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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盏煤油灯，照亮了我的求学路
——记一段"戴帽中学"的青春岁月
孙培棠
"戴帽中学"这个名词，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陌生得如同出土文物。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就像一顶神奇的帽子，戴在原本只有小学的农村学校头上，顿时让贫下中农的子女有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我就是这顶"帽子"下的受益者之一，那段用棺材板做课桌、煤油灯照亮的求学经历，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1968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五年制）时，正值"文革"高潮，所有中学停止招生。一夜之间，我这个十二岁的半大孩子就成了生产队的"全劳力"。记得每天天不亮就跟着大人们下地，瘦小的肩膀扛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手掌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起。最难忘的是寒冬腊月扒大河、筑水库的日子，二百多斤湿土装进筐里。二人抬起，扁担中间下沉，两头放在压肿的肩膀上发出钻心的痛，嘴里仍然发出哼哧哼哧的号子声。赤脚下踩着冰凌朝着目标奋力前行。河工完工回家来仍要早起拾粪，冻僵的手指几乎握不住粪叉，却还要跟大人们比谁捡得多。那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路只能迈向田垅、定格在工分簿上了。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70年春天。那是一个柳絮纷飞的清晨，大队书记站在村中的老柳树下，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宣布："咱们大队要办初中了！"全大队三千多位乡亲中，能读完初小的都屈指可数，更别说初中了。但大队干部硬是在仅有八间土坯房的初小基础上，"戴"出了一顶初中"帽子"。
建校那天，六个生产队凑来了木料，其中不少是老人预备的棺材板。我至今记得70岁的张大爷颤巍巍地摸着那些木板说："拿去吧，娃们读书要紧，我这把老骨头用不着了。"还有60多岁的李奶奶，她把自己值办的寿材也捐了出来，说："我暂时还用不上，先给孩子们上学就急，当我闭眼时再想办法，咱哪头急顾哪头。"当木匠们将这些带着松香味的木板做成课桌凳时，围观的乡亲们都在抹眼泪——他们知道，这些木板本应是送走生命的方舟，现在却要载着孩子们驶向知识的彼岸。
师资更是奇迹。我们大队竟"藏"着三位高中生：二位是侯集中学的尖子生，一位是棠张高中的优秀毕业生。他们本该走进大学殿堂，却因高考取消而回乡务农。当听说要办初中时，三位年轻人扔下锄头就来了。记得数学老师杨明海第一天上课时，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圆，他说："这个圆，就是我们村子的边界。但知识，能带你们冲出圆圈走向更远的地方。"那时我们还不完全懂这话的分量，但看着他写在黑板上的公式时眼中闪烁的光，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板。
我们这届学生堪称"教育化石层"：66届完整读完六年制，67届是五年制，68、69届则在"停课闹革命"中勉强毕业。最困难的是69届的十多个同学，他们连乘、除法都没学全，作文更是从未写过。开课两周后，几位同学红着眼眶要退学。他们说老师讲的课如听天书，听不懂学不会。
是数学老师杨明海、语文老师王甫元共同策划了"晨昏补课法"——让跟不上班的同学每天早来两小时，晚走两小时，数学从"九九乘法表"开始补。我永远记得那个飘雪的清晨，王老师握着孙景明冻裂的手，一笔一画教他写作文的样子。煤油灯下，王老师的手和孙景明的手叠在一起，在作业本上投下温暖的剪影。三个月后，当这些同学第一次独立解出方程题时，全班欢呼得把房梁上的灰尘都震落下来。
冬天的教室像个冰窖，墨水瓶常常结冰。我们就轮流把墨水揣在怀里暖着；夏天的暴雨会浇透并不规范的屋顶，大家就撑着油布继续写字。最难忘的是那六十盏煤油灯齐亮的晚自习场景：六十簇火苗在黑暗中跳动，映照着六十张专注的脸。晚自习结束后每个人的鼻孔都是黑的，但眼睛里都闪着求知的光芒。
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素质教育"，但记得物理课老师带我们拆解拖拉机时，机油弄脏了他的白衬衫；化学课在田间检测土壤成分，老农们蹲在地头认真记笔记的样子；劳动课帮生产队抢种抢收时，我们的手磨出了和老农一样的老茧。
两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当我们可以熟练解二元一次方程、能写家书和简单的作文、会给水稻诊断缺肥症状时，"戴帽中学"的使命也完成了。我们班六十人，后来走出了军旅团长、人民教师、国家公务员、工程师，更多人成为改变家乡面貌的能手。去年同学聚会，已是知名农技专家的孙景义同学指着毕业照说："当年在棺材板课桌上学的植物知识，现在还在发挥作用。"这句话让满座唏嘘，我看见杨明海老师颤抖的手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花。
50多年过去了， 如今，那所"戴帽中学"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它在教育史上的意义不应被遗忘。它是特殊年代的教育应急机制，更是基层干部群众教育智慧的结晶。据统计，仅1971年全国就有近十万所此类学校，让千万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避免了成为文盲的命运。那些用棺材板打造的课桌，那些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的民办教师，那些边劳动边读书的岁月，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动人的"草根传奇"。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教室窗外那棵老槐树。春天它的花香会飘进教室，夏天它的浓荫给我们遮阳，秋天黄叶落在摊开的课本上，冬天枯枝间能看到更远的天空。就像那所简陋的"戴帽中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却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永远的精神绿荫。
如今的孩子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用着多媒体设备时，可能很难想象当年我们如何在煤油灯下追逐知识的光芒。但我想说，教育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要让渴望学习的心灵得到滋养。那盏煤油灯，不仅照亮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求学路，更照亮了中国教育最朴素的真理：知识改变命运，而改变命运的勇气，往往来自那些最平凡的坚守。
孙培棠（曾用名：大海滩、许旭），徐州市国土资源局退休干部。
《世界文学》签约作家，文学爱好者。在乡镇担任通讯员时期，先后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徐州日报》《铜山报》及省、市、县电台发表稿件500余篇。退休后重拾文学创作，已出版：
文集《人生交响曲》（30万字）
散文集《百花飘香》（25万字）
长篇小说《乡村风情》（27万字）
主要获奖作品：
报告文学《大美徐州》（一部家乡文化的壮丽史诗）荣获2024当代作家年度文学奖一等奖。
散文《放歌磨盘山》获“翰墨流芳杯”全国文学原创大赛三等奖。
《愿做党需要的那颗螺丝钉》在“喜迎二十大，初心不改”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文学作品在中共徐州市机关工委“见证精彩、时代印记——喜迎二十大”文学、摄影征文中荣获优秀奖。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永胜杯”参赛征稿链接
https://m.booea.com/news/show_4175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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