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8月1日，在香港北区石涌凹红花岭鹿颈路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训练营上空，鲜亮崭新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沙头角海海上的太阳竞相辉映。
红花岭，是与深圳接壤的香港片状山脉和林地。这里风景优美，林海相间，环境静谧。这里曾是原东江纵队队员们抗日驰骋的根据地，隐蔽发展的庇护所；是香港少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原发地。粤港湘东纵老战士联谊会和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社团组织一直以来，都在这里定期举办各种活动。他们向年轻一代传承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高举起爱国爱港的帜旗，在商业氛围浓郁的香港，进行着红色基因的传递。解放后，数十位东纵老战士在此定居。
8月1日上午8点，石涌凹鹿颈路基地的工作人员登上屋顶，在众人注目中，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9点时分，原东纵老战士，93岁的李彬老人如约而至。他面目清瘦、精神矍铄，胸前别满了代表各个革命时期所获颁勋章。他向香港年轻一代讲解着各个勋章的来历和含义，回想起曾经的峥嵘岁月。
活动最后，李彬老人最后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授予基地工作人员，并在活动名册上签字。工作人员围绕老人一一合影，整个基地顿时欢声笑语，爱国主义的氛围飘荡在沙头角海的上方，播撒在红花岭的山影树梢间。（韩东来 文/图）
[新闻链接】东江纵队：插在日占区的一把“尖刀”2021-08-02来源： 深圳特区报
1944年，被东江纵队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克尔与曾生合影。
青苔爬满了位于沙头角石涌凹的罗家大屋，岁月的痕迹在这栋老房子上清晰可见。这座看似“废弃”已久的房屋在日占时期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活动基地及交通站。它见证了香港沦陷期间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与香港民众奋起抗日、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如今，已是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的罗家大屋，是现存少数见证香港抗战历程的建筑物。今年5月，不少香港学者公开提出，希望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下，于2022年7月1日前正式启用香港首条抗战遗址文物径——沙头角抗战文物径，从罗家大屋出发，让公众了解沦陷期间香港的抗战历史。
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评论东江纵队为“一支对同盟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事业有卓著功勋的队伍”；1947年2月，英皇乔治六世邀请在二战期间曾任东江纵队英文组组长兼港九独立大队国际工作小组组长的黄作梅，参加伦敦的“胜利大游行”，并授予其MBE（大英帝国员佐）勋章。而黄作梅是唯一获得英皇勋章的中国共产党人；1987年9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邀请二战期间曾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的袁庚，出席美国立宪200周年纪念大会，并作为特别嘉宾应邀登上总统的游艇观光；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90周年的阅兵，解放军少将领队的“华南游击队”挂枪英模方队接受检阅。而华南游击队的主力就是东江纵队。
流动游击 奋勇抗战
“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3年零8个月里，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香港坚持抗战。一直在华南敌后战场坚持抗战的东江纵队，组建了港九独立大队，毅然跨过深圳河，进入香港，与日本占领军殊死抵抗，直到日本投降。”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评论员曹二宝表示。
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攻击机群穿过厚如棉絮的白云，竞相扑向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同日清晨，日本轰炸机12架袭击香港启德机场。在数日围攻后，25日，香港沦陷。
东江纵队趁日军立足未稳，分两路派出部队进人新界地区。在西路，武装工作队进入西贡地区越山村；在东路，部队进入罗湖、元朗、锦田、荃湾及沙田地区，并一直伸展到青山道、深水埗，同九龙市区连接起来。从东西两路进入新界地区的游击队迅速打通了九龙市区到内地游击根据地的水路和陆路通道。进入新界的游击队在装备自己的同时，还把一批优良武器上缴到游击队总部，对改善游击队武器装备和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远离中央、孤悬敌后，东江纵队在日伪军夹击的环境下浴血奋战，营救民主志士，保护海外救援通道，威胁敌占大城市和南海防线，为夺取抗战胜利和配合盟军反攻作战建立了卓越功勋。“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包括东江纵队在内的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曹二宝对记者说，“朱德的肯定与2015年‘9·3阅兵’的亮相，都体现了东江纵队作为华南游击队的主力在全国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合作盟军 情报精准
为方便和盟军之间的合作，东江纵队设置了一个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主管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并负责与“美军观察组”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任情报处处长。
为配合盟军反攻，东江纵队联络处增加200多名情报人员，分布于香港、广州、海陆丰、珠江东岸的所有日军占领的地区。在差不多11个月的时间里，东江纵队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报给第14航空队和在华美军司令部，被称为“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日军侵占香港后，就把启德机场扩建为轰炸和威胁中国沿海及内地、控制南太平洋上空和海域的基地。1944年秋，盟军派出代表找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要求合作搜集日军基地的情报。东江纵队司令部把这一任务交给港九大队。大队部干事吴展、西贡中队长黄冠芳和刘黑仔观察一番后，找来了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在情报人员的指导下，这群孩子拿着卷尺和纸笔，连续3天数次钻进机场，将探到的情况画成草图记录了下来。当这些重要情报到达盟军手上时，连一些资深的军事谍报人员都惊诧不已：“我们几个月都没能进去的地方，你们居然几天时间就轻松搞定了，真是了不起。”
1944年12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准备实施对驻香港日军的联合轰炸。为达到轰炸效果而又不伤害平民，盟军通过东江纵队提供的目标情报准确定位。在预定的大轰炸之前数天，袁庚和两名侦察员由港九支队派人护送昼伏夜行，于预定轰炸之日凌晨悄然攀上启德机场后面的钻石山，观察美军两次空袭的情况。轰炸过后，袁庚等人又穿过市区折回联络点界限街，向几个地下联络点了解情况，整理出了一份关于空袭效果的报告。
据悉，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东江纵队的情报人员给盟军提供了大量精确的情报，其细致部分甚至包括华南日军战斗序列中队以上的个人材料。
情报震惊盟军 加快结束战争
1944年秋，一份在中国华南登陆的计划在美军第4舰队指挥部酝酿成形。有关日军海空布防的秘密军事情报，也由袁庚的联络处源源不断地传递给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但到了1945年3月，一个消息使尼米兹很是担忧，曾在衡阳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守军、代号“波雷”的日军129师团突然神秘失踪了。
为找到失踪的“波雷”部队，美军每天用3部电台，形成交叉信号追踪部队动向，但依旧毫无收获。同时，美国海军甘兹上尉率领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计划在大亚湾和汕头间勘测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联络处派遣了原中山大学学生黄康率领的情报小组，到深圳至汕头的海岸进行勘测工作，他们发现了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的洞穴工事，并将其绘制成图交给袁庚。在袁庚和美军的分析下，发现这里的工事和日军在塞班岛构筑的洞穴工事一样。“波雷”部队擅长洞穴式作战，而美军恰恰在塞班岛战役、硫磺岛战役中吃尽了这种战术的苦头。汕头一带地形和塞班岛有极大相似性，如果“波雷”部队事先在登陆点修好了洞穴式工事，那么必将给计划在此抢滩登陆的盟军带来巨大威胁。
与此同时，广州和东莞等处的东纵情报人员得知了驻守在汕头沿海的日军正是“波雷”部队。原来，日军情报机构得知美军的登陆计划后，马上命令“波雷”部队关掉所有电台，静默快速开进，从衡阳一路南下秘密到达广东沿海。根据这份东纵提供的情报，尼米兹将军决定取消在华南的登陆计划。后来，为加快战争结束进程，美国决定直接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
曹二宝认为，谈到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情报合作，就不能不谈到“城市游击战”。“东纵港九大队是香港城里一支‘不带枪的游击队’。”曹二宝说。1943年12月，港九大队决定成立“市区中队”，潜伏在敌人的统治中心。截至1945年春，该中队已集结300余人。他们来自香港各界，在市区开展城市游击战，与活跃在新界的武装游击队里应外合，牵制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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