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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安富平与诗仙诗圣的精神对话
——评农民诗人安富平两首诗歌
文/鲁崇民
一、引言
他是年过花甲的农民
中学的课本
藏着爱诗的魂
他是职业农民
种地的手掌
也通农资营销门
他是高级职业农民诗人
唐诗宋词作伴
耕读皆在晨昏
他叫安富平
以诗为桥
与李杜对话古今
这份跨越千年的对话
让泥土与诗魂
在平仄里相吻
更让乡土的厚重
与古典的空灵
在字句间同韵
二、作者简介
安富平，陕西旬邑县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散曲学会会员，陕西省农业厅高级职业农民，咸阳市作协会员，咸阳市楹联家协会会员，旬邑县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旬邑县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各类纸媒与网络期刊等。
三、农民诗人安富平诗歌原文
乙巳炎夏忆青莲居士歌（新韵）
碎叶城里诞诗仙，正是盛唐武周年。
政经繁荣社稷稳，上呈贞观启开元。
六岁举家回天府，四川江油住青莲。
五岁显才华，十岁观百家。
学文习剑术，功业任游侠。
只因身显赫，非凡锦上花。
不惜身万贯，四海乐无涯。
宰相孙女两位妻，平步青云入京畿。
降辇步迎最显贵，傲岸嗜酒天下奇。
赐金放还似逐出，无权失势志气低。
洛阳遇杜甫，诗酒侠剑舞。
梁园之聚后，赋诗共怀古。
求仙访道山水情，大江南北神州行。
东鲁吴越幽燕地，诗章万卷再高峰。
宣城恰逢安史乱，永王幕府步错龙。
漂泊困顿他乡逝，醉酒捞月溺水中。
才大不可用？缘何诗仙生？
曲江流饮兼忆少陵野老歌（新韵）
始皇曲江筑离宫，汉武凿水曲江成。
芙蓉池归隋帝隐，大唐义谷流泉清。
上巳中元重九日，雅士达官诗酒逢。
杜少陵，相府生，曲江流饮人迹中。
七岁开口咏凤凰，致君尧舜淳风张。
八月梨枣树上守，公孙大娘剑舞扬。
樽壶酒浆笙歌起，优雅安定富贵乡。
一回安史乱，繁华去不返。
宫殿锁千门，衰草曲江畔；胡骑尘满城，河山蒙国难。
《三吏》《三别》苦，浣花溪水暖。
落木长江水，寒士何颜面。
恨无朱门酒肉餐，
恨无广厦千万间，
恨无天下国民安。
沉郁顿挫千万句，诗圣诗史绝无几。
荒草残垣江水干，曲江亦随野老去。
春夜喜雨春水流，流向西安曲江头。
阅江楼，畅观楼。曲江流饮盛景收。
我逢盛景盛世处，难忘少陵家国愁。
注：上巳（三月三）、中元（七月十五）、重九（九月九日）
四、鲁崇民评论
评论一
史笔为骨，诗心为魂
——评农民诗人安富平《乙巳炎夏忆青莲居士歌（新韵）》
安富平的《乙巳炎夏忆青莲居士歌》，以歌行体（句式灵活，便于叙事抒情）的自由舒展勾勒诗仙一生，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以诗人的敏锐与农民的质朴，为李白的一生注入了兼具历史质感与生活温度的解读。全诗从李白的诞生写起，直至其生命终章，既循着时间脉络梳理生平，又紧扣“诗仙”的精神特质，让千年之前的诗魂在新韵字句中重新鲜活。
（一）时空坐标：天才诞生的时代土壤
从时空铺展来看，全诗以“史笔”为骨，却暗藏诗性节奏。开篇“碎叶城里诞诗仙，正是盛唐武周年”，十字便锁定双重坐标：出生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暗合李白“胡气”与“侠情”的基因，武周时代则处于贞观余韵与开元盛世的过渡期——这个“非顶点却蓄势”的时代，恰为天才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土壤。“政经繁荣社稷稳”一句看似平实，实则点出盛唐气象的包容性：正是这样开放、自信的时代，才能容得下一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狂客，让李白的出场不仅是个人故事，更成为盛唐精神的缩影。
（二）成长轨迹：侠骨诗心的早年伏笔
写成长轨迹时，诗人以“简笔”勾勒神髓。“六岁举家回天府，四川江油住青莲”，清晰交代迁徙与定居，而“青莲”地名与“青莲居士”的自号形成巧妙呼应，暗含命运伏笔。“五岁显才华，十岁观百家”以数字见早慧，“学文习剑术，功业任游侠”则精准抓取李白“文武兼修”的特质——文是“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诗魂，剑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骨，“功业”二字更暗合其“济苍生、安社稷”的终极理想，为一生的矛盾埋下引线。作为耕作于土地的诗人，安富平写李白“不惜身万贯，四海乐无涯”的漫游，自带一种对“天地广阔”的朴素共鸣，这份从田野中生长出的对自由的理解，让诗中“散尽千金”的豪纵更添几分烟火气。“只因身显赫，非凡锦上花”中，李白家世正史记载模糊，诗中“显赫”更似对其精神气度的概括，而非史实定论，这种对家世存疑处的诗意处理，恰恰点出其自带的“贵气”与“不羁”；这种性格既是入仕的资本，亦是失势的根源，叙事中已藏因果。
（三）人生起伏：天才与权力的张力碰撞
中段写人生起伏，尤见张力之妙。“宰相孙女两位妻，平步青云入京畿”点出婚姻与机遇对仕途的助力，史载李白两任妻子确与当朝或前朝宰相家族有关（许氏为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孙女，宗氏为武则天时宰相宗楚客孙女），诗中简化处理既符合歌行体叙事特点，也可见诗人对史料的选择性提炼，以“平步”反衬后文的落差。“降辇步迎最显贵，傲岸嗜酒天下奇”浓缩长安岁月的高光与矛盾：玄宗“降辇步迎”的礼遇，与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的傲岸形成极致张力——前者见其才名动天，后者显其风骨难驯，这种“天才与权力”的碰撞，注定了“赐金放还似逐出”的结局。“似逐出”三字极妙，既非明贬却暗含驱逐之实，道尽政治失意的无奈；“无权失势志气低”更打破“诗仙”的神话滤镜，写出凡人的失落与愤懑，让人物更显真实可感。
（四）漂泊岁月：失意与成就的辩证共生
漂泊阶段的书写，将“失意”与“成就”辩证统一。“洛阳遇杜甫，诗酒侠剑舞”，以“诗酒侠剑”四字浓缩李杜交往的核心意象——两位伟大诗人的相遇，是江湖气与文人气的交融，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璀璨时刻。“梁园之聚后，赋诗共怀古”则延伸至文人社群的共鸣，让孤独的漂泊有了知音相伴的暖意。“求仙访道山水情，大江南北神州行”写其精神转向：政治理想的破灭，让他在山水与道学中寻找慰藉；而“东鲁吴越幽燕地，诗章万卷再高峰”则点出深刻悖论——政治的“低谷”恰是诗歌的“高峰”，地域的漫游广度化作作品的思想厚度，正如其诗“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失意中的坚守成就了永恒的诗名。
（五）命运终章：传说与哲思的双重升华
结尾写命运终章，以“传说”寓深情。“宣城恰逢安史乱，永王幕府步错龙”点出乱世中的致命抉择，“步错龙”三字含惋惜却不苛责，暗含对时代洪流中个人命运的体谅。“漂泊困顿他乡逝，醉酒捞月溺水中”以民间传说收束，浪漫中藏悲凉：“醉酒”呼应其一生嗜酒的性格，“捞月”则赋予死亡以诗意想象——这个结局虽非史实，却比史实更贴合“诗仙”的精神特质，让死亡成为其浪漫一生的最后注脚。
最妙在结句“才大不可用？缘何诗仙生？”——前句是对李白政治命运的叩问，道尽“怀才不遇”的千古怅惘，这不仅是李白的个人悲剧，更是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宿命；后句则跳出个人得失，追问“诗仙”存在的终极意义：或许正是“不可用”的才，让他摆脱了官场的桎梏，得以用诗歌丈量天地、直抒胸臆？这种“失与得”的辩证，让全诗超越了个人咏怀，升华为对“天才与时代”“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哲学思考。
整体而言，此诗以“新韵”写古事，语言通俗却不失凝练，如“步错龙”“志气低”等语，口语化却精准传神；叙事清晰却暗藏情感起伏，从豪纵到失意，从愤懑到释然，节奏随命运流转。既尊重史实框架（出生地、迁徙、入仕、放逐、漫游、病逝），又以“侠”“酒”“仙”“剑”等核心意象强化个性，让历史人物跃然纸上。于平淡中见深情，于叙事中藏哲思，堪称一首兼具“史的真实”与“诗的灵动”的咏怀佳作，读之既能循迹李白一生的跌宕轨迹，亦能品出天才与时代碰撞的永恒回响。
评论二
盛世回响中的历史忧思
——评农民诗人安富平《曲江流饮兼忆少陵野老歌》
安富平的《曲江流饮兼忆少陵野老歌》，以曲江为时空纽带，将千年兴衰与杜甫的生命轨迹交织，既写出了曲江从繁华到萧瑟的沧桑，更刻画出杜甫“穷年忧黎元”的精神内核。作为农民诗人，他对“水土”的敏感与对“民生”的关切，让这首诗在怀古之外，更添了一层扎根土地的厚重感。
（一）以水为脉，载动千年兴废，铺展历史纵深
诗歌开篇便以史笔的苍劲勾勒曲江的“前世今生”：“始皇曲江筑离宫，汉武凿水曲江成。芙蓉池归隋帝隐，大唐义谷流泉清。”四句跨越秦汉隋唐，不仅点明了曲江从皇家离宫（始皇）到人工水系成型（汉武）、从帝王私苑（隋帝隐于芙蓉池）到公共胜景（大唐引义谷清泉）的演变轨迹，更暗合“水”的生命力——它既是自然景观，更是历史的见证者与承载者。
这份历史的铺陈并未止步于地理变迁，更延伸至人文场景的还原。“上巳中元重九日，雅士达官诗酒逢”看似平淡，实则浓缩了盛唐曲江最鲜活的记忆：三月三上巳修禊、七月十五灯影映水、九月九登高唱和，寥寥数字便将“长安第一胜景”的宴饮雅集、节庆欢腾具象化，为后文的陡转埋下极具张力的伏笔。
而“一回安史乱，繁华去不返”十字，如惊雷劈裂盛世幻梦，瞬间将“宫殿锁千门，衰草曲江畔；胡骑尘满城，河山蒙国难”的萧瑟图景推至眼前。昔日“优雅安定富贵乡”的明快，与战乱后“衰草”“残垣”“胡尘”的压抑形成强烈对比，曲江从此不再是单纯的游乐之境，更成了王朝兴废的“活化石”——其水脉的枯荣，恰是时代命运的镜像，沧桑感随水波漫溢，为全诗奠定了深沉的历史基调。
（二）以人立骨，深掘少陵心魂，塑造立体诗圣
当曲江的流水映照出历史的光影，杜甫的身影始终是其中最厚重的一抹。诗歌对“少陵野老”的刻画，从生平轨迹到精神内核，层层深入，立体可感。
少年时期的杜甫，便已显露不凡气象。“杜少陵，相府生”点明其出身却无纨绔之气；“七岁开口咏凤凰”以祥瑞意象显其早慧，更暗喻“致君尧舜淳风张”的远大理想。而“八月梨枣树上守，公孙大娘剑舞扬”的细节尤见匠心：前者化用《百忧集行》中“一日上树能千回”的童真，后者呼应《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的艺术启蒙，这两段经历恰是他后来“穷年忧黎元”的底色，也埋下了儒家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种子——既懂人间烟火，亦怀赤子之心。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改写了曲江的命运，更彻底重塑了杜甫的人生。“《三吏》《三别》苦”以凝练笔墨点出其诗歌的“苦难基因”：《新安吏》的苛政之痛、《石壕吏》的民生之艰，《新婚别》的生离之悲、《无家别》的家国之殇，皆是他亲历战乱后的泣血之作。“浣花溪水暖”暗指成都漂泊的暂得安宁，却难掩“万里悲秋常作客”的孤寂；“落木长江水，寒士何颜面”化用《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名句，将个人穷困（“寒士”）与时代动荡（“落木长江”）相融，道尽乱世文人的悲怆。
最震撼人心的，是对杜甫精神世界的层层剖析。“恨无朱门酒肉餐，恨无广厦千万间，恨无天下国民安”三句排比，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递进式的精神升华：第一恨化用“朱门酒肉臭”，是对贫富悬殊的愤懑与自我愧疚；第二恨直引“广厦千万间”，情感从“己”扩展到“天下寒士”，显儒家担当；第三恨直指“天下国民安”，超越个体与群体，抵达“家国情怀”的至境——这正是杜甫被尊为“诗圣”的核心原因。
“沉郁顿挫千万句，诗圣诗史绝无几”的收束，既精准概括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风格（沉郁顿挫：指诗歌深沉蕴藉、抑扬起伏的风格，与杜甫的苦难经历及农民对“风雨无常”的体会相呼应），更点明“诗史”价值：他的诗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记录，更是时代的镜像，这种“以诗证史”的特质，使其超越一般文人，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三）以今照古，勾连时空情思，传递当代回响
当曲江的流水从历史深处流向当下，诗歌的意涵也超越了单纯的追忆，实现了古今的精神对话，赋予怀古以深刻的当代意义。
从“荒草残垣江水干，曲江亦随野老去”的衰败，到“春夜喜雨春水流，流向西安曲江头”的复苏，诗人以“水”为桥完成时空穿越。“春夜喜雨”四字巧妙化用杜甫诗题与意境——“好雨知时节”，既写今日曲江春水潺潺的实景，更暗喻杜甫的诗歌与精神如春雨般滋养后世，而作为农民诗人，安富平对“春雨滋养万物”的天然敏感，让这份化用更添一层对“生生不息”的体悟，使“曲江之水”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血脉。
今日的曲江，“阅江楼，畅观楼。曲江流饮盛景收”，游人如织，盛景更胜往昔。然而诗人并未沉溺于欢愉，而是以“我逢盛景盛世处，难忘少陵家国愁”引人深思，将个人观今之感与杜甫历史之忧紧密勾连：这“难忘”是对先贤的致敬，提醒我们在物质丰裕时，铭记杜甫在苦难中坚守的良知；这“家国愁”是对历史的敬畏，警示盛世之下仍需警惕“安史之乱”式的教训；这“回响”更是对当代的启示——真正的盛世，不仅要有“阅江楼”的恢弘，更要有“少陵心”的温度，需在发展中不忘“天下国民安”的初心，传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
（四）语随情变，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共生
全诗在形式与语言上的匠心，更让诗中流淌的历史忧思与人文情怀得以完美承载。采用歌行体（句式灵活，便于铺陈叙事与抒发情感），句式长短交错：铺陈历史时如开篇四句的沉稳，抒发情感时如“三恨”的激昂，与内容的起伏节奏相融；遵循新韵，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弱化古典诗词的晦涩，却保留韵律美。
语言风格更显“因情制宜”：写盛唐用“优雅安定富贵乡”的明快，写战乱用“胡骑尘满城”的急促，写杜甫用“寒士何颜面”的悲怆，写今日用“曲江流饮盛景收”的舒展。这种随情感起伏的节奏，既贴合曲江的沧桑气质，更暗合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使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
结语
安富平先生的这首诗，不仅是一曲曲江的兴衰咏叹，更是一次与杜甫的精神对话。作为耕作于旬邑土地的农民诗人，他以农具丈量土地的同时，也以诗心丈量历史——他笔下的“曲江”，既有史料的厚重，更有农耕者对“水土兴衰”的切身体悟，这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忧思，让古今对话更具烟火气与生命力。全诗以“水”为线，串起历史碎片；以“人”为魂，立起精神丰碑；以“今”为镜，照见未来方向。在“盛世”与“愁思”的对照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首诗，更是一面历史的明镜——淡忘杜甫忧思的盛世，易失于浮躁；铭记少陵精神的盛世，方得于沉厚。此诗兼具历史的厚度、人文的温度与时代的高度，堪称当代旧体诗中融通古今、立意高远的佳作。
五、总结与启示
安富平的两首怀古诗，以农民诗人的独特视角，完成了与诗仙、诗圣的跨时空对话。无论是对李白“才大不可用”的叩问，还是对杜甫“家国愁”的铭记，都跳出了单纯的史料复述，融入了来自乡土的生命体验——他写李白的“四海乐无涯”，带着对天地广阔的朴素感知；他写曲江的“春夜喜雨”，藏着农耕者对水土滋养的天然敬畏；他写杜甫的“三恨”，更以底层视角呼应着“天下国民安”的永恒诉求。
这种对话，让古典诗魂有了当代乡土的呼吸：李白的狂放与杜甫的沉郁，在他笔下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成为与当下生活对话的精神资源。当“种地的手掌”与“唐诗宋词”相遇，当“农资营销”的现实与“诗仙诗圣”的理想碰撞，最终凝结成的，是一份对传统的敬畏、对时代的思考，以及对“诗意如何扎根大地”的生动诠释。而这份农民诗人与千年诗魂的对话，更藏着值得深思的文化意义。
这份对话的意义非凡：农民爱诗作诗的精神本就难能可贵，在传统认知中与土地紧密相连的群体，能以诗心对话千年文脉，本身就是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脚。而新型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更对美丽乡村、诗画乡村建设具有积极作用——让诗歌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载体，当田间地头不仅生长庄稼，也生长诗意，乡村的精神风貌便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这也给我们带来启示：政府若能积极支持引导，通过设立诗词社团、开展创作培训、搭建展示平台等方式，让诗歌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不仅能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注入持久的文化力量。安富平的实践证明，诗意从不限定于身份与职业，只要有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化的敬畏，每个人都能在与传统的精神对话中，成为时代的歌者与文化的传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