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头干的事情

                       文/憨子

       八十回首，有一件亲朋好友们说我是昏了头干的事情，也是我此生最为得意骄傲的事情，那就是文革中我的“造反”活动。

       你会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鼓吹造反，把全国造得乌烟瘴气，你怎么还为“造反”活动得意骄傲了？别急，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我的高中母校咸阳一中（周陵中学）的文革与全国不一样。1966年咸阳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4月份社教工作队的先遣队就开始进校，5月份全面开始运动。先是组织师生学习中央文件《二十三条》，再是扎根串联摸底排查。我们是高三学生，忙着准备高考，具体的运动情况并不清楚，但进入6月份，突然之间在学校的中心区，也就是会议室（文王殿）与民主楼（文王坊）之间的小广场周边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基本都是揭露所谓走资派，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或者有历史问题、“反动言论”的牛鬼蛇神教师。我们的备考学习也不让进行了，工作队有个专门的学生工作组组织学生学习社教文件，看大字报，揭露给自己上课老师的反动言论。大约一个多星期之后，那些被揭发有问题的教职员工被做为“牛鬼蛇神”管控起来，数量居然有六十多个（全校所有教职员工才100出头），而且，那些平时认真进行教学，学生认为“书教得很好”的教师几乎无一“漏网”。对此情况很多学生都感到困惑，至少，与我同在一个毛选学习小组的同学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曾同一个叫胡振发的同学去问学生工作组组长（姓名忘了），说《二十三条》写的是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就把这么多老师都打倒了。组长回答“这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拿出人民日报叫我看，上面头版头条赫然一行大字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当时就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人民日报，第一次被“上面来的人”教训了一顿。此后不久，社教工作队宣布社教全面转入文化革命，社教工作队改名为文化革命工作队，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央的文件，高考“暂停”，中学生一律参加文化大革命。

      进入7月份，所有初中学生放假，高中学生与全体教职员工被集中到咸阳市四中参加文化革命，晚上就睡在国棉一厂的子校教室里。按照工作队的部署，学校党支部和学校行政班子全部被“解散”，工作组接管了一切权力，学校由此进入最黑暗的阶段。工作队说谁是“牛鬼蛇神”谁就是“牛鬼蛇神”，说批斗谁就批斗谁，我亲眼目睹了有的老师被迫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批着斗着就有人一脚踢倒了凳子，老师被摔倒在地，周围响起一片笑声。有个教语文的女老师叫张国兰，文文静静的很漂亮，但却被剪去一头秀发，剃成阴阳头（一半留发，一半剃成光头），也常被站在凳子或桌子上批斗。……我在外圈看着，怎么也想不通。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同学和我的心情一样，对批斗自己的老师是消极的，虽不敢公开反对，但却多是站在台下默默无言。

      现在的很多影视剧或文学作品清一色的把红卫兵描绘成凶神恶煞，但从我知道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学校则完全是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指导着学生这样干。我觉得如果说红卫兵是凶神恶煞，那么指导红卫兵的那些人就是变无知少年为凶神恶煞的罪魁祸首。

      进入八月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进入高潮，中央下发的“十六条”传达到学校。工作队组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还有清一色的红五类组成红卫兵。再后来，按照“十六条”工作队撤出学校，学校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了筹委会，红卫兵归筹委会领导，“牛鬼蛇神”老师依旧被关押（关押的地方称之为“牛棚”）。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了对文化革命的怀疑。在后来“破四旧”的改名活动中，别人都“卫东”、“继红”的，我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晕”。我解释说“晕”就是围绕在太阳周围的云，但同学的解释却是“晕了就是昏了”，他们戏耍叫我“刘昏”或“昏头”。文革中我就以这个“刘晕”或“刘昏”的名字在学校中出了名，除了本班同学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本名了。

       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有北京的学生来到咸阳“煽风点火”，街上出现两米见方、看得人心惊肉跳的“造反有理”的巨幅标语。再后来，西安发生了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的造反活动，咸阳二中学生也有样学样的冲击了咸阳市委市政府，接着是西安发生了“九六九绝食”活动，我和王守礼、贠瑜生、薛建国等几个同学去看情况，也被卷入，于是有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三天绝食体验。

       好运气是绝食结束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十几个中学生一起住在莲湖接待站，他们以回北京的名义去火车站为我们弄到了十三张去北京的车票，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带着15人（两人无票）组成的团队坐火车到了首都北京，刚好赶上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且毛是坐敞篷车从东西长安街经过，这算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虽是一闪而过，但也算被接见了，第二次再见时老人家已经躺在水晶棺里一动不动的任人观瞻了，观瞻的人都在警察“快！快！不准停步”的促赶声中绕棺而过，唯有我顶住警察的白眼站在棺前向老人家恭恭敬敬的三鞠躬。这是后话。

       在北京逛荡了十多天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下对文革虔诚，且阶级成分相对较好的“红卫兵”骨干，大部分同学都外出大串联去了，另外就是还有四十多个老师作为“牛鬼蛇神”被手持棍棒的红卫兵看管着。午饭时，一个看管“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同学把齐眉棍在砖地上顿得邦邦响，然后是大声的吆喝：“牛鬼蛇神开饭了！”于是，“牛鬼蛇神”们鱼贯而出，依次低头弯腰拿着碗筷排队走向饭堂，几个红卫兵同学各持一根棍子左右押解着他们，极像电影中押解犯人那样。我心里一阵酸楚，遂把解放这些可敬的老师作为我第一个“造反目标”。

       我知道个人势单力孤，遂先了成立了一个叫做“东方红战斗队”的造反组织，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有了这个资本，我就同几个骨干队员找筹委会领导，以十六条为依据要求释放被关押的老师。筹委会的几位领导，尤其是当年4月份才到学校当党支部书记的筹委会主任更是气愤填膺的指责我们破坏文化大革命，于是双方由说理到争吵，由争吵到拍桌子，最后又商量达成一致：第二天召开全校各班学生代表大会辩论，如果多数学生代表同意就释放，否则继续关押。

       第二天上午，全校各班代表（大概是每个班5人）到会议室开会，但实际到的同学很多，会议室挤满了，会议室门外，窗外还有很多人旁听，远远超出预料。大概筹委会领导们认为参加会议各班代表都是筹委会领导下的“红卫兵”，会听他们的指挥。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我发言讲了释放被关押老师的理由后，竟然获得了绝大多数学生热烈的掌声。但筹委会主任罔顾同学们的意见，还是不同意释放“牛鬼蛇神”，连我也没想到他的态度激起了众怒，大家气愤的高喊必须释放，高六七级乙班的红卫兵头头张子俊更是站到凳子上向同学们喊话：“筹委会如果不释放老师，我们就砸了筹委会！”很多同学都跟着呐喊“砸了筹委会”。筹委会主任见众怒难犯，歇斯底里做最后的挣扎。他说，这些人都是社教工作队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放他们就是对抗社教运动和文化革命，他们出去搞破坏谁负责？我立即接下话茬：“我负责！”筹委会主任让我签字，我毫不犹豫的就签字了。可敬的张子俊同学这个时候又喊：“这事情不能由刘晕一个负责，我们也应该签字”，说毕他就在我名字后签字，接着又有十几个同学跟上签字，可惜我当时多不认识，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无可奈何的筹委会领导们不得不在会后立即释放了除三位学校领导、两名五七年划定的老右派，一名数年前教育局分配来的“反革命”共六人外的全体老师。

       这个释放所谓“牛鬼蛇神”的事情在现在看来似乎小事一桩，但在当时却是“逆潮流而动”，还真有些“胆大妄为”。当时是六六年的十月上旬，运动正如火如荼，到处还在抓“牛鬼蛇神”，而我们却解放了这些“牛鬼蛇神”，这在当时的咸阳市是唯一的（也许在全国都是惟一的）。也正是这次解放老师，让我认识到中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好青年（至少我们学校的同学是这样的），即使做了一些激进事也是被坏人利用而已，现在的文学作品不应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学生红卫兵。

       在解放被关押老师这件事情上我是大获全胜，并因此一战成名，在全校师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组织的“东方红战斗队”一度成为咸阳一中人数最多的全校性组织。我为此得意了很一阵子。于是又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解放杨俊卿等三位“当权派”身上。为了这个“事业”居然没有再外出串联，错过了游逛全国的大好时机，还给自己招来风险，你说我这是不是昏头了？

       我详细的研究了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杨俊卿老师的问题，将解放他的切入点放在了他不是走资派，而是坚定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好领导上。我记得很清楚，我曾仿照新华社九评斯大林问题写了九评杨俊卿问题，我起稿，由穆景华同学抄写成大字报，开始是贴在文王殿两侧教室墙上，后来为了适应大串联，让更多的同学看到，我们又把大字报重抄贴到了教室内的墙上。估计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后来要成立革委会时，对方不在纠缠杨俊卿老师的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问题（当初因为此而成为走资派），转而只说杨老师具有历史问题。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春，“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宣传队进入学校，他们听信筹委会头头们的告状，按照中央保护社教运动和文化革命成果的文件，指责我“为牛鬼蛇神翻案”，强制解散了“东方红战斗队”，我的问题待后处理。再后来，在他们的“支左”下，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筹委会”、“临指”等组织也都解散，学生按原来的班级“复课”。好在时间不长，随着全国文革大势的变化，全校师生再度“造反”，由约90%的师生自发组织起来一个“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军宣队被迫撤回原部队。我自然逍遥起来，原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杨俊卿等校领导，还有全体老师都得到了“革造会”的保护。其时，有几个不自量力的原筹委会骨干在某天夜里与杨俊卿老师搞了次“刺刀见红”，第二天被同学们知道了，气愤填膺的把领头的收拾了一顿，此后，直到1968年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再也没有发生批斗老师批斗“走资派”的事情。

       到了1968年，全国实现“山河大地一片红”，“三结合”的革委会夺权成为各级国家机关的一元化权力机构。但咸阳市的“一片红”中却有几个黑点，我们学校是其中之一。为了抹掉这个黑点，咸阳市革委会与咸阳市军队支左委员会于咸阳市党校召开促进“山河一片红”的会议。我与孟耀省、邢建辉以及两位老师作为谈判代表参加协商。咸阳市革委会，支左委员会认定杨俊卿老师为“走资派”，我们则坚持必须由杨俊卿老师担任校革委会主任。“造反”出身的市革委会主任恼怒到声嘶力竭的吆喝要把我们抓起来，作为首席代表，我告诉他：你以为抓了我们三个代表，学校多数派就会同意你们的意见吗？你多准备几个监狱吧。孟耀省、邢建辉也与我一起坚持不结合杨俊卿、袁瑞林绝不签字。支左委领导、解放军某部师政委单独与我谈话，说我受杨俊卿“蒙蔽”，要我放弃结合杨俊卿，我则想说服他同意结合杨俊卿，最后不欢而散。后来咸阳市革委会、支左委员会和我们各退一步，确定学校革委会主任暂缺，待杨俊卿问题协商一致后增补，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由多数派领袖担任，暂时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但校革委会成立不久之后全体学生就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我自然也回乡修地球了，以后听说杨老师以及部分老师又被咸阳市革委会派驻学校的军宣队、贫宣队作为“牛鬼蛇神”批斗，只是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回顾文革，我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相反，我为解放和保护我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尽力了。更让我颇为得意的是，我听到好几个老师告诉我，那些老师们相约，只要刘晕有事（他们大多数不知道我的真名），大家互相招呼一下，谁有能力就尽量帮助。我可敬的张若曦老师还以此事教育我：人要尽量做好事，你当年解放关押老师那件事，我们闲聊的时候都经常提及，尤其那时是“牛鬼蛇神”的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

     张老师他们说的话我后来也深有感受。例如那位决定了我一生做“娃娃王”的王志远老师，我对他深怀感激。他却说：他在招办主任的位置上，如果不把我安排好，学校那么多老师会把他骂死。还有那位杨俊卿老师，文革后期被恢复公职，我上大学时他任仪趾农校书记，因心脏病与我父亲同在咸阳医院，闲聊时知道了我们的父子关系，他告诉我父亲我在文革时为他翻案，解放被关押老师的事情，说：“你养了个好儿子，再没有你儿子那么好的学生了。”那个时候还是短缺经济，大家还比较穷，但杨老师身为仪趾农校的书记，住在高干病房，来看望的人很多，每次来人走了之后，杨老师总是将他们带来的礼品拿过来送给我父亲，直到父亲出院回家。父亲为此也骄傲了很一阵子。

       说实话，当年解放了那么多老师，在关键的时刻能直接给我帮上忙的人确实不多，为此有朋友说我那时真是“昏了头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自己惹祸端，不值当。但我想，人生做了这样一件事，让人念之在心，久久不忘，我能得此殊荣，一生足矣。

                       2025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