支钢笔，英雄牌的，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

很多年后，我成了作家，写过很多故事。但田大婆的故事，我一直不敢动笔。直到有一天，我重返长塆，发现队屋已经拆了，变成了一座废墟。只有新林岗上那座坟还在，周围开满了映山红。

守坟的老人说，前些年有人来修过坟，立了碑。碑文很简单：“王野同志之墓”。

我站在坟前，想起王大公说过的话：“田大婆的相好是个营长，白白净净的，骑着高头大马。”或许，在某个平行时空里，他们真的骑着马，消失在小谷塔的晨雾中。

而在我记忆深处，永远有个穿着蓝布衫的妇人，在春天的薄雾里站着，望着北方。她的身后，桐子花静静地开着，把把长长的，像是永远也诉说不完的故事。

长塆的童谣早已无人传唱，但每当我闭上眼睛，还能听见孩子们清脆的声音：“桐子开花把把长，田大婆天天守猪娘……”这童谣里，藏着一个时代的秘密，藏着无数普通人的悲欢，也藏着一个女人用一生守候的信仰和爱情。

也许，真正疯癫的不是田大婆，而是那个让清白者蒙冤、让忠诚者孤独的年代。好在雾终会散，真相就像小谷塔的太阳，虽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