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大学梦
魏束存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沈从文）
近几日我心里颇不宁静。每至高考日我都忐忑不安，高考日是我的“月经期”，每年这三天我都情绪很低落，有时特别忧伤，因为我总想起我的破灭了的大学梦。
1980年8月我从鲁村联中考入沂源中学（后叫沂源一中）上高中。1981年秋天文理分班，我上了文科班。
我天生喜欢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我们上了高中才开始学英语，已经够晚，许多同学打怵，但是我却例外，兴趣浓厚，对发音对音标一学就会，进步很快，一些同学甚至怀疑我学过英语，这让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刘志安特别高兴，刘老师最爱提问的是他的老学生、比我们高两级的落榜生张某某，其次就是我，我常常对答如流，刘老师总是笑容可掬：“Very good！Sit down, please!”我这个班长很为刘老师争光，我学了三个月后发音、背单词和造句就超过了张某某！
我小学和初中阶段并不偏科，在初中阶段各门功课均齐头并进，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都喜欢我。上了高中一开始也并不偏科，但是有留级同学多次鼓吹在数理化上不用浪费时间、等到上高二时学文科，这种话听多了，我们这些幼稚学生就受了误导，不仅对物理化学失去兴趣，就是对数学也不再用功，终于发展到严重偏科。上了高二我如愿上了文科班，我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考分几乎每次考试都上升，英语总是考全班甚至全级第一，六十年代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英语系的高材生陈桂林老师对我喜爱有加。但是，我的数学成绩却总是惨不忍睹，最低一次是28分！这引起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李振华的特别注意。1982年初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的功课逐门分析，用他的话说是“估估分”，估完分后要求我对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可以少下功夫，英语从今可以不用再学，他说他找英语老师陈桂林谈，让他同意我停学英语，让我挤出时间来补数学。李老师撇着南京口音与沂水口音凉拌成的李振华口音对我说：“你只要把数学考上50分，我敢打保票，你一定能考上大学！”他老人家把大学念成大雪，我从办公室出来忍不住开口大笑。从此上英语课我基本不再听课而是看数学，但是有时还是忍不住抢着回答陈老师的提问。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1年下半年，我弟弟、老五魏述民患了急性肝炎，住进驻沂源县的军队第27野战医院，病情不见好转却又查出肾炎（后来我大哥说是大夫用错药造成中毒引起肾炎），到1982年春天病情日益加重，我大哥陪他到省立医院住了几天就返回了。1982年4月25日即阴历4月初2，虚岁十六的我的弟弟老五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他万分留恋不舍地和亲人永别了！我们围在床前看着这个善良、聪明、勤快、讨人喜欢的生命像一盏油尽灯残的洋油灯一样熄灭，全家老少悲痛得肝胆欲裂，我们五十三岁的父母几乎崩溃，父亲蹲在床边涕泪滂沱，母亲发了病，两个妹妹哭得要死，七十八岁高龄的爷爷老泪纵横……
老五从小讨人喜欢，他的聪明、勤快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甚至是在我们兄弟五人中首屈一指，在性格、体质等很多方面比我强。他生病在家或住院治疗时，他的同学都想念他，不断结伴来看他，那种纯真的亲密的同学伙伴之情让人感动。老五也急切地盼望康复后回校上学，在家里忍着病痛还经常读书学习，我也曾教他补习功课。我的情绪低弱到极点。谁会想到他会突然撒手人寰？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最后躺在床上的情景，我就心如刀绞：他强忍病痛不让父母伤心，但他实际知道生命时日不多又万分留恋，他忍不住流泪……好长时间夜里我失眠，枕巾被泪水湿透。（现在我不敢详细回忆，泪水已涌出眼眶。）
我在失魂落魄中参加了1982年的高考。
那时候语文和数学是主课，总分各120分，政治100分，历史地理一张试卷叫作“史地”，总分是100分，历史和地理各占50分；英语100分，成绩只按50%折扣后计入总分（当时全国大多数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有学高中英语，我们只是学了六册初中英语）。这种计分法简直就是专门对付我的：历史、地理、英语均是我的长项，却打折一半！
那是一个倍受煎熬的酷热夏季。高考成绩出来了，我是389分。大专录取分数线是390分，我差一分，只能上中专。我的英语考了78分，是全校应届班第一；数学大有进步但是未达到李振华老师制定的50分的目标，只考了47分！
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彷徨：是去上中专还是复读重考？是去上中专还是复读重考？是去上中专还是复读重考？去上中专那太窝囊，复读重考有无把握？我有信心考上名牌大学。家人支持吗？一致反对！我和李保华等同学去看望历史老师李会生，李老师说：“魏述胜你不应该去上中专，上中专太可惜了，应该复读重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英语是你的长项，英语你是应届班第一，今年英语分数打折你吃了大亏，明年不再打折，你一定能多出好几十分来。数学你猛下功夫争取考60分。我认为，你考上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或者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极有可能，上中文系、新闻系、历史系或政治系都很好！”于是我兴冲冲地再去找班主任李振华老师。他用南京口音加沂水口音混合成的李振华口音说：“你也忒幼稚了吧？复习一年考不上怎么办？应该先端上铁饭碗吃上国库粮，等参加工作以后再寻找深造机会！”一盆凉水浇到头上，我从头凉到脚！
全鲁村街上都在宣传我“考上大学”了，乡亲们分不清大专中专。我走到哪里都看见人们给我的笑脸。更有人甚至“上纲上线”说：现在是“四类分子”翻身，魏二家受欺压多年，现在要翻身了。
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里说“欢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正可用来表达当时我的苦闷心情。
哎，听天由命吧。 1982年9月18日，我到山东银行学校报到，成为一个中专生。
到了济南进山东银行学校，很快我就后悔得要死！学会计、打算盘，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多年的理想是学习汉语言文学、几门外语、历史、政治甚至国际政治，我的理想是成为文学家、历史学家或国际政治专家，现在我上银行学校，那将来只能做账房先生了！我那时内心无比焦虑，感到前途渺茫。于是我对金融专业课并不用功，而是把大量精力用在读课外书上，以文史类为主。我内心有了一个想法：毕业以后重新参加高考。
1984年6月1日我们四人（沂源两人，郯城两人）被学校安排到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实习了一个多月，7月16日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那时县级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尚未分家）。实习时一些职工赞扬我字写得好，传到行长张庆阳耳朵里，他下楼走进营业室看我写字，隔着瓶子底一般带年轮的近视眼镜，对我写的字是左端详了右琢磨，笑得合不拢嘴，他特别称赞我写的笔画捺，说写得很有书法味道，并当场提醒青年职工：“小青年们都得向小魏学习！”等到实习临近结束，我们上交了总结。张行长拿着我写的总结又下楼走进了营业室，手里挥动着我写的总结，对众人说：“小魏写的这篇总结写得最好，有过程有实例有思想，层次分明、脉落清晰、思想新颖，字又漂亮，很值得大家学习！”结果，毕业分配后我被张行长推荐到信贷股上班，另一女同学被安排到百里外的新华办事处（驻军工企业山东新华翻砂厂）。
当时银行信贷员被叫作“财神爷”，银行职工都梦寐以求调进信贷股工作。我成了别人又羡慕又嫉妒的人。上到县委县政府领导人，下到企业厂长和财务人员，见了我们都特别热情，我们到处见到笑脸相迎。张行长是山东经济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被分配来支援落后地区。他德才兼备，爱读书爱写作，论文曾在总行主办的《中国金融》杂志上发表，后来曾有文章被收入《中国金融年鉴》。他作为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后曾长期受到领导和同事的歧视，他更同情和亲近知识分子。有职工说：银行学校的几个毕业生是张庆阳的香饽饽，他最喜欢信贷股的张玉山和魏述胜；还有也爱读书的高中毕业生、计划股的丁平。我端上了金饭碗，又仿佛烧了高香受到行长器重，按道理应当满意，但是那时我却实在是内心矛盾，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我朝思暮想的是尽快去复读高中再参加高考圆我的大学梦。
我跟随分管县属国营工业企业信贷的张玉山老师（山东银行学校1980级）学习信贷业务。不谦虚地说，我学什么都能举一返三、触类旁通，但是本股同事们很快发现我对银行工作兴趣不大、对文史哲一类书籍却兴趣更大，并发现我复习中学功课（我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长跑后念英语），他们明白了我想干什么。因为本行有位女工黄利群干了两年银行后1983年辞职复读高中考上了名牌大学法律系，让全行青年的心里像撒了五香面。他们断定我又要成为第二个黄利群。这引起行领导的警觉。黄利群辞职考大学远走高飞本来是好事，但那时有的行领导认为让他们丢了面子。
张行长及夫人张敬臻对我勤奋读书经常赞不绝口，说我是有志青年，号召青年职工向我学习。张行长经常说：“年轻人千万不要游手好闲，要勤奋好学，你们要多向张玉山和魏述胜学习！”
1984年10月信贷股长葛彬升任沂源县支行副行长（现任职于省银监局），张玉山升任信贷股长，我接手了县属工业企业信贷，从此被迫独当一面，我虽对张老师仍很依赖，他也仍继续指导，但是他毕竟越来越忙，我像被断了奶，被迫经常硬着头皮去单独跟厂长和财务科长打交道。我很快成了信贷业务骨干，是分管行长和股长最为倚重的信贷员，也经常遵照行领导安排去干一些信贷以外的工作，比如为行领写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发言稿或者工作汇报材料，甚至被封成行史副主编，我等于成了兼职秘书。
1985年初，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批干部，张庆阳被选中，夫妻同时直调总行，张庆阳被任命为总行工交信贷部二处处长。张玉山、丁平和我这些深受张行长喜爱的青年都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在工作上虽越来越受到领导倚重，但我内心却越来越痛苦：我不能乐不思蜀！这里不应成为我的归宿！
我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中学功课。数学是我的弱项。我先是从头复习初中数学，随后又复习高中数学，硬着头皮往里钻。天道筹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来奇怪，过去觉得很难很枯燥的解析几何现在我都能钻进去，这是上高中时所未有。我们上高中时只学完了初中英语，没学高中英语。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先复习了初中英语，随后开始自学高中英语，非常顺利，我每天早晨在办公室里朗读课文，每一篇课文都几乎能背诵；晚上做习题，毫无障碍；插空再复习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更是驾轻就熟。
1983年前后国家开始允许在职青年参加高考，叫作成人高考。但是参加成人高考却有名额限制，并且报考须由单位批准，入学专业要对口，毕业后须回原单位。国家还开办了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
那年代中国人的思想还没有现在开放，没有择业自由、迁徙自由，连参加成人高考的自由也都没有。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1984年有一个成人高考指标，行领导给了丁平，他被录取到西南财经学院。张玉山等有志青年曾向行领导表达过参加成人高考的强烈意愿，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已有学历，应该顾全大局、先人后己，把深造机会让给别人。”其实很多职工都不服气：为什么不公开公平地竞争呢？我在1984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记录： “今晚张玉山来，谈起有关深造和人事等，说现在是层层设置障碍，不让有深造机会……”
1985年，我行有一个女职工给省分行写了信，指控县支行领导班子安排参加成人高考指标不公平。省分行行长们作了批示，信转到县支行，行长们找她谈了话。随后她参加成人高考，被录取到山东经济学院，但是她从此和领导关系不睦。
说真的，如果让我参加成人高考，我考试决无问题。但是这样的机会他们绝对不会给我。其实我真地瞧不起成人高考，特别是必须学银行对口专业和毕业回原单位这是我不愿接受的。我渴望的是能上名牌大学，学习我想学的汉语言文学、外语、历史、政治或国际政治，毕业以后去做教授或研究员之类。如果不让我实现理想，我宁愿辞去公职扔掉铁饭碗，再回到中学复读参加高考。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已把功课复习得相当好了。东风何在？孔明安在？
到1985年4月我辞去公职的想法就已经考虑成熟了。有领导和同事早就对我颇有微词，说我不安心本职工作。其实人心无足，我的本职工作哪一样干得比别人差？我只是把别人吹牛打牌下棋闲逛酗酒跳舞的时间用来读书，我就大逆不道？这更促使我“誓将去女，适彼乐土”。
我原想辞去公职后回今沂源一中去复读，为防止震动过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设想到驻鲁村镇的沂源三中去复读，曾与在三中教学的高中同学董昌仁联系，他反对我的辞职计划，我仍请他找三中校长刘俊银探讨。6月4日下午我到了沂源三中校长办公室。刘俊银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是校长兼英语教师。他在部队上被保送去学习英语，毕业后的工作是“收听敌台”，天天收听外国英语广播，把有关内容记录并翻译上报。毫无疑问他英语水平肯定了得。他听了我的陈述后表示理解。随后他找来了1984年的高考英语试卷让我做，他阅卷后高兴地说：“你得了96分！”他又用英语提问我，我对答如流，他频频点头：“看来，你的英语基础相当好，我很满意。欢迎你这样的学生来沂源三中上学！”
李白有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孟郊有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洛阳花。”我离开三中校园后，望见田野里泛黄的麦浪，难掩心中喜悦。我骑上父亲那辆“除了铃铛浑身都响”的“金鹿”牌自行车，从学校驻地草埠一路飞奔回鲁村家中。我住了一夜，美美地睡了一觉，次日早晨回县城。
随后我向行长王荣珠正式提出辞去公职回中学复读参加高考。他说了一通高调话后表态：这事县行说了不算，要上报临沂地区中心支行。
等待，等待，等待。
如坐针毡，度日如年。高考日近，辞职申请杳无音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缓终不悔。”
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些同事问我是否想和黄利群一样辞职考大学，我笑答“没听说”。我的良师益友张玉山也问我，我实话相告，他表示支持，并说我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学我喜欢的专业。但是我早已发现张老师近来也情绪低落，他有时坐着沉思并时有叹息。我分析一是他也很想上大学，二是我已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和工作上的得力住手，他其实舍不得我走。
上级何时能批准我辞去公职？遥遥无期。空等不是上策。张玉山老师劝我：利用到临沂地区中心支行送报表的机会，去找找工商信贷科科长聂永年和副行长张宗礼。于是我去了临沂。
我先去找了聂科长。他们都住在地区中心支行办公楼后边的家属院里，都是带小院的瓦房。他到沂源县检查工作时我已经认识他了。据同事们介绍：老聂这人为人实在，工作能力出众，平易近人，威信很高。他先是谈了他的求学经历。聂科长是济南人，他上的是在泰安的山东林业学校，当时是全国重点院校。但是，“三年困难时期”后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文革”之前刘主席要求山东的调整要加快速度。在这种形势下，山东林业学校下马，在校学生提前离校肄业。聂永年后来干了银行。谈起这段经历，他说他还没有上够学就踏上社会他很惋惜。他说，人这一辈子很难随心所欲，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只能适应。他对我的想法表示理解，但是又劝我要想得开。他说：你能上山东银行学校这样的重点中等专业学校，这已经是非常幸运了，这是万里挑一！万人争走独木桥，有多少有志青年没有这个机会，他们的失意比你更重。你是专业学校毕业，有这个文凭的人在金融系统很少，有多少人羡慕你！你要好好干，将来大有前途。你想辞职去复读再考大学，这种志气让人佩服。但是，再次参加高考，谁能保证你一定考得更好？谁能保证你一定考上称心如意的大学、学上称心如意的专业？我劝你还是改变想法……聂科长说话就像临沂县城东边的沂河，河水平稳舒缓，波澜不惊，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我辞职复读的想法。（后来聂永年成为临沂地区中心支行副行长。再后来他调回济南，到省分行工作。）
我又到了分管人事工作的副行长张宗礼家里。我早就听同事们说张宗礼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有人把他叫作“张总理”。他脸白，有油光；他的眼袋有点胖；他的头发比脸更白，有些稀疏；他的腮上有几根挺拔的胡须。他们的房子也不大。他坐在床沿上接见我，让我也坐到床沿上。他说：“在总行的张庆阳从北京转来你写给他的信。你的想法我都知道了。”他说话语速较慢，瓮声瓮气。他讲了一大段大道理，经常用右手大拇指去动腮上那几根白胡子。他说：“山东银行学校是部办重点院校，直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山东省分行代管。国家出钱培养金融工作人才，代价很大，你们上学两年，国家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要花费两三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你刚毕业，还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就想走，这能行吗？地区中心支行不能批准你辞职。你要是不听劝阻硬要辞职，你必须交上三万元的赔偿金。你现在是国家干部，要是不经批准擅自离职，会受到处分，要记入档案，会影响你一辈子。你走时你的个人档案你也带不走，银行里不放，你很多事就没法办……”听了张总理这一席话，我的心里很凉很凉，就像吃了一块冰糕。三万元！我是所谓二十四级国家干部，转正以后每月工资才四十二块五毛钱，猴年马月能挣到三万元？！
我离开张总理的“总理府”后往临沂商业局宾馆走。在无精打采的路灯灯光下，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心灰意冷。
从临沂返回沂源后，我情绪低落到谷底，有时真是痛不欲生。信贷股办公室里墙上有地图，我经常看着地图发呆。同事们不会知道我的心思：我很想到少林寺出家当和尚！但是冷静下来后觉得不能做让父母伤心的事。我有时坐在椅子上发呆，泪水流下来，有一次被一位女老干部发现......
整个1985年是我有生以来心情最郁闷的一年。虽然心情很不好，但是我并未消极怠工。工作虽然没有风生水起，但是我在张玉山老师的指导下，各方面能举一返三，已经受到行内外的好评。
我的大学梦仍然没有放弃。这个梦想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常常让我寝食难安，有时夜不能寐，通宵达旦。
1985年我父亲出现腰疼，有时疼得直不起腰，到驻沂源县城的解放军第140医院（1984年解放军第27野战医院改名为解放军第140医院）就医，诊断为脊椎炎。我听我父亲说，以前在生产队时期他们抬木头，他的腰曾经扭伤。我有个亲戚的丈夫在该医院当军医，我就到她家里问我父亲的病情，她说听大夫说我父亲今后不能再干重活，否则病情继续发展会瘫痪。那年我父亲是五十六岁，按说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没想到会出现脊椎炎。这个不好的说法像一块石头压在了我的心上！假如我辞职复读，再考上大学上四至五年，这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负担很重，还有我的二妹、三妹还正上学，这些负担都压在我父亲肩上，会把他老人家压垮，这怎么能让我心安理得？从这时开始，我辞职复读考大学的想法在我的心里开始冷却。（其实后来我父亲的腰疼再未犯过。这也再次证明：大夫的话有可能成为治病救人的良药，也有可能成为害人要命的毒药；大夫的话不一定全对，不是一句顶一万句。）
尽管如此，我业余时间读书学习仍未放松，我幻想：虽然不能辞职复读再考大学，但是也许还有机会参加成人高考。
198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县级支行分设，张玉山被分到中国人民银行，我被分到中国工商银行，我师徒二人被分开。我猛然失去依靠，一开始很不适应。人的独立能力有时是被逼出来的。没有了张老师的时时处处的指导，我被迫自己独立开展工作，硬着头皮往前闯。好在县人民银行就在院内西边老楼上办公，东西两楼相距几十米，我几乎每天都到西楼去见张老师，经常请教他，他仍然不吝赐教。那一年我的工作各方面有很大进步，我已经成为信贷业务骨干，新科长（信贷股改名叫工商信贷科）李天增是老信贷员，也经常指导我工作，我勤奋好学，很受李老师的器重，我成为他最为倚重的信贷员。1987年初，我被评为1986年县级先进工作者，又被临沂地区中心支行评为地市级先进工作者。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991年我连续六年被评为地市级先进工作者。
1987年中国工商银行沂源县支行出台鼓励政策，鼓励职工参加金融专业的全国自学考试，每考及格一门就给报销车费和住宿费。我本来瞧不起上电视大学和参加自学考试，这时观念开始变化。我也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我曾到临沂和张店去参加考试，共考及格了七门功课。但是，考虑到高等数学是我的弱项，统计学原理也令我打怵，我就决定停下金融专业的自学考试，向行里申请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但是行长们不同意，他们认为我干银行就只能学金融专业，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不务正业。我找行长们解释：“我本来在山东银行学校就学了城市金融专业，基本知识都学过，很想再扩大知识面；汉语言文学知识是干各种职业都离不了，我虽然干的是信贷，但是写经济活动分析和调查报告都离不开汉语言文学知识，否则写不好！再说，行领导经常安排我给你们写各种材料，我不多学点汉语言文学知识，怎么能给你们写好？”他们听了我的话，也许觉得有几分道理，没有再反驳我，而是让兼任工会主任的女副行长召集工会委员会研究审批我的申请。我催了好几次。但是，当通知我他们同意批准我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时，报名期已过，我就掩饰不住反感，我说：“这个工作效率也太低了，人家的报名期已经截止了！”我发的这个牢骚自然会“直达天庭”，有人会及时上报。后来我听说女副行长对我很不满意，我从此也能感觉出她对我态度冷淡，我已经被她打入另册。这也成为我后来坚决离开中国工商银行沂源县支行的原因之一。后来我调到中国银行沂源支行后，我们信贷计划科有个女同事经常忘记向市行报送报表，我批评了她几句，行领导问起来我也实情相告，这本来都是为了工作，结果从此她把我当做仇敌，她参与了奸佞对我的危害活动。几十年中我从与女干部、女同事打交道或共事中得出一个经验：与女人打交道必须谨言慎行，千万不可冒犯或者得罪她们，因为一旦得罪就会永远得罪，她们永远记仇，你不要指望她们会消除误解、冰释前嫌。西汉有吕雉，唐朝有武则天，满清有慈禧太后，她们的心狠手辣至今让人胆寒。
1990年我到县教育局报名开始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国自学考试，两年我考及格了好几门功课。
1991年我被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评为“省级优秀信贷员”。那年中国银行沂源支行筹建处成立。我觉得在中国工商银行存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我想崭露头角短期内是不好实现，于是我决定跳槽，想调到中国银行沂源支行筹建处。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受尽了煎熬，我终于在1991年底离开了中国工商银行沂源县支行。由于对方的竭力阻挠，我被迫改道，调进了沂源县人民政府财政贸易委员会（简称县财委）。县财委其实是一个“盲肠”，没有什么实际功能，只是帮县委、县政府下开会通知或者分发文件。这种衙门本来正适合我，我有时间大量读书。但是1992年新任县委书记陈传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抛出“九五工程”，制定了1995年全县脱贫致富甩掉“贫困县”帽子的宏伟计划，从各单位抽调人员建立工作队，派驻各村工作。不幸我被财委主任们选中，于是我随工作组进驻韩旺乡龙王峪村。不幸的是工作组长恰恰是一个干过乡长的县农委副主任田传生，他不愧是姓田，对深入田间地头的农村工作兴趣旺盛，而且酒量很大，我们跟着他天天跑村，而且天天喝酒，他说做农村工作不会喝酒就不会工作，工作往往不是在办公室干成的，而是在酒桌子旁干成的。我本来就不爱喝酒，而且酒量不大，难以招架。读书也就缺少时间了，但是我还是尽量挤时间。好在田组长听说了我正在活动调入中行的事后很支持，他主动给我放假让我去抓紧活动。
我做通了县财委和中行筹建处的工作，让他们同意让我去协助筹备中国银行沂源支行开业，于是1992年3月我进了中行筹建处，4月中国银行沂源支行正式开业。我调入中国银行沂源支行后干信贷计划科（信贷科和计划科业务合到一个科）科长。我是沂源支行信贷业务工作的创建人，说我为该行的开业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不是胡吹！在我干信贷计划科科长时，该科只有我一个人，我对口市行科室是外贸信贷科、外汇信贷科、计划科和稽核科，这些科管理的业务都找我；因为我会写材料，市行办公室有关文字材料的工作也找我；沂源县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也经常找我。我有时想起陆放翁的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我被迫“分身有术”，被迫“八面玲珑”，被迫成为“万能博士”。为了完成各项份内和份外的工作，我夜以继日，经常通宵达旦，第二天还照常上班，一般并不再补睡，即使实在困倦，上床后也往往难以入眠。我做每项工作都精益求精，都让他们满意，甚至让他们赞不绝口，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我成了沂源中行的业务骨干，一心扑在工作中，虽然也尽量抽点时间读书，但是毕竟不能两全齐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我无法把应读的书认真读一遍，甚至到了考试时间，我竟然抽不开身去参加考试。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和考试就这样搁浅了。
1997年9月3日，我被中国银行淄博市分行任命为沂源支行副行长、党组成员。按道理我应该“发挥聪明才智”大干一场了。但是，事与愿违。领导班子由我们三人组成，一把手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而且有许多毛病，和我一起提成副行长的G某是从财会科长提起来的，他手里抓着一把手的许多致命把柄，他又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他梦寐以求的是尽快取代一把手，他上下其手，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很快就把一把手变成他的傀儡，他二人狼狈为奸，联手排挤我。在这种形势下，我无法反击他们。我只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不与他们争斗。他们不让我掌权管事，我就埋头看书。
1998年10月市行财会科长Z因为挪用公款炒股东窗事发被免职，调到沂源支行干行长，原支行行长离岗，另一个副行长G某调到市行干营业部主任。Z和G二人都是干财会出身，臭味相投，沆瀣一气。G某走后，Z某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继续排挤我，我的日子更加难过！
1999年5月我参加了成人高考，被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学制三年。每个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要到沂源县职教中心听辅导老师讲课。我结识了一些年轻同学，经常和他们交谈。他们说“魏行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对我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有同学说：“魏行长只是还缺少一张文凭，实际文化水平早就是博士了！辅导老师教课还不如你，干脆请他去休息，你上去给我们讲吧！”我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我说：“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只是一知半解，不是万能博士！”
那时我读了一本中医养生古典名著《遵生八笺》，对中医的兴趣陡升，我接连读了几本中医书。所以，在参加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同时，我还报名参加了中医专业的全国自学考试。我到县教育局去报名时，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感到莫名其妙，问我：“你是银行干部，怎么要报考中医专业？”我说：“我喜欢看中医书，很希望系统地学学中医。”我参加了两次考试，考及格了两门课。监考老师中有我的高中同学张照宏，他吃惊不小。其中《医古文》是中国古代中医经典的摘编，里边不仅有大量中医思想和理论，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一般人会望而却步。但是我只是匆匆看了一遍，竟然考了67分，虽然不多，但是一考就及格，让一同参加考试的大夫们吃惊着实不小，他们说自己考了多次了都没有考及格！当他们知道我是银行干部后更是目瞪口呆！
读了三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书籍，2002年毕业，我得到了一张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文凭，我藏诸抽屉，羞于示人。这时我已经从中国银行辞去公职两年。
由于再也忍受不了奸佞小人的折磨，我在2000年12月辞去公职。随后我和妻子为一家广州的中外合资企业做营销员。
2006年我父亲魏绍伦出现腹痛，在沂源县人民医院被误诊误治，耽误时机，做手术时又出现医疗事故，上了手术台就再也没有醒来，阴历5月初2去世，只有77岁。父亲的突然去世，让我长期沉浸在悲痛之中。2006年11月我应邀到沈阳一家韩资公司工作，出任董事长顾问和副总经理。母亲对我很是牵挂。我在2007年7月辞职回到山东。2008年我母亲生病，几次住院治疗，2009年卧床不起，2011年阴历2月27日去世。这让我又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
2013年，在我的良师益友张玉山的帮助下，我进入新成立的沂源博商村镇银行工作。2014年，在沂源县职教中心工作的我的表哥李传平建议我再去参加山东大学举办的金融学专业本科学习，我又报名参加。学习两年全部科目考试合格，2016年取得本科毕业证书。我在高中毕业三十四年后才取得一个本科学历证书，我实在没有什么兴奋，只是感到无比羞愧，简直无地自容！
这就是我的大学梦，这个梦做得时间太长，长达三十四年。
回顾我的大学梦，我认为值得深刻反思。最深刻的教训是：我在几次十字路口没有做出果断正确的选择。人生努力很重要，但是选择更重要。在1982年高考失意后，我应该坚决回校复读重新参加高考，然而当时我犹豫不决，没有做出正确选择！在1985年我想辞去公职回校复读重新参加高考，遇到银行的阻挠和威胁，我不应该把这些蛮不讲理的威胁放在心上，应该下定决心，破釜沉舟，坚决离开银行回到学校，去追求我的远大理想！后来我埋头工作，奋力拼搏，成绩斐然，但是我没有跟单位领导建立密切关系，我就像“回回捡了一个猪蹄，拿着无用，扔掉可惜”，我只是人家的一个工具，不是爱不释手的珍宝，所以机会降临不到我的头上，比如有成人高考的名额人家不会给我；还有，我的性格存在问题，很多时候刚愎自用，我行我素，有大事不与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友商量，也就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吸取众人智慧，就会走弯路，吃大亏。
我的大学梦是一部反面教材，对我的余生虽然已经作用不大，但是对后人也许有所启发。《论语·微子》记录楚狂接舆对孔子所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如此。
2017.6.9.
【作者简介】
魏束存，本名魏述胜，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人，祖籍济南市钢城区辛庄镇芦城村（原属莱芜市）。毕业于山东银行学校（今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园地老长工，曾在人行、工行和中行工作。有金融与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毕业文凭。爱读书，偶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