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洪流中的人性亮色

——评刘楚昕长篇小说《泥潭》

黄晓宇

作为一个13岁即萌生作家梦，此后二十年一直笔耕不辍、虽屡遭退稿却从不放弃的“资深”文学爱好者，刘楚昕以其首部长篇小说《泥潭》，于今年5月斩获广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其爆火原因及细节，不必赘述。但，在作品正式上市前，预售竟高达40余万册，这个“现象”再次印证，文学作品一旦成型，一旦被推入市场，即变身为商品。既是商品，就必然也要受到文学以外的多重因素的影响——这并非笔者讨论的重点。除去颁奖典礼上的真情演绎外，《泥潭》文本带给读者的视觉与情感冲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历史小说，《泥潭》的笔法、语言及结构方式明显区别于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比如，第一部分开篇就是“如您所见，我死了”，这种明显带有先锋色彩的叙述语言在以往的历史小说中很少见到。就整体而言，《泥潭》不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小说。刘楚昕10余年如一日地在其反复打磨的首部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中，灌注了其非凡的文学雄心，动用了不少花里胡哨的文学技巧，表达的主题却非常沉重复杂。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以三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主体结构全篇，分别从满人军官恒丰、革命党人关仲卿、神父马修德的不同视角，来记录这场革命给社会各阶层人等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小说以武昌起义为舞台展开，虽然取材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但其可贵之处正在于，作者在较大程度上淡化了通常的“家国叙事”，而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历史洪流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沉浮上。

雨果说：“人类进步源于革命之后对暴行的反思。”革命当然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革命暴动涤荡旧有的社会秩序和规则。革命中，理性温和的秩序建设者和规则维护者少之又少，而暴戾的杀戮者不乏其人。《泥潭》展现了旗人杀革命党，革命党报复旗人，旗人又组织宗社党报复革命党……血腥屠杀中，甚至连一些无辜老人、妇女小孩也无法幸免。冤冤相报何时了，人生苦短，人人自危，革命洪流把每个个体生活冲刷成了无休止无深浅的“泥潭”。这就是小说反映的在特定历史时期众生如蝼蚁般令人绝望的人生隐喻。

小说的第一部分，刘楚昕以一个已死去的亡灵视角“我”来展开，可由于作者总是在亡灵与现实之间展开不断的视角切换，将业已变成鬼魂的“我”同现实中的“我”并置于叙述之中，双线人物互为镜像，除穿插大量梦境，还将鬼魂之“我”穿越到过去，看到过去存活之“我”；鬼魂之“我”有时还会出现记忆错乱，时间顺序也在作者不断闪回、解离的叙事策略中被颠倒，被复调。客观地讲，刘楚昕在小说中模仿先锋叙事的影子，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对“我”在非线性时间段的叙事切割，使得“我”在过去与现在、存活与死亡、回忆与梦境等诸多状态之间的区隔变得十分模糊。比如，在一段死去的“我”对妹妹的回忆中，文本出现了四段时间线被打乱的不同叙事，中间却没有任何提示，笔者反复细读了几遍，才勉强把文字所呈现的琐碎的记忆片段及这些片段所反映的人物经历、事件经过拼凑完整。意识流般的画外音，梦与梦交叉叠加，人性的善与恶互为纠缠……读过余华《第七天》的读者，都不难明白刘楚昕采用这种叙事手法的苦心孤诣。然而，他的效力模仿，无疑增加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难度。  

“我劝你别说自己是旗人满人给自己找麻烦就说自己是北京来的汉人而且还要把姓也改了恒丰一听就知道是满人把恒改成常吧反正意思一样我知道了谢谢您别说什么谢谢我认识你父亲在热河时见过面你父亲不在了能帮一点是一点你就在我这里帮着练兵吧这儿还好北方不像南方南方净是些革命党”“自鄂军第七镇统制唐牺支光复荆州已久驻防满人归降者一概优抚发助其自谋生计熟料近日竟有北京之宗社党数人勾结旗人亮方”“您是咱们荆州旗人的骄傲将军对父亲说转头指着我说他将来也会和您一样”……《泥潭》第一、二部分中的不少段落，出现了此类不打标点的或长或短的句子，印版虽以不同字体进行区分，却不能分开来读，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猜度：刘楚昕下意识这么做，是要凸显小说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焦灼？抑或是渲染场景的混乱不堪？甚或是炫技的需要？如果仅仅是模仿福克纳的叙事策略，对于一部有着中国历史背景的小说（即便是虚构类）而言，窃以为，其文学探索意义并不明显。  

小说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作者反复运用倒叙、插叙、顺序的叙事方法，将恒龄、奎善、端瑞等没落贵族旗人及宗社党成员的职业背景和生活处境一一交代。尽管关仲卿在第一部分已经出现过，但当他在第二部分出现时，作者仍然作了一些铺垫和暗示，使读者不难感受其与没落旗人的命运遇合，以及冥冥之中的某种勾连。这部分由关仲卿贯穿始终，详细记述他东渡日本留学，回来后沉潜、觉悟，成为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当他目睹革命的暴力后，产生了剧烈的心理波动，并开始清醒和反思，在病魇中结束了悲苦一生。诚然，关仲卿有革命理想，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他不可能彻底幡悟，因此，他至死也没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这既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其个人人生的无力。

第三部分插入书信和日记，作者以马修德神父的视角补给故事线索，使整个小说的情节要素更趋完整，也让读者在阅读第一、二部分过程中产生的疑窦渐次消解。马修德在日记中回忆了自己来中国30余年的生命历程，他既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冲突、迷茫的30余年，又以旁观者的清醒看待人世，悲悯他者。而楚卿，在同马修德书信往来的过去和当下，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人生状态，她在游走四方之后，回归故土，将过往一切，坦坦荡荡告白于神父，既让小说在叙事层面补全了马修德神父的视角盲区，也让小说诸多人物的命运，在荒芜与空濛中搁置悬念，而终归于茫然。 

小说中，象恒丰、恒龄、关仲卿、傅凤池之类人物，在某一历史关口，或许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一定角度讲，也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小小的“浮萍”，他们无一不被历史洪流裹挟，推涌着往前走，即便是黄兴、黎元洪这样的“大人物”，面对起义，也乏回天之术，最终落得个自逃生路的下场。令人称道的是，刘楚昕更在意对小人物的书写。熊丑因醉酒自命为“革命党”被警察抓捕，关仲卿担心他不慎供出自己，请鸡字堂堂主帮忙在狱中“了结”未遂，熊丑被罚站笼三天……笔者以为，站笼这一情节堪称小说中典型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从技法上讲，它对于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真实性，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在特定环境中的人性本能，往往能起到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 

在滚滚历史洪流中，熊丑、屈万们也在自己的命运旋涡里沉浮。熊丑的两只手究竟掘过多少墓窟？屈万的骡马车到底驮运过多少尸体？他们自己心里无数，历史更无从记起。留给世人的，或许只明白那个时代的人们，无不在历史与现实的洪流中被冲刷，被湮灭……刘楚昕在《泥潭》文本的扉页题写：“迷失在黑夜中时，不妨抬头看看星空；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客观地讲，这样的句子，对于身陷泥潭的人而言，无论是面对历史追问，还是现实抉择，作者把走出泥潭的希望寄托于是人的良心和道德是很苍白的。同时，刘楚昕还在小说中告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摸摸自己的心。现实如此残酷，人生如此苍凉，人性如此幽深复杂，为了达到目的，为了“存活下去”，作者也同样不知道身陷“泥潭”的蝼蚁众生，究竟有多少人会“摸摸自己的心”。或许，人生本就如此苍凉、凄冷。 

 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小说中那些挣扎于历史洪流与人生旋涡里的人性亮色。这几乎是贯穿于《泥潭》中的一条暗线。比如，神父马修德终其一生都在同情、救赎弱者、扶贫助困，不看身份、不辨肤色和性别，均力所能及施以援手，却因为恒丰的忏悔闪过厌恶的神情、产生“让他去死吧”的罪恶念头，他也由此心陷泥潭，饱受折磨。文本在叙事策略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与“谬误”，当这个理念贯彻于具体的人物塑造时，也模糊了“正反派”的界限，有的只是为着“存活下去”而有的具体的人生遭际与真切的内心感受。即使那些一度被认为腐朽堕落，竟至于不可救药的旗人，作者也总是赋予其以人性的温情。这或许也是小说中那些身处绝境的人对“生”仍还抱有一线希望的真正原因。

作者简介：黄晓宇，四川达川人，在职研究生。现为万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主办，达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先后做过农民、教师、媒体人，主攻新闻和散文，曾在华西都市报、四川农村日报、达州日报、巴山文艺等报刊杂志发表近千篇新闻及散文作品，获奖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