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为了叙述方便，对此篇文章中的的老前辈们都要直呼其名了，请见谅！

近一段时间，我在朦朦胧胧中想起已经逝去47年的父亲。

父亲李振显，洛阳市洛宁县中高村人，生于1933年，是家里单传四代的独子，是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入中高村的陇西世第李家23世子孙。他是普普通通的北方农民。

父亲个子很高，瘦瘦的，但体格很好。给人的感觉就是精明能干，办事干净利索。邻居说，我二哥的外貌最像父亲（思维模式差异大）。母亲说，当年她嫁给父亲的原因，一是喜欢中高村较好的村风，二则觉得父亲长得帅气，会说话，能体贴人。

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孝子。祖母脾气不好，父亲对祖母的话总是言听计从，从不惹祖母生气。

父亲会唱戏。每到冬季闲暇时，父亲就加入村里的戏班子。那时都是利用晚上排戏。据邻居讲，父亲扮演的《卷席筒》中小仓娃嫂子的形象，惟妙惟肖，使人百看不厌。在那贫穷的年代，父亲给乡亲们带去了无限的快乐。

父亲脾气很好。小时候二哥特别闹人。无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父亲一旦空闲就会抱着或背上二哥。那时家里生活很节俭，但二哥闹的欢，非要凉鞋不可，父亲无奈只得给他买了，而我们姊妹几个那时是穿不上凉鞋的。

父亲和母亲一样一生乐善好施。外地到我们村做生意的、过路的常在我家吃饭。六十年代粮食非常紧张，赵村和土桥两个姓贺的人到我们村里卖粉条，在我们家吃住5天，父亲没要过他们一分钱，他们走的时候也没让他们留下一根粉条。另一个外乡人到我家吃过饭后，说自己回家没路费了，想借点钱。父亲二话没说，就给了他。那人回家后，信、钱一块寄了过来，他说，给钱时并没打算再要。当时觉得人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帮忙就帮一把。街坊邻居遇到困难时，那就更不用说了。1962年盖房子的时候，本来我家是可以盖瓦房的，因为61年家里养的一头猪被杀后卖了400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猪肉特别贵），爷爷、父亲那一年也开"小片荒地"，家里的粮食能够盖房用的。但父母经过商量还是决定盖草房，留下活钱偶尔能帮助个人。父亲常常说；"我们就这能力，其它对别人还能有啥用处？"

据邻居说，50年代父亲曾在村里当过教师和团支书，参加过解放后的"三反"、"五反"、"合作化"、"人民公社"等运动，1959年的时候，父亲在20里外一个叫"韩岔"的偏僻村教书（三年困难时期，可能那里吃饭有保障），1960年后，生产队有人劝他回来当队长。可能他就是当农民的料。

大家认为父亲了解民情，懂得农时，组织有方，有社会责任感，并且敢于担当。60年代生产力非常落后。生产队仅有几头牛和两驾牛车。社员们除了白天下田劳动，晚上还必须推磨、纺花、织布、缝衣服等等，非常劳累。父亲当生产队长后，到田间地头观察，多次召开社员会，与大家商量解决困难的办法 。为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他组织大家修水渠。遇到天旱之年，父亲总是提前派社员引水浇地，待大队组织各生产队轮流浇地时，我们队的可浇地往往已浇过大半了（河水也接近干涸）。另外，父亲还带领社员利用废弃水车的配件改装安上水磨子，决心解决人们的推磨之累。想的很好，但操作困难。第一年修的全部工程被洪水冲了，人们很失望，也有人说风凉话。但他不悔心，到了冬季又选址重修，第二年又被水冲走其中一部分，这就成了人们饭后的笑话。父亲有恒心，冬天又开动员会，私下逐户逐人做工作，第三次又修，又被洪水冲走，…好像没有办法。这时很多人泄气了。父亲开始也在思考此工程是不是劳民伤财？…，他一有机会就去看地形，有一天他突然来了灵感，决定完全改水渠的路线。由于水渠要从二队地里经过，必需给第二生产队协商。他放下面子找到第二生产队的几个关键人物，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协商成功。社员们听说后很高兴，很快就干起来。这次彻底解决了前期的问题。社员们不用推磨了，水磨速度也提高了许多倍。于是水磨子的转动声音伴随着社员们的笑声荡漾在河滩的上空。正好这时候全国在宣传大寨 自力更生战胜自然灾害的精神，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

那时候生产队经济非常困难，欠粮款户都是劳力少，人口多。如果领粮食不让欠款，那些大人口户吃饭就困难，如果让他们欠款，劳力多的就得不了钱，没有劳动积极性。父亲当队长后就想着如何创收。经过反复考察，认为弹花生意可以做，可是操作起来很难，一是技术问题，因为懂得弹花机技术的是一个“地主分子”，况且这个人没有威信。二是资金问题，生产队没有购买弹花机的经济能力。父亲与其他农民多次商量，经过反复推敲，队里决定一是以懂点技术又忠诚老实的地主子弟（那个地主分子的侄子）为技术骨干，同时配备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弹花（边劳动边学习技术）；二是租用弹花机（当时不允许私人做生意）。事情终于做成了。弹花生意缓和了生产队的某些经济问题。水磨子的事情搞成后，父亲又琢磨着把人力弹花机变成水利弹花机。经过地形勘察，带领社员们在水磨子渠下方再修渠，最后装成了水利弹花机。这两个工程的成功使大家竖起了信心，后来又修成了水利轧花机。形成弹花轧花一条龙服务。这大幅度增加了生产队的经济收入。除了弹轧花收入之外，棉花籽能榨油。我们生产队每家每年都分一大罐（土瓷）油，这让其它队社员非常羡慕。棉花饼经过处理可以做肥料，增加了粮食产量，形成良性循环。

由于当时的科技技术水平落后，粮食产量普遍低。国家的口号是"以粮为纲"，社员们的吃饭确实是问题。这是父亲的一块心病。父亲整日思考如何科学规划，最终办法找到了。我们队的岭地规划多数种棉花、黑豆（耐旱，价格高）。谷子只种够孕妇老人用（产量低）；另外为了多积累肥料，除了棉籽饼外，农闲时父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积粪，冬天免费垒新墙换壮土（旧墙的土做肥料）。其三是响应国家号召，拿出来一部分弹轧花加工费买化肥。我们队使用化肥的时间比较早（65年拉氨水，67年买化肥）。另外，父亲顶着“停产闹革命”的逆流，对造反派说："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实行责任工分制度，加强生产管理。所以我们队里粮食产量比较高，总能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公余粮任务。父亲想办法给社员们分粮，如利用分麦余籽（参杂麦子）的机会给社员多分麦子，另外在冬天和春天让会计保管给社员们再分些粮食（不公开。当时粮食紧张，公社不允许多分）。分粮是要担风险的，罪名是“瞒产私分”，轻的要挨批斗，重的是要做牢的。但不能不解决社员的饥饿问题。

生产队还派人种菜免费供给社员，有的家蔬菜都吃不完。

这些是不是对群众的亲？然而处处为群众着想使父亲很辛苦，有时父亲刚开始吃饭，有人说机器坏了，他放下碗筷就走，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

那时每年夏季秋季两次结算，别村生产队的劳动日（10分为一个劳动日）价值是几分或两三毛的，我们队的劳动日价值比较高，有时竟然达9毛5之多。那个阶段家里的人口数量多，但是在我们生产队的人，只要有一个人能经常劳动就不会欠粮款。多数家庭每季要分到七八十元，有些分到100多元。也就是说，全年两次结算，一般家庭全年可以领余粮款100～300元之间（当时盖瓦房300元即可，找个媳妇仅需要100元，小学生学杂费每学期只有0.5元，一头大猪价值70元）。

父亲有责任心，敢于担当。学大寨运动高潮的时候过急，工作队不结合实际，有些生产队总是让会计天天上台，我们生产队都是父亲上台接受工作队批评的，如果领奖的时候，总是让会计李长江上台。

父亲计划科学，会打算，他给生产队办事尽量实现"多快好省"。如生产队盖仓库，他经过调查得知自己动手烧砖瓦盖房能节省一半资金，于是父亲就带领社员自己干。他们在酷暑中往返1公里多的河滩路，用肩膀一担担运麦杆，一担担挑砖瓦。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想都想不到他们的拼劲。

每天夜里父亲或修理机器，或开会，或解决矛盾，总是劳累到半夜，这违背了天人合一的道儿，自然会累跨身体。

1970年秋天，生产队盖仓库，父亲带病去指挥，高处的房椽突然掉下来把父亲砸倒，鲜血流了一地。加上他长期过度劳累，从此他免疫力急剧下降，但是负伤一个月后他又带病到水库工地。春节期间，洛宁名医李顺贞催他到县医院全面诊断，可是他总说生产忙走不开。又过了两个月他实在坚持不了了才只得到医院，谁知一检查竟发现是白血病。全村人听说后都很吃惊！当时药物紧缺，在外面工作的人知道后都尽力帮助。很快从锦州、兰州寄回了“白血宁”，生产队派代表去县医院看望他。在县城工作的乡亲也时常到医院探视。母亲也请了中医（当时人们崇拜西方医学）。经过治疗，5月份父亲的病情减轻很多。于是父亲又下地了，社员们竭力劝阻他，他说想和社员们在一起。6月的一天暴风雨来临，他听说一头老牛卧地，当时他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为了救生产队的牛，奔跑在暴雨中。7月的一天队里在打麦秸垛，修理麦秸垛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人，父亲又去了，他到麦场就忘了疾病，全身投入。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他身体太虚，当天晚上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那年秋天，队里分的玉谷等粮食，都是队里村里人帮忙运回去的。

农历九月七日，年仅38岁的父亲丢下我们几个（包括65岁的爷爷奶奶）走了。他给我们交代："好好读书，不管穷富，办事都要对起良心。只要走正路，好好干就行"。

父亲走时正值文革，村里有移风易俗小组，专门监督婚丧嫁娶中的铺张浪费。父亲去世后，小组领导郭呼令去到我家，但他一进灵堂就泪流满面，瘫坐在了凳子上，好久才回过神来。直到离开，一字也未提移风易俗的事。

村里老少说起我父亲就流眼泪。外地工作的人，外村认识的人不断有人到我家里安慰。

我的爷爷奶奶更受不了精神打击。春节前大队干部给他们申请了救济金，我爷爷没有走出会计的大门就豪声大哭，时任大队会计的李延卿心里很难受，拉回我爷爷耐心安慰。他说：“你爷爷是个硬汉子”。

后来，大队、生产队里的人对我们给予多方照顾，帮忙我家度过了一次次难关。我们家人会感激一辈子。！

不管远行万里，不管时间多久，我们都不会忘记家乡—中高村，更不会忘记帮助过我们的父老乡亲！

作者简介：李卫民，网名为人民服务。洛宁底张乡人，现在杭州打工。最喜欢的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