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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被迫开放月港“海禁”
作者:李铁
由于沿海地区民间开放海上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明穆宗登基后不久,认识到“倭寇”屡打不绝的现实,决定在南方沿海地区选个地方,实行有限的对外开放,废除“海禁”。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允许民间商人从福建漳州的月港(今福建海澄)出发,去西洋经商,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自然条件并不好,与内地相隔崇山峻岭,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既没有直接的出海口,也不是深水良港,到海外贸易的船只需要先由好几条小船牵引,到厦门港口才能成行。不过正是由于太偏僻,明朝官员一直不太注意,这里没人管,于是成为走私活动最猖獗最活跃的地区。16世纪初葡萄牙人东来以后,月港成为福建沿海最主要的走私贸易港口,很多漳州人靠在月港走私发家致富。
“隆庆开关”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但明朝政府规定,开放的地点仅限于月港。同时,明朝政府仍绝对禁止任何人去日本贸易,所有出海船只若私自前往,则以“通倭”罪论处,再有就是必须交很多税款,并且不得携带任何违禁物品。
严格的限制集中体现在“船引”发放上。“船引”就是许可证,是官方发的出海贸易执照,凡打算出海的商人,都必须事先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海防机构发给“船引”。申领过程中,所有事项必须严格登记,不得遗漏,凡是领到“船引”的海商,都必须交纳“引税”,也就是向政府交纳出海贸易经营税。最初规定每张“船引”纳税银是3两白银,后来增加到6两。
明朝政府对“船引”发放总量也进行了严格控制。起初,每年发放的“船引”总量是50张,后来由于申请出海的人太多,又将“船引”发放数量扩大。万历三年(1575年)增加到100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再增至137份,以后,又进一步增加到210个。但这不包括未经批准的商船,有很多人拿不到“船引”,也冒险外出。若把外国来商船也算上,到17世纪初,每年往来于月港的中外商船数目应当在300多艘次左右。
发放“船引”的同时,明政府也给海商制定了十分苛刻的出海贸易规则。可以说,从出海船只数量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品种,都有严格规定。根据“船引”所限定的地点,当时从月港出发的海商可以前往东、西洋的一些港口与国家,但绝对禁止前往日本。
从月港输出的主要物资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之类,输入的物产品种也很多,在国外海商看到什么买什么,品种大大超过以往。
月港开放虽对漳州、泉州有利,但对其他地区的海商严格禁止。有几个杭州人搭乘月港出海的商船去了遏罗(泰国)、吕宋,卖丝织品获利丰厚,回国后,他们被明朝以“通番律”论罪,因为他们仍然不能随便出海贸易。当时,船引发放有严格检定,只能发给漳州、泉州附近的人,就连福州的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发放范围外,不可以随便出海。
明廷虽然禁止出海船只去日本,但商民一出海,行踪就难以控制了。他们出海后有时先往向南走,然后再转头东去日本。明朝政府越是禁止去日本,在日本的贸易利润就越高,去的人也就越多。明代后期,去日本的商民十分踊跃,在那里住下来的华侨也就越来越多,长崎甚至大约有二三万人之多。
虽然有诸多限制,月港也只是一个小港口,但“隆庆开关”毕竟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得到朝廷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规定,过去的走私活动就会被视为合法,这使明朝的民间贸易迅速发展。隆庆初年,月港“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不能满足中国船商的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给前来贸易的人,这导致世界各地的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据估计,“隆庆开关”以后的70多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同时,西方的先进火器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明朝军队战斗力。
明朝末期,荷兰战船开到福建澎湖列岛一带海面,并于天启四年(1624年)占据台湾。由于荷兰人的不断骚扰,漳州地区的海外贸易遭到严重的打击,月港也因此走向衰落。崇祯六年(1633年),明政府宣布关闭“洋市”,月港又和原来一样,成为民间海上商业贸易的走私海港。
现在有些人给“隆庆开关”很高的评价,主要原因是人们往往认为“海禁”是从明朝初年开始的,而“隆庆开关”打破了这一传统,所以意义非凡。
其实,月港的开放并不允许漳、泉二府以外地区的商民参与,它只是明廷和海商们斗争的妥协结果,是不得已的做法。明廷是想用月港地区的开放来成就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这只能导致走私贸易的再度兴起。明末东南沿海各地走私贸易与海寇商人活动兴盛,都和“隆庆开关”有很大关系。
文/李铁
编辑/王孝付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作者李铁,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硕士毕业,在甘肃新华社分社担任10年一线记者,熟悉西北5省特别是甘肃一草一木,冒着生命危险去过甘肃很多偏远地方,2002年到北京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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