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落难，小姐相救的现代版
——对沈巍走红网络的文化精神分析
常智奇
近年来，流浪者沈巍的走红成为网络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碰撞、叠加的产物。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深植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叙事——“才子落难，小姐相救”——在数字时代的情感复活与符号重构；是一种个体生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经网络科技地冲击，传统文化精神呼唤尊重人的生活方式选择，在人人平等理想信念滋养下的情感流露；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人格在现代科技的簇拥下，走向人类想往的新文化建中的一个匆匆过客。他到底能走多远，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目前，他仍然在传统与现代的炼狱中苦苦挣扎。
一、传统文化心理的现代“复活”
沈巍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叙事中“才子落难”的原型。他虽衣衫褴褛、流落街头，却人性不泯，善良依存，自爱尚在，谈吐不凡、满腹经纶，利己不害人，利他自觉坦。这种强烈的反差构成了极具张力的当代底层流浪文化形象。沈巍与其他网红不同的是他明知道自己已拥有几十万的粉丝，仍不开通自己的直播，目前他仍然表现出一种坚持清静、清净、清流、清贫、清醒，与世俗观念不同流合污的情感姿态；仍然表现出一种知识为普惠大众，提高民众的认知水平；学问为苍生，在众声喧哗，流量升顶的情况下，依然恪守心中道德的律令，以悲悯的情怀律己利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多是年轻貌美的女性。她们不吝表达对“有文化之人”的崇拜，甚至直接予以物质与情感上的支持。这一场景，俨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演绎。当然，这其中也蕴涵着蹭流量，宣传企业，带货推销，显摆己容，谋求富贵，寻觅爱情的欲望等等。
从文化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才”与“德”的理想化追求。才子虽暂时困顿，但其内在价值终将被“识货”者发现并拯救——这种叙事模式不仅存在于《西厢记》《牡丹亭》等古典文本中，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更深植于大众的审美文化历史积淀的心理结构之中。沈巍的出现，恰好为这种集体心理提供了一个现实载体，使人们在快速功利化的现代网络社会中，得以重温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想象。
二、多元动机交织的社会心理图景
然而，沈巍现象并非单一文化心理所能概括。其背后还掺杂着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城市化建设中，土地改革、财产分配、法权诉求、科技人生、网络资本、广告宣传等复杂的社会情绪与现实动机。
一方面，许多来自农村或低收入阶层的打工者，通过对沈巍的关注表达了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忧虑。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今天，他们唯恐自己也可能陷入类似的人生困境。这种“共情”既是一种怜悯、同情、关爱，也是一种无声的表达、呼吁、抗争——他们通过点赞、转发，试图唤醒社会对边缘群体生活状态的关注。
另一方面，资本与流量的逻辑也迅速侵入这一现象。企业试图借助沈巍的知名度进行品牌推广，自媒体则通过蹭流量实现变现。这使得原本为生活所迫，纯粹为坚持自我的生活方式选择，纯粹的文化心理事件，迅速被纳入商业社会的运行轨道中，呈现出道德与利益、真实与表演并存的二重性。
三、资本与流量时代的文化伦理困境
沈巍的走红，典型地体现了“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一方面，网络平台为他提供了表达与传播的渠道，使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追求得以人格权的彰显；另一方面，流量至上的逻辑又可能扭曲这个流浪者真实的个体，沈巍的文化人格有可能被強大的网络力量异化为消费符号的危险。这种矛盾在网络宣传，网络搜索、网络暴力、网络带货、网红经济中普遍存在——我们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渴望净化心灵；在满足猎奇心理的同时，又希望守护道德底线。
正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张力中，网络评论的作用尤显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新事物，其中加杂着科技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人性道德的二重性等复杂的问题。许多有理论修养、文艺批评的评论家怕手指网红被“红”（流量资本）染，被人误以为奔着流量资本而去，这样就望而却步。在这里，我还是要呼吁我们有潜力、有理想、有才华、有责任、有抱负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要积极地投入到网络文化建设中去，让大众的、一般的、世俗的、平板的、一般的、简单的赞美或批判，走向更加深入的文化精神分析。让网络评论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动力与社会心理机制，引导公众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流量中保持精神文明建设的定力，在网络消遣中保持传统文化精神的品质，在闲暇娱乐中保持”道法自然”的现代性转换。
四、真、善、美的守护与文化引导的责任
对于沈巍这样的网络红人，文化精神分析的首要任务是:提醒其尽量相对保持普通人的一颗平常心，保持网络红人在一定生活情景下的笃实诚信，保持热爱文化的那股清流式的感情，保持在众星捧月式的氛围下，做人自尊、处世求实，自立自强的人格，保持对本真性的追求。红极一时者往往容易被资本流量和舆论宣传裹携着走，在名人效应中迷失自我，或热昏沉醉，得意忘形，或唯我独尊，出口狂言。这样有可能最终被流量所反噬。真正的劫后余生者，大难不死者、文化守望者，精神苦旅者的人格魅力，往往都是建立在追求真、善、美的基础之上的——真诚而非表演，善良而非算计，审美而非低俗。
同时，社会也应当营造一种更加理性的舆论环境：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手段的选择。但也倡导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活方式，求真务实，自强不息，格物致知，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我们接受流量与资本的存在，但拒绝被其完全主导。我们理解不同群体参与这一现象的多元动机，但更呼吁在商业逻辑之外，保持对文化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敬畏。
总之，沈巍的走红，既是个体生命在网络空间，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矛盾纠葛的幸运得利，又是社会群热爱文化，同情弱者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既是一场现代媒介技术与传统心理结构的合谋，也是一次资本、文化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展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命运起伏，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与文化寻找。唯有通过冷静的分析与积极的引导，才能使这样的现象不仅止于一场狂欢，而成为社会自我反思、文化良性发展的契机。 作者简介
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