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印记，1968年禅堂的岁月
文/刘培廷
第十二章
1968年冬季的一天下午，禅堂公社分来一批约40名上海下放知青。第一顿饭是统一安排在禅堂大队接待他们的。吃了这顿饭后，他们就分派到各大队、生产队去了。
记得很清楚，那顿晚饭吃的是小麦面大馍加猪肉粉丝汤。因乡下第一次来了这么多上海人，除大队、生产队派来接知青的人外，很多社员感到很新奇，也来围观。
正在吃饭的上海知青看到来这么多人，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还是误解了社员群众的围观，有位男知青突然站起来，讲出了这样的话：“老乡们，你们不要看我们，我们能吃得下这样的饭。我们就是来吃苦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话刚落音，围观人群就笑了。边笑边小声说：“比我们过年吃的还好，还说能吃得下这样的饭，那以后天天吃山芋咋弄哦……”
我们大队分来了五男三女共八位上海知青。河西一队、拾队各两名，两男两女。河东七队两名，一男李某、一女名叫大林。我们河南四队分两个男知青，叫X可有、S大群，他们俩和我是同届初中毕业生。
各队先安排一间民房给他们暂住，后生产队都专门给他们盖了知青住房。
在之后多年里，上海知青和我们回乡知青在并肩“战天斗地”的难忘岁月中，均建立了深厚情谊。
约1969年冬季征兵，当年我已通过体检。如无意外，很快就能“换装”入伍了。这天大的喜事，在串门与河东队大林他们聊天时，大林听到我马上要入伍了，当即给了我一条新毛巾和一块香皂。可就是因为外公那点历史小问题，结果却未能跨进军队大门。大林那无法退回的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的真情，至今让我难忘。
我们四队，S大群时常回沪“歇脚”。X可有却很少回沪，他常被邀在我家吃饭，可有与我的家人结下了深厚友情。
我与上海下放知青的友谊，连同那段艰难岁月，汇聚成我们青春永远的记忆。至今，我与回沪的X可有尚有联系。
随着动荡的运动趋于稳定，工厂也逐步恢复正常生产活动。在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下，“七、二一”大学、“五七”干校等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学。中小学也逐步开始“复课闹革命。”到1970年，下放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学等，已逐渐开始回城。
约在1971年开春之际，我在禅堂南、贯穿潘集庄凤河扒河工地上。下午六点正准备收工，广播喇叭响了。《东方红》曲结束，播音员开始了例行播音：“灵璧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三次广播……”
话音未落，我顿时愣住了！尽管有五年没听到过她的声音，但是她那“尖声细语”音调，仍能在第一时间确认。就是她，Z兰！
她已是全县万众瞩目、全社会尊崇的贵人了！我这个仍在泥巴水里爬行的“癞蛤蟆”，顿时百感交集涌入心头………
☆作者简介：
刘培廷: 档案记载生于1951年（实为1950年生），中共党员。原六安市农委所属植保站高级农艺师，于2011年退休，现居合肥。
1975年，毕业于六安农校植保专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79至1980年，赴安徽农业大学专业进修，潜心深造。1986年2月，调入六安地区植保站，直至2011年10月荣休。
自1991年起，心怀不止步的信念，业余攻读法律——先取得电大毕业证书，又参加法学本科自学考试，并于全国律师资格证考试中奋力一搏，虽以三分之差未能圆梦，却未曾辜负奔赴理想的年年岁岁。
退休之后，为遣兴抒怀、活跃思维、偶尔提笔写些散淡文字，不拘工拙，惟愿自娱，亦以暖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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