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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首届主席团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草根杂志社社长、大型纪实文学《沃土》杂志总编辑，同时担任宁阳县凤凰山诗社理事长。
作品广泛见于《北京日报》《山东文学》《山东科技报》《山东文学》《殷都学刊》《泰安日报》《泰安电视报》《山西广播电视报》《中华慈善报》等上百家媒体，部分作品被收录于2012年、2013年山东省作家协会《齐鲁文学作品年展》《济南作家论》巜从平凡到卓越》等文集。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如2017年韩国雪原杯全球散文大赛特别奖、2018年新诗百年放歌黑河诗歌创作二等奖、2024年哈尔滨冰雪节银鼎奖、2024年齐鲁晚报黄河杯全省散文一等奖。2023年获宁阳县委宣传部、泰安市委宣传部授予的“宁阳好人”“泰安好人”荣誉称号。
2024年1月6日接受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栏目专访并做客嘉宾，还曾接受宁阳电视台、泰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专访，以独特的文学视角与创作成果，在文坛持续散发影响力。
官员贪腐背后的人性博弈
一一佛性与魔性的矛盾统一及现实镜鉴
文/黄秀峰
摘要：
官员群体中的“清官”与“贪官”并非非此即彼的绝对划分，其本质是人性中“佛性”（向善、守正、利他）与“魔性”（贪欲、私欲、侥幸）的矛盾博弈结果。本文从人性本质出发，剖析清官坚守佛性、贪官纵容魔性的深层动因，探究部分官员“佛魔同体”的两重性根源，进而分析两种人性倾向对社会秩序、公共信任及政治生态的影响，最终提炼对后世为官者的警醒意义，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人性维度的思考。
一、人性视角下“佛性”与“魔性”的核心内涵
在官员的行为逻辑中，“佛性”与“魔性”并非宗教概念，而是人性中两种对立又共存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官员的道德选择基础。
（一）官员“佛性”的核心表现：守正利他的价值坚守
官员的“佛性”本质是对公共利益的敬畏、对道德底线的坚守，体现为“为公”“守廉”“利民”的行为导向。具体表现为：
1. 权力认知的理性化：将权力视为“为民服务的工具”而非“谋私资本”，如包拯、海瑞等清官，始终以“公权为公”为准则，拒绝权力异化；
2. 欲望克制的自觉性：面对利益诱惑时，能以党纪国法、道德信念约束私欲，不被金钱、美色等外部因素动摇；
3. 行为选择的利他性：决策与行动以群众利益、社会发展为核心，如焦裕禄、谷文昌等干部，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使命，彰显人性中的向善本质。
（二）官员“魔性”的核心表现：私欲膨胀的底线失守
官员的“魔性”源于人性中潜在的贪欲与侥幸心理，当外在约束弱化、内在信念崩塌时，便会转化为“逐利”“贪腐”“渎职”的行为。具体表现为：
1. 权力认知的扭曲化：将权力视为“私人财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如周永康、孙政才等贪官，利用职权构建利益集团，损害公共利益；
2. 欲望克制的失控性：对物质、地位的欲望突破道德与法律边界，从“小贪小占”逐渐演变为“巨额贪腐”，陷入“越贪越怕、越怕越贪”的恶性循环；
3. 行为选择的利己性：决策优先考虑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甚至为“政绩”搞“形象工程”“烂尾工程”，导致资源浪费、民生受损。
二、清官与贪官的人性分野：佛性主导与魔性主导的选择逻辑
清官与贪官的根本差异，并非“人性善恶”的绝对对立，而是在“佛性”与“魔性”的博弈中，哪种人性倾向占据主导地位。这种选择受内在信念、外在约束、环境影响三重因素共同作用。
（一）清官：佛性主导的内在逻辑——信念坚定与自我约束
清官之所以能坚守廉洁，核心在于以“佛性”压制“魔性”，形成稳定的道德自律体系：
1. 内在信念的“锚定作用”：将“为民服务”“廉洁从政”内化为个人信仰，如老一辈革命家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从根本上杜绝私欲滋生；
2. 自我反思的“净化作用”：通过日常自省、接受监督，及时纠正微小的欲望偏差，避免“小错”演变为“大恶”，如曾国藩通过写日记反思言行，始终保持对“贪欲”的警惕；
3. 价值追求的“超越作用”：将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价值统一，以“造福百姓”“推动进步”为人生目标，而非追求物质享受，从而弱化“魔性”的诱惑。
（二）贪官：魔性主导的触发机制——信念崩塌与约束失效
贪官的堕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佛性”逐渐弱化、“魔性”不断膨胀的过程，关键触发因素包括：
1. 内在信念的“崩塌”：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逐渐否定“廉洁从政”的价值，如部分官员在“圈子文化”中被同化，认为“贪腐是常态、廉洁是异类”，放弃道德坚守；
2. 外在约束的“缺位”：权力运行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权力寻租”有机可乘，如一些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为“魔性”释放提供空间；
3. 侥幸心理的“催化”：认为“贪腐行为隐蔽、不会被发现”，或依赖“关系网”“保护伞”逃避惩处，从“试探性贪腐”到“肆无忌惮”，最终陷入犯罪深渊。
三、官员“佛魔同体”的两重性：矛盾共存的人性本质
现实中，部分官员并非“纯粹的清官”或“纯粹的贪官”，而是呈现“佛魔同体”的两重性——既有无私奉献的“佛性”一面，也有私欲暗藏的“魔性”一面，这种矛盾性源于人性的复杂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佛魔同体”的典型表现：双面行为的共存
部分官员在不同场景下展现出对立的行为特征：
- 公开场合：积极落实民生政策、参与公益活动，甚至在某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体现“佛性”的利他性；
- 私下场合：利用职权收受礼品、为亲友谋利，或在项目审批中“暗箱操作”，暴露“魔性”的利己性。
如某些落马官员曾是“业务骨干”，在任初期确实为地方发展付出努力，但后期因权力膨胀、欲望失控，逐渐走向贪腐，成为“双面官员”。
（二）“佛魔同体”的根源：人性复杂性与环境博弈
1. 人性的“多元性”：人并非“非善即恶”的单一存在，而是同时具备向善的潜能与逐利的本能，当外在环境偏向“正向激励”时，“佛性”更容易显现；当环境偏向“负面诱惑”时，“魔性”更容易抬头；
2. 权力的“双刃剑效应”：权力既能为官员提供“为民造福”的平台（激发佛性），也能赋予其“谋取私利”的便利（诱发魔性），若缺乏对权力的敬畏，便容易陷入“权力异化”的陷阱；
3. 约束的“动态平衡”：当监督机制、奖惩制度能有效“抑制魔性、激励佛性”时，官员更倾向于坚守廉洁；若约束机制松动，“魔性”便可能突破“佛性”的防线，导致行为失范。
四、佛性与魔性对社会的影响：正向引领与负面破坏的分野
官员的“佛性”与“魔性”不仅决定个人命运，更深刻影响社会秩序、公共信任与政治生态，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
（一）佛性主导的正向影响：构建廉洁社会的基石
1. 增强公共信任：清官的“利他行为”能让群众感受到权力的公正性，提升对政府的信任度，如“最美县委书记”廖俊波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其事迹不仅感染干部群体，更凝聚了社会共识；
2. 净化政治生态：清官的存在能形成“廉洁示范效应”，抑制贪腐风气的蔓延，推动形成“比学赶超”的正向氛围，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3. 推动社会发展：以“佛性”为导向的官员，决策更注重长远利益与群众需求，能有效配置公共资源、落实惠民政策，为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与动力支持。
（二）魔性主导的负面影响：侵蚀社会根基的毒瘤
1. 破坏公共信任：贪官的“利己行为”会让群众对权力产生质疑，甚至引发“仇官心理”，如某些地方因“贪腐案”导致民生项目停滞，群众利益受损，进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2. 污染政治生态：贪腐行为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塌方式腐败”，如某地区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相互包庇、集体贪腐，严重破坏当地的政治秩序与治理效能；
3. 阻碍社会进步：以“魔性”为导向的官员，为满足私欲往往忽视公共利益，导致资源浪费、政策走样，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如某些官员在扶贫、环保等领域“弄虚作假”，不仅延误发展，更损害群众福祉。
五、对后世的警醒：以制度与信念筑牢“佛性防线”
官员人性中“佛性”与“魔性”的博弈，本质是“制度约束”与“人性本能”的较量。后世为官者需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通过“强化信念、完善制度、接受监督”，守住“佛性”底线，抑制“魔性”滋生。
（一）内在层面：以信念培育“佛性”，筑牢道德根基
1.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始终明确“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将“廉洁从政”内化为个人信仰，而非外在要求；
2. 强化自我约束意识：通过学习党纪国法、反思历史案例，时刻警惕“贪欲”的诱惑，做到“慎独、慎微、慎初”；
3. 追求高尚的价值目标：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发展结合，以“为民造福”为人生追求，从根本上弱化“魔性”的生存空间。
（二）外在层面：以制度约束“魔性”，构建监督体系
1. 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通过“分权制衡”“政务公开”等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 强化奖惩激励制度：对廉洁奉公、业绩突出的官员给予表彰与晋升机会（激励佛性），对贪腐行为“零容忍”，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震慑效应（抑制魔性）；
3. 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鼓励群众、媒体参与监督，建立便捷的举报机制，让“魔性行为”无处遁形，为“佛性”的显现提供外部保障。
结语：
官员的贪腐与廉洁，本质是人性中“佛性”与“魔性”的博弈结果。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佛魔同体”的客观存在，但通过“内在信念培育”与“外在制度约束”，可以引导官员坚守“佛性”、抑制“魔性”。后世为官者需清醒认识到：权力是“考验人性的试金石”，唯有始终敬畏权力、坚守底线，才能避免“魔性”吞噬“佛性”，成为真正为民服务的“清官”；而社会层面也需通过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为“佛性”的生长提供土壤，从根本上遏制贪腐，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秩序。20计年9月12日于凤凰山下怡文1兰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