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的追影往事

赵志超

《地道战》剧照。男主角高传宝由朱龙广扮演。

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日子像村头老井的水，清浅却悠长。物质上的匮乏随处可见——粗布衣裳打补丁，连煤油灯都要省着点用，蒸红薯、绿豆稀饭就着浸辣椒就是一顿饭，这更是成了常态。可一听说“要放电影了”，整个村子瞬间就活了。

那时，正值我的童年时光，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总有一束光在夜幕降临时亮起——那是露天电影的光，我便是追逐这束光跑的“影迷”。电影幕布上的烽火岁月，悄悄在我心里播下了滚烫的种子；那挂在木杆上的幕布、滋滋转的胶片、扣人心弦的战斗故事，不仅填满了我贫瘠的童年生活，更在心灵里烙下了一辈子都褪不去的印记。

放电影的消息，先是“传”出来的，后是广播“通知”的。当天下午，公社放映员往往骑着自行车进了村，车后座铁箱子“哐当”的声响还没散，消息就顺着田埂飘遍了全村。随后，石牛大队部的广播便通过山上的高音喇叭和每家每户的有线广播，连续几次播送放映消息：晚上在大队部放映某某电影，欢迎大家观看。

于是，人们欣喜地奔走相告，就像是过节。午饭后，女人们便催着家里人：“今晚看《地道战》，记得早点回家吃晚饭，先去占前排！”孩子们最急，放学铃一响，书包往家里一扔，吃过晚饭便往放映现场跑，找块砖头在地上画个圈，喊一句：“这是我的位置。”有时还把自家的小板凳搬来摆好——那板凳脚在红土地上磕出的浅坑，像是给电影票盖的章。

等到天刚擦黑，暮霭把村子裹住，人们便扶老携幼，进入大队部的地坪。前方那块白色的幕布挂起来了，两根竹竿支撑着，绳子绷得紧紧的。起初是粗麻布的，洗得发灰，边角还打着补丁；后来换成了稍厚的帆布，风一吹，幕布轻轻晃动，像一面等待展开的画卷。

公社的放映员三十来岁，肩膀总被放映机压得有点斜——最早是挑担子来，一头扛着三十多斤的放映机，一头装着胶片盒和电线，扁担压得“咯吱”响，走田埂时得扶着担子慢慢挪；后来公社电影站配了自行车，他就把铁箱子绑在车后座，叮铃铃骑进村子时，我们能追着自行车跑半条垅，围着他喊“叔叔，今晚放什么影片？”放映员总是笑着说：“别急，放个好看的。”

20世纪70年代乡下的露天电影

放映员架机器时，蹲在幕布前两米远的地方，先把放映机稳稳地放在八仙桌上，再从铁箱里掏出胶片盒——黑色的铁皮盒，上面贴着白色的标签，写着片名和“第X本”。放映员捏着胶片的边缘，小心翼翼地绕进机器的齿轮，手指在开关上一顿，便按下了按钮。“滋滋——”齿轮咬合胶片的声响一冒，全场顿时安静下来，这是电影要开始的信号。倏地，一束白光从镜头里射出，打在幕布上，先是几道晃动的划痕，随着雄壮的音乐响起，银幕上立刻跳出金光闪闪、璀璨夺目的红五星及“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字样。那一刻，全场寂静无声，大人的谈笑声、孩子的打闹声都烟消云散。中途，放映员一边认真地放着电影，一边用蹩脚的普通话解说剧情，但总让我感觉画龙点睛，切中肯綮。

那时，我们看的几乎是黑白片，没有彩色电影的绚烂与鲜亮，可黑与白的对比里，反倒把故事衬得更真切，让人刻骨铭心。《金沙江畔》里红军过雪山，银幕上的雪白得晃眼，战士们冻得发紫的脸却透着一股韧劲与拼劲；《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穿黑棉袄，举着枪躲在树后，眼睛炯炯有神，亮得像火；连《冰山上的来客》里的帕米尔高原，灰扑扑的画面也挡不住战士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柔肠。音响是挂在木杆上的两个铁皮喇叭，线拉得老长，声音算不上细腻，可人物的对话、枪炮的轰鸣、战士的呐喊、歌声的起伏，都清清楚楚地飘在夜空里，把我们的心思牢牢拽在幕布上。有时风大，喇叭会“嗡嗡”响，可没人抱怨，反倒听得更专注，生怕漏了一句台词。有时胶片卡壳，画面突然定住，放映员忙着调试，台下就有人喊“快弄啊”，生怕错过一个镜头。

最揪心的是“等胶片”。那时片源紧俏，“流动”放映。每个大队轮着来，一个月一般放一次；遇上新片，一部电影有时拆成两本胶片，在相邻的两个大队凑着一起放，得靠人骑着自行车来回送。

有一回，放《地道战》，看到民兵队长高传宝带着民兵钻地道，刚要喊“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画面突然定住，接着就黑了。“等一会，送胶片的人还在路上。”放映员解释道。全场人也不闹，男人开始就着月光抽烟，聊着“刚才那地道挖得真妙”；孩子们跑到幕布后面，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把手举在灯前，让影子投在幕布上“打仗”。直到山坡上传来自行车的铃声——送胶片的人来了，满头大汗地把胶片盒递给放映员，全场立刻静下来，比上课铃还管用。

为了看电影，有时我们还能跑好几里路，到邻村去一饱眼福。在大人的带领下，周边的响塘（寒婆）、群力（石家）、税湖、马栏桥等几个大队都留下过我们追影的脚印。

朝鲜经典电影《卖花姑娘》

有一次，邻村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揣着两个烤红薯，跟在父亲身后走，田埂上全是同去的乡亲，脚步声、说笑声混着蛙鸣，比赶庙会还热闹。到了邻村，场地早挤满了人，我钻到最前面，仰着头看。剧中主角花妮和妹妹‌顺姬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顺姬因摘取地主家红枣被烫瞎了双眼。当看到地主婆把滚烫的药罐子砸向‌顺姬，‌顺姬捂着眼蹲在地上哭，全场静得仿佛能听见绣花针落地的声音，身旁有人在抽泣，邻居大婶用围裙擦着眼角，嘴里念叨“造孽啊”；等到卖花姑娘提着篮子走街串巷，主题曲《春天年年到人间》顿时响起：“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那婉转而又带着苦味儿的曲子，顺着风飘来，我咬着红薯，眼泪也跟着扑簌簌地掉下来。散场后往回走，曲子还一直在我耳边萦绕，歌词里的“金达莱”“八仙花”成了苦难中唯一的亮色。父亲牵着我的手，说：“你看，苦日子总会过去的。”那时我不懂，可这句话，和电影里的歌声一起，记了好多年，至今一哼就想起那晚的月光，还有女人们悄悄抹泪的手。

夏天看电影，天气热，是乐也是“熬”。傍晚时分，太阳还没沉到底，男女老少就提着板凳、摇着蒲扇往场地去。刚坐下，蚊子就围着人转，蒲扇得左右开弓——左边赶蚊子，右边扇凉风，忙个不停。可只要电影一开始，啥都忘了：看《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挣脱锁链，一拳砸在南霸天的桌案上，我跟着攥紧拳头。当《春天年年到人间》的歌声飘来，仍会为卖花姑娘的苦难心疼。听到《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旋律响起来，全场人会跟着哼，声音越唱越响，盖过了蝉鸣和蛙叫。看《南征北战》，听高营长说：“退一步，是为了打更大的胜仗。”我凑着跟小伙伴嘀咕：“怪不得要北撤。”而“庄稼汉嘿庄稼汉，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歌词，更直白展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耐人寻味的，是敌参谋长安慰张军长的那句台词：“这不是国军无能，是共军太狡猾！”看似是敌人的“甩锅”，实则从侧面揭示了我军胜利的关键——不是靠装备精良，而是靠战略智慧、军民同心。

看露天电影，最担心的是下雨，刚才还满天星斗，突然间刮起一阵风，雨点“噼里啪啦”落下来。有人喊：“没事，雨小。”可雨点越下越密，幕布湿了卷边，画面糊成一团，放映员赶紧关机。大家才抱着板凳往家里跑，头发淋湿了，衣裳透湿贴在背上，却还在屋檐下扎堆：“刚看到洪常青被抓了，后来咋样了？”

比下雨更让人失落的，是停电。夏天是用电高峰，加之农田抗旱，电力紧张，变压器时常跳闸，甚至停电。有次放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看到志愿军在坑道里缺水，战士们把一个苹果传了一圈，最后又传回连长手里，没人咬一口，我的心被触动了，攥着手里的搪瓷杯，连口水都不敢多喝。突然，电灯“啪”地灭了，放映机的“滋滋”声也停了，全场一片漆黑。放映员摸着黑检查电线，喊了声：“别急，等公社送电。”我们坐在原地等，谁都没走——就想知道，坑道里的战士们后来有没有喝上水，阵地有没有守住。可等了半个多小时，大队支书过来说：“变压器烧了，今晚看不成了。”大家才慢吞吞地站起来，挪着步子往回走。路上没人说话，我心里也堵得慌。

直到三天后，我们又跑到几里外的另一个大队补看了一场《上甘岭》，看到黄继光舍身扑向枪眼，听到“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响起，心里的烦闷才慢慢散开——也才懂了，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不是光会打仗，是明知难、明知险，还敢往前冲。

电影《打击侵略者》剧照——志愿军战士丁大勇。

那些年的战斗故事片，没教我大道理，却把“真”和“勇”刻进了我心里。我记得《打击侵略者》里志愿军战士丁大勇被炮火燎着了衣裳，硬是趴在地上不吭声——他怕一动，整个潜伏部队就暴露了；记得《英雄儿女》里王成抱着爆破筒，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声音震得我两耳发烫；也记得《上甘岭》里，哪怕饿肚子、渴得冒血泡，战士们还在坑道里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电影散场后，我和小伙伴们总在晒谷场上“重演”电影——用草帽当军帽，用木棍当枪，用树上摘下的苦楮子当子弹，我演高传宝，你演赵虎，他演李向阳，嘴里喊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缴枪不杀”，把电影里的台词练得滚瓜烂熟。老师让写作文，我总写看电影的事：写《地道战》里乡亲们怎么靠智慧打鬼子，老师总在作文本上画红圈；写《地雷战》中的民兵队长赵虎如何胆大心细，善于就地取材，不断改进地雷制造技术；写《红色娘子军》里受尽折磨、与南霸天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的奴隶吴琼花，怎样从苦大仇深的丫头变成女战士......还要求自己“主题鲜明，有真情实感”。

再到80年代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在剧中见到朱龙广——他演的西天佛祖如来，端坐莲台，慈眉善目，和《地道战》里的民兵队长高传宝、《青松岭》里的党支部书记方纪云判若两人，可我一眼就认出他：这是演高传宝的演员！

日子一晃到了2006年10月，已是市文联主席的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丰台区的信。信封厚实，拆开一看，三四页信纸写得满满当当，字迹工整，文理通达，抬头规规矩矩地写着我的名字加“同志”，落款是“朱龙广”，信中自我介绍，他就是电影《地道战》中“抗击日本鬼子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扮演者。那一刻，我猛地想起小时候挤在大队部看《地道战》的情景，手里的信纸都攥得发紧。朱先生在信里说，他偶然读了我写的《毛泽东一家人》，书中详实的史料、真挚的情感，让他对毛主席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所以特意写信来，想寻找研究和宣传毛主席的“知音”，盼着能征集到更多真实史料，为宣传毛主席多尽一份力。信里的每一句话都朴实恳切，字里行间全是老艺术家对伟人的崇敬、对初心的坚守。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心里又暖又敬，当即就想抽时间去北京拜访他，可那时冗务缠身，后来又遇上工作异动，竟一拖再拖，成了未了的心愿。没想到，就在今年8月2日，朱先生物故，享年86岁。先生一辈子都在以艺术为桥，传递着正能量，让人怀念。

如今，再想起大队部的银幕，想起高传宝的果敢、方纪云的热忱，想起那封沉甸甸的信，心里总有些怅然：那些曾照亮我们乡野童年的银幕光影，那些像朱老这样用一生践行热爱与坚守的人，终究会随着时光远去，但他们留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却像当年影视中跳动的画面，永远清晰而温馨。

长大后，我去了城里，看过无数高清彩色的电影——有华丽的特效，有逼真的音效，在宽敞的影院里吃着爆米花，可总想起70年代的露天电影。想起那块晃悠悠的幕布，想起放映员的耐心解说，想起乡亲们跟着电影哭、跟着电影笑的模样，想起追着光影跑的自己，还有那位从银幕走进书信里的朱龙广先生，便情不自禁地哼起《地道战》的主题曲：“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那带着河北梆子泼辣劲儿的曲子，一开口就是全民皆兵的雄壮与豪迈。

那时的电影，没有精致的画面，却有最真的情感；那时的我们，不懂什么是“文化熏陶”，什么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却在黑白影像里悄悄学会了热爱这片土地，学会了勇敢与正直。如今，再想起少年时的那些夜晚，仿佛还能看见幕布上跳动的光影——雪山上的红军、地道里的民兵、坑道里的志愿军；还能听见风中飘来的歌声——“向前进，向前进”“一条大河波浪宽”“卖花来呦卖花来呦”。那一束照亮乡野的银幕之光，不仅照亮了我童年的夜晚，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让我不管走多远，都不会忘记从银幕上走来的英雄。

写于2025年9月24日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