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漫谭
✦ 眼下，当代汉诗究竟还存在哪些硬伤？
□ 童 年 （安徽）
学养不深，开口就错。然而，为了当代汉诗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我豁出去又当如何？！ 谈及当代汉诗的发展不得不重温其历史渊源。中国当代白话新诗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五四时期的白话诗运动，其发展脉络与时代变革紧密相连。
一，溯源
①发端与奠基（1910年代-1920年代）
起点标志：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以白话取代文言写作，随后他的《尝试集》（1920年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标志着白话新诗的正式诞生。
核心背景：
新文化运动推动思想解放，反对封建文化，主张“文学革命”，白话诗成为打破传统文学桎梏的重要工具。
西方现代诗歌（如自由诗、意象派）传入，为白话诗提供了形式借鉴，诗人尝试摆脱古典诗词的格律束缚，追求“我手写我口”的自然表达。
代表诗人及作品：郭沫若《女神》以狂飙突进的风格展现时代激情，徐志摩、闻一多等则探索“新月派”的格律诗，试图在自由与格律间寻找平衡。
②发展与分流（1930年代-1940年代）
随着社会矛盾加剧，白话诗逐渐分化出不同倾向：
左翼诗歌：关注社会现实，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将个人苦难与民族命运结合，充满对底层的悲悯。
现代派诗歌：受西方象征主义影响，如戴望舒《雨巷》，注重意象营造与内心隐秘表达。
③当代的延续与变革（1949年后至今）
建国后，诗歌曾服务于时代主题，1980年代“朦胧诗”（北岛、顾城等）掀起思想解放浪潮，突破单一表达模式。此后，白话新诗进入多元探索期，既有对传统的回望，也有对先锋的实验，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内伤”与挑战。
倘若从本质上剖析，白话新诗的发展史是汉语诗歌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突破形式、更新内容、回应时代的探索史，其核心始终是如何用鲜活的白话语言，承载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多元化生命体验。
二，蜕变
中国当代白话新诗的起点，通常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与“现代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白话诗）相区分，因此，其发展可视为从1949年之后逐步展开的。
①当代白话新诗发展的背景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导向均发生重大变化，汉语诗歌创作从“五四”以来的多元探索转向对时代精神的呼应，强调“为人民服务”“反映现实”，形成了以歌颂劳动、革命、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创作主流（如贺敬之、郭小川的作品）。
改革开放以降，思想解放推动诗歌回归个人表达，朦胧诗（北岛、顾城等）打破单一叙事，引入西方现代主义技巧，重新激活了诗歌的先锋性与批判性，成为当代汉诗转型的重要节点。
②传统与现代的再平衡
对“五四”白话诗传统的继承与反思：既延续了“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语言革命，又试图突破早期白话诗的直白浅露，探索更凝练的现代语言质感。
对西方诗歌的借鉴深化：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诗歌注入新的意象体系与思维方式，但也引发了“本土化”与“西化”的持续争议。
③媒介与生态的变化
从报刊、诗集等传统载体到网络、新媒体多元文化平台的转变，使得当代汉语诗歌传播更便捷，也催生了碎片化、大众化、个性化、粗鄙化的写作（如“梨花体”“口语诗”的争议）。
创作群体扩大，民间写作与官方体制内写作并行，形成多元但也更趋于复杂的诗歌生态，评价标准进一步分化。
当代白话新诗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如何用白话精准表达时代精神与个体经验”的核心命题，其历程既是语言探索的过程，也是诗歌与社会、历史互动的缩影。
三，硬伤
（一）成因剖析
务必承认，当代汉诗目前的确存在着诸多“硬伤”。这些不容小觑的“硬伤”，并非孤立存在的创作缺陷，而是时代转型中诗歌与社会、传统、自我关系失衡的集中显现。这些问题的根源，裹藏在三个更深层的矛盾里：当快速变化的现实让诗人难以锚定表达的坐标，当多元文化冲击下传统与创新的边界变得模糊，当诗歌在“自我坚守”与“时代认同”的拉扯中失去平衡，那些语言的惰性、精神的矮化、与大众的割裂便随之滋生。厘清这些成因，才能更清晰地看到硬伤的肌理——
①时代语境的“失重感”：现实捕捉能力的滞后
现代信息社会的流动性（城市化、技术迭代、价值观分化）让生活场景快速更迭，诗人若未能深入当下的具体生活场境（如外卖骑手的电动车辙、直播间里的虚拟互动），便容易退回抽象的情绪宣泄或符号化的经验套用，导致意象悬浮、叙事扁平。
信息爆炸稀释了对“深度体验”的耐心，碎片化阅读习惯渗透到创作中，使得诗歌难以承载复杂的思考，要么沦为快餐式的情绪碎片，要么用晦涩包装空洞，最终加剧与大众的割裂。
②文化根系的“断裂感”：传统与借鉴的双重失焦
对古典诗词的继承陷入“要么复刻形式，要么彻底割裂”的极端：前者让“梅花”“明月”沦为无生命力的文化标本，后者则使汉语失去韵律美感与含蓄传统，语言变得直白松散，缺乏凝练张力。
对西方现代诗的借鉴常停留在“技法移植”而非“精神对话”：刻意模仿象征主义的晦涩、垮掉派的反叛，却未与本土经验结合，导致情感失真（如无理由的颓废）、形式炫技（如刻意的断句游戏），最终沦为东施效颦。
③创作生态的“功利化”：精神追求让位于现实考量
发表、获奖、进入“圈子”的压力，迫使部分诗人迎合评价体系的偏好（如刻意贴近某种流派风格、堆砌“深刻”标签），创作沦为任务式写作，真诚性让位于功利性，精神维度自然矮化。
批评体系的失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失衡：缺乏基于文本的理性讨论，要么是圈子内的互相吹捧，要么是圈外的全盘否定，诗人失去了自我校准的镜子，语言的惰性、同质化的模仿便得以持续滋生。
正是这些深层矛盾的交织，让当代汉诗的硬伤逐渐显影。而破解之道，或许正在于重新建立诗歌与时代、传统、自我的真实连接——让语言扎根于具体的生活肌理，让精神锚定于真诚的生命体验，让创作在传统的滋养与现实的碰撞中找到平衡。
（二）硬伤解剖
当代汉诗的“硬伤”，其核心问题，窃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些问题既关乎当代汉诗创作本身，也与全球化信息时代语境紧密相关。具体“硬伤”简述——
1. 与大众的割裂感加剧
部分诗歌过度追求“小众化”“私人化”，语言晦涩、意象破碎，缺乏对公共经验的呼应，导致读者难以进入。
诗歌脱离日常语境，成为圈内人的“自说自话”，大众对诗歌的关注度降低，甚至产生“诗歌无用”的认知。
2. 创造力的同质化与模仿痕迹
不少创作陷入对西方现代诗或古典诗词的机械模仿，缺乏基于当下生活的原创性表达，难以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
主题重复（如个人情绪的琐碎宣泄、对虚无的刻意标榜），缺乏对社会、时代的深度观照，显得单薄空洞。
3. 评价体系的混乱与功利化
缺乏公认的诗歌创作审美标准，“圈子化”评价盛行，部分诗歌因作者身份、人脉而非质量获得认可，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过度追求发表、获奖等纯功利目标，创作沦为“任务式写作”，为写而硬作诗，严重削弱乃至玷污了诗歌的真诚性与精神核能量。
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当代汉语诗歌在信息视频时代转型中，未能平衡“自我表达”与“公共价值”、“创新探索”与“传统根基”的关系。但也必须看到，仍有不少优秀诗人在坚守对语言和内在精神的不懈追问，为当代汉诗的突围，积蓄力量。
4. 语言的“惰性”：滥用陈词与套话
大量所谓的诗歌依赖重复的意象套路（如“黑夜”“月亮”“孤独”的泛滥使用），或照搬网络热词、鸡汤短语，语言失去直抵人心的诗味和诗趣新鲜感。
回避对日常细节的精准捕捉，用抽象的抒情（“我的心在哭泣”“世界如此荒诞”）替代真实、具体、清晰的场景刻画，导致情感空泛，缺乏诗性穿透力。
5. 形式感的“缺失”或“刻意”
要么完全放弃对当代母语内节奏、韵律、语词负义指涉面的考量，将分行的散文等同于诗，语言松散拖沓，失去当代汉语诗歌特有的凝练张力。
要么陷入形式主义的炫技，刻意追求“断句游戏”“排列奇观”（如无意义的分行、生僻字堆砌），让形式完全脱离内容，变成空洞的文字迷宫。
6. 精神维度的“矮化”
过度聚焦于私人化的琐碎情绪（如无病呻吟的情伤、对生活的浅层抱怨），满纸戾气、怨气、死气、阴气、邪气，缺乏对人性色温、生命本质、时代精神、灵魂镜像的深度追问，显得格局狭小。
回避深刻的矛盾与痛感，用“小确幸”“佛系”等轻飘飘的表达消解现实社会生活的重量，诗歌沦为低俗情绪的“缓冲垫”，而非精神极地的“承重墙”。
7. 意象的“悬浮”：脱离现实根系
很多意象看似华丽，却与具体的生活场景脱节（比如写城市只堆砌“霓虹”“高楼”等符号，却不见菜市场的烟火、地铁里的汗味），变成悬浮的“空中楼阁”。
对传统意象（如“梅花”“古道”）的使用，缺乏当下语境的重新诠释，沦为简单的文化符号拼贴，失去与鲜活时代潮声的对话能力。
8. 情感的“失真”：刻意的“深刻”与“反叛”
为了显得“有深度”，刻意制造痛苦、扭曲、变态乃至毫无人性底色的情绪（如无理由的颓废、对暴力的美化），情感缺乏真实的生命体验支撑，更像表演式地呐喊。
回避甚至杜绝朴素的情感表达（如真诚的喜悦、平实的温暖），仿佛“诗意”只能与沉重、晦涩绑定，导致情绪流光谱狭窄，难以引发受众普遍共鸣。
9. 对“传统”的两种极端态度
要么彻底割裂古典诗词的文脉，对平仄、炼字、比兴等传统技法一无所知，语言失去汉语特有的韵律美、节奏美与含蓄张力美。
要么将“仿古”等同于“继承”，机械仿写格律、堆砌典故，却缺乏对传统精神（如“诗言志”的担当、“即事抒怀”的敏锐）的理解，沦为形式上的复古空壳。
10. 叙事的“扁平化”：缺乏张力的故事
许多诗歌涉及叙事时，要么是流水账式的事件罗列（如“早上起床、吃饭、上班”的简单分行），缺乏对细节的筛选与隐喻的植入；要么是强行制造冲突却无内在逻辑（如突然的暴力、无由的转折），让叙事沦为空洞的情节拼接。
回避对“日常中的戏剧性”的挖掘——比如地铁里陌生人的一次眼神交汇、菜市场摊主找零的一枚旧硬币，这些本可承载复杂情绪的瞬间，被简化为平淡的场景记录，失去叙事的张力。
11. 媒介依赖的“异化”：被技术消解的诗意
过度依赖网络语境的碎片化表达，将社交媒体的短平快思维带入诗歌，导致诗文本缺乏整体性与纵深感（如每句都追求“金句效果”，却忽略整体情绪的流变）。
用图像化、视频化的思维写诗歌，试图让文字直接“复刻”画面（如堆砌视觉符号却无情感投射），反而消解了当代汉语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独特魅力，沦为感官符号表相技术的附庸。
12. 批评的“失语”：缺乏有效对话
诗歌批评要么沦为无原则、无底线的吹捧（“大师”“经典”等标签泛滥），要么陷入极端的解构（全盘否定传统与创新），缺乏基于诗文本的具体分析与建设性意见。
诗人与批评家、读者之间缺乏真诚对话，批评变成圈内的“自嗨”或圈外的“吐槽”，无法形成推动文学创作进步的良性反馈机制，导致问题反复出现却难以修正。
13. 过度迷恋AI人工智能：丧失掉诗人鲜活、本真的血性、气息以及与生俱来的情色
但凡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创作者都不会过度地依赖AI完成艺术创作。原因很简单，AI很可能会对诗人创作本质造成程度不同的消解，其核心在于对人性本真的元干忧，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深入剖析：
①“鲜活、本真的血性”：AI对创作生命力的稀释
诗人的“血性”源于个体对世界的原始感知——是面对不公时的愤怒、对生命的热忱、对苦难的共情，这种情感带着体温和棱角，是未经算法驯化的“生猛”。比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呐喊，根植于对现实的切肤之痛；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向往，藏着对生活最本真的渴望。而AI的创作逻辑是对已有文本数据的归纳与重组，它能模仿诗歌的格律、意象，却无法拥有真实的生命体验。当诗人过度依赖AI生成内容，创作便可能沦为“算法的复制品”，失去那种源于生命本能的冲动与力量，作品也会变得空洞、冰冷，失去“鲜活”的人性底色。
②“气息”：个体独特性的消解
这里的“气息”是诗人的个体印记——是地域文化的浸润（如沈从文笔下湘西的潮湿气息）、是人生经历的沉淀（如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气度），是只有“这一个”生命才有的精神特质。
AI的输出的大数据具有“平均性”，它会精细化地筛选大众接受度最高的表达，不自觉地磨平个体的独特性。若诗人沉迷于用AI“优化”表达，可能会逐渐丢失自己的语言节奏、思维方式，最终让作品失去辨识度。就像流水线生产的商品，工整却没有“人味儿”，读者再也读不到字里行间属于诗人独有的呼吸与脉搏。
③“与生俱来的情色”：对人性深层联结的剥离
此处的“情色”并非狭义的欲望，而是更宽泛的“人性之欲”——是爱与被爱的渴望、是对美与生命力的本能向往、是个体与世界最原始的情感联结。它是诗歌中最动人的部分，如《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质朴爱恋，李商隐“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微妙情愫，皆源于人性最本真的需求。
AI当然完全可以生成关于“爱”的文字，却无法理解“爱而不得”的酸楚、“久别重逢”的狂喜，因为它没有真实的情感体验。当诗人用AI替代自己去“感受”和“表达”，这种源于人性本能的“情色”便会被技术解构，诗歌也会失去与读者产生深层情感共鸣的能力，沦为概念的堆砌。
④从纯医学的角度看，人体的神经细胞（神经元），神经系统中神经元的数量约为860亿个。
人体还有脊神经丛：包括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等，共十余对以及自主神经丛：如腹腔丛、肠系膜上丛等，数量也在数十个左右等几个神经丛。这些人体独有的神经元、神经丛通过突触连接，形成复杂的神经网络，每时每刻负责传递和处理各类信息，是神经系统功能的基本单位。仅此一条，AI人工智能就永远无法与之媲美。
老实说，我担忧人工智能这种杀伤力极强的当代高科技，会对当代诗歌艺术创作“人性内核”构成粗暴侵蚀。当然，AI的好处是明显的，它可以并理应成为文艺创作的辅助工具或得力助手，但它不能完全替代诗人艺术家去逮捕、去体验、去思考、去哭泣、去燃烧，去干一个鲜活的、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应该干的事。诗歌的价值，永远在于她是“人”灵魂内核的产物——带着纯个体性体温、带着伤痕、带着呼吸、带着独有的人性与神性、带着对世界最真诚、最炽热的叩问。这一点，AI永远做不到。因此，过度迷恋AI，最终可能让诗歌失去其最珍贵的魂灵。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诗歌在应对时代变化时，未能守住“叙事的智慧”“语言的弹性”与“批评的清醒”——前者让诗歌失去了打动人心的故事质感，中者削弱了语言的想象空间，后者则让创作失去了自我校准的坐标。
平心而论，倘若换个角度看，这种对“问题”、硬伤的清晰认知，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它说明诗歌界从未停止对自我的审视与诊疗。就像树木会在枝干的斑驳中积蓄生长的力量，当代汉诗的多向突围或许也正藏在对这些“硬伤”的修正里：当诗人重新扎根日常、锤炼语言，当评价体系回归真诚、批评重拾锐度，诗歌依然能在时代的缝隙里，寻觅到属于自己的光亮与重量。毕竟，所有对问题的剖析，最终都是为了让当代汉语诗歌更有力量地“说话”。
四.疗愈：当代汉诗的突围路径与重建可能
当代汉诗的“硬伤”并非绝症，而是生长中的阵痛。疗愈的关键，在于重新锚定诗歌与时代、传统、人性的真实联结，在撕裂处寻找缝合的线索，在悬浮中扎根生活的土壤。以下路径或许能为当代汉语诗歌的自我修复提供方向：
①扎根“具体的现实”，重建叙事的“在场感”
凝视日常肌理：诗人应走出抽象的情绪阁楼，深入外卖骑手的雨披、菜市场的塑料袋、老旧小区的晾衣绳等具体场景，用精准的细节捕捉时代的体温。如记录早餐摊前“豆浆杯上凝结的水珠/倒映着赶路人的鞋跟”，让诗歌成为现实的“切片”，而非悬浮的口号。
激活“微叙事”的力量：回避宏大空洞的抒情，转而书写“日常中的戏剧性”——电梯里陌生人递来的一颗糖、地铁闸机吞下交通卡的瞬间、母亲给远方子女寄快递时反复核对的地址。这些微小的瞬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褶皱，能让诗歌重新获得“让读者看见自己”的共鸣力。
②重铸“语言的弹性”，对抗表达的“惰性”
对词语保持“初恋般的警惕”：拒绝重复“黑夜”“孤独”等磨损的意象，像第一次遇见那样打量世界——把“月亮”写成“被云啃过的银盘”，把“等待”写成“公交站牌在暮色里数自己的影子”。在炼字中唤醒语言的新鲜感，让每个词语都带着“刚从生活里捞出来”的湿意。
在“口语”与“诗意”间找平衡：口语的鲜活不等于粗鄙，诗意的凝练不等于晦涩。学习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朴素力量，或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直白张力，让语言既扎根日常对话的土壤，又能在关键时刻“跳起来”，形成“日常中的惊奇”。
③接续“传统的文脉”，在对话中激活基因
对古典意象进行“当代转译”：不把“梅花”当作文物供奉，而写“写字楼窗台的腊梅/把香气挤过玻璃缝/像快递员叩门”；不重复“古道西风”，而写“共享单车在黄昏的巷口/排成一队沉默的骆驼”。让传统意象在现代场景中“复活”，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
偷师古典诗词的“留白术”：借鉴唐诗宋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智慧，少用直白的抒情（“我很悲伤”），多用场景的留白——“母亲的电话挂断后/听筒里还剩半分钟的雨声”，让情感在空白处生长，而非被词语填满。
④清理“创作的生态”，让诗歌回归“真诚”本位
拒绝“圈子化”的裹挟：诗人应警惕“为获奖而写诗”“为入流派而模仿”的功利心，像顾城那样“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让创作成为自我灵魂的诚实对话，而非向评价体系献媚的表演。
重建“批评的锐度”：诗歌批评应走出“互捧”或“互撕”的极端，像手术刀般精准剖析文本——指出某首诗的“晦涩是因为情感的空洞”，而非简单贴上“先锋”或“垃圾”的标签。健康的批评不是否定，而是帮助当代汉诗看清自己的模样。
⑤与“技术”保持“清醒的合作”，守住人性的内核
让AI成为“脚手架”而非“替身”：可用AI整理素材、查找典故，但拒绝让它生成情感——“母亲的皱纹”需要自己触摸，“失恋的凌晨”需要自己熬过，AI可以计算词语的权重，却算不出“一滴泪落在键盘上的盐度”。
在技术时代守护“慢的诗意”：对抗碎片化思维的侵蚀，允许一首诗“慢慢生长”——像种植一棵树那样，观察它在季节里的抽枝、落叶，而非用算法催熟。在快节奏的时代，诗歌本应成为“让时间慢下来”的容器。
疗愈的最终目标，不是让当代汉语诗歌回到某个“黄金时代”，而是让当代汉诗在当下重新获得“说话的力量”——既能成为个体灵魂的私密日记，也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公共备忘录；既能让诗人在其中安放孤独，也能让大众在其中看见自己。当诗歌重新扎根生活的土壤，带着人性的体温与时代的呼吸，那些“硬伤”终将成为当代汉诗独特的年轮，见证其在挣扎中的生长。
❂ 作者简介：
童年，本名郭杰，男，汉族，1963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蚌埠市，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自1980年习诗至今已四十余年，笔耕不辍。诗风多元，中西交融，始终坚持创作实践与理论挖掘互补并重。曾策划中国诗坛第三条道路与垃圾派“两坛(北京评论诗歌论坛和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双派(垃圾诗派和第三条道路诗学流派)诗学大辩论等各类文创活动，多部诗歌原创作品和文艺评论文章入选各知名文创艺术平台。代表作有《天黑之前》、《河》、《短歌》、《短章》等，著有《童年泛审美文化批评诗学札记》等文艺批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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