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东科尔”喻白海螺，丹噶尔城便如一只卧于湟水之滨、日月山下的古螺，自明洪武年间便“吹角连营”，六百年间将河湟的金戈铁马、商贾喧嚣、民族团结，都揉进青砖灰瓦的褶皱里。

清晨第一缕曦光漫过拱海门，给斑驳城墙镀上金辉时，青石板路上似仍回响着“茶马互市”的马蹄声。此城初为丹噶尔营，是环青海湖防务要冲，谁曾想这“军事堡垒”竟成“海藏咽喉”，成汉藏蒙回多民族共居的家园——恰如《礼记》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城隍庙内东汉护羌校尉邓训的塑像，正以“善待羌人”的往事，印证着“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古训。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一道圣旨改写丹噶尔命运：清廷迁贸易于丹噶尔寺（东科尔寺），昔日要塞一夜成政府规定的“合法边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全国乃至异域商人云集，年贸易额达白银三百万两，为西宁总额六七倍，遂有“小北京”之誉。国泰民安牌坊下，汉地丝绸茶叶、藏区马匹皮毛、蒙古玉石药材在此聚散，歇家商号的雕花门窗上，似还留着商贾议价时烟袋锅的轻敲痕。夜幕降临时，湟源排灯次第亮起，映着各族商人用不同语言讨价还价的剪影——这正是“万邦咸宁”的生动注脚，古城以“北连新疆，西通西藏，东靠西宁兰州，南接四川”的区位，成“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枢纽，农耕与草原文化碰撞处，城隍庙戏楼木雕既有关公忠义，亦藏格萨尔王传奇。

丹噶尔的城墙，不仅刻着商道繁华，更记着金戈铁马。自西汉始，此地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雍正元年罗布藏丹津叛乱，年羹尧平叛后上《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促成古城扩建。站在墙头抚粗糙石板，镇海营遗址、将军府残垣、千总邸断壁，似仍见“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壮阔——这里是日月山以东农业区与以西牧业区的分野，是清代“边内”与“边外”的界碑，却终在“兵戈销尽”后，成了民族交融的舞台。正月十五社火巡游，邓训夫妇塑像与藏族喇嘛、蒙古商人、回族工匠并肩穿街，鞭炮声与诵经声交织，恰应“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将“战”与“和”的轮回，写进河湟大地的记忆里。

此城最珍贵的，是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城隍庙鉴心殿十八幅壁画，道教神仙与佛教护法同列，汉文题记与藏文咒语并存；后寝宫檀香中，羌族转经筒与汉族香炉静静相望，无分彼此。民居院落融汉式四合院与藏式碉楼之妙，寺院飞檐下风铃与经幡共舞，朱红雕花门窗既含关东木雕技艺，又带河湟彩绘风情——正如《中庸》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交融从非刻意，而是汉族商人以茶叶换藏马、蒙古牧民用皮毛易回族布匹时，在讨价还价间自然生长的温暖。丹噶尔排灯上，汉族吉祥纹、藏族八宝图、蒙古云纹交织，便是“和而不同”最鲜活的模样。

如今的丹噶尔，是“活着的历史博物馆”。清晨，藏族老人摇着转经筒踏过青石板；午后，汉族店主在歇家商号前晾晒药材；傍晚，蒙古族歌手在广场弹唱长调，“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却又事事皆在眼前。修复后的明清老街重现“茶马互市”风貌，斑驳砖墙、磨光石阶、褪色彩绘，都是岁月的印章；北极山瞭望塔上，远能望见高速公路车流，近可俯瞰古城青瓦连绵，“新”与“旧”在此握手，恰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当夜幕垂落，城楼上古铜铃在晚风中轻响，似在诉说：丹噶尔这只白海螺，吹过唐蕃古道的驼铃，听过茶马互市的喧嚣，历过金戈铁马的嘶鸣，最终沉淀为“包容”与“韧性”的丰碑。它用六百年沧桑印证，“真正的繁荣不在城墙之高，而在胸怀之广；真正的坚固不在砖石之厚，而在文化之韧”——正如《管子》所云“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丹噶尔的故事，是河湟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那海螺声里，既有历史的回响，更有未来的召唤。

中共湟源县委党校 史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