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版图中，朱宇清的《物换星移》以其宏大的宇宙文明叙事和深沉的文化哲思，展开了一场关于文明存续、物种进化与生命个体身份认同的深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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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换星移》 朱宇清 著 作家出版社
一、当瑰丽宇宙与自我认知“道器合一”
《物换星移》构建了名为“七界疆域”的宇宙体系，包含数千万智慧星球的文明生态链随着故事的推进徐徐展现在读者眼前。宏大的背景、奇趣的设定不断铺陈，让人目不暇接，吕克贝松式炫彩的“星际浪漫”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带来如《千星之城》《第五元素》跨界中式山海情怀的奇妙体验。七界联境的“虚空计划”暗含着“虚实相生”“以柔克刚”的东方战略智慧，将《孙子兵法》谋略融入星际战争的设定，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对抗，升华为文明思维方式的博弈。
小说中的文明冲突融入“道器合一”的东方哲学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示弱”也可以是权力重组的推动力之一，与西方科幻作品中常见的线性预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东西方对“规律”的认知分野：文明发展究竟是可计算的物理过程，还是充满“物换星移”的变易性？朱宇清给出了他的推演。
科幻作品时常探讨物种演化之话题，《物换星移》给出了名为“第三物种”的设定：当空流与沄滟发现自己是机器智慧与生物智慧之外的第三类智慧时，该如何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中间态”的物种又会孕育出何等独特的文明基因？这些探讨在影史经典《机器管家》、大热游戏《底特律：变人》等作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触及更为本质的哲学问题。
二、当中国文化丈量文明存续的“物换星移”
书名《物换星移》取自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被作者创造性地与科幻设定中的“物种更换、星系位移”相融合，当小说中时空驱动导致星系位移时，“物换星移几度秋”的设问成为了对文明存续周期的科学追问，也成为了推动情节的关键变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旱海星球的“狼牙山峰”，主人公易形为“土拨鼠”；雪浪岛对谈时，角色引用陆游名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渔火事件”引发跨星界危机时，主人公团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责任意识展现星际版“家国情怀”……中国传统元素不再是装饰性的文化标签，而是贯彻始终的叙事根基，与《流浪地球》的“带着家园流浪”形成精神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科幻特有的“文明存续共同体”叙事模式，与西方作品中的个人英雄主义、阿凡达式的“他者拯救”等内核有着本质区别。
三、当胜败之外的“第三条路”将死亡重新定义
对比《黑客帝国》中对科技文明的彻底否定，或《机械姬》中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朱宇清更倾向于展现科技作为“器”的中立性，其善恶取决于使用者的文明选择。如小说中出现的“超子场感应枪”，有着直接摧毁智能机甲大脑的强大威力，主角团使用时却始终遵循“不滥杀无辜”的原则，与不少作品中“将对立面屠戮殆尽”的宣泄式攻击形成反差，展现了对技术应用的伦理克制。
小说对“死亡”的重新定义尤具哲学深度，主人公以特殊的存在形式发问“我是谁”，蕴含的深意超越了西方存在主义的个体焦虑，延伸至文明层面的“存亡之辩”，更在科技狂潮中为生命意义保留了“人性微光”的存在空间。
在文明冲突的解决方案上，我们见过太多粗暴直接的“技术碾压”，《物换星移》则通过“蜉蝣计划”“乌云计划”“虚空计划”等高维竞争、虚实结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谋略，给出了胜败之外的“第三条路”——或许文明存续的最佳方式，正是找到那微妙的动态平衡点。
四、当多元融合超越科幻叙事的“善恶对立”
《物换星移》构建了一个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宇宙文明图景，小说中七界联境的权力结构，打破了二元对立，拓展到了整个文明生态链。“虚空计划”与“星空茧房”的对抗，表面是高科技战争，实则是两种文明思维方式的较量，前者强调以柔克刚，后者追求高维碾压。这种对抗模式超越了单纯的善恶对立，展现了文明多样性的必然冲突，为科幻文学提供了不同于“文明冲突论”的叙事可能。朱宇清在创作谈中提到：“不同智慧物种的竞争没有终点”，这种对文明发展的开放性认知，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封闭预言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中国哲学中“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在朱宇清笔下，科幻绝不仅仅是“技术说明书”或“未来寓言”，而是承载文明对话的文化容器。在七界疆域的宏大舞台上，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审美趣味与价值观念，与西方科幻的技术想象、叙事框架碰撞、融合、重构。中国科幻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输出，不能停留在“中国元素”的表面展示，而应像小说中“环适宝”系统那样，将文化基因转化为适应不同文明语境的“通用接口”，既要保持文化根性，又需具备跨文明对话的能力。希望《物换星移》能成为中国科幻探索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路标，为世界科幻提供一种崭新的、充满东方智慧的叙事可能。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李易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