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我，是个浑身透着泥土气息的乐天派——常常疯跑至灰头土脸，身着洗得泛白的粗布衣衫。心眼实诚得宛如一块澄澈透亮的玻璃，任谁见了，都觉得这孩子极易哄逗。倘若将故乡比作一片舒展的梧桐叶，那纵横交错的胡同，便是叶片上蜿蜒的叶脉，而我恰似叶肉中流动的汁液，在这些脉络间肆意穿梭：与伙伴们在泥地里堆砌“城堡”，蹲在墙根玩抓石子的游戏，举着铁环跑过整条街巷，于晒谷场上跳方格、玩老鹰捉小鸡，甚至跑到野外，攀着树干比试谁爬得更高……用如今的话说，尽是些“不着边际”的事儿。然而，那时的快乐是如此纯粹，仿佛整个故乡的风中，都飘荡着我尽情撒欢的身影。

一

我的童年，深深嵌在六十年代那如褶皱般的岁月里。彼时，物资稀缺，恰似冬日里难得的暖阳，珍贵非常；而文化生活，更是贫瘠得仿若干裂的土地。在那段匮乏的时光中，听村里杨叔唱戏、讲故事，便成了我生活里最为丰沛的滋养。杨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小学毕业生，在生产队里，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人”。村里有个戏班子，每年新春，大队院的戏台一搭建，他便是无可替代的主角。

记得他在《沙家浜》中饰演胡传魁时，那嗓音嘹亮，简直能穿透三里地——这绝非夸张之词。后来我上初中，邻村同学曾拍着胸脯说：“那会儿你杨叔一开口，我们村都听得清清楚楚！”因着戏唱得精彩，故事讲得绝妙，社员们都亲切地唤他“杨文化”。

田间地头歇晌之际，大伙儿总爱簇拥过来，听他亮开嗓子，唱一段《红灯记》里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是《智取威虎山》中的“今日痛饮庆功酒”。那悠扬的唱腔，悠悠漫过田垄，将劳作的疲惫悄然泡软。而笑声与蝉鸣交织，在旷野中传得老远。

二

杨叔的故事，可比戏文里的情节还要引人入胜。我家屋后的南寨门楼，在盛夏时节宛如一座天然凉棚，穿堂风“嗖嗖”地吹过，街坊四邻都喜爱往这儿聚集。只要杨叔在，大家定会缠着他说：“杨文化，来一段故事呗！”而我，总是第一个搬着小板凳，迫不及待地凑到最前排。

他的故事犹如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诸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怎样把玉帝吓得钻了桌子；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时，喜鹊又是如何搭成桥梁；白娘子被压雷峰塔下时，雷峰塔怎样“哗啦啦”地晃动……他讲得眉飞色舞，还时不时穿插几句俏皮话，逗得满门楼的人笑得眼泪直流。

听故事的人都竖起耳朵，全神贯注，有人心疼他热，还拿着蒲扇轻轻为他扇风。讲到关键处，他突然模仿讲评书先生的模样，将旱烟袋往石台上用力一磕，说道：“且听下回分解！”这可不得了，像捅了马蜂窝一般——我们这些小孩拽着他的衣角使劲摇晃：“讲完嘛，再讲一段！”

大人们赶忙出来打圆场：“快给杨叔倒杯水！”他轻呷两口茶，清了清嗓子，故事便又如潺潺泉水般流淌而出。

三

南寨门外的那片空地，无疑是夏夜专属的故事天地。每当夜幕刚刚降临，人们便纷纷揣着布袋、扛着苇席，在地上铺展开一片宛如“星空”般的惬意角落，满心期待着杨叔的到来。于我而言，这可是雷打不动的“文化盛宴”。

每天，我都会早早地催促妈妈做饭，而后争着做完喂猪、割草等活儿，怀揣着满心的期待，迫不及待地朝着空地奔去。我打心眼里敬重杨叔，在我眼中，他仿佛肚子里装着世间所有的学问。为了能“讨好”他，我总会从家里搬来最稳当的板凳，提前精心摆好他的“专属座位”。

杨叔脖子上，总是挂着一根长长的旱烟袋，那铜烟锅被磨得锃亮，一看便透着十足的派头。只要见他手往脖子上一摸，我就如同接到命令的小兵，赶忙踮起脚尖取下烟袋，细心地往锅里塞好烟丝，再划着火柴恭敬地递过去。他叼着烟嘴“吱吱”地吸着，看似没留意到我，可我心里却比吃了蜜还要甜，仿佛完成了一件无比了不起的大事。

在这份略显幼稚的“讨好”之中，藏着我最为真诚的欢喜——那时的我，尚不懂得梦想的含义，只晓得听杨叔讲故事的时光，比过年还要令人期盼。

四

我拥有一份旁人所无的“特权”——与杨叔同住在一个四合院。他居于北屋，我家则在南屋，只需轻轻推开窗户，便能瞧见他在院里编筐，或是晾晒烟叶的身影。

每当瞅见他稍作歇息，我便如一颗小炮弹般疾冲过去，嚷嚷道：“杨叔，讲故事！”杨叔总是面带笑容，提出条件：“猪草割够了没？妈妈交代的活儿都做完了？”

若我拍着胸脯，自信回应：“都弄完啦！”

他便会拉着我，坐在门槛上，说道：“今儿个给你讲个《岳母刺字》。”

杨叔讲的故事精彩纷呈，宛如串串珠子，既有寓意深刻的寓言，奇幻美妙的神话，也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历程，更有岳飞“精忠报国”的热血事迹。讲《龟兔赛跑》时，他会轻轻捏着我的耳朵，语重心长地说：“可千万别学兔子那般骄傲。”

讲《小猫钓鱼》时，又会指着院里的老槐树，认真叮嘱：“做事就得像小猫盯着鱼一样，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

这些故事犹如种子，悄然落在我心间，生根发芽——让我明白，做人需爱国，要踏实，更要不惧艰难。

五

那时的农村，夜幕宛如被浓墨肆意泼洒，漆黑一片，而看戏，无疑成为了那黑暗中最为璀璨的光芒。我们村人口不算多，然而热爱唱戏的人却不在少数，大家齐心协力凑成了一个曲剧团。

每至春节前后，剧团不仅在本村登台表演，还常常被邻村热情相邀去“巡演”，整个春天几乎都在外辗转演出，使得十里八乡都知晓我们村的戏唱得极为出色。

剧团的道具皆出自村里木匠之手，那做工精细，尤其是制作的枪，简直逼真得如同真品——曾有一次在外地演出《智取威虎山》，演员手中的“手枪”，竟被公安同志误以为真，上台收缴了去，此事也成了村里长久流传的趣谈。

县剧团到邻村集市演出时，我更是如痴如醉，仿佛着了魔一般。从村子前往集市，需翻过一座土岭，途中还得穿过几处坟地，但只要听闻有戏可看，恐惧瞬间便被抛诸脑后。

犹记得有一回，我们好不容易挤到戏院门口，把门的人双手叉腰大声呼喊：“没票的赶紧买票！”一张票仅需一角钱，可即便如此，仍有好多人围在门口，试图“混”进去。我摸了摸口袋里妈妈给的钱，咬了咬牙，还是买了票。

挤进去后，只见黑压压一片全是人，只能瞧见前面人的后脑勺。舞台上正上演着《白蛇传》，锣鼓“咚咚锵”地敲响，演员的唱腔抑扬顿挫。我啥也看不清，听到旁人高呼“好”，便也跟着扯着嗓子叫好。

散场后，我跟着大人们往家走，听他们谈论“白娘子被压在塔下”，我不禁插了句：“她为啥不变成蛇跑掉呢？”这一问，惹得大伙笑得前仰后合——可我丝毫不觉得窘迫，心里反倒美滋滋的。 看书的时光，更是珍贵无比。高尔基曾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那时，书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了粮食。我仅有两本被翻得破旧不堪的《雷锋的故事》和《雷锋日记》，每逢下雨天，我便会抱着它们细细阅读，书中字里行间“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于我而言，比糖果还要甜蜜。偶尔从学校借到连环画，我便如获至宝，与同学们相互交换着看，看完一本后，能念叨上好几天。

村里的元旦特刊，亦是一座“宝库”，张贴在最为热闹的街角，发刊词写得慷慨激昂，插画色彩鲜亮，对联对仗工整。我总会站在跟前，背诵那些精彩的句子，几百字的文章，短短五分钟我便能牢记于心，而后跑回家，用铅笔歪歪扭扭地抄在纸上。日子一长，我说起话来竟也愈发流畅自然。

六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无疑就像是一场难得的“打牙祭”。每当公社电影队巡回放映，露天银幕一挂起，半个村子的人便纷纷扛着板凳赶来。哪怕需要翻山越岭前往邻村，我也定会约上伙伴们一同前去——黑夜里，手电筒的光芒闪烁，恰似一串灵动奔跑的星星。

轮到我们村放电影时，我总会早早提着小板凳去占座，兴奋得一蹦一跳。放映的影片大多是《地道战》《地雷战》，还有八大样板戏，即便已看过几十遍，依旧看得目不转睛、两眼放光。

有一次放映《奇袭》，正演到志愿军炸桥的关键时刻，天空飘起了毛毛雨，放映员高声询问：“还放不？”台下众人齐声高呼：“放！”有人赶忙找来伞为放映机器遮雨，大家就这样淋着雨坚持看完，无人叫苦。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属观看《卖花姑娘》。那天下午，周围村里的人纷纷朝着五里外的集市涌去，路上的行人挤成了一条长龙。电影中，花妮为给瞎眼妹妹买药去卖花，可妈妈却早已离世；哥哥被抓走，妹妹又被地主婆狠心扔进山沟……看到这些伤心处，全场哭声一片。我前面的大叔，一边痛哭流涕，一边用脊梁撞击板凳，“咚咚”作响，却无人责怪；左边的大爷，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鼻涕拖得老长也顾不上擦拭。

快结束时，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哗哗”倾盆而下，银幕被淋得模糊不清，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挪动脚步——仿佛连老天爷也被感动得落泪，我们都陪着花妮，在雨中静静地站成了一片沉默的树林。

五十余载悠悠岁月悄然流逝，往昔的点点滴滴，却仿佛就在昨日刚刚发生。那时的文化生活，恰似田埂间蓬勃生长的野草，虽质朴无华，却蕴含着坚韧的力量。诚如铁凝在《哦，香雪》中所说：有时，我们需要放缓匆匆前行的脚步，回首凝望过往。

我不确定这能否被确切地称作文化生活，只知道那些听故事、观戏曲、抄文章的岁月，宛如故乡叶脉间流淌的熠熠光辉，清清爽爽、亮亮堂堂，成为我此生回味无穷的甜蜜记忆。

作者简介：深度，本名张荣生，河南洛阳人，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爱好文学，业余学写随笔、散文、小说、诗歌，自娱自乐。作品散见于《豫苑文风》、《云洁絮语》、《天涯知己》、《梦想小作家》、《行吟天下》、《逐梦文学》、《艺笋》、《潇湘诗苑》《现代原创文学》《诗人思归》、《文心社》、《黔城眼》、《洛宁文友》、《香落尘外》、《洛宁城事》、《灵秀师苑风》、《枣都诗社》、《博趣人生》、《把酒问梅》、《墨海心舟》、《乌篷船》、《超人小语》等文学平台，并在《洛阳日报》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