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日军投降后村里有了小学，自己快满10岁时才上学的。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全村的孩子都在一个屋子上课，大的孩子有长桌、长凳，小孩子坐炕上，有两张炕桌。老师给大孩子讲完，写作业，再给小的讲。家境好点的孩子使用石板石笔，像我家这样条件差的，就找块木板，用锅灰涂黑作黑板。粉笔是我们自制的。村里山后有个石膏矿，挖来在地上挖个坑，过滤一下，等水渗下去以后搓成粉笔，晾干即可使用。我用的是黑板，也没买过粉笔。我一上学就是儿童团员，经常在村口站岗、放哨、查路条，也和同伴翻山越岭送过几次信。

        我母亲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也许是因为父亲抗战前曾在县里当过小学教师的缘故吧，所以她对我上学念书的事情非常上心。父亲在国军服役，音信皆无，母亲带着我在家里种地谋生，上学虽说不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母亲总是不忘督促我好好学习，尽量多学点东西，一有空就往学校跑。冬天家里缺柴烧，水缸里结上厚厚一层冰，严寒的日子很不好过。有一年冬天，母亲带着我到姨姨家去住，她家是窑洞，很暖和。我们在她家过了一冬，也没有忘记在那里上学。就这样，在老家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初小。满打满算也就3年多。

        该上高小了。高小在县城，离家倒是很近，但得交钱送粮，我和母亲种地糊口都困难，那里上得起啊，想都不敢想。我在学校曾被评为“红花生”或者“红光生”，记不大清了，还背着行李去县里培训受表彰。看到好几个同伴都考上高小走了，我自然十分羡慕，但自己只能留在家里务农。

        那时我虽然才12岁，却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村里修公路，每家都得出人，我得参加；村里要往离家20里地的上司村送公粮，我也得去。路太远，粮食背不动。大人用的扁担太长太重，我又倭又瘦，挑不起来，不能用。三大爷会木工，正好他家有根桑木树枝，就给我做了条小扁担。小扁担，颤悠悠，很带劲。上司村是个大地方，还有个我从未见过的天主教堂呢。这里盛产水果，三大爷还买了一筐，我同他一起到县城集上去卖。

        按年龄，我本应坐在高小的课堂上，我身子单薄，现在却只能在家干活，支公差，母亲心里非常痛苦和焦急。她体弱多病，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生怕耽误了我的前程。此时太原解放已半年有余，得知父亲在太原国民师范工作，母亲决心送我去投奔父亲，让我在那里上学读书求生。

        母亲让我背着粮食到县城集上卖了几个钱，又从几位亲戚那里这家块二、那家八角凑了一点，就上路了。

        老家离太原有320多里，那时，家乡还没有公路，不通汽车，需步行40里到沁县才有汽车可坐。汽车也都是大卡车，公路也是泥土路。到太谷后，再转乘火车方可到达太原。母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又是个小脚女人，我们先走了七、八里地到姜村我姥姥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再步行七、八里地到松村我姥姥的娘家，表叔让母亲骑上他家的毛驴，送我们到沁县坐上汽车。幸好在车上遇到一位50左右岁的老先生，他胸前挂着“太原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圆牌牌，他和夫人要上太原开会。当他得知我们去太原寻找父亲，又是首次出门，对我们非常热情，一路相当关照。一路我看见什么都新鲜。坐汽车，第一次，新鲜。火车，从未见过，更新鲜。看见远处停着一大蹓很大很大的黑箱子，很好奇，问先生，那是什么？先生说那就是火车，是用来拉货的货车。下火车后，先生帮我们叫了一辆拉洋车的，也是头一回。

        父亲看见我又瘦又小又黑，大出意料，但还是十分高兴。他在国师烧锅炉，每月工资60斤小米。他已和别的同志互助共济，为我们准备下一袋白面，吃饭暂时不愁。可是，就这么点收入，三口人怎么过活？母亲让我留下，她自己回老家去，我坚决不同意。以她的病弱之躯，回去后一个人怎么生活？没有我来挑水，就是吃水都困难。父亲也说，留下来一起过吧。

        解决生计要紧，哪还谈得上上学？父亲急于想给我找份工作，领着我到处找熟人帮忙。先是带着我来到《山西日报》社，不记得也不懂得是个什么领导，反正是个能管点事的干部，抗战前，父亲在老家当小学教师时曾经教过他，看人家能不能让我在报社当个勤杂工。人家一看我那个样子，没说两句话，就把我们打发出来了。父亲又带着我去找在太原人民机器厂上班的表叔帮忙，看看能不能在厂里当个学徒工。表叔一看我那身子骨，就说：“就你那小细胳膊，怎能抡得动大铁锤啊？”还是没戏。后来父亲又带我找过几处寻问，也都没有一家愿意用我。最后，经既是老乡也是父亲的同事李留芳介绍，在父亲学校一位姓马的裁缝师傅家里当上了学徒工。虽然一个钱的工资也没有，但总算可以混口饭吃，可以给家里减轻点经济负担了。

        马师傅大约30左右岁，夫妻二人，国民师范借给他们一间较大的房子，主要是为学校教职员工提供缝纫服务。我的活儿主要是挑水、烧火洗菜刷锅洗碗、扫地抹桌、洗衣服等杂务，还有就是给师傅缝好的衣服锁扣眼、缝扣子。也曾上过缝纫机，试着蹬着转过几次，还没有正式学习缝衣。大约也就干了一个月左右吧，我就被迫离开了。

        离开的原因是师傅待我不好。事情发生在吃饭问题上。师父吃好的新的，我吃剩的坏的，这倒没有什么。我是穷人家孩子，不怕苦，只要有饭吃，我就满意。但是，如果吃的东西坏到人不能再吃的地步，我就无法忍受了。那时正值盛夏，剩下的饭菜很容易发馊，如果稍微馊一点，我也不在意，可是，有时剩饭酸得太厉害了，实在没法吃，师傅也非让我吃不可。我兄弟四人，哥哥、弟弟因病夭折，姐姐死于日军飞机轰炸。那时农村缺医少药，生病主要就靠硬抗。听父亲说，有一年，我不知得的是什么病，有一百多天都不会说话了，后来总算挺了过来，活了下来。我家虽穷，可是在父母心中，我这个独活子女也是他们的心头肉啊！我把裁缝师傅待我的事给母亲一说，他们就不让我去跟他学徒了。介绍我去的李留芳先生得知这事后非常生气，跑去当面把那位裁缝师傅斥骂了一通：“你不是人！”

        此时正值父亲的学校放暑假，请来河南一个包工头翻修房子，经人介绍，我去当了个童工。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说好工资只能拿成人的一半。活儿很简单，就是和泥，装泥包，吊上房顶，待用完后，用手接住从房顶上扔下的泥包，然后再装上泥……如此反复运作。再就是搬砖、搬瓦，往房顶上抛。我不惜力，小孩子嘛，腿脚又灵，来回跑得也快，大人搬几块砖，我也能搬几块，甚至比大人搬的还多。我不会偷懒耍滑，不管包工头在不在场，都一样卖劲。包工头看在眼里，对我非常满意，最后结账时，给我开了同成年人一样的工钱。我自然很开心，父母也很高兴。

        我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和母亲一起到发电厂拣点焦炭家用，邻居老师们谁家需要就给谁家一些，他们也不白要，总要按行情给几个钱。我还到城墙上挖烧土，供自家和老师们打煤膏用。拣焦炭的场面可热闹了，发电厂倒煤碴的车皮一来，车斗一翻，人们不顾滚烫的焦炭的灼烤，蜂拥而上，用自制的小爪勾，抢着搂了一堆又一堆，等冷却后再拣起来装进自家的布袋拉走。母亲除了同我一起拣焦炭外，就是帮邻居家做点针线活，缝洗衣服。邻居们想给几个钱就给几个钱。我家和老师们的关系非常之好。

        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在老家时就是夏天干活，冬天上学，母亲一直惦记着让我读书的事情，来太原不就是为的这个吗？听她和父亲商量，说冬天也没多少活儿可干了，就让孩子去学校念几天书吧。 

        于是，读书的欲望之火又在我的心中燃烧起来了。

        一天，我去大北关剃头，出来看见电线杆上贴着个广告，说大北关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招生，随到随考。我已经比我的同学少上一年高小了，能上五年级第二学期，至少可以补上已经失去的半年。

        鬼使神差，我不由自主地向大北关小学走去。校门正对着北门大街。登上好几级台阶，走进校门，一位30多岁的老师走了过来。我怯生生地问：“老师，我能考五年级插班生吗？”老师和颜悦色地说：“可以。”他让我在办公室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随即拿出两张试卷，一张是语文，一张是算术，让我做。我一看，倒也没觉得有多难。做完交给老师就想走，老师让我等他看完再走。不大一会儿，他就看完了答卷，对我说：“你考上了，语文考得不错，算术也可以，80多分。”随即拿出一摞崭新的课本递给我，说学校已经开学，要我第二天就来上课。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上高小这么容易就解决了？面对老师递过来的课本，我犹豫了，不敢去接，嗫嚅着说：“老师，我没有钱，我家里……”老师看出了我的窘境，问：“你父母做什么工作？”我回答说：“父亲在国民师范烧锅炉，母亲没有工作。”老师说：“你先拿着课本用吧，等你父亲发工资后再交。” 

        这样，我就捧着课本回家来了。

        母亲一看我抱着一摞书回来，听我一讲，就责备我说：“你这孩子，家里还没有商量好呢，你怎么就去考学校了？！”

        父亲回家来吃午饭了，一进门，母亲就对他说：“快来看看吧，你小子给你闯下祸了，把人家的书都给抱回来了。这可怎办呀？”

        父亲的眉头皱了起来，长时间的沉默。我低着头，不知等着我的将是什么。父亲一声不吭，过了好大一阵，终于开口了：“书都拿来了，就先去念几天再说吧。”

        母亲用一块破旧的仁丹布给我缝了个小书包，后面破损处还打了块补丁。说是书包，其实也就是在一个横着的口袋上加个盖，也没有背带。这个书包，我至今还保留着，作为永久的纪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