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社长兼总编:陈常河
编发:陈常河
风雨南京路（小说原创首发）
他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
2
小李被释放后的第三天，阿强在中华门外又见到了他。
那时阿强刚拉完一趟活，正蹲在路边啃着硬邦邦的窝头。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差点没认出来——小李剪短了头发，换了身破旧的工装，脸上还粘着假胡子，但那双眼睛却比以往更加锐利。
“强哥，是我。”小李压低声音，“找个安静地方说话。”
阿强连忙把他拉到城墙根下一处僻静角落。
“你还敢出来？不怕被认出来？”阿强紧张地四下张望。
小李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阿强看不懂的东西：“认出来又怎样？大不了就是一死。老黄不能白死。”
提到老黄，两人都沉默了。最后还是阿强先开口：“那天...那天是怎么回事？老黄怎么会...”
小李的眼神暗了下来：“我们分开后，老黄本来已经安全了。但他听见枪声，以为我被抓了，又折回来救我。”他握紧了拳头，“那些畜生...当着我的面捅了他十几刀...”
阿强只觉得胸口发闷，说不出话来。
“山口宏放了我，不是发善心，”小李继续说，“他是做给南京人看的，显示日本人的‘仁慈’。但这掩盖不了他们的暴行！”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阿强问。
小李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看看这个。”
阿强接过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还画着一些地图似的标记。
“这是...”
“日本人在城里的布防情况和物资仓库位置。”小李压低声音，“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人那里做翻译，偷偷抄出来的。”
阿强的手开始发抖：“你...你要这个干什么？”
“有人需要这些。”小李神秘地说，“强哥，你拉车走街串巷，最熟悉南京的大路小路。我们需要你帮忙。”
阿强顿时明白了什么，纸片烫手似的差点掉在地上：“你...你是那边的人？”他不敢说出“抗日”二字，只做了个手势。
小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看着阿强：“老黄死前说，中国人不能永远做亡国奴。”
那一刻，阿强想起了许多事：想起老家被炸平的村子，想起逃难路上冻死的妹妹，想起老母临终前的眼神，想起老黄血淋淋的尸体...
他深吸一口气，把窝头全部塞进嘴里，使劲咽下去，然后说：“要我做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里，阿强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他依然是那个拉车的阿强，每天为生计奔波，但暗中却多了一项任务：观察和记录。
他记下日本兵巡逻的路线和时间，记下哪些地方有岗哨，哪些地方存放物资，甚至记下哪些汉奸经常与日本人往来。所有这些信息，都会通过小李传递给“需要的人”。
有一天傍晚，阿强拉车经过新街口，看见一群日本兵正在殴打一个老人，只因为老人没有及时让路。阿强握紧了车把，指甲掐进掌心渗出血来，但他只能低着头快步离开。
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小李。小李沉默良久，说：“记住这份屈辱，总有一天我们会讨回来。”
十二月初的南京已经十分寒冷。这天阿强拉到一个奇怪的客人：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子，说要到下关码头，但却在离码头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多付了车钱，还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拉过这趟活。
阿强觉得可疑，暗中留意了一下，看见那女子走进了一处破旧的民房。更奇怪的是，他在那附近看见了山口宏的汽车。
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李。小李十分重视：“那里可能是日本人的秘密据点。强哥，你这几天多留意那地方。”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阿强发现有不少穿着体面的人进出那处民房，而且都是在不同时间单独前来，显得十分谨慎。
第三天晚上，阿强正准备收车回家，忽然被人从背后捂住嘴拖进了小巷。他拼命挣扎，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别怕，是我。”
是小李。他放开阿强，神情紧张：“出事了。我们有个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正在全城搜捕。我可能已经被盯上了，这些东西你保管好。”他塞给阿强一个小布包，“如果我三天内没来找你，你就把它送到鼓楼教堂，交给王神父。”
阿强还没来得及问清楚，小李就匆匆离开了。他看着手中的布包，感觉有千斤重。
那一夜，阿强没合眼。他把布包藏在屋顶的瓦片下，心里七上八下。
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小李又被抓了。这次是在试图营救那位被捕同志时中了埋伏，同行的三个人全部牺牲，只有小李被活捉。
阿强听到消息时，正在拉一位客人去夫子庙。他的手一抖，车把差点歪到沟里去。
“小心点！”客人不满地嘟囔。
“对不起，对不起。”阿强连声道歉，心里却乱成一团麻。
下午收车后，阿强鬼使神差地把车拉到了日本领事馆附近。他看见门口增加了守卫，气氛明显比平时紧张。
就在这时，领事馆大门打开，一辆汽车驶出。透过车窗，阿强看见了山口宏的侧脸。汽车没有像往常那样往市区方向去，而是转向了城西。
阿强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拉起车就跟了上去。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一想到小李可能遭遇的命运，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汽车最终停在了一处偏僻的小院前。这不是领事馆的官方房产，看上去像是私人住所。山口宏下车进屋，再没出来。
阿强在远处守了整整两个小时，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忽然看见两个日本兵押着一个人进了院子。虽然那人头上罩着黑布，但阿强从走姿上认出那就是小李！
阿强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悄悄绕到院子后面，找了一处矮墙翻了过去。后院有间屋子亮着灯，他蹑手蹑脚地靠近，透过窗缝往里看。
屋里，山口宏正坐在桌前，对面是被绑在椅子上的小李。让人惊讶的是，山口宏居然亲手解开了小李的绳索，还递给他一杯水。
“李桑，我们又见面了。”山口宏的中文比上次流利了许多，“我很遗憾以这种方式请你来。”
小李冷笑：“要杀就杀，少来这套。”
山口宏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固执。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本该携手共荣。你们为什么非要抵抗？”
“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你们是侵略者！”小李激动地说。
山口宏叹了口气：“我年轻时在北平留学，很喜欢中国文化。这次来中国，本希望促进两国理解。”他顿了顿，“我知道日军有些行为...过激了。但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小李猛地站起来，“屠杀平民？强奸妇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门外的日本兵听见动静冲了进来，枪口对准小李。山口宏挥手让他们退下。
“我无法为所有行为辩护，”山口宏沉默片刻后说，“但我个人一直在尽力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那天我救了你，就是证明。”
小李盯着他看了好久，突然笑了：“山口先生，你是个矛盾的人。你既有日本军人的忠诚，又有学者的良知。这两样东西正在撕裂你，不是吗？”
山口宏的表情微微变化，但没有反驳。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嘈杂声。一个日本兵慌张地进来报告：“大佐，外面有情况！”
山口宏立即起身，对小李说：“待在这里别动。”然后匆匆出门。
阿强趁机轻轻敲了敲窗户。小李警觉地回头，看见窗外的阿强，吃了一惊。
阿强做手势让他从后窗逃走。小李犹豫了一下，摇摇头，指指门外守卫的日本兵。
就在这时，前院传来枪声和喊叫声，似乎发生了冲突。守卫的日本兵纷纷往前院跑。
机会来了！阿强赶紧打开后窗，帮助小李爬出来。两人翻过矮墙，拼命往外跑。
“怎么回事？”小李边跑边问。
“不知道，不是我的人。”阿强喘着气说。
他们躲在一处废墟后，看见小院方向火光冲天，枪声密集。
“可能是军统的人，”小李判断，“他们也在行动。”
突然，一只手从背后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两人吓得魂飞魄散，回头却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长衫的中年人。
“跟我来，这里不安全。”那人低声说，语气不容置疑。
或许是出于直觉，小李点点头，拉着阿强跟上那人。他们在小巷中穿行，最后进入一处看似普通的民居。
屋里点着油灯，有几个神情严肃的人正在整理武器。阿强认出其中一人竟是那天他拉去下关码头的女子。
“你们是什么人？”小李警惕地问。
长衫男子示意他们坐下：“我们是南京地下抵抗组织。你是李明的儿子吧？你父亲是我们的人。”
小李震惊地睁大眼睛：“我父亲？他...他不是在银行工作吗？”
“那是掩护。”男子说，“他很勇敢，可惜上个月被捕牺牲了。”
小李跌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阿强这才明白，为什么小李会对抗日如此执着。
外面的枪声渐渐平息。长衫男子说：“今晚的行动失败了，我们损失了两个人。但救出了你们，也算值得。”
就在这时，有人慌张地进来报告：“老陈，山口宏没死，他正在全城搜捕！看样子是要挨家挨户搜查！”
屋里顿时紧张起来。长衫男子老陈沉思片刻，对阿强说：“你得回去，否则会连累你家人。记住，今晚你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在拉车。”
然后又对小李说：“你得离开南京，我们有渠道送你去上海。”
小李却摇头：“我不走。我还有任务没完成。”
“什么任务比性命还重要？”老陈皱眉。
小李看了一眼阿强，欲言又止。
阿强突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布包：“这是小李让我保管的。”
老陈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卷微缩胶卷和几张图纸。他看了一眼，顿时脸色大变：“这是...日军长江布防图！你们从哪弄到的？”
“我那个在日本人那里做翻译的朋友搞到的，”小李说，“他昨晚被逮捕了，临死前把东西交给我。我必须把它送出去！”
老陈肃然起敬：“这太重要了！必须立即送出去！”他想了想，“明早有一批难民获准离开南京，我们可以把你混在里面送出去。”
他转向阿强：“你得赶快回去，日本人很快就会大规模搜查。”
阿强点点头，转身欲走，又被小李拉住。
“强哥，”小李紧紧握住他的手，“谢谢。保重！”
阿强不知该说什么，只是重重点头，然后消失在夜色中。
他悄悄回到自己的棚屋，刚把衣服换好，就听见外面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日语吆喝声。搜查已经开始了。
阿强深吸一口气，平静地打开门。面对刺眼的手电筒光和冰冷的枪口，他露出一个拉车夫惯有的、卑微的笑容。
“老总，有什么事吗？”他点头哈腰地问，手心却在暗中攥成了拳头。
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拉车糊口的阿强。他是南京城的一双眼，一条线，一个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的抵抗者。
风雨飘摇的南京路上，黄包车的车轮依旧在转动，载着不为人知的故事，驶向黎明前的黑暗。
3（上）
搜查的日本兵粗暴地翻遍了阿强狭小的棚屋，每一片破布、每一块砖瓦都不放过。阿强垂手站在一旁，心脏狂跳，却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你的，什么干活？”一个日本兵用生硬的中文问，刺刀几乎抵到阿强胸前。
“拉车的，老总，我是拉黄包车的。”阿强点头哈腰，从口袋里掏出良民证，“这是证件，请老总过目。”
日本兵扫了一眼证件，又盯着阿强看了半晌，突然问：“今晚，你在哪里？”
“拉车啊老总，”阿强赔着笑，“刚收工回来，累得要死，倒头就睡，听见动静才起来。”
另一个日本兵从屋角翻出几件沾满泥土的旧衣服，厉声问：“这上面，为什么有泥？”
阿强心里一紧，想起刚才翻墙时沾上的泥土，急忙解释：“下雨天拉车，难免溅上泥水。穷拉车的，没那么多衣服换洗。”
日本兵似乎信了，把衣服扔在地上，又四处看了看，终于挥手带队离开。
阿强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浑身冷汗。他听着远去的脚步声，长长舒了口气。
那一夜，他再没合眼。
第二天清晨，阿强照常拉车出门。街上比往常多了许多日本兵和伪警察，盘查来往行人。阿强小心翼翼地避开主要路口，专走小巷。
快到中午时，他在新街口附近看见了一队被押送的难民。男女老少都有，拖着简单的行李，神情惶恐地往城外走。阿强的心提了起来——小李是否混在其中？
他不敢靠近，只能远远望着。突然，队伍后面起了骚动。一个年轻人试图逃跑，被日本兵当场开枪击倒。人群惊叫四散，又被枪声震慑住。
阿强的手紧紧握住车把，指节发白。那不是小李，但他同样感到一阵揪心的痛楚。
下午，阿强拉车经过鼓楼时，想起了小李的嘱托。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车停在了教堂附近的小巷里。
“王神父在吗？”他拦住一个匆匆走过的教会人员问。
那人警惕地打量他：“你找王神父什么事？”
“我...我娘信教，临终前嘱咐我来谢谢神父。”阿强编了个理由。
那人神色稍缓：“王神父不在，去上海了。现在教堂是刘修士管事。”
阿强心中暗叫不好，表面却不动声色：“那我改日再来。”
他拉起车离开，心里七上八下。小李托付的东西还在他屋顶瓦片下藏着，如今联系人也找不到，该如何是好？
傍晚收工时，阿强故意绕道到前晚那座小院附近。院子已经被封锁，有日本兵把守，墙上还留着弹痕和血迹。
“看什么看？滚开！”一个伪警察冲他吆喝。
阿强连忙低头拉车走开。转过街角时，他差点撞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那天穿长衫的老陈，此刻却换了一身苦力打扮，推着一辆装满蔬菜的独轮车。
两人对视一眼，俱是一怔。老陈微不可察地摇摇头，推着车继续前行。阿强会意，没有相认。
然而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停在老陈面前。车上下来的是山口宏，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陈先生，这么巧。”山口宏的中文流利得令人惊讶，“推车卖菜？这可不符合您的身份啊。”
老陈面色不变：“山口先生认错人了吧？我就是个卖菜的。”
山口宏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这个人，您认识吗？”
阿强在不远处假装整理车链，偷眼望去。照片上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与眼前的老陈判若两人，但眉眼间确有相似。
老陈摇头：“不认识。”
“是吗？”山口宏依然笑着，眼神却冷了下来，“那我提醒您一下：陈文远，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现为南京地下抵抗组织头目之一。这个描述，您可熟悉？”
老陈沉默片刻，突然笑了：“山口君果然名不虚传。既然认出来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山口宏却出人意料地摆摆手：“陈先生误会了。我只是想与您聊聊。请上车吧。”
老陈看了看四周隐约包围过来的便衣，知道无法逃脱，坦然上了车。
阿强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眼睁睁看着汽车驶离，却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几天，南京城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涌动。阿强继续拉车，但格外小心。他不敢再去教堂，也不敢主动联系任何人，只是默默观察着。
第三天傍晚，阿强收工回家时，发现门缝里塞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字：“危”。
阿强顿时警觉起来。他仔细检查了屋内，发现有人来过的痕迹——虽然东西摆放得几乎一样，但他故意留在门后的一根头发不见了。
他立即意识到这里不再安全。匆匆收拾了几件必需品，阿强决定连夜离开。
然而刚出门，他就看见巷口有几个黑影晃动。阿强退回屋内，从后窗翻出，钻进错综复杂的小巷中。
身后传来追赶的脚步声和日语吆喝声。阿强对这片区域了如指掌，三拐两拐就甩掉了追兵。但他知道，对方既然找到了他的住处，肯定已经在附近布控。
他躲在一处废墟里，思考对策。现在无处可去，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抵抗组织的人。但他如何联系他们？
突然，他想起了那个穿长衫的女子——那天在下关码头附近见过的，后来在小院外的民居里又见过一面。
阿强决定冒险去下关码头碰碰运气。他借着夜色掩护，抄小路往码头方向去。
越靠近码头，盘查越严格。阿强不得不绕远路，穿过一片废弃的仓库区。
就在他猫腰穿过一堆集装箱时，突然听见有人低声说话。他立即躲到阴影里，屏息静听。
“...明早必须运出去，船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山口盯得太紧，各个出口都有检查。”
“那就走老路线，从燕子矶那边过江。”
阿强心中一喜：这似乎是抵抗组织的人！但他不敢贸然现身，继续听着。
“老陈怎么样了？”
“还在日本人手里，但山口没有用刑，似乎在谈判。”
“谈判？与虎谋皮！怕是缓兵之计。”
谈话声突然停止，接着是枪栓拉动的声响。“谁在那里？”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
阿强知道藏不住了，慢慢举起双手走出来：“别开枪，我是朋友。”
几支枪口对准了他。黑暗中，一个身影走近，用手电照着他的脸。
“是你？”那人惊讶地说。阿强也认出了对方——正是那天下令让他们跟从的长衫男子老陈的部下。
“我找你们，”阿强急忙说，“老陈被山口抓走了，我的住处也被监视，无处可去。”
那人沉吟片刻，对同伴说：“带他回去。”
阿强被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地方。当眼罩被取下时，他发现自己在一间地下室里，几个人正围着一张地图讨论什么。
令他惊讶的是，那个穿长衫的女子也在其中。她看到阿强，微微点头示意。
“你说老陈被捕了？”一个看似领头的中年人问。
阿强把所见经过说了一遍。众人面色凝重。
“山口宏这是在玩什么把戏？”一人疑惑道，“按照往常，早就该严刑拷打甚至处决了。”
女子沉吟道：“山口不同于其他日本军官。他在中国留学多年，熟悉我们的文化，喜欢用怀柔策略。可能他想从老陈那里获取更多情报，或者...”“或者什么？”
“或者他想通过老陈与我们谈判。”女子说，“最近国际形势有变，日本人在中国战场陷入僵局，可能需要调整策略。”
领头人摇头：“与侵略者有什么可谈的？无非是缓兵之计。”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三长两短的敲门声——安全信号。一个人出去片刻后回来，面色古怪地递给领头人一封信。
“山口宏派人送来的。”他说。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领头人拆开信，阅读后更是眉头紧锁。
“信上说什么？”女子问。
领头人把信递给她：“山口要求见面谈判，地点时间由我们定，他单独前来。说是关于老陈和...合作事宜。”
地下室里顿时炸开了锅。
“陷阱！绝对是陷阱！”
“但老陈在他们手上...”
“就算不是陷阱，我们也不能与侵略者谈判！”
女子读完信，沉思良久，突然说：“或许应该见一见。”
众人都惊讶地看着她。她继续道：“不是真谈判，而是探探虚实，或许还能救回老陈。当然，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由女子代表组织与山口见面，地点定在玄武湖的一条游船上，时间在第二天傍晚。
阿强主动请缨：“我拉车送您去，可以在附近望风。”
女子看了看他，点点头：“也好，你对那一带熟悉。”
第二天傍晚，玄武湖畔杨柳依依，夕阳给湖面镀上一层金色。表面上一切如常，但阿强能感觉到平静下的紧张气氛。湖边多了几个钓鱼的人，路上也有不少看似闲逛的行人——双方都布置了人手。
阿强拉着女子来到约定地点。一艘游船静静靠在岸边，船篷垂下，看不清里面情况。
女子下车，整理了一下衣衫，坦然登上船。阿强把车拉到不远处一棵柳树下，假装休息，实则警惕地观察四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湖面上波光粼粼，游船随着水波轻轻摇晃。阿强的心也随着那船一起晃荡。
约莫半个时辰后，船篷掀开，女子先下了船，面色平静。随后山口宏也出现，对女子微微鞠躬，然后上了岸边的汽车离去。
女子走向阿强，低声说：“回去再说。”
阿强拉起车，快步离开玄武湖。绕了几条街确认没有跟踪后，他们回到了地下室。
众人早已等候多时。女子一进来就被围住询问。
“山口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女子说，“他希望我们协助获取一批日本海军的情报，然后由他交给东京的某个派系，用以制衡军部强硬派。”
众人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日本人内斗？”
“可信吗？会不会是陷阱？”
女子道：“他声称不希望战争无限期持续，认为应该寻求谈判解决。为此需要削弱军部势力。”
“那我们能得到什么？”领头人问。
“他答应释放老陈和其他一些被捕人员，部分解除对南京的封锁，允许更多人道物资进入。”女子停顿一下，“最重要的是，他暗示可以提供日军即将发动的一些重大行动的情报。”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这个提议太过惊人，让人难以立即判断真伪。
“我们需要时间考虑。”最终领头人说。
会后，女子单独找到阿强：“有件事需要你帮忙。山口提供了一个情报：日本海军的一批秘密文件明天将由专列从上海运来南京。他希望我们'拦截'这些文件，但实际上是要我们配合演一场戏。”
阿强困惑地问：“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们需要派人假装偶然发现并偷走这些文件，让山口有理由向东京报告情报泄露。但实际上，文件内容对他所在的派系有利。”女子解释，“你熟悉铁路沿线情况，需要你帮忙勘察地形，选择最佳行动地点。”
阿强感到一阵眩晕。几天前他还是个单纯的黄包车夫，如今却卷入如此复杂的阴谋中。但他没有犹豫，点头答应。
第二天，阿强以拉车为掩护，沿着城西铁路线仔细勘察。最终他选定了一处弯道，那里车速会减慢，且附近有小路便于撤退。
行动时间定在深夜。阿强带着一组人埋伏在铁路旁的高草丛中。当列车鸣着汽笛驶来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按照计划，他们不需要真的拦截整列火车，只需制造一场“事故”——在铁轨上放置障碍物迫使列车暂停，然后趁乱潜入特定车厢取走文件。
然而当列车接近时，阿强突然发现情况不对：车速远比预期的快，而且车顶上有隐约的反光——那是机枪架设的痕迹！
“撤退！是陷阱！”他大喊。
但已经太迟。列车没有如预期减速，反而加速冲来。车顶机枪喷出火舌，子弹如雨点般射向他们埋伏的位置。
同时，四周亮起探照灯，大批日本兵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中计了！分散撤退！”带队的人喊道。
阿强就地一滚，躲进一条排水沟，子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他听见同伴的惨叫声和更密集的枪声。
在混乱中，他拼命向预定撤退路线爬去。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他回头一看，竟是那个长衫女子，她腿部中弹，鲜血染红了裤管。
“别管我，快走！”她塞给阿强一个胶卷筒，“把这个带回去，这是真的情报！”
阿强犹豫了一瞬，然后咬牙背起她，踉跄着向前跑。子弹在身边飞溅，他不知哪来的力气，竟然冲出了第一道包围圈。
钻进一条小巷后，他暂时甩掉了追兵。女子已经昏迷，血流不止。阿强撕下衣襟为她包扎，然后背着她继续逃亡。
他不敢回地下室，只能往自己熟悉的城南棚户区跑。那里巷道错综复杂，便于躲藏。
在一处废弃的砖窑里，阿强暂时安顿下来。女子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但总算恢复了意识。
“为什么...救我？”她虚弱地问。
阿强一边为她重新包扎伤口，一边说：“不能见死不救。”
女子苦笑：“傻气...但这世道...需要这样的傻气...”
她告诉阿强，胶卷里是日军准备南下进攻东南亚的计划，这是他们从另一个渠道获得的真情报，原本打算与山口的假情报一起送出。
“山口骗了我们...”她咳嗽着，“或者他自己也被骗了...总之...必须把胶卷送出去...”
阿强坚定地说：“我会想办法。”
第二天拂晓，阿强悄悄出去打探消息和寻找药品。街上贴满了通缉令，上面有他和那女子的画像。悬赏金额高得吓人。
他压低帽檐，快步走进一家小药铺。老掌柜是他的熟人，看到他微微一怔，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配了伤药。
“最近风声紧，小心点。”老掌柜低声说，多塞给他一包消炎粉。
阿强感激地点头，付钱时却发现老掌柜悄悄退还了他多付的钱，还比了个“快走”的手势。
他心中一暖，知道在这危难时刻，并非所有人都冷漠无情。
回到砖窑，阿强为女子换药。她的伤势有所好转，但发烧不退，需要更好的治疗。
“必须联系组织...”女子虚弱地说，“但现在所有联络点可能都被监视了...”
阿强沉思良久，突然想起一个人：鼓楼教堂的刘修士。虽然王神父不在，但教会或许能提供帮助。
夜幕降临后，阿强再次冒险出门。他绕到教堂后门，轻轻敲了敲。
门开了一条缝，刘修士警惕的脸出现在门后。看到阿强，他明显吃了一惊，但还是让他进来了。
“我知道你的事，”刘修士直截了当地说，“教堂外面有便衣监视，你来得太冒险了。”
阿强简要说明了情况，恳求教会帮助救治那名女子。
刘修士沉吟片刻，说：“我们可以帮忙，但有个条件：那份情报必须交给我们，由我们通过教会渠道送出去。这样更安全。”
阿强犹豫了。女子嘱咐他必须把情报送回组织，但他现在别无选择。
最终，他点头同意：“但你们必须保证救治她，并保护她的安全。”
刘修士郑重承诺：“以上帝的名义。”
3（下）
计划是这样的：第二天凌晨，教会会派一辆救护车来接“重病患者”，阿强趁机将女子送入教堂地下室隐藏的医疗室。
然而当夜，阿强总觉心神不宁。半夜时分，他悄悄爬出砖窑观察，震惊地发现远处有黑影晃动——他们被包围了！
他急忙退回窑内，摇醒女子：“我们被发现了！必须马上走！”
女子挣扎起身：“怎么发现的？”
阿强突然想起药铺老掌柜那个“快走”的手势，恍然大悟：老掌柜可能被迫向日本人告密了！
来不及多想，他背起女子，从砖窑后方的破洞钻出。身后已经传来日本兵的吆喝声。
一场夜奔开始了。阿强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在迷宫般的小巷中与追兵周旋。女子伏在他背上，偶尔指点方向。
最终，他们躲进了一处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座曾经囚禁小李、后来发生枪战的小院。如今这里空无一人，因为“不吉利”而被附近居民回避。
在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阿强把女子安顿好，自己则守在门后，手握一根铁棍，准备最后一搏。
追兵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在附近徘徊良久，最终渐渐远去。
阿强瘫坐在地，浑身被冷汗湿透。
女子在黑暗中轻声说：“谢谢你又救了我一命。”
“没什么，”阿强喘着气，“都是中国人。”
沉默良久，女子突然说：“那份情报，不要交给教会。”
阿强一怔：“为什么？”
“我仔细想了想，山口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除非...组织内部有更高层的叛徒。”女子的声音很沉重，“教会渠道可能也不安全了。”
阿强感到一阵寒意：“那怎么办？”
“你必须亲自送出去。”女子说，“去上海，找到《申报》馆，找一个叫陈望道的人。把胶卷交给他。”
“我？去上海？”阿强愣住了，“我怎么去？一路上那么多关卡...”
女子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吊坠，打开后里面是一张小小的照片和一枚印章：“这是我的信物。到上海后，凭这个找陈望道。至于路线...”
她详细说明了一条秘密路线：先从南京到下关码头，然后乘渔船沿江至镇江，那里有联络人接应，安排后续行程。
“这条路风险很大，但现在是唯一的选择了。”女子最后说。
阿强握紧吊坠，感到前所未有的重任压在肩上。他只是一个拉车的，如今却要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
但想起老黄的死，想起小李的勇气，想起南京城遭受的苦难，他挺直了腰板。
“我一定送到。”他郑重承诺。
第二天，阿强做好出发准备。他将女子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一个拉车同伴家的地窖，承诺尽快带帮助回来。
傍晚时分，他扮作渔夫，混在下关码头的劳工中，登上了一条破旧的小渔船。
船离岸时，阿强回望暮色中的南京城。城墙巍峨，秦淮河悠悠，这座千年古都静默地承受着苦难与屈辱。
渔船顺流而下，江风凛冽。阿强裹紧衣衫，望向远方。
风雨南京路，终于延伸出了南京城，通向更广阔的天地。而阿强这个普通的黄包车夫，也被时代洪流推着，走向他从未想象过的人生旅程。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4（上）
渔船在夜色笼罩的长江上顺流而下，船老大是个沉默的汉子，只在必要时才说一两句话。阿强蜷缩在船尾，望着渐行渐远的南京城轮廓，心中百感交集。
“第一次走水路？”船老大突然问，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阿强点点头：“以前只在秦淮河上坐过游船。”
船老大吐了口烟：“长江不一样，看着平静，底下暗流多得很。就像这世道。”
阿强默然。江风凛冽，他裹紧了单薄的衣衫。
后半夜，船快到镇江水域时，突然前方出现一道探照灯光。船老大立即警觉起来：“不好，鬼子巡逻艇！”
他急忙转向，想往岸边浅水区躲，但已经来不及了。摩托艇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一道强光照射过来，伴随着日语的呵斥声。
“趴下别动！”船老大低声命令，同时举起双手。
巡逻艇靠了过来，四个日本水兵跳上渔船，开始搜查。其中一个似乎是小队长的人用生硬的中文问：“什么的干活？”
“打鱼的，老总，”船老大赔着笑，“晚上下网，早上收网。”
日本兵用手电筒照了照空空的船舱，明显不相信：“夜里打鱼？撒谎！”
他们开始更仔细地搜查。阿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份胶卷就藏在他的鞋底里。
一个日本兵朝他走来，示意他站起来搜身。阿强慢慢起身，脑子飞快转动。就在日本兵的手即将碰到他时，他突然指着远处江面喊：“那边有船！好像要跑！”
所有日本兵都下意识地转头望去。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船老大突然发难，一拳击倒最近的日本兵，同时踹另一个下水。阿强也反应过来，猛地撞向正在搜他身的日本兵。
混乱中，船老大大喊：“跳船！往岸边游！”
阿强毫不犹豫地跃入冰冷的江水中，拼命向岸边游去。身后传来枪声和叫骂声，子弹在他身边溅起水花。他不敢回头，只是拼命地游。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爬上了泥泞的江岸，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稍微喘过气后，他急忙检查鞋底——胶卷还在，用油纸包得好好的。
但船老大没有上岸。阿强望着黑暗的江面，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他在芦苇丛中躲到天亮，然后小心翼翼地往镇江方向走。按照女子的指示，他应该到西门外的一家茶楼找联络人。
镇江城同样在日军控制下，但管制比南京稍松。阿强混在进城的人群中，顺利通过了城门检查。
找到那家“悦来茶楼”时已是中午。阿强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
店小二迎上来：“一位？”
阿强按照约定说：“找王掌柜，老家带来的茶叶请他尝尝。”
小二眼神微变，点点头：“请随我来。”
穿过喧闹的大堂，小二带他来到后院一间僻静的厢房。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男子正在记账，见他们进来，抬起头。
“王掌柜，这位先生找您。”小二说完便退了出去。
王掌柜打量阿强：“老家带来的茶叶？”
阿强点头：“南京的雨花茶，陈先生让带来的。”这是约定的暗号。
王掌柜神色缓和：“坐吧。路上可顺利？”
阿强简要说了江上遇险的事。王掌柜听后叹息：“老周是个好同志，可惜了。”原来船老大也是抵抗组织的人。
“你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安排你去上海。”王掌柜说，“最近铁路查得严，最好还是走水路，但需要等机会。”
阿强被安置在茶楼后院的一间小屋里。王掌柜给他换了身干净衣服，还送了吃的来。
傍晚时分，阿强正在房里休息，忽然听见前堂传来嘈杂声。他警觉地走到门边，听见日语吆喝声和东西被打砸的声响。
“搜查！所有人不准动！”一个声音吼道。
阿强的心沉了下去。他迅速查看房间，发现除了门外别无出口。情急之下，他爬上房梁，藏在阴影处。
门被踹开，两个日本兵进来粗略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就走了。阿强刚松口气，却听见王掌柜的声音：
“老总，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良民啊！”
“少废话！有人举报你们这里窝藏抵抗分子！”
接着是翻箱倒柜的声音和员工的惊叫声。阿强在房梁上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
突然，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这是在做什么？”
是山口宏！他怎么来镇江了？
下面的嘈杂声顿时小了许多。山口宏似乎在与带队日本军官交谈，虽然听不清内容，但语气明显带有权威。
不一会儿，日本兵开始撤出。山口宏的声音再次响起：“王掌柜，受惊了。手下人鲁莽，我代他们道歉。”
王掌柜连声道谢。脚步声渐远，茶楼逐渐恢复平静。
阿强不敢立即下来，又等了一炷香时间，才悄悄落地。他刚站稳，门就被推开了，王掌柜闪身进来。
“好险，”王掌柜抹了把汗，“幸好山口宏突然到来，不然今天难以收场。”
阿强惊讶地问：“山口宏？他为什么帮我们？”
王掌柜神色复杂：“这个日本人...很难说。有时候比魔鬼还可怕，有时候又出人意料地讲道理。”他摇摇头，“不管怎样，这里不能待了。必须马上送你去上海。”
当晚，阿强被装扮成伙计模样，跟着一支运货的骡队出发。王掌柜告诉他，这支骡队是往苏州方向去的，到那里后再转乘火车到上海。
“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东西送到。”临别时，王掌柜郑重嘱咐。
骡队夜行晓宿，走的是偏僻小路。带队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江湖，对日军哨卡的位置和换岗时间了如指掌。
第三天凌晨，他们终于快到苏州地界。带队的老师傅指着远处隐约的灯光：“那就是苏州城了。我们在城外歇脚，明天一早有人来接应。”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安顿下来时，突然周围亮起无数火把和手电光。一队日本兵从四面围了上来。
“不许动！统统举手！”
骡队众人顿时慌乱起来。老师傅高声说：“老总，我们是运货的良民啊！”
一个日本军官走上前来，冷笑着说：“良民？良民为什么走夜路躲哨卡？”他挥手，“搜！”
日本兵开始翻检货物。阿强紧张得手心冒汗，悄悄往后挪步，想趁乱溜走。
“那个！站住！”一个日本兵发现了他，举枪对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接着是密集的枪声。所有日本兵都下意识地卧倒或寻找掩护。
“游击队袭击！”有人喊道。
场面顿时大乱。老师傅大喊：“快跑！分散跑！”
阿强趁机钻进路边树林，拼命向前跑。身后枪声、爆炸声、呼喊声响成一片，他却不敢回头。
不知跑了多久，枪声渐渐远去。阿强靠在一棵树上喘气，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天渐渐亮了，他辨别方向后，继续往东走。快到中午时，终于看到了一条公路和远处的苏州城墙。
但他不敢贸然进城，而是在路边徘徊，思考下一步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在他身边停下。司机探出头：“喂，要搭车吗？”
阿强警惕地看着对方。司机笑了笑：“去上海的话，给两块大洋就行。”
阿强心中一动，但还是谨慎地问：“路上关卡多吗？”
司机摆摆手：“我有通行证，经常跑这条线，没问题。”
犹豫再三，阿强最终还是上了车。他实在太需要尽快到上海了。
车上已经有三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女子，还有个穿着体面的商人。大家彼此点点头，都没说话。
卡车一路东行，果然经过了几处关卡。但司机似乎确实熟门熟路，每次都能顺利通过。
傍晚时分，上海的高楼已经隐约可见。车上的人都松了口气。
然而就在进入上海市区前最后一个关卡，卡车被拦下了。这次检查的不仅是日本兵，还有几个穿着西装的中国人。
“所有人下车，接受检查！”一个西装男喊道，语气傲慢。
乘客们乖乖下车排队。阿强注意到那几个中国人特别仔细地检查每个人的行李和证件，还不时低声交谈。
轮到阿强时，西装男盯着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的？”
阿强按事先想好的说：“从苏州来，到上海找亲戚谋生。”
西装男冷笑：“苏州？苏州口音不像啊。”他突然伸手摸向阿强衣服内袋。
阿强下意识地挡了一下，这反而引起对方怀疑。两个日本兵立即上前按住他。
“搜！”西装男命令。
阿强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胶卷就藏在他内衣缝制的暗袋里，一旦被发现就全完了。
就在日本兵要撕开他衣服时，突然一辆轿车驶来停下。车上下来的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居然又是山口宏！
山口宏与关卡负责人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走向阿强，对日本兵说：“放开他。这是我的人。”
日本兵立即松手。西装男还想说什么，被山口宏冷冷一瞥，顿时不敢吱声。
山口宏对阿强说：“上车吧。”
阿强懵懵懂懂地跟着上了轿车。车开动后，他才回过神来：“为什么...为什么帮我？”
山口宏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淡淡地说：“我说过，我欣赏有勇气的人。”他转过头，“你要去《申报》馆找陈望道，对吗？”
阿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山口宏怎么什么都知道？
“不必惊讶，”山口宏似乎看穿他的心思，“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多。”他顿了顿，“包括你身上那份胶卷的内容。”
阿强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山口宏笑了笑：“不用担心，如果我想拿走，早就拿了。”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事实上，我希望那份情报能够公开。”
阿强更加困惑了：“为什么？你不是日本人吗？”
“正因为我是日本人，才希望这场疯狂的战争尽快结束。”山口宏的声音低沉下来，“军部那帮疯子准备南下进攻东南亚，这将会把日本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必须有人阻止他们。”
车在距离《申报》馆一个街口的地方停下。山口宏说：“我只能送到这里。记住，陈望道先生今天下午会在馆里。把这个交给他。”他递给阿强一个信封。
阿强下车前，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山口宏沉默片刻，说：“我年轻时在北平读书，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后来战争爆发，他参军抗战，我们成了敌人。”他望向远处，“但我始终认为，中日两国人民不应该互相仇恨。也许我现在做的，是在赎罪吧。”
车开走了。阿强站在上海繁华的街头，恍如梦中。
他按照指示找到《申报》馆，要求见陈望道先生。经过一番通报，他被带进一间办公室。
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起身相迎：“我是陈望道。请问你是...”
阿强拿出女子给的吊坠和山口宏的信封：“南京来的。有重要东西交给您。”
陈望道看到吊坠，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他仔细检查了胶卷和信件，良久不语。
“这些东西非常重要，”最后他说，“谢谢你冒死送来。”他关切地看着阿强，“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阿强茫然地摇摇头。他来上海的使命完成了，但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陈望道想了想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暂时留在上海。我们这里需要可靠的人手。”
阿强犹豫了一下。他想起南京的同伴，想起还在危险中的长衫女子，想起老黄和小李...
“谢谢您的好意，”最后他说，“但我得回南京。那里还有等我的人，还有没完成的事。”
陈望道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至少休息几天，等风头过去再回去。我会安排人帮你。”
阿强在上海呆了三天。这期间，他从《申报》上看到了震惊世界的消息：日军南下战略的部分内容被曝光，国际舆论哗然。日本军部被迫暂缓行动计划。
第四天，阿强踏上返回南京的路程。这次走的是铁路，持着陈望道为他准备的假证件。
车到南京站时，他心情复杂。离开才不到十天，却仿佛过了十年。
他先去了拉车同伴家，想查看长衫女子的情况。但到了那里，却发现人去屋空，邻居说这家人前天突然搬走了，不知去向。
阿强心中升起不祥预感。他急忙赶到鼓楼教堂，找刘修士打听消息。
刘修士见到他，又惊又喜：“你还活着！太好了！”但听到阿强问起那女子，他的表情黯淡下来，“她...三天前被日本人抓走了。”
阿强如遭雷击：“怎么回事？不是藏在教堂吗？”
刘修士痛苦地摇头：“有人告密。日本兵直接冲进医疗室把她带走了。我们无能为力。”
“山口宏呢？他不能帮忙吗？”
“山口宏？”刘修士苦笑，“他上周就被调回东京了，据说是因为‘对华态度过于温和’。”
阿强愣在原地，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离开教堂后，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南京城依旧在日军铁蹄下喘息，人们脸上带着麻木与恐惧。
走到新街口时，他看见一群日本兵正在张贴新的布告。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说又要处决一批抵抗分子。
阿强挤进人群，看到布告上的名字和照片时，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第一个就是那个长衫女子！照片下的罪名是“间谍罪”，判决是“公开处决，以儆效尤”。
处决时间就在明天中午，地点仍是那个刑场。
阿强呆呆地站在布告前，周围的声音仿佛都远去了。他想起女子的勇敢和智慧，想起她受伤时仍不忘使命的坚毅，想起她说的“这世道需要傻气”...
夜幕降临时，阿强做出了决定。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杀，哪怕劫法场是自寻死路。
他找出了以前藏匿的匕首，磨得锋利。又准备了一包石灰粉——老黄生前教他的“土法子”。
这一夜，他睡得很踏实，仿佛回到了以前单纯拉车的日子。
第二天上午，刑场周围早早聚满了人。日本兵加强了警戒，机枪架在高处，如临大敌。
阿强混在人群中，慢慢向前挤。他穿着最破旧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个看热闹的穷苦人。
十一点整，囚车驶来。当长衫女子被押下車时，人群一阵骚动。她看上去受了刑，走路蹒跚，但头依然昂着，目光扫过人群，似乎在寻找什么。
当她的目光与阿强相遇时，微微停顿了一下，几不可察地摇了摇头。
阿强明白她的意思：不要做傻事。
但他已经决定了。
正午时分，太阳高悬。日本军官开始宣读罪状。刽子手站在一旁，擦拭着刺刀。
就在军官读完最后一句，刽子手举刀向前的瞬间，阿强突然大喊：“南京不亡！”
同时他将石灰粉撒向最近的日本兵，拔出匕首冲向刑台。
场面顿时大乱。人群惊叫四散，日本兵慌忙举枪。阿强已经冲上刑台，割断了女子身上的绳子。
“走！”他拉着她往下跳。
4（下）
枪声响起。阿强感到肩头一热，知道自己中弹了，但仍拼命拉着女子往人群里跑。
更多的枪声。他感到女子身体突然一沉，鲜血从她胸前涌出。
“走...”她最后说了一个字，然后倒了下去。
阿强还想拉她，但更多的子弹射来，打在他周围的土地上。他被迫放开手，继续向前跑。
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他钻进了小巷，暂时甩掉了追兵。肩头的伤口血流不止，他撕下衣襟草草包扎。
躲在一处废墟里，他听着外面搜捕的声响渐远，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
傍晚时分，伤痕累累的阿强悄悄来到秦淮河边。河水依旧沉默地流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苦难与抗争。
他从怀里掏出那枚吊坠，轻轻放入河中。
“走好。”他轻声说，就像当初对老黄说的那样。
转过身，阿强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小李！他居然还活着，虽然瘦了许多，但眼睛依然有神。
“强哥！终于找到你了！”小李激动地说，“听说你今天...太冒险了！”
阿强苦涩地摇头：“没能救下她。”
小李沉默片刻，说：“但她希望我们活下去，继续战斗。”他压低声音，“老陈被山口宏秘密释放了，现在在组织撤退。我们需要你。”
阿强望着秦淮河水，良久，点了点头。
夜幕降临，两个身影消失在南京的小巷中。风雨南京路上，抗争还在继续，如同这千年古都一样，永不言败。
而阿强，这个曾经的黄包车夫，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自己的方向。他知道，黎明前的黑暗最是漫长，但曙光终将到来。
未寄出的信（小说原创首发）
文/汤文来
1
图书馆的旧书区弥漫着纸张腐朽的甜蜜气味。我踮起脚尖，手指划过那些蒙尘的书脊，忽然在最上层触到一本硬壳精装书。抽出来时，灰尘如时光碎屑般簌簌落下。
是《荒原》，艾略特。翻开扉页，右下角有个极淡的铅笔签名：林知秋。底下还写着一行小字：1998年4月，北京。
我怔住了。这是林老师的书。
十年前，林知秋站在讲台上，白衬衫袖口挽到肘部，露出一截清瘦的手腕。他讲《诗经》，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声音低沉得像晚秋的雨。那时我十七岁，坐在第一排，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字，却一个字都没记住——我只是在描摹他说话时喉结的起伏。
“解读诗歌需要生命经验，”他说，“你们现在还太小。”目光扫过教室，在我脸上多停留了半秒。就这半秒，让我整节课心如擂鼓。
放学后我总找借口留在学校。有时去办公室问问题，看他用修长的手指划过纸页；有时假装在走廊偶遇，说声“老师好”，换来一个点头微笑。最幸福的是周三的文学社，他指导我们读现代诗。那时教室里只有五六个人，他坐在课桌上，一条腿支地，像个大学生。
“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某个黄昏，他读着这首诗，窗外突然下起雨。同学们陆续被家长接走，最后只剩下我。
“没人来接你？”他合上书。
“我爸妈加班。”我撒谎了，其实我喜欢看雨中的校园，更喜欢和他独处。
他笑了笑：“那我陪你等雨停。”
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听雨声敲打芭蕉叶。他讲起大学生活，讲北大未名湖的冬天，讲他如何熬夜读鲁迅。我偷偷看他侧脸，看他鼻梁投下的浅浅阴影。空气中有什么在震颤，像琴弦刚刚拨动后的余音。
雨停了，他忽然说：“你很有天赋，别浪费了。”那一刻，夕阳破云而出，他的眼睛里有金色的光。我确信那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
第二天我逃了课间操，把一封信塞进他办公桌的抽屉。没有署名，只抄了半首《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
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他看我的眼神没有变，讲课时的声音没有变，一切像从未发生。我开始怀疑那天雨中的对话只是自己的想象。
直到周五作文课，他讲评我的周记：“写得很好，但有些情感需要时间沉淀。”下课铃响，他叫住我：“放学后留下来改稿子。”
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他站在讲台边，我坐在第一排。沉默在空气中蔓延。
“信我收到了。”他终于开口。
我的手指掐进掌心。
“我很感动，”他的声音很轻，“但是...”
“但是我是学生，您是老师。”我接完他的话，抬头直视他的眼睛。我看见痛苦，看见挣扎，看见某种克制的温柔。
他深吸一口气：“有些界限，一旦越过就回不去了。”
“也许根本就不该有那些界限。”
他笑了，苦涩的笑意：“你以后会明白的。”
那年期末考试前，传来他要调走的消息。据说是因为某个学生家长的投诉，说他和女学生走得太近。没有人知道具体是谁，流言却像野火般蔓延。
最后一天，他在黑板上写下“相忘于江湖”，说这是庄子的智慧。下课铃响时，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告别也像原谅。
后来我毕业了，离开了那座小城。听说他去了南方，结了婚，有了孩子。每年教师节，我编辑好短信又删除。那些汹涌过的情感，最终静默成通讯录里一个永远不会拨出的号码。
直到今天，在这座陌生城市的图书馆，我意外遇见他的旧书。翻开内页，除了那个签名，书页间还夹着一封泛黄的信。
信封上没有字。我颤抖着打开。
信纸上是熟悉的挺拔字迹：
“收到你那封信的那天，我三十岁的人生第一次感到恐慌。不是怕流言蜚语，是怕自己配不上那样纯粹的真心。你说山有木兮木有枝，下一句是什么？心悦君兮君不知。”
“我不是不知，是不能。你还太年轻，年轻到不该被任何人的阴影笼罩。如果十年后你还记得，也许我们会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重逢。”
信末写着一个日期，正是我离开那座小城的第三年。那时我在大学里开始了新的恋情，而他还在计算着时间。
窗外又下起雨，和那个黄昏一模一样。我捧着信纸，忽然明白有些故事从未真正结束，它们只是被时间搁置，等待一场雨，一本书，一次偶然的重逢。
信的最后一行写着：“愿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是所有未说出口的爱中，最真诚的一种。”
我把信折好放回书里，将《荒原》插回原处。有些东西就让它留在时间里吧，就像某些未寄出的信，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拥抱。
转身离开时，我知道自己终于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不是走向他，而是走向了当年的自己。那个坐在第一排、以为一个眼神就能承诺永远的少女，此刻终于收到了迟来的回应。
雨停了，阳光穿过彩绘玻璃，在古老的书架上投下斑斓的光斑。我走出图书馆，没有回头。
2
走出图书馆，城市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我站在台阶上，望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手指还残留着旧书的触感，那封信的字句在脑海中反复回响。
“如果十年后你还记得...”
何止记得。那些年我几乎活成了他的影子。报考中文系，研究现代文学，甚至不自觉地模仿他写字时微微向右倾斜的习惯。大二那年听说他结婚了，对象是同事介绍的英语老师。我在宿舍床上躺了一整天，室友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感冒了，然后把头埋进被子，哭得悄无声息。
毕业后我来到这座城市，进了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偶尔还会想起他，但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疼痛，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的怀念，像对待一件存放已久的旧物。
直到今天。
我在图书馆附近的咖啡馆坐下，要了杯黑咖啡。窗外的梧桐树叶被风吹得翻飞，阳光在叶片间跳跃。我拿出手机，鬼使神差地在搜索框输入了“林知秋”。
几条学术新闻跳出来：他参加了某个文学研讨会，出版了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去年被聘为某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一张小小的照片里，他鬓角有了白发，但眼神依然清亮。
我的心跳加快了。
那个大学就在这座城市。
咖啡凉了，我一口没喝。手指悬在手机屏幕上，犹豫着要不要继续搜索更多信息。最终我关掉了浏览器。
有什么意义呢？他有了家庭，我有了自己的生活。那封信是十年前的，也许他早已忘记。
但接下来的几天，我心神不宁。编辑稿子时把作者名字打错，
3
开会时走神，甚至坐地铁坐过了站。周五下午，主编把我叫进办公室。
“下周三有个高校文学论坛，你去采访一下。”主编递给我一份名单，“重点是这位林知秋教授，他刚出了新书，据说很有见解。”
我看着名单上那个熟悉的名字，手指微微发抖。
“怎么了？不舒服？”主编问。
“没有，”我勉强笑笑，“只是有点意外。”
“认识？”
“他是我高中老师。”
主编眼睛一亮：“那更好办了，师生重逢，可以写个有趣的角度。”
我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周三来得太快。我特意穿了件素雅的连衣裙，化了淡妆，站在镜子前时，恍惚看到了十八岁的自己。
论坛在大学礼堂举行。我到的时候已经座无虚席。在嘉宾席上，我一眼就看到了他。
林知秋老了，但老得很好看。皱纹从眼角蔓延，但笑起来时眼睛依然有光。他发言时沉稳自信，偶尔穿插恰到好处的幽默，引得台下阵阵掌声。
我站在会场最后，心跳如鼓。当他讲到现代人的情感疏离时，目光扫过全场，似乎在我这个方向停顿了一瞬。
问答环节，我举手提问。工作人员把话筒递给我时，我的手在微微颤抖。
“林教授，您刚才提到文学中的‘未完成之美’，说这种遗憾本身具有审美价值。请问您是否认为，有些故事正因为未完成，才在记忆中变得完美？”
他眯起眼睛看向我，有那么几秒钟的沉默。会场安静得能听到空调的嗡鸣。
“这位记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来，比记忆中更加沉稳，“是的，我认为未完成的情感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把这种美感过度浪漫化。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曾经真诚而勇敢的自己。”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我确信他认出我了。
论坛结束后，我在休息室门口等他。他走出来时，正和几个学者交谈。看到我，他对同行说了句什么，然后向我走来。
“好久不见。”他说，语气平静得像昨天刚见过。
“十年零四个月。”我说出口就后悔了，这显得我一直在数着日子。
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你成了记者？”
“编辑，偶尔做采访。”
我们并肩走在校园林荫道上。九月桂花盛开，空气甜得发腻。学生们骑着单车从身边掠过，青春呼啸而过。
“我上个月回了趟老家，”他说，“学校那棵老榕树被台风刮倒了。”
“真可惜，我们以前常在那下面开文学社。”
他停下脚步，看着我：“那封信，你看到了？”
我点头：“上周，在图书馆的《荒原》里。”
“我放进去的时候就在想，也许有一天你会找到它。”他的语气轻松，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那年调走得突然，没机会好好告别。”
“是因为有家长投诉吗？”
他略显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那时候，流言很多。”
我们走到一片人工湖边，在长椅上坐下。夕阳在水面洒下碎金。
“不是因为你的信，”他突然说，“是有个学生看到我在办公室帮你辅导作文，误解了。家长直接告到了教育局。”
我怔住了。十年来的自责突然失去了支点。
“你应该告诉我的。”
“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你正要高考。”他望着湖面，“何况我确实有错。我不该在那个雨天的傍晚，有想要拥抱你的冲动。”
这句话如此直接，让我措手不及。时光倒流十年，我终于听到了当年未曾说出的真相。
“那你为什么还要留那封信？”
“因为懦弱。”他苦笑，“既不能勇敢地爱你，又不能彻底地忘记。所以把选择权交给时间和命运。”
一只白鹭掠过湖面，划破倒映的晚霞。
“我结婚了，”他说，“有两个孩子。”
“我知道。”
“你呢？”
“谈过几次恋爱，都没成。”我自嘲地笑笑，“可能潜意识里总是在找某个影子。”
我们沉默了。远处传来下课铃声，一群学生嬉笑着从湖边走过。
“那天你说，有些界限不能越过，”我轻声问，“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吗？”
他沉思良久：“界限永远存在。但它的意义不是阻止我们，而是提醒我们——每个选择都有它的代价。我选择了我的责任，你选择了你的自由。没有对错，只是不同的人生。”
夕阳渐渐沉入地平线，天边泛起紫红色。
“我得回去了，”他站起身，“晚上还有个小研讨会。”
我们并肩走向校门。在分别的路口，他忽然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
“我的新作，送你。”
我接过书，扉页上写着：“致我最好的学生——愿你永远自由如风。”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就像当年那封未署名的信。
“谢谢。”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伸出手，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掌温暖干燥，握住的时间比应有的长了那么半秒。
“保重。”他说。
“你也是。”
我看着他转身离去，背影渐渐融入暮色。没有回头，没有多余的告别。这次是真的相忘于江湖了。
我翻开他送的书，中间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如果重来一次，我依然会选择做你的老师。这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眼泪终于落下来，滴在纸页上，晕开了墨迹。但这一次，我没有擦拭。
路灯次第亮起，我沿着街道慢慢行走。手机响起，是主编问我采访顺利吗。我说很顺利，下周交稿。
挂掉电话，我深深吸了口气。空气中桂花香甜依旧，但有什么已经不同了。那个困扰我十年的结，终于松开。
我走到图书馆前，再次进去，找到那本《荒原》，取出那封信。然后在图书馆门口，借了打火机，点燃了信纸。
火焰舔舐着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恋，那些错过的可能，最终化作一小撮灰烬，随风散去。
不必重逢，不必延续。有些故事最适合的结局，就是恰到好处的告别。
我转身汇入人流，走向霓虹闪烁的都市夜晚。心中那个十七岁的少女，终于在此刻长大。
4
烧掉信纸后的第三年，我在北京一家独立书店的角落再次看到了林知秋的名字。这次是他的新书——《未完成的对话》，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
封面设计得很素净，灰底白字，像极了那年图书馆里那本《荒原》的装帧。我拿起一本，翻开扉页，上面印着：“给所有曾经克制过的人。”
书店店员走过来：“今天下午作者会来做分享会，要不要留个座位？”
我的心跳忽然乱了节奏。三年了，我以为已经彻底放下，可听到他名字的瞬间，那些刻意压抑的情感依然汹涌而来。
“几点开始？” “两点，还有一小时。”
我付钱买了书，在书店的咖啡区坐下。文字还是那个文字，冷静克制却又暗流涌动。他写文学评论，写创作谈，但字里行间总隐约透着个人经历的影子。
翻到某一章，他写：“最深的感情往往以最克制的方式表达，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因为太珍惜。”
我的手停在那一页，咖啡凉了也没察觉。
分享会准时开始。他看起来比三年前更显清瘦，但精神很好，回答问题时目光依然锐利。我坐在最后一排，看他与读者互动，签名，合影。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理所当然。
直到他抬头，目光穿越人群，与我的相遇。
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表情凝固了，随即恢复自然，但对熟悉他微表情的我来说，那零点几秒的失态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分享会结束，读者渐渐散去。我犹豫着要不要上前，他却先一步向我走来。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说，语气平静，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边缘。
“我来北京出差。”这不是完全的真话，我是特意来看这场发布会的，从同事那里偶然得知的消息。
他点点头：“一起吃个晚饭？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江南菜。”
我该拒绝的。三年前的那场告别已经很完美，不该再打破这种平衡。但我听见自己说：“好啊。”
餐馆不大，但很安静。我们点了几个小菜，一壶龙井。窗外是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
“你看起来很好。”他为我斟茶。
“你也是。新书很成功。”
我们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文学界的动态，出版业的变迁，共同认识的几个作家的近况。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危险区域。
直到 dessert 上来时，他突然问：“你还写东西吗？”
我愣了一下：“偶尔写点书评，主要是做编辑工作。”
“可惜了，”他说，“你当年的作文很有灵气。”
“灵气敌不过现实。”话说出口才觉得太过苦涩，我急忙补充，“我是说，编辑工作更稳定。”
他看着我，目光深沉：“那年你问我，是否还认为有些界限不能越过。我现在有了不同的答案。”
我握茶杯的手紧了紧。
“界限永远存在，”他继续说，“但它们不是铁壁，而是河流——会随着时间改变河道。三年前我说选择没有对错，只是不同的人生。但现在我觉得，有些选择既对且错，既是得到也是失去。”
“你想说什么？”我的声音轻微发抖。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略显陈旧的笔记本，推到我面前：“看看这个。”
我翻开，是他的日记本。某一页标注着日期——正是我们三年前重逢的那天。
“今天遇见了S（他用了名字的首字母）。她比记忆中更加明亮，像经过打磨的玉石。我说了那些关于界限和责任的话，都是真的，但不是全部真相。全部的真相是：当她问我还是否坚持当年的选择时，我想说的是——我坚持了该坚持的，也后悔了该后悔的。”
我抬起头，撞上他坦诚的目光。
“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因为时间给了我们新的可能性，”他说，“去年我离婚了。孩子们跟母亲去了国外。”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
“我不是在期待什么，”他急忙补充，“只是想告诉你，有些选择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流逝，可能会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从未忘记过你，这不是浪漫的告白，而是简单的事实。”
服务员来添水，打破了这一刻的紧张气氛。
我把日记本推还给他：“很多事情都变了。”
“是的，”他接过本子，“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我依然认为你是最有天赋的学生，比如我依然记得那个雨天的黄昏，比如我依然会在读到某段文字时想到你。”
我低下头，害怕眼神会泄露太多情绪。
“我不要求你现在回应什么，”他的声音很轻，“只是觉得，是时候让你知道全部真相了。”
走出餐馆时，天已经黑了。北京秋天的晚风带着凉意，他自然地脱下外套披在我肩上。
“我送你回酒店？” “不用了，我想一个人走走。”
他点点头，没有坚持。在路灯下，他的侧脸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
“这本书，”我从包里拿出新买的书，“能签名吗？”
他笑了，从口袋里取出笔，在扉页上写字。然后合上书递还给我：“保重。”
“你也是。”
我转身离开，没有回头。走了两个街区，才在路灯下翻开那本书。他写的是：“给S——愿这次不错过。”
我没有直接回酒店，而是在长安街上走了很久。北京的夜晚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这座城市太大，大得可以容纳所有故事和所有秘密。
手机震动，是他发来的短信：“下周我在上海有个讲座，如果你有兴趣...”
我没有回复，但也没有删除。
回到酒店，我把那本书放在床头。关灯后，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正好落在书脊上。
三年前我烧掉了那封信，以为终结了一个故事。但现在看来，那或许不是终结，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界限如河流，时间改变了它的河道。而我们都还在水中，学习如何泅渡。
第二天清晨，我回复了他的短信：“把讲座信息发我吧。”
按下发送键时，我的手没有抖。
清醒的账本（小说原创首发）
文/汤文来（福建）
老张的账本已经记了三十年。
账本是牛皮纸封面，内页泛黄卷边，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备注挤在一起，像蚂蚁搬家。老张每晚睡前必做两件事：一是把假牙摘下来泡在清水杯里，二是把当天的收支一笔笔记上。
“九月十二日，买豆腐三块，六角；公交卡充值，二十元；收废纸板卖得，八元五角...”
老张退休前是厂里的会计，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账目清清楚楚，一分不差。退休后，这手艺没处使，便全用在自家账本上。老婆说他魔怔了，他眼睛一瞪：“过日子不算账，那叫过日子吗？那叫混日子！”
这天晚上，老张记账时发现不对。买青菜花了三块五，应该还剩四十二块三，怎么数都只有四十一块八。少了五毛钱。
老张把钱包翻来覆去地数，又把今天经过的路走了一遍，连公共厕所都进去瞅了瞅，看是不是掏手纸时带掉了硬币。无果。
五毛钱，掉地上年轻人都不一定弯腰捡。但老张睡不着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仿佛丢的不是五毛钱，而是五百块。
“至于吗？”老婆被吵得不耐烦，“明天我给你五毛，行不？”
“不是钱的事！”老张坐起来，“是账对不上！”
账对不上，就是生活出了差错。老张不能容忍差错。
第二天，老张决定查个水落石出。他从菜市场开始重走昨天的路，每个摊位询问。卖青菜的大婶笑得前仰后合：“老张啊，为五毛钱至于吗？我送你五毛行不？”
老张严肃地摇头：“不是钱的事。”
最终，他在公交站台长椅缝里找到了那枚闪亮的五毛硬币。他用小木棍小心翼翼地掏出来，如获至宝，郑重其事地放进随身带的铁皮盒里。晚上，账本上的差额补上了，老张睡得很香。
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老张的账本不仅记钱，也记别的事。
“十月三日，隔壁老王欠鸡蛋两个，未还。”
“十一月七日，楼下小李家娶媳妇，随礼二百，亏了（他家老人过世时已随过一百）。”
“十二月十日，帮老陈修水管，应付人工费三十，未收。”
老婆说他是铁算盘，老张不以为然：“心里有本账，活得明白。”
女儿给他买了智能手机，教他电子记账。老张试了一天就放弃了：“冷冰冰的，没感觉。记账得用手写，一笔一划，那才叫记账。”
日子如流水，账本一页页翻过。
直到有一天，老张记账时手突然抖得厉害，数字写得歪歪扭扭。医院检查，帕金森综合征。
老张的手越来越抖，记账成了折磨。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甚至常常算错数。这对老张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不记了！”有一天老张终于发脾气，把账本扔在地上。
老婆默默捡起来，抚平卷角，说：“我帮你记。”
于是每晚，老张口述，老婆记录。老张说得很慢，老婆写得认真。有时老张说完数字突然忘了为什么要记这笔，老婆就提醒他：“早上买油条了，忘啦？你还说炸油条的小伙子多找了一块钱，让他拿回去了。”
老张惊讶地看着老婆：“这些你怎么都知道？”
老婆笑笑：“跟你过了一辈子，能不知道吗？”
账本继续记着，但内容悄悄变了。
“三月五日，老张能自己走到阳台了。”
“四月十日，今天老张笑了三次。”
“五月三日，女儿来看我们，老张多吃了一碗饭。”
老张发现后皱眉：“这记的是什么？不是账！”
老婆说：“怎么不是？健康、快乐、亲情，这不是人生最大的收支吗？”
老张沉默了。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没睡好。
第二天，老张让老婆买本新账本。牛皮纸封面，和内页泛黄的那种一样。
在新账本的第一页，老张颤抖着写下：
“人生总账：
收入：快乐、健康、亲情、爱情
支出：烦恼、病痛、离别、孤独
余额：待结算”
老婆看着看着，眼眶就湿了。
老张还在继续写：
“欠妻子的：一辈子照顾，无法计量，来世再还。
给女儿的：父爱如山，无需回报。
得自世界的：阳光空气水，感恩珍惜。”
账本最后一页，老张写了一行大字：
“一生盈亏，难以计算；活过爱过，便是盈余。”
从那以后，老张不再每天记账。有时他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一坐就是半天。老婆问他在想什么，他说：“算总账。”
老张走的那天很平静。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账本整整齐齐摆在书桌上，旁边放着他那副老花镜。
葬礼结束后，老婆翻开账本，发现最后一页添了一行新字，笔迹颤抖却清晰：
“最终余额：幸福。”
账本终于合上，但生活从未如此清晰。老婆忽然明白，老张一辈子算账，最后算明白的只有一件事——人生这本账，从来不是数字能算清的。
窗外阳光正好，一如老张记账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温暖而真实。
永远的北大（小说原创首发）
文/汤文来（福建）
1
中文系副教授吴明理在图书馆地下二层的特藏部已经坐了三个钟头。他面前摊着一本民国三十七年的《北大旬刊》，纸页脆得像苏打饼干，他得屏住呼吸翻页。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和樟脑丸的味儿，头顶的荧光灯管嗡嗡作响，把他的脸照得发青。
他是来找一句话的。他的导师，病榻上的赵老先生，弥留之际反复念叨：“那篇文章…三十七年…旬刊…第三版…”老先生喘着气，眼睛望着虚空，“那句话…说得对…”
吴明理得找到那句话。这成了他眼下最紧要的事，比评职称还紧要。
特藏部的管理员老马端着搪瓷缸子溜达过来，瞅了一眼他手里的刊物：“哟，查这个？这玩意当年印的时候用的是最次的纸，能撑到现在没成渣，算它命大。”
吴明理没抬头，“嗯”了一声。
“找啥？我在这儿三十年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哪本书在哪。”老马吹开茶叶沫，呷了一口。
“一句话。民国三十七年，《旬刊》，第三版，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
老马乐了：“三十七年？第三版？一个月出三回，一回四版，你算算多少字？大海捞针呐吴老师。”他放下缸子，“为啥找？”
“赵先生…想要。”
老马脸上的笑纹淡了。“赵老先生啊…”他叹口气，拖过旁边一把椅子坐下，“那是好人。就是太认死理。”他压低声，“六六年那会儿，为了一本书里一句话，差点把命丢了。还不改性。”
吴明理终于从纸页上抬起眼：“什么话？”
“那我可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啥反动话，就是…不合时宜。”老马摇头，“这北大啊，啥是永远？湖是那湖，塔是那塔，可里头的水，早换过八百回了。人就爱自个儿骗自个儿。”
吴明理又埋首纸堆。老马觉得无趣，端着缸子走了。
窗外天色暗下来。吴明理揉揉发涩的眼睛，一页一页翻。大多是些时评、学术动态，还有诗歌。他想象着赵老先生当年，一个年轻学生，读着这些文字时的样子。
电话响了，是妻子。“还找呢？闺女家长会你不去了？”
“你替我去吧。”
“我咋替？老师问起来我说啥？说她爸在故纸堆里扒拉一句死人话，比活闺女要紧？”
吴明理把电话拿远了些。“快找到了。”他撒谎。
“找着找着！你导师糊涂了，你也糊涂？那话能当饭吃？能给你评上教授？”妻子挂了电话。
吴明理放下手机，接着翻。灯光晃眼。
他想起自己刚留校那会儿，赵老先生还没退休，带他们几个青年教师逛校园。走到未名湖，老先生指着水：“这水，看着静，底下淌了百十年了。咱们搞文的，就得学这水，底下的东西不能丢，面上的东西，得跟着风动一动。”
后来风怎么动，吴明理没太学会。他写的论文越来越厚，看的人越来越少。赵老先生的话，他也渐渐忘了。
直到老先生躺倒了，拉着他的手，眼神混浊却急切：“那句话…得找着…说得对…”
夜更深了。老马来催了几次，吴明理只说要再看会儿。老马嘟囔着“一根筋”，锁了外头的门，放他一人留着。
快到凌晨时，吴明理的手指停住了。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旬刊，第三版，右下角一篇短文，论及“学风”，署名“一知”。
“…故曰，大学之精神，非在于楼宇堂皇，亦非在于章程严密，而在于一点真心，半分傻气。真心向学，傻气坚守。如此，虽时移世易，而精神不灭。”
吴明理盯着那几行字。纸页黄脆，墨迹淡灰。
就这？他几乎失望。一句平无奇甚至有些迂阔的话。值得一个人记挂一辈子？
他掏出手机，想给师母打个电话。一看时间，凌晨三点多了。作罢。
他靠在冰冷的铁书架子上，望着头顶嘶嘶响的灯管。图书馆地下一片死寂，只有旧纸的味道包裹着他。
他忽然明白了赵老先生为什么要找这句话。
不是这话多精妙，多深奥。而是写这话的人，信这话的人，在那个年代，或许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赵老先生要找的，是那个“信”本身。是他自己也曾有过的“一点真心，半分傻气”。
吴明理小心翼翼将那期《旬刊》合上，放回原处。他没复印，没拍照。他觉得这话带不走。它只属于这个地方，这个时刻。
他走出图书馆时，天已蒙蒙亮。深秋的晨风刮得紧，未名湖上罩着一层薄雾，博雅塔的尖顶有点模糊。
几个穿着冲锋衣的学生背着书包，缩着脖子，匆匆从他身边跑过，赶着去占座。
湖边那块著名的“未名湖”石头旁，有个男生正大声背诵英语课文，磕磕巴巴。
吴明理慢慢走着。他想起赵老先生，想起老马，想起妻子的话，想起自己那些没人看的论文。
他走到湖心岛边上，找了张长椅坐下。雾气湿凉，沾湿了他的眼镜片。
他望着那湖，那塔，那些奔跑背诵的学生。
忽然就觉得，赵老先生要找的那句话，或许从来就不在那本旧刊物上。
它在这清晨的雾气里，在这磕巴的背书声里，在这百年来无数个“一点真心，半分傻气”的人身上。
它永远在。正因为永远在，所以永远找不到，也永远丢不了。
吴明理摘下眼镜，擦了擦水汽，重新戴上。
天光又亮了些。他得去医院了，告诉赵老先生，那句话，他找着了。
虽然他知道，老先生听了，大概也只是点点头，眼神望向别处。
永远的北大，不在纸上。
在风里。
2
吴明理赶到医院时，天已大亮。病房里的消毒水味儿冲鼻子，混着点儿老人身上特有的沉腐气。赵老先生闭眼躺着，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胸口的被子几乎看不出起伏。
师母坐在床边小凳上削苹果，皮削得极薄，连成一条细带，垂进垃圾桶里。见吴明理进来，她抬抬眼，没说话，只用下巴朝病床点了点。
“老师，”吴明理凑近些，声音压得低低的，“我找到了。”
床上的人没反应。只有心电监护仪上的绿线，一跳，一跳，划着安静的波浪。
吴明理有点慌，提高了点声：“民国三十七年的《旬刊》，第三版，那篇谈学风的文章，署名‘一知’的…”
师母停了削苹果的手，看着他，轻轻摇头。
吴明理却不管，自顾自说下去：“里头说，大学精神，在于一点真心，半分傻气…”他背书似的，把那几句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说完，病房里只剩仪器规律的滴答声。
许久，赵老先生的眼皮颤动了几下，慢慢掀开一条缝。浑浊的眼珠转向吴明理的方向，定住了。干裂的嘴唇嚅动着，发出极轻微的气音。
吴明理赶紧把耳朵凑过去。
“…不对…”
“什么？”吴明理没听清。
“…不是这句…”老先生的声音像破风箱，嘶哑，却带着奇异的执拗，“…是旁边…那篇…诗…”
诗？吴明理愣住了。他光顾着看那篇论文，根本没留意旁边还有什么诗。
师母叹了口气，把削好的苹果放进碗里：“我就知道。他糊涂了，说的胡话，你也当真。”
吴明理却僵在原地。老先生的眼神里有一种异常清醒的焦灼，死死盯着他，仿佛他用尽全力，就为纠正这个错误。
“旁边…那首诗…”老先生又挤出几个字，呼吸急促起来。
监护仪上的波浪变得密集尖锐。护士快步进来，检查了一下，示意他们先出去。
师母拉着吴明理退出病房。“让他歇会儿吧。”她语气疲惫，“你也是，折腾一晚上，就为这个。找着了，他又说不是。老小孩儿一样。”
吴明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脑子里嗡嗡的，只有老先生那句“不是这句”和“诗”。
他忽然想起，在那篇短文旁边，确实有一小块地方，印着一首短诗。当时他注意力全在找那几句话上，只扫了一眼标题，好像是《无题》。
他转身就走。
“哎！你干嘛去？”师母在身后喊。
“回图书馆！”吴明理头也不回，几乎是小跑着冲下楼。
再次推开特藏部的门，老马正泡方便面，热气熏得他眼镜片一片白。“哟，吴老师，落东西了？”
吴明理没理他，径直冲到那个书架，几乎是抢一样抽出那本《旬刊》，手都有些抖。他翻到第三版，目光跳过那篇短文，投向右下角那块豆腐干大小的诗歌区域。
《无题》
作者：寒星
“塔影入湖湖影深，书声换世世声沉。
莫道青衫旧颜色，风来犹自动青衿。”
诗很短，铅字很小，挤在版面角落，毫不起眼。诗旁还有一小块空白，有人用极细的钢笔，蝇头小楷写了一句批注：
“四八年冬，湖冰坚厚可行。与友人踏冰论道，衣薄而不觉寒。今闻‘青衿’之语，忽忆当时气象。批注人：知”
吴明理盯着那批注，手指无意识地抚过“知”那个落款。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劈入脑海——那个署名“一知”的短文作者，和这个批注人“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而赵老先生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不是那篇冠冕堂皇的论文，而是这首不起眼的小诗，和这句随手写下的批注？
他想起老马的话：“六六年那会儿，为了一本书里一句话，差点把命丢了。”
为的是哪句话？是论文里那句“一点真心，半分傻气”？还是这首小诗，抑或这句批注？
“找着了？”老马端着泡面凑过来，瞅了一眼，“嘿，这诗啊。没啥名气，作者‘寒星’也没听过，估计是哪个学生写的。这批注倒有点意思，‘湖冰坚厚可行’，现在全球变暖，未名湖可难得冻那么实诚了。”
吴明理没接话。他小心翼翼地将刊物合上，动作轻柔得像对待婴儿。
他好像有点明白了。
赵老先生要找的，或许从来不是一句能登大雅之堂的“精神总结”，而是某个瞬间的真实触感——冰湖行走的寒冷，与友人争论的热烈，青衫单薄却不觉冷的少年意气。是那句“风来犹自动青衿”里藏着的、不曾磨灭的东西。
他再次赶回医院。
病房里很安静。赵老先生醒着，眼睛望着窗外，窗外能看到远处一抹灰色的天空，看不到北大。
吴明理走过去，没再提那篇文章。他俯下身，轻声说：“老师，那首诗，我看到了。《无题》。还有旁边的批注。”
老先生眼珠缓缓转动，看向他。
“批注里说，四八年冬，湖冰坚厚可行。”吴明理继续说，声音很稳，“说‘衣薄而不觉寒’。”
赵老先生浑浊的眼睛里，极慢地，泛起一点极微弱的亮光。像深潭里投进一颗小石子，涟漪很小，但确实荡开了。他极其缓慢地眨了一下眼，嘴角似乎想往上牵动，最终只化作一丝极轻的、几乎看不见的叹息。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胸口的起伏，似乎比之前更平稳了些。
师母惊讶地看着监护仪，又看看吴明理。
吴明理没解释。他知道，这次找对了。
永远的北大，不在宏大的论述里，在那湖冰的寒冷触感里，在那单薄青衫下的热血里，在一首无人记得的小诗和一句随手的批注里。
在所有这些看似无用、却真正活过的细节里。
3
吴明理走出医院时，天已过午。秋风卷着几片提早离枝的银杏叶，打着旋儿砸在他肩头，又滑落下去。他没觉得凉，心里反倒有种奇异的平静，像一场持续太久的暴雨终于歇了。
他没回系里，也没回家，鬼使神差地又绕到了静园。拆迁的蓝牌子已经立了起来，几个工人蹲在墙根底下抽烟，打量着哪面墙先下锤子。
那个剥毛豆的老太太还在，马扎边堆了一小撮豆壳，猫不见了。
“还没搬？”吴明理站定了问。
老太太撩起眼皮瞅他：“往哪儿搬？等着分安置房呢。这破地方，住了大半辈子，临了倒值钱了。”她抓起一把毛豆荚，咔吧一声掰开，青绿的豆粒迸出来，“你呢？找着了？”
吴明理愣了一下，才明白她问的是昨天的事。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找着一点，又好像没找全。”
老太太嗤地笑了，露出稀疏的牙床：“你们这些读书人，就爱把简单事儿往复杂里整。找东西嘛，找着了就用，找不着就拉倒。还能让尿憋死？”
话糙理不糙。吴明理竟被她说得噎住了。
他踱进静园深处。废墟的气味已经透出来了，不是灰尘，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被连根拔起时散发的土腥气。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着手机在自拍，背景是斑驳的红砖墙和“拆”字。
“笑一个！嘿，这可是历史的眼泪啊！”一个男生嚷嚷着。
吴明理默默绕开他们，走到那棵老槐树下。树杈上还拴着半截磨秃了的跳绳，随风轻轻晃荡。
他忽然想起赵老先生某次酒后的醉话，说五几年的时候，静园还不叫静园，男女生还得分开走，他们半夜偷摸翻墙出去，就为吃一碗西直门外的卤煮。那时候的北大，和现在不一样，和民国更不一样。
“可那口气，就没断过。”老先生当时拍着桌子，眼睛发亮，“甭管什么时候，总有几个不服软的、认死理的、觉得念书比吃饭要紧的傻小子傻丫头。北大啊，就靠这点傻气吊着命呢！”
那口气。
吴明理深深吸了一口掺杂着拆迁尘埃的空气，肺腑间并无不适，反倒有种莫名的通透。
他转身往外走。路过老太太时，她忽然塞过来一小把剥好的青豆：“拿着，甜着呢。”
豆粒还带着体温，润泽饱满。
他道了谢，揣进兜里。豆子隔着布料，微微硌着腿。
他没再去图书馆，也没回医院。他沿着未名湖慢慢走，湖水被风吹皱，塔影碎在里面，晃啊晃的。那个背英语的男生换成了读《庄子》，依旧是磕磕巴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吴明理在湖心岛的石凳上坐下，摸出手机。屏幕亮起，系工作群里正为明年课题申报吵得不可开交，谁该排前面，谁占了谁的坑。他划了两下，设置了免打扰。
他给妻子发了条短信：“晚上我做饭。”
妻子回得很快，一个问号。
他没解释，收起手机，看着湖面。游船码头那边，一群新生正穿着学士服拍照，笑声隔着水传过来，有点模糊，却很有劲道。
永远的北大是什么？
是赵老先生惦记的那句诗，是批注里那片冻实的湖冰，是静园老太太一把青豆，是此刻湖面上破碎又重聚的塔影，是那群穿着租来的袍子、迫不及待想拥抱未来的年轻笑脸。
是所有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熬成的一锅说不清滋味、却让有些人一辈子念念不忘的老汤。
它没法被一句话定义，被一篇文章概括，被一座雕像凝固。
它就在这儿，在风里，在空气里，在每一个呼吸过它、又心甘情愿被它改变的人身上。
吴明理站起身，拍了拍沾了灰的裤腿。兜里的青豆轻轻作响。
他得去买条鱼，晚上炖豆子吃。
风更大了些，吹得湖边的柳条狂舞。天高云淡，北方的秋天，向来如此，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他最后望了一眼博雅塔，转身汇入人流。
（完）
《孔子故里知名作家文学社》
本刊文学顾问：陈文龙 金波 陈钦华 张耀光 黄秀峰 哈生寿 江铃 陈立强 秋枫
名誉社长：王德席 陈长海
文学总监：王德席
社 长：陈常河
总 编：陈常河
副社长：王小强 李宜普
主编终审：王小强
副主编二审：李宜普
管理部部长:张俊森
编辑部部长：陈常河（兼职）
宣传部长：杨保平 陈洁
现代诗收稿一审：陈常河
古体诗收稿一审：张俊森
小说散文收稿：陈常河
编 委：王德席 秋 枫 陈长海 陈常河 王小强 李宜普 张俊森 杨保平 陈洁 唐增虎 刘 兵
（排名不分先后）
本刊合作平台:《黄果树文学社》《北方诗刊》《关东文苑》《宁古塔作家》《宁古塔作家网》《中华诗艺社》《宜昌文学》《枫叶诗刊》《凤凰山诗刊》《中国爱情诗刊》《当代短诗选》《汶水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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