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启代序《当代诗人诗列传》（铂金卷）

 马启代

 

小波兄让我为他的《当代诗人诗列传》（铂金卷）写个序，答应下来就有些忐忑。他说诗坛人物诗自2016年起笔，至今写了9年，出版了7部专集，铂金卷是《当代诗人诗列传》的第三卷，所涉及的诗人已经超800，页码逾1000页，涵盖了100年新诗的众多名家和新锐，难怪王立世有“惊心动魄”之感，周瑟瑟有“大气磅礴”之叹，庄伟杰认为是“诗歌史记”工程……为这样一个人的一部重要的书写序，介绍性和赞美性的话多说无益，叙说友谊我们至今也只是鸿雁传书，小波兄还期待我有些独见。拖至今日再婉辞也不仁义，思来想去，我就只能基于阅读这些人物诗的体味和思考，简单谈一些它的诗学意义。

2024年10月，在威海参加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的“现代与传统：中国诗学高等论坛（2024）暨第四届诗歌叙述学前沿学术论坛”时，我做了《浅说意象思维与叙述思维》的主场发言。因为连续多年参加“诗歌叙述学”的学术会议，我也提交、发表过相关论文，对诗歌的叙述学课题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阅读体验有过较多的思考。提出叙述思维的诗学概念，就让我从诗歌叙述学的已有诗学框架中回归到对具体创作现状的理论认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对招小波的诗坛人物诗有了自己的判定。1949年之后，分别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和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中期，发生过两次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论争，并于1986年转入“意象”研究，而1990年代后出现的诗歌叙事学和2006年开始孙基林教授逐步明确倡导的诗歌叙述学都是诗界顺应新诗发展变化做出的理论回应。但形象——意象——叙事——叙述的诗学界定，都没有解决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根本认知问题，意象思维和叙述思维却可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语言是思维的产物，诗歌更是。当下诗歌的美学特征和语言调性都与诗人的思维相关，它显示了人类对外界和自身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价值立场。从意象思维到叙述思维正是区分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的钥匙。招小波的这些诗坛人物诗符合叙述思维的所有特征，在诗歌本质的意义上将抒情、叙事、意象、叙述融合在一起，以一位讲述者的身份将800多位诗人的不同形象用分行展示出来，并且“每首诗都是一张/诗人独特的脸谱/每首诗都拥有/个人特定的指纹”（《我写了六百诗人，无一雷同》），“这些诗歌，其精神究极本质是诉诸诗人间心灵的沟通……虽诉诸精神却无空灵飘渺之流弊。”（秀实《诗歌的第四类接触》）而形成“小波体”（秀实《幽暗之地，提灯之人》）。我觉得这些诗属于叙述思维文本实践的成果，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正如招小波在“东坡杯”诗会上的发言，他要《用诗歌为诗坛人物画像》的这种自觉的创作，既与中外诗歌的传统相袭，更与汉语新诗发展到当下的艺术探索相关。作为香港先锋诗歌协会会长，自身保有着先锋艺术精神，又具有吸纳各种文化滋养的便利。他69岁开始专心于诗坛人物诗创作，能乐此不疲地一路写来，澎湃着诗意与激情，且有着锐利的识见、洞悉的体味与精准的表达，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正如他在《地理诗人甘建华》中所言“诗人写诗不难/难在独树一帜”，他就是独树一帜，也如身在美国的王性初所说：“太好了。全世界只有你一花独放！”（《山之尽头仍是山》）。这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天末怀李白》、想到韩愈的《答孟郊》、想到苏轼的《和黄鲁直烧香二首》，甚至《刘白唱和集》，也想到萨福的《给安娜多丽雅》、想到拜伦的《致托玛斯・摩尔》、想到雪莱的《致渥兹华斯》，更想到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以及《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这两部跃动着爱的火焰的热烈情歌，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大学时与岩峰和谭践三人合出的诗集《太阳泪》，里面竟有我十首赠诗友的篇什。自新诗诞生以来，几乎没有哪位诗人没有给诗友写过赠诗或收到过赠诗。木斧的《给200位诗人的画像》、陆健的《诗坛N叟》、王竟成的《一个单身男人写给中国 100 个女诗人的 100 首情诗》等此类诗集也不难寻找，但像招小波这样把诗坛人物作为唯一的书写对象去抒写，且一连推出七八部诗集的诗人，恕我孤陋寡闻，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说。从合唱到独唱，他的这种勇毅坚韧的努力所创作的文本实绩不但继承发展了酬唱赠答的诗歌传统，而且从现代诗学意义上某种程度纠正了AI时代的创作乱象，给我们昭示了诗歌创作的常识也是真理：那就是源自人的、人的内心的情感和精神才能提供原创的动力。从小波兄的具体诗歌和所写诗人看，诗歌创作还应有现代文明价值观的灌注和洗礼。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元白诗证史”时所说的话。白居易和元稹同登科第，聚少离多，两人诗书唱和，后人统计歌诗竟有千首左右，形成“元白诗派”。他认为中国诗具有时间、人事、地理三个要点，与历史发生紧密的联系，好的西方诗多讲宗教和哲学，中国诗人多讲实际环境和个人状况，或某日见某日游某地，可补正史之不足。招小波在《当代诗人诗列传·下卷》前面赫然写着这样几行字，他说“本诗集/是诗人名录的诗意解读/是以诗存史的生动体现”。我想，“以诗存史”既有记录个人的意义，也有佐证时代的意义。小波兄的每一首诗，后面都标有具体的年月日，虽没人事和地点的标注，但诗中往往有这两项内容，这个自觉，又表明了小波兄对这些诗歌和个人创作另一向度的寄寓。事实上，我早期的诗歌都没标注日期和地点，自我经历人生沉浮后对此有了决绝的认识，特别是我推出的诗集《诗证2019》和《诗证2020》，连书名都标注上了“诗证”二字，这是米沃什《诗的见证》的缩写，也是其宗旨与精神的坚守。米沃什在这本书中对于诗歌见证功能的阐释极其精辟，与《被禁锢的头脑》一起深深地震撼过我。我不是非常清楚小波兄在怎样的人生和艺术历练中提出了“诗人应该是战士”的诗观，也不很清楚他自己赋予其怎样的内涵与外延。仅就字面意思并结合他写给诗人们的诗来看，这与我倡导的“为良心写作”和“见证诗学”有着相近的血缘，特别是写给叶文福、徐敬亚夫妇以及给我的诗，这几部诗传的确有了诗歌版《水浒传》的风骨气韵。因为，我们喜爱的诗篇，“文字的锋刃/刻进了玄武岩”“伟大的檄文/是（他）蘸着灵魂之血写成”的，我们都是“历尽人间苦难/自己站起来的人/如今变成碑”（《马启代》），这对于我个人肯定是过誉，但正如他所言，《青春从六十九岁再次启程》，尽管《我所知甚少，但已倾尽全部》。一想到这些人物诗，不但留有每个人的生命印记，也为诗歌史和社会史留下了诗的见证，就没有理由不为之兴奋。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作为在诗坛数星星的人（王法语），其“诗坛人物的书写，背后蕴含着一种善良的道德：破除门户之见。”他“本其清流之心，以笔为佛，拭抹诗坛的尘埃气体。”（秀实《立秋道中——序招小波诗集<星图：我观诗天空100星>》）这让我想到胡适那句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心胸大，诗的境界才开阔，在漫漫征途上，才不致停步。正如他写的：“江湖路远/一想到这些非凡的诗侣/疲惫的我就会满血复活”（《张清华》）。是啊，诗人的后面还是诗人，这浩荡的队伍，必将走进历史、见证未来！

权为序！

                         2025年8月31日 明夷斋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中诗在线总编，长河文丛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