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观：诗性人所共有，诗意无所不在。

作者：施维，字冰之，号任天真，笔名獒妈，中国香港人。会诗台首席执行官、广东乐乐乐艺术团团长、中国大湾区诗汇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本文作者与何荣相先生在高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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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针锋绵里藏

——记香港时装界先驱何荣相先生

文/施维

在香港中环置地广场的玻璃幕墙间，常有银发老者驻足，目光穿过橱窗里流光溢彩的晚礼服，落在某个微翘的衣摆或圆润的肩线上。他总说："衣服是穿在人身上的诗，得让布料替人说话。"这位习惯穿着藏青西装、袖口沾着零星线头的老者，便是香港时尚界奉为“活化石”的何荣相先生——被无数女企业家、女高管、名媛尊称为“何师傅”的时装泰斗。

从1941年恩平乡下少年，到17岁负笈香江的学徒，再到1972年创立“高仕时装”，以设计定义一个时代审美风潮的行业先驱，何荣相用60多年针脚，在香港的时尚版图上绣出了一条独特的轨迹。他的故事，既是个人技艺的修行史，更是香港从制造业重镇向国际都会转型的微观注脚。

一、从恩平到九龙：学徒生涯里的“裁缝哲学”

1941年，何荣相出生于广东恩平一个普通农家。彼时岭南正值战乱，父亲母亲努力劳动勉强支撑全家生计。幼年的何荣相常蹲在祠堂外，看裁缝师傅用竹尺量体裁衣，彩线在绷子上开出花来。“那时候觉得，裁缝是最神奇的手艺——一块布，几剪子下去就能变成姑娘的嫁衣，比变魔术还妙。"他后来曾与我说道。

1958年，17岁的何荣相带着母亲塞进行李的半袋花生，跟着同乡踏上了去香港的渡轮。那时的香港，人口激增到200万，纺织制衣业正如火如荼：深水埗的制衣厂昼夜轰鸣，筲箕湾的布料市场摩肩接踵，尖沙咀的百货公司开始陈列来自欧美的时装杂志。这个初到香港的少年，在油麻地一家裁缝铺找到了学徒工的差事——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煤炉、烫衣板，白天跟着师傅学量体、打版、锁边，晚上借着煤油灯背记200多种缝法的口诀。

"学徒三年，我学会的不只是手艺，更是看的本事。"何荣相回忆道。他观察到，当时香港女性的穿着正经历剧烈变革：家庭主妇仍偏爱传统旗袍，但职场女性开始尝试西装裙；年轻女孩追捧好莱坞明星的大波浪卷发，却找不到合身的连衣裙。他偷偷把顾客试衣时的抱怨记在小本子上：“肩线太硬硌得慌”“腰头太紧坐不住”，这些细节后来成了他设计的灵感库。

三年期满，何荣相已经能独立完成晚礼服的制作：从选料时判断真丝的垂感，到打版时计算2厘米的省量对腰型的影响，再到钉珠时用镊子调整每颗水钻的角度。“好裁缝要让衣服长在人身上。”这是师傅教他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了他终身恪守的准则。

二、喇叭裤的辉煌与困局：从“爆款”到“危机”

1972年，31岁的何荣相用多年积蓄在尖沙咀租下店面，创立“高仕时装”，初期他延续学徒时的专长，专注晚礼服裙装制作：为银行家太太设计的珠片鱼尾裙，为电影明星定制的丝绒露背装，渐渐在港岛上层社会打开了口碑。但真正让“高仕”走出圈层的，是1970年代末那场席卷全球的“喇叭裤革命”。

当时的香港经济高速增长，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剧烈转变。何荣相注意到，街边的霓虹广告牌上，猫王穿着喇叭裤弹吉他；电影院里，《周末夜狂热》的男主角套着宽腿裤跳迪斯科；他的客户也总念叨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大裤脚裤子”。“传统西裤太板，直筒裤太闷，喇叭裤的弧度刚好能衬出腿型，走路时裤脚扫过地面，有股子风风火火的劲儿。”他决定做改良：将传统西裤的裆部放宽1寸，让活动更自如；裤脚从膝盖以下渐次展开，最宽处达24英寸（约61厘米），但用斜裁法避免布料堆积；腰头加入弹性松紧带，解决了“吃饱饭系不上扣子”的尴尬。

1978年，高仕推出的“波浪喇叭裤”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尖沙咀店外排起百米长队，顾客举着报纸上的明星街拍图要求“一模一样”，甚至有澳门的客人坐船来买。何荣相记得，最忙时他带着8个裁缝，从早7点做到晚12点，一个月赶出几百条裤子，还是供不应求。“那时候，全香港的年轻人都想有一条高仕喇叭裤——裤脚扫过石板路的声音，就是青春的声音。”

但繁荣背后暗潮涌动。1980年前后，香港制衣业进入“盗版狂欢期”：街边作坊用1:1的纸样仿造，用廉价化纤替代真丝混纺，以1/3的价格倾销。何荣相的徒弟曾在深水埗看到，某档口挂着“高仕同款喇叭裤”的招牌，裤脚的弧度却走了形——为了省布料，裁剪时少放了3厘米，穿在身上像“套了两个面口袋”。更让他心痛的是品牌信誉受损：有客人拿着盗版裤来找他修改，抱怨“线头比正版多十倍”，他只能默默帮着拆线，却无法解释这不是高仕的手艺。

“爆款能红一时，但要立住牌子，得有别人偷不走的东西。”何荣相在车间里转了三天，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挂在墙上的《VOGUE》杂志——那期封面是美国职业女性穿着垫肩西装，线条硬朗如雕塑。他意识到，香港的社会结构正在剧变：1980年代，女性在职场的占比从28%升至41%，银行女经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电视台编导等新群体崛起，她们需要的不是“漂亮”，而是“得体的力量感”。

三、圆膊与前短后长：用东方美学重新定义“女强人”

1983年的夏天，何荣相在尖沙咀的店里支起了画架。他翻出从美国带回的时装画册，盯着那些“美式足球风格”的高垫肩外套：硬挺的衬布把肩线垫到耳垂位置，方驳领像两把打开的尺子，确实能撑出气场，但穿在亚洲女性身上总显得“人被衣服架住了”——东方女性肩窄、骨架小，过于夸张的垫肩反而显臃肿，宽方领则会压短脖子，破坏颈部线条的柔美。

“改良不是照搬，是给西方元素穿一双合脚的鞋”。他开始实验：将原本3厘米厚的垫肩减到1.5厘米，用海绵替代硬衬，让肩线从直角变成微弧，穿上后既保留了立体感，又不会硌得肩膀疼；驳领的宽度从10厘米收窄到8厘米，领角从尖锐的90度改为圆润的120度，贴合亚洲人偏圆的脸型；最关键的是“前短后长”的剪裁：前片衣长到臀部上沿，后片则延长至大腿中部，走路时后摆轻轻摆动，既遮住了臀部线条的不完美，又通过前后落差拉长了腿部比例。

为了验证效果，何荣相请来了当时刚升任银行经理的李淑贤女士试穿。李女士身高158厘米，传统西装总让她显得“缩在衣服里”。穿上改良款外套的那一刻，她对着镜子惊呼："肩线像被托起来了，腰和腿的比例突然变好，走路时后摆荡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更有底气了！”更让何荣相惊喜的是，这件外套能适配多种场合：配衬衫是职场装，换真丝吊带就是晚宴装，搭一条珍珠项链立刻温柔，别一枚胸针又添几分精致。

1984年，高仕推出“东方女杰”系列外套，首单就被香港大律师公会的女律师们包圆。《明报》时尚版用整版篇幅报道："何师傅的设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职业女性的第二张面孔——她们不必在强势与柔美之间二选一，一件外套就能同时装下专业与风情。”很快，汇丰银行的女高管、无线电视台的女制片人、地产公司的女董事纷纷上门，甚至有客人带着机票来定制：“下周要去伦敦谈项目，这件外套必须在我上飞机前做好。”

何荣相的工作室里，一面面感谢牌陆续爬上斑驳的墙面，每块都浸着温度——女企业家送的“裁出风华”，笔锋刚劲如她的职场锋芒；明星递来的“针笔生花”，字迹流转似红毯上的裙裾摇曳。最让他摩挲着笑的，是位老顾客手书：“何师傅的衣服，让我第一次读懂，职场不必是刀光剑影的战场，原也是绽放自我的华彩舞台。”

至1980年代末，香港Top50企业女性高管群体里，逾七成衣橱中至少挂着一件高仕定制外套。这抹藏在西装领线里的精致，让他被冠上“女强人的御用裁缝”之誉。虽早已声名远播，求衣者仍如潮涌，订单排得密不透风，即便顶流名媛也得乖乖候在预约名单里。

四、从香港到全国：行业先驱的时代注脚

1990年，何荣相收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中国中央电视台要为他制作个人专访。这是央视首次为香港时装设计师做独家专题，节目组跟着他在尖沙咀的工作室蹲守三天，记录下他量体时的专注：用软尺绕着客人肩膀转三圈，精确到0.5厘米；打版时用炭笔在纸上画27道辅助线，每根线对应不同的身体曲线；缝扣子时坚持用手缝，“机器缝的线太直，手缝的有温度”。

节目播出后，何荣相的名字在内地时尚界引发热议。服装学院把他的“圆膊”理论写进教材，制衣厂派人来香港学习“前短后长”剪裁法，甚至有北京的女企业家专程飞香港定制外套。面对媒体，他总说：“我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个会拿针的裁缝。但我庆幸生在这个时代——香港的开放让我接触到世界潮流，内地的发展让我更懂东方审美，两者碰在一起，就有了能穿在身上的文化。”

2000年后，香港时尚界经历剧烈变革：快时尚品牌涌入，定制服装市场萎缩，年轻设计师更追捧西方潮流。何荣相却始终坚持慢工出细活。高仕的定制外套依然需要28道工序，从选料到交货至少21天；他亲自带的学徒，前三年只能学熨烫和锁边，“连布料的脾气都摸不透，谈什么设计？”他的工作室里，至今保留着1972年的第一本顾客档案，上面记着每位客人的身材数据、穿衣偏好，甚至情绪状态——“林太太今天说儿子学习压力大，做腰头时松0.5厘米，让她穿得舒服些”。

如今82岁的何荣相，依然每天到工作室转一圈。他最骄傲的不是那些挂在墙上的奖杯，而是顾客的反馈：“穿了20年的外套，稍微改改还能穿”；“女儿结婚时，我把当年的外套改小了给她，她穿着说原来妈妈年轻时这么好看”。在他看来，真正的时尚从不是追赶潮流，而是“让衣服成为人的一部分，跟着人一起成长”。

从恩平少年到行业先驱，何荣相用65年光阴证明：最动人的设计，永远扎根于对人的理解。他改良的不只是一件外套的肩线，更是一个时代女性的自信；他缝补的不只是布料的缺口，更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美学裂痕。正如《亚洲时装》杂志对他的评价：“何师傅的针脚里，缝着香港的温度，也缝着东方美学的未来。”

2025年7月8日于粤港澳大湾区9+2之香港的西九龙

何荣相先生部分报道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