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2025年国庆节，10月1日至8日中国天眼《全国非遗文化山歌比赛:引进旅游客发展贡献》
主持单位:黔南州广电旅游局，黔南州宗教事务局。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黔南州文化局和宣传部。平塘县广电旅游局:平塘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吴永胜领导！《主持》平塘县宗教事务局:和平塘县相关单位领导！负责主持“全国非遗文化《全国引响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戏:古书籍:堪舆:传承人:34代秦礼军:引进推荐贵州旅游客发展贡献！》非遗文化传承人:34代秦礼军。
邀请秦礼军去北京参加挑战全国最具引响力非遗文化节目:现场表演:三天时间。“关于:秦礼军:表演:节目”经过北京相关部门领导！媒体记者领导！研究专家领导！和全国各地相关领导！媒体记者。专家领导！现场研究评论认定《秦礼军:是全国网络唯一最具引响力:金牌:传承人冠军》
秦礼军: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秦礼军才是中国唯一引进推荐旅游客发展贡献！
电话:19336983829
对比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滇诏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淮扬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贵州文化的特质是“边地多元共生”，突出体现的是“民生系文化”，代表的总体是大道自然、平民大众的观点基角和话语权；其重点内容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阳明文化、沙滩文化、端棻文化、屯堡文化、通道文化、红色文化；其核心价值是‘共生’。
较之被儒学仁义礼教、纲常尊卑侵淫两千多年的地区，贵州文化从根子上来说是非儒的、是并包的。中国历史上争鸣的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其思想体系最接近贵州文化根本和现实的是墨家和道家。
《做强“端超文化”品牌 增强贵阳文化影响力》 （仁知）
“端超文化”是以贵州人李端棻、贵州女婿梁启超的名字命名的一种优质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是爱国、进取、改革、创新。
李端棻作为清末维新重臣、近代教育改革先驱，出生于贵州贵阳，其推动新学、举荐梁启超（后成为贵州女婿）等历史贡献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贵阳市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如1997年、2007年省市政协及北京大学参与的全国研讨会）、成立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出版《李端棻传》《李端棻评传》《端棻后学研究》等系列著作，逐步推进李端棻文化研究。同时，贵阳市创办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将端棻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学生足球队、篮球队在2025年省级及国际赛事中屡获佳绩；线装书局出版了李运娥、秦仁智撰写的《教育兴国：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获国家出版署认可。这些成果印证了李端棻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为深化李端棻、梁启超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尚未充分转化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文化品牌，亟需系统整合与提升：
一是历史名人文化价值挖掘与推广力度不足。
李端棻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奠基人之一，其与梁启超的关联性及“新学推广”思想未形成全国性文化影响力，研究资源分散，缺乏持续性宣传载体，公众认知度远低于“阳明文化”等本土文化品牌。
二是文化载体缺失与空间表达薄弱。
贵阳市现有李端棻纪念馆位于永乐中学内，但在展陈内容、规模等方面有待提升，缺乏对梁启超与贵州渊源的充分展示；
现有李端棻墓、李朝仪墓等历史遗存未与城市文化景观有效融合，未能形成文化地标效应。
三是文化资源整合与品牌塑造尚未破题。
李端棻与梁启超的思想升华的“端超文化”内涵未充分提炼，缺乏与贵阳城市文脉（如甲秀楼、状元文化）的联动设计，相关街路命名、文化标识系统建设滞后，难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IP。
由此建议：
一是系统构建“端超文化”研究与传播体系。
支持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升级为省级研究平台，常态化开展“端超文化”大讲堂及全国性学术论坛；
推动《李端棻与梁启超》《教育兴国 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等著作进校园、进社区，纳入乡土教育内容，增强市民文化认同。
二是加快建设李端棻梁启超纪念馆与文化地标。
在贵阳学院、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校园或甲秀楼片区规划建设“李端棻 梁启超纪念馆”，将其打造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同步在李端棻墓区周边建设“端超文化园”，完善参观展陈与教育功能。
三是推动“端超文化”与城市文化空间深度融合。可采用将甲秀楼附近道路命名为“端超街”，与现有“状元街”形成文化呼应；
在李端棻、李朝仪墓区之间的道路命名为“端超路”等方式，构建文化景观廊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项目建设，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的文化推广格局。
（秦仁智 贵州端棻文化研究院院长、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贵阳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 《幸好那时人不讹人》
我十岁那年，已经学会骑自行车了。
当时，我的大哥在外地工作。他每次骑着自行车回来，都停放在家门口的大院里。他的自行车便成了我的专属。
大哥的自行车是二八式的。车身甚高，我那时小，须将腿从横梁下斜伸过去，半站着蹬踏，形如螃蟹，却自以为御风而行，好不威风。我骑着大哥自行车，盼望着自己快些长大，也像大哥那样骑自行车就完美了。
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日头毒得很，土路上浮着一层细烟。我骑车冲下一个土坡，风在耳边呼啸，恰是得意忘形之时。忽见坡下一人骑车迎面而来，待要闪避，已然不及。但闻“砰”的一声，两车相撞，人仰马翻。
我重重摔在地上，左脸火辣辣地疼，眼眶里的泪正要决堤。却见那中年汉子也已爬起，竟先向我走来。他伸出粗糙的手拉我，问道：“小朋友，摔着没有？
我正要诉苦，抬头细看，却吓得魂飞魄散。他摔得也非常严重。只见他的脑袋向右肩歪斜着，仿佛随时会掉落一般。
我颤声道：叔叔，你的脖子......
话音未落，已然后悔。这般惨状，我家如何赔得起？心中顿时浮现母亲愁苦的面容，父亲佝偻的脊背，甚至那三间瓦房都要易主了。
我强忍着眼泪，不敢吭声。
谁知那汉子竟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的土路上传得很远。他说：你小孩子的，只要没摔坏就行了。我是大人，我的脖子摔歪了，也没事的。
他说着，竟自如地先扶起我的那辆二八式自行车，然后又扶他的。他那歪着的脑袋在阳光下显出几分滑稽，却又莫名庄严。他蹬车离去时，背影在热浪中微微晃动，那颗歪斜的脑袋始终保持着奇特的角度，渐行渐远。
后来才知，那人本就是天生的歪颈。可是在当时，若他存心讹诈，指鹿为马，说是我撞歪了他的脖子，我家便是倾家荡产，又怎能矫直先天之疾？然而他选择了大笑而去，留我一个孩子在路上发呆，左脸的疼痛也不知何时消散了。
如今忆起，那歪颈汉子的笑声犹在耳畔。那时的乡间，人人心头都有一杆秤，称得出轻重，量得出真假。即便是一个孩子，也能在撞人之后得到宽容。而今马路宽阔，车流如织，却少见那般爽朗的笑声了。人们学会了精于计算，善于维权，却失却了相互扶持的温厚。
幸好那时的世界里，还有一个歪着脖子大笑的汉子，他用先天的不完美，教会一个孩子什么是人性的完美。那土路上的相遇，原是一场关于善良的启蒙。
幸好那时人不讹人！
帽落宫花，衣惹御香，凤辇晚来初过。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务虚笔记】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心的菩提】谦卑的心是宛如野草小花的心，不取笑外面的世界，也不在意世界的嘲讽【在雪原与星空之间】你必得一个人与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晤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木耳鬓厮磨，你才会顿悟宇宙之大、生命之微、时间之贵、死亡之近【提醒幸福】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玫瑰]不要总希翼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也不要企图把水龙头拧得更大，使幸福很快流失。而需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谛。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包裹起我们【任狂游，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玉楼人、暗中掷果。珍帘下、笑着春衫袅娜。素蛾绕钗，轻蝉扑鬓，垂垂柳丝梅朵。夜阑饮散，但赢得、翠翘双亸。醉归来，又重向、晓窗梳裹】
7月24日，贵州省委书记徐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黔出席2025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一行。省领导郭锡文、张敬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参加。
徐麟、李炳军对北京大学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发展表示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夯实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希望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携手促进省校合作迈上新台阶。
何光彩表示，近年来贵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方面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北京大学将立足贵州所需、发挥自身所长，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省校战略合作协议项目化落实，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省有关部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女儿爱吃洋芋粑》
女儿在名城老城小学读书时候，喜欢吃名城的洋芋粑。
每天下课坐公务车回家时，都要带我去买老城一个巷子口的洋竽粑粑。
名城遵义老城的洋竽粑，温暖而诱人。那独特的味道，承载着孩子童年的欢乐、故乡的深情，以及岁月沉淀下的无尽思念。
名城遵义这里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转折点，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就在老城召开，这里人杰地灵，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洋芋（土豆）是家家户户必种的农作物。每到收获时节，一筐筐圆滚滚的洋芋从土地里挖出，它们带着泥土的芬芳，仿佛在诉说着大地的慷慨。而洋芋粑，便是这丰收喜悦的升华。
遵义特产洋芋粑的制作工序，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遵义人的智慧与耐心。
首先，要挑选个头适中、表皮光滑的洋芋。洗净后，放入大锅中煮熟。这煮洋芋的火候很有讲究，火大了，洋芋容易煮烂；火小了，又难以熟透。只有掌握好恰当的火候，才能让洋芋保持恰到好处的软糯。煮熟的洋芋被捞起，稍作冷却后，便要开始剥皮。这是个细致的活儿，洋芋还带着温热，手指轻轻一撕，那层薄薄的外皮便脱落下来，露出金黄细腻的内里。
接下来，便是关键的揉制环节。将剥好皮的洋芋放入一个大木盆中，用特制的木杵反复捶打、揉压。在这有节奏的捶打中，洋芋逐渐变得绵密、均匀，仿佛每一下都在注入故乡人的情感。揉好的洋芋泥如同细腻的面团，泛着诱人的光泽。
此时，加入适量的盐、葱花和花椒粉等调料，继续搅拌均匀，让每一丝洋芋泥都裹满香味。
一切准备就绪，便可以开始塑形。取一小团洋芋泥，在手中搓成圆球状，然后轻轻压扁，一个洋芋粑的雏形就诞生了。这些洋芋粑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却都饱含着手作的温度。
最后，便是煎制洋芋粑。在铁锅里倒入些许菜籽油，待油温热后，将洋芋粑一个个放入锅中。瞬间，“滋滋”的声响传来，洋芋粑与热油亲密接触，逐渐变得金黄酥脆。翻面的时候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破坏洋芋粑的完整。当两面都煎至金黄，边缘微微翘起，洋芋粑便大功告成。
刚出锅的洋芋粑，香气扑鼻。咬上一口，外皮酥脆，发出“咔嚓”的声响，内里却是软糯香甜，各种调料的味道在舌尖上交融，那滋味让人欲罢不能。怪不得，女儿小时候，每次洋芋粑出锅，总是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烫得手指不停地交换，却又不舍得放下，嘴里还嘟囔着“好吃，好吃”。
遵义的洋芋粑，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遵义人生活的一部分。农忙时节，洋芋粑是田间地头的便捷干粮，为辛苦劳作的人们补充能量；逢年过节，洋芋粑又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佳肴，承载着团圆与欢乐。邻里之间，也常常会互相赠送洋芋粑，分享这份独特的美味，传递着浓浓的情谊。
在遵义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都见过各种类似洋芋制品，但却始终没有遵义会议会址旁边的巷子的老城洋芋粑的味道。那些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洋芋食品，虽然精致，却少了那份手作的温度和故乡的韵味。
如今，每当回忆起遵义老城的洋芋粑，就想起女儿那可爱欢乐的笑脸，心中便涌起无限的思念。思念遵义那片广袤的土地，思念遵义会议那段摸不去的光荣传统美德和勤劳善良的亲人，思念那充满烟火气的洋芋粑的味道。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遵义老城的洋芋粑都将永远扎根在我的心底，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成为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的最好素材和精神支柱，激励人们大步向前，永远跟党走不回头！
7月13日，“跳水皇后”郭晶晶与丈夫霍启刚在结束了贵阳市体育中学调研后，现身乔治队长咖啡馆品尝贵阳咖啡。
此次二人到访贵阳，不仅以行动支持基层体育发展，更通过品味贵阳特色咖啡，感受这座“冠军咖啡之城”的创新活力，助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
在乔治队长咖啡馆内，霍启刚、郭晶晶与主理人彭近洋深入交流，了解贵阳咖啡产业从咖啡豆烘焙到特调咖啡创意研发的“在地化”探索。咖啡馆主理人彭近洋介绍道：“贵阳咖啡的独特性在于将不少贵州风物融入杯中，让每一口都承载着地域文化。”
乔治队长咖啡作为贵阳咖啡文化的代表品牌，近年屡获国际认可。其主理人彭近洋不仅斩获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更带领团队推出“城市限定系列”，将贵阳的酸汤、折耳根等元素转化为咖啡风味，引发年轻消费者热议。
贵阳咖啡产业的崛起亦与城市文化基因密不可分。目前，贵阳正着力打造 “爽爽贵阳・咖啡飘香” 城市消费新IP，贵阳现有咖啡馆超3000家，其中社区精品店占比达65%，成为年轻人“慢生活”的首选场景。
2025年7月2日至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新孔学与子曰文献”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成功召开。除主办单位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学术机构近40位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2篇，发表论文28篇，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分8场报告进行。本次会议由丁四新教授组织，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主要成果是提出了“新孔学”概念。会议围绕“新孔学”及其相关议题展开，聚焦于探讨孔子和原始儒学。会议的核心动机是响应简帛时代中国古典学术的发展变化，以大量出土子曰文献为基础，结合对百余年来相关学术、思想的反思，致力于推进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的重光与重构。本次会议指出，“新孔学”学说的提出不是基于某种主义或理论主张，而是基于中国古典学术的变化，特别是基于简帛时代大量子曰文献的出土以及对传世子曰文献的再反思与还原。“新孔学”是进行中的学术和学问，需要长期的探索与建设。
一 7月2日上午：开幕致辞与第一、二场报告
会议开幕式及第一、二场报告在7月2日上午进行。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致辞。
陈来先生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注解《论语》的历史。他认为历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前赴后继地将对《论语》的理解和注释汇聚成一股历史文化的洪流，这股洪流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对孔子的认可和推崇；并且，历代主要的思想家对《论语》的注解，塑造了孔子和《论语》的生命，缔造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生活，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从而构成了浩浩荡荡的孔子文化的景观。中国文化的生命之流就是这样传承和发展的。陈来先生强调孔子高于先秦诸子的崇高地位。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和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主干主体，而且确实长期居于主导的地位。从最主要的思想意义来讲，孔子和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礼义之邦”的称号，表明了中华文明是一个成熟的、高质量、高层次、高级的道德文明，而这种突出特征正来源于孔子和儒学所具有的道德塑造的力量。陈来先生进一步指出，除了《论语》之外，出土的简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子曰文献，还有一些没有注明“子曰”的文献也是孔子的语录言行，这些文献都值得深入研究。这些情况表明，对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学说展开新研究和新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最后，他预祝本次会议成功召开。
唐文明教授在致辞中同样指出，孔子的地位在诸子之上，孔子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枢纽式的人物，“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他认为，与孔子相关文献的出土是我们重新思考孔子的一个新的契机，这是此次会议的历史背景。随后唐文明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发展情况，并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感谢，并预祝大会成功召开。
第一场报告由孙伟研究员、陈畅教授主持，郭沂教授、韩星教授、任蜜林教授作报告。
郭沂教授（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晚年孔子的易本论及其对价值之性学说的重建》的报告。他对子曰文献的基本判断是子曰文献可以分为《论语》类文献8种及杂记类文献9种。《论语》之外的子曰文献中最重要的是今帛本《易传》中的孔子易说。结合孔子易说阐述了孔子思想对人性论的贡献，郭沂认为西周时期人性论有自然人性论与宗教人性论两个源头，到了春秋时期，由于人文主义的发展，宗教人性论开始衰弱，及至春秋晚期，中国人性论形成了价值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峙。孔子的人性论以晚年“学《易》”为界，学易之前孔子的人性论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天道主义人性论以德御性的思路，其代表观点就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晚年学《易》之后则重建了传统神道主义的价值之性的学说。此外，郭沂指出孔子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最早明确提出“情”的概念。
韩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作了题为《〈六经〉与孔子学说体系的构建》的报告。他认为，从《论语》《左传》《礼记》《易传》《孟子》《荀子》《孔子家语》等，以及其他子曰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关材料来看，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的观点可以得到证明。他指出，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是孔子学说体系形成的基本经典基础。在春秋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以《六经》为基础，从道统、学统、政统、教统、文统几个层面建构其学说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道集大成、垂宪万世、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当今重提“新孔学”，还是应该接着现代“新孔学”“新儒学”继续往前走，注意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回归元典，正本清源。第二，与时偕行，返本开新。第三，经以载道，确立主体。第四，多元整合，道集大成。
任蜜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论语〉“性与天道”说新解》的报告。他强调“性与天道”学说是研究孔子人性论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主要涉及到文章与性、天道以及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其背后之义理颇难索解。通过梳理汉唐及宋明对于“性与天道”说的诠释，任蜜林指出历代对于性与天道的关系的理解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关系；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历代多数注解者持此种看法。结合《论语》及其他相关材料，他认为“性与天道”学说处理的实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文章与天道关系密切，天道是文章之形上根据，文章是天道实现之表现。孔子还把天命与每个个体都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天命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具有了普遍性，并且孔子肯定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的努力上达天命。
第二场报告由王晓洁研究员与孙宝山教授主持，丁四新教授、孙伟研究员、刘增光教授作报告。
丁四新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作了题为《重光与重构中的孔学（新孔学）——简帛时代、子曰文献与原始儒学》的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本次会议的“新孔学”概念与梁漱溟的旧“新孔学”无干；同时，“新孔学”之“孔学”取狭义，特指孔子、子思及孔子弟子的学问学说所构成的原始儒学，有别于泛指意义上的“儒学”概念。“新孔学”相对于整个20世纪启蒙学术所塑造的“旧孔学”而言，是顺应简帛时代的不断推进且随着中国古典学术的不断深入和深化而自然出现的新学术观念。他继而指出，“新孔学”概念的提出存在三个背景与条件，其中简帛时代与中国古典学术观念的不断演进是提出“新孔学”的根本背景。当代中国古典学术已进入后“释古时代”，国学运动正在经历提倡研究中国经学和中国古典学的新时期。在此基础上，丁先生认为，“新孔学”研究应当基于中国古典学研究但又超越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运用哲学分析、文化精神分析等方法，重建、重构和重光中国古典文明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要素，应当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走向对中国文明之精神传统的追寻和重建。他不仅回顾了民国时期对子曰文献做减法的具体过程，而且指出，当前应当对子曰文献做加法，即：其一，重视和利用出土子曰文献；其二：重判传世子曰文献。随后，丁先生阐明了“新孔学”和“原始儒学”的关涉范围，指明孔子的精神特质是“新孔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最后，他做出总结：（1）高度重视出土简帛子曰文献及其基础性作用，形成新的子曰文献观，并由此突破以今本《论语》等为限的狭隘子曰文献观；（2）肯定“新孔学”的学术观，并以其为指导重构和重现孔子学说学问及原始儒学的思想内涵，出土子曰佚书所包含的孔子学说学问及孔子经学应当重现与重光；（3）重新厘清孔学、原始儒学的发生、发展和构成，确立孔子作为殷周文明集大成者与儒家文明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双重地位，揭示原始儒学的复杂性、系统性、基础性和深刻性；（4）再发现与重估孔子的精神特质。“新孔学”概念的提出，对于先秦儒学、先秦哲学和早期中国经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孙伟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孔子“仁”“义”“礼”思想发微》的报告。他指出，对于孔子来说，“仁”既是在道德上对于个人的最高要求，也为提升自我修养境界、达至形而上之道提供了一条必由之路。礼乐可以是一个人内心仁的外在表达和呈现，但一个人也恰恰可能通过礼乐的实践而最终实现仁。礼的目的本身是培养和促进人的道德情感的发展和完善，如果舍弃人的真实情感而去追逐礼仪的形式，就本末倒置了。他认为，就“义”的本质而言，它当然是“仁”，仁义之间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在于，“义”是一种能够将“仁”具体应用于现实各种境况的能力，最终的结果还是为了实现“仁”。
刘增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作了题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让”与儒道分野》的报告。他指出，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圣人贵让”的传统，“让”与礼制政治实践紧密相关。老子推崇“谦下”“不争”，孔子主张“礼让”，二者都深受周代礼让传统的影响，儒、道两家都在对周文疲敝的反思中超越了周代的“贵让”传统。从孔子以泰伯之“让”为“至德”，以及老子推崇作为“上善”的“不争之德”来看，中国轴心时期思想突破呈现出继承与批判并存、连续与突破共在的内在复杂性。
二 7月2日下午：第三、四、五场报告
第三场报告由任蜜林教授、刘增光教授主持，翟奎凤教授、黎汉基教授、张志宏研究员作报告。
翟奎凤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古典诠释》的报告。他首先指出，早期文献中“自强”具有强迫义与主动义的分别，其次考察了“自强不息”一词出现的典籍以及东汉时期对于“自强不息”的征引，最后将东汉至隋唐时期“自强不息”的诠释概括为三重内涵：第一，敬业勤政的政治美德；第二，好学修善的修身美德；第三，创业进取的奋斗美德。
黎汉基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作了题为《君子与孔子：重思〈穀梁〉的观点》的报告。他反对廖平以孔子为《穀梁》作者的主张，认为孔子在传中作为《春秋》作者的身份并不明显。他又指出，认为孔子是写作《春秋》的唯一作者，甚至相信它是“为汉制法”“为后王立法”，这是后世儒者崇圣心态的表现，以此服务其所笃信的政治信念。黎教授强调与其从人、意图、学派展开论说，不如减少这些可疑的东西而专注于经传本身的解读。
张志宏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论孔子礼学差等实践中的平等理念》的报告。他指出，孔子的“礼”与“位”概念联系密切，“礼”所要限制的并非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具体“位”上的社会成员。孔子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并因此使个体拥有平等的人格。他认为，孔子虽然没有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概念，但提出了建立在人性观意义上的平等理念，并且正是这种平等意识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在孔子的思想中，从精神发展的潜质来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社会的差等格局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而设计的。
第四场报告由郭晓丽教授主持，孙宝山教授、陈畅教授、张培高教授、张锦枝副研究员作报告。
孙宝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作了题为《论王阳明的四书诠释》的报告。他指出，阳明对四书各部经典都有独到的诠释，体现了鲜明的心学特点。他认为阳明的四书学诠释有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等方法，并讲述了阳明的诠释方法在诠释内容的表现，如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通过以理释礼而将《论语》博文与约礼归为尽心存理的统一工夫，把《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相互结合进行诠释而提出了“致良知”宗旨，引入《中庸》的未发和已发的理论架构加以阐发等。
陈畅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道统的多元与裂变——管志道心学的孔子形象建构及其道统意义》的报告。他指出，管志道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统形象之重构，成为其在与理论对手进行思想辩论和构造新理论时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管志道的三教一致论突破了儒家程朱与陆王的学派阵营对立，力图以多元道统论调和与安顿三教异见，这与黄宗羲《明儒学案》把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各家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的做法有着某种共通性，都表述了理学家对政教秩序的寄托。
张培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论儒家哲学的生命信仰——以孔颜之乐为中心》的报告。他认为，孔颜之乐是以道为乐，也即为名教之乐，其实质就是以儒学作为生命的信仰，而这一信仰超越功名利禄，故而能收拾人心。具体来说，孔颜之乐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前进的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孔颜之乐的思想不仅是魏晋士人灵魂的安慰剂，还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主题。此外，张培高指出，范仲淹先于周敦颐提出孔颜之乐的话题。
张锦枝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继善与成性：二程性论的一个重要面向》的报告。她指出，二程性论研究聚焦在理性与气性这两点，其本身是二程思想经过数百年朱子学的层累解读以及现代学科本体论建构过滤的结果，它遮蔽了二程性论的性成论的重要面向。她认为，从《易传》“继善成性”的说法的诠释来看，向下梳理可以得到二程性论的生成论的面向，甚至会发现性的生成说是早期道学的主流。
第五场报告由张志宏研究员、黎汉基教授主持，郭晓丽教授、姚才刚教授、李记芬副教授、盖立涛副教授作报告。
郭晓丽教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略论孔子形象的文化传播——以电影〈孔夫子〉和〈孔子〉为对象》的报告。郭教授结合影像资料，聚焦从属于20世纪和21世纪跨度七十载的两部以孔子为主题的电影，分析当代孔子形象塑造的立体传达方式和观念表达。她指出，关于孔子形象的解读传播，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往往关注的是文本文献的观念变迁，辨识“历史孔子”与“诠释孔子”的思想流变和是非曲直。她认为，电影《孔子》为代表的视觉化传播，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中以文本为中心的孔子形象解读和建构提供了突破性补充。这种创新不仅拓展了研究方法，更在文化传播层面重构了孔子形象的现代意义。
姚才刚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先秦儒家、法家富强观之争的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的报告。姚教授指出，儒、法两家的富强观对后世影响尤大，但两家的分歧也较为明显。从分歧上看，儒、法两家富强观的差异表现在人性论、救世之方与富强之策上。从历史影响来看，儒、法富强观的相关论争在秦以后的各个朝代延续，典型代表当属汉代盐铁会议。从现代启示上看，他认为应该处理好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处理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
李记芬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作了题为《荀子对孟子“推恩”说的演进》的报告。她指出目前学界对荀子的研究多集中在人性及礼的方面，以与孔孟仁学相区别。这一做法固然可以彰显荀子学说的理论特色，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荀子对孔孟仁学的接续与发展。她认为荀子不仅重视仁，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孔孟之仁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其对仁之成与仁之行的强调，并对孟子的“推恩”说作出了演进：“推恩”的关键是“理”，以理为指导，仁恩的推广才能得以展开。
盖立涛副教授（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了题为《“天下为公”观念的思想意涵、演变历程及其深远意义》的报告。他指出，“天下为公”具有三重含义：一，政权的产生和传承是公共的，有德者在其位；二，权力应当为天下人服务；三，天下需要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治理。他认为，“天下为公”观念的含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生了多次嬗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发挥了维护政治统一、丰富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建构政治正当性、促进社会变革、构建共治共享的世界秩序的作用。
三 7月3日上午：第六、七、八场报告及闭幕致辞
第六场报告由姚才刚教授、袁青副教授主持，何益鑫副教授、夏世华副教授、吴祖刚副教授、李慧子助理研究员作报告。
何益鑫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论孔子“无怨”的思想》的报告。他指出，在《论语》中，“怨”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作为一种负面的基本情感，“怨”主要发生在人伦关系之中。孔子的基本主张，是“远怨”和“无怨”。即一方面，通过更好承担和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避免引起他人的怨恨；另一方面，在身处种种不公的情况下，专注于做更好的自己，而不要对他人心怀怨怼。这是孔子为己之学、反求诸己的基本精神。同时，“无怨”也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之一。此外，何老师认为，“怨”也有正面的意义。孔子通过“可以怨”一句，肯定了出于人道之正的“当怨则怨”之怨的积极意义。至于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则是“无怨”的极致境界，同时也是孔子“畏天命”真实体现。
夏世华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作了题为《〈大学〉“亲民”古义与孔子以德附民的思想》的报告。他辨析和反思了朱熹和王阳明有关“在亲民”的论说，并依据《大学》文本和其所处的先秦政治思想和早期儒学语境，考察了“亲民”古义。他认为，朱熹意识到以亲爱民为义的“亲民”是“明明德”的题中之义，从而指出“以文义推之则无理”，遂推崇程子的“新民”说，并以“作新民”为文本内证。阳明指出“作新民”与“新民”在表述结构和义理上的不相应，但未能意识到亲爱民与“明明德”的义理重叠问题，其以亲爱民解释“亲民”，不足以构成对朱子的挑战。他指出，“亲民”的“亲”字仍当读如字，其古义为亲附，“亲民”是使民亲附、附亲其民的意思。《大学》“在明明德，在亲民”的说法可能是曾子对孔子以德附民思想的总结。
吴祖刚副教授（西南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论心安——对〈论语〉“三年之丧”章中“安”的再反思》的报告。他指出其论文的主旨并非是为“三年之丧”寻找道德根据，而是借“三年之丧”探寻孔子伦理思想的本质。从目前学界关于“安”的诸多释义来看，“心安”是最合乎该章思想旨意的一种解释，心之所安处则是“仁”，此“仁”是即情即理、情理合一的，就此而言，实可称孔子之伦理学为情理论的伦理学。他指出，孔子虽以“心安”为由而主张“三年之丧”，但“心安”却并不必然导出“三年”的丧期，与其说是孔子从人之真情中推导出了“三年之丧”的要求，毋宁说是孔子在其所处时代有关父母之丧的习俗中发现“最隆重的礼仪”是“三年之丧”，并因此而选择、推行“三年之丧”。
李慧子助理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儒家修身论的范式转换》的报告。她指出，随着天理论与认识论的嬗变，儒家修身论的价值基础经历了从宋明理学以“天理”作为外在超越性依据，转向为明清之际以“人道”为内在动力的经验性依据。而随着儒家人性论的范式转换，儒家修身论的内在动力与实践方式也完成从注重反身而诚、主敬穷理，向注重“习与性成”、注重理性认知能力的范式转换。
第七场报告由张培高教授、何益鑫副教授主持，袁青副教授、黄甜甜副教授、陈群副教授、王政杰副研究员作报告。
袁青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作了题为《论清华简〈五纪〉与早期中国的“忠”观念》的报告。他认为，《五纪》“忠”包含君德和臣德两个层面，但更侧重于君德，强调君主要为政公正，而非臣忠诚于君。他指出，《五纪》与黄老学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忠”观念均包含君德和臣德两层含义，但黄老学更注重臣子对君主的服从，而《五纪》的“忠”则强调君主必须具备公正执政的君德。《五纪》“忠”观念体现出先秦士人对于公正无私政治理想的追求。
黄甜甜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了题为《近出子曰文献〈仲尼曰〉新辞新义考》的报告。他指出，近出子曰文献《仲尼曰》出现的几则未见于《论语》和其他文献的孔子语录有深入考证的必要，他从语文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学界歧见较大的几则孔子语录的意涵。其中，《仲尼曰》简4至5孔子评价颜回“人不堇汝，汝能自改”的“堇”当读为“檃栝”之“檃”，整则语录是孔子对颜回和子贡性格之比较；简12孔子言“颠于钩产”的“钩产”当读为“钩铲”，句意是形容有人战斗时颠仆于钩兵之削，整则语录反映的是孔子的战争观；简13首句可句读为“夺？不夺！恒恒！侮人？”整则语录是对“侮”的否定和对“敬”的强调。此外，他认为，《仲尼曰》属于战国时期楚地一种孔子语录的摘录本，文本性质与郭店简《语丛》前三篇接近，属于“明德”之用的“语”类文献。
陈群副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作了题为《上博馆藏孔子类战国竹书的为政思想及其思想史价值》的报告。他指出，《仲弓》《季康子问于孔子》《弟子问》等孔子类战国竹书在内容、篇幅上远超今本《论语》，以《仲弓》篇为例，其所讨论的“为政何先”的相关内容，以精要的论述被载于《论语》“仲弓问政”章。从《论语》曾被多次编撰的史实来看，至少可以确定《仲弓》篇与《论语》密切相关。他梳理了学术史上对“为政以德”的解释之争，指出其争议的要义有二：一是德与无为的关系，二是德是否是本体论的概念。通过结合今本《论语》和上博竹书《论语》类文献，陈老师提出“为政以德”的“德”应从道德、德治的角度来理解，且应从“德行”来理解。他认为，通过对上博竹书《论语》类文献的特质之分析，以及通过与今本《论语》的比较可知，它们可能就是《论语》的另一抄本。
王政杰副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作了题为《〈儒行〉作者及文本问题新论——基于上博简〈从政〉篇》的报告。他指出，《儒行》篇繁复文本内部的不一致性与圣人之言的纯粹和谐性之间产生了张力。与此相关，《儒行》篇的作者有孔子所作、战国汉代妄作以及孔门后学所作三种说法。他注意到上博简《从政》篇有数条语句及涵盖的话题与《儒行》篇十分接近，而《从政》与子张学派有相关性。从上博简《从政》和《论语》涉及子张学派的相关语段来看，《儒行》一篇在文献特征上与子张之儒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不仅如此，《儒行》言“容众”“忠信”“博学笃行”等思想与子张学派关系密切。综合文献与思想的两个层面，他认为《儒行》既非孔子所作，亦非汉儒妄作，而极有可能是子张学派的作品，体现了战国时期孔门后学思想交融的历史现实。
第八场报告由张锦枝副研究员、吴祖刚副教授主持，季磊博士后、薛冰洋博士后、丁士桓博士作报告。
季磊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易传〉四德说研究》的报告。他指出，现代学术对于四德说的研究，主要分为立足于《文言传》而对孔颖达、朱熹等人的易学史研究，和立足于经文本义的还原式研究两种而缺乏对《易传》本身关于四德说的系统研究。他认为，《易传》基于“观其德义”的立场，对《周易》经文中的重要名词“元亨利贞”进行了哲学化的论述，以此奠定了《周易》道德哲学的理论根基。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看，《彖传》中尚无成体系的“四德说”。
薛冰洋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王雱〈老〉〈庄〉注之诠释特色阐幽》的报告。她指出，王雱的《老》《庄》注运用“制名寓意”、考察篇目和故事的为说次序以及“孔老相为终始”论三种解读文本的方式，丰富了《老》《庄》诠释史之内容。王雱对《老》《庄》文本的诠释与阐发在诠释道家思想的同时兼采儒佛，显示出依托老庄思想阐发自身理论体系的特质。
丁士桓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作了题为《由出土文献论慎独释义及其源流》的报告。他指出，古人依《大学》《中庸》《不苟》训“慎独”之意的本质是强调其“诚心”之义，而简帛《五行》的发现则让今人意识到“慎独”还可解释为“专一”、“专心”，遂引起“慎独”是否存在通解的争议。通过梳理“慎独”释义的学术史，他认为《大学》等文献中的“慎独”，可能直接源于类似《仲尼曰》所呈现的孔子之言；《五行》中“慎独”之“独”释义及引诗形式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相近，可能是子思利用孔子诗学思想，以“专一”之“独”重新阐释了“慎独”概念。“慎独”的两重意涵并非线性发展的关系，而是弟子对孔子思想的选择性继承与阐释所形成的不同思想。
会议闭幕式由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的翟奎凤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丁四新教授发表闭幕致辞。丁先生指出，“新孔学”的核心议题是借助出土与传世子曰文献系统性地重新研究孔子及原始儒学。“新孔学”的提出基于两大背景：一是新出土文献的涌现，二是百余年来学术观念的历史性变化，其创立并非基于“主义”，而是立足于中国古典学的背景，从纯粹学术的立场出发，重光与重构孔子的学说，主要表现在：（1）文献重建：建立新的子曰文献观，结合出土简帛文献重审被怀疑和否定的传世子曰文献；（2）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呈现和深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扭转近百年对孔子过度“做减法”的倾向，力图恢复其思想、学说的全貌；（3）揭示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及其精神特质，探寻和呈现孔子思想中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类精神文化的普遍性。新孔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原始儒学、“前孔学”、与孔子相关涉的先秦儒学、早期中国经学、历代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说等。其中，“原始儒学”包含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子思的学说，孔子思想与其弟子是彼此关涉的，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其家学；而“前孔学”时代的思想资源则构成了孔子集大成和编修六经的基础。
《情在贵州山水间》暨《当代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贵阳首发盛况空前
新书发布式盛况空前
7月13日，贵州省图书馆400余座的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如盛夏骄阳。著名作家叶辛先生饱含深情的《情在贵州山水间》与凝结时代思考的《当代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两卷新著，在此举行盛大的贵州首发仪式。书香、乐韵、乡情与掌声交织，共同见证一位文学赤子献给第二故乡的深情厚礼。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贵州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何力，贵州省慈善联合会会长、贵州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鸣明，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班程农，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涛，贵州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立，贵州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原主任、贵州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赵宇飞，贵州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何冀，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贵州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原一级巡视员邵刚，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柴永兴，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吴斌，贵州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旭，贵州省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原贵州省外事（侨务）办副主任王扬，原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贺宏琼，贵州省教育厅原副厅长、贵州省慈善联合会文化教育发展委员会主任周宝英，贵州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冯小山，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原副局长杨庆武，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蒙育民，武警贵州总队后勤部原部长吴继光，贵州省公安厅原巡视员白平，贵商总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孔祥柱，贵州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黄艳，贵州省图书馆党委副书记、馆长彭银，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朱文迅，《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寂荡，贵州省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美术和雕塑研究院院长李钢，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京，贵州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监事会主席李莉，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刘学文等出席。
400多人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
活动在庄重而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朱文迅率先登台致辞。他深情回顾了出版社与叶辛先生多年来的精诚合作，高度赞誉叶辛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文学重要坐标的卓越地位。朱社长着重指出，《情在贵州山水间》流淌着叶辛对贵州山水的赤诚依恋，是献给这片土地的散文诗篇；而《当代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的精心结集，则是对一代人精神图谱与命运沉浮的深刻梳理与时代回响，其承载的历史重量与人文价值弥足珍贵。
朱文迅先生致辞
贵商总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孔祥柱先生致辞，他从精神财富与文化传承的角度，盛赞叶辛作品蕴含的深远力量。孔会长动情表示，叶辛笔下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担当，与新时代贵商砥砺前行、反哺桑梓的精神内核高度共鸣。他坚信，这些力透纸背的文字，必将激发更多黔商投身家乡建设的澎湃热情。
孔祥柱先生致辞
贵州省慈善联合会会长、贵州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鸣明的讲话饱含深情。他深情回溯叶辛作为知青与贵州结下的不解之缘，赞誉叶辛是“用青春脚步丈量贵州大地，用如椽巨笔雕刻贵州灵魂”的人民作家。陈鸣明强调，这两部作品，尤其是《三部曲》，以其深邃的笔触勾勒了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复杂而壮阔的心灵跋涉，是记录时代脉搏、烛照世道人心的珍贵文本，其出版对构筑贵州精神文化高地意义非凡。
陈鸣明先生讲话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在讲话中，深刻阐释了叶辛作品超越文学本身的社会价值。他剖析道，叶辛始终将个体生命轨迹与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紧密交织，《三部曲》堪称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壮阔史诗。李汉宇主席认为，作品中喷薄而出的奋斗激情、深沉的家国情怀以及对脚下热土的无尽眷恋，是激励贵州儿女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争先、后发赶超的宝贵精神滋养与不竭动力源泉。
李汉宇先生讲话
艺术的气息在现场流淌。当电影《岁月未蹉跎》的主题曲《年轮的诗与歌》的旋律在报告厅内悠然响起时，深沉的音符仿佛是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咏叹。其蕴含的时代感怀与叶辛笔下的精神世界形成奇妙的互文，瞬间将全场情感推向一个澎湃的高峰。
叶辛先生讲话
叶辛先生登台，与现场读者分享创作背后的心路历程。他深情回溯在贵州插队落户的青葱岁月，坦言是贵州的山水灵气与淳朴民风滋养了他最初的生命感悟和创作源泉。谈到《情在贵州山水间》，他动情地称之为“写给贵州的千行家书”，字字句句源自肺腑；而《三部曲》的创作，则源于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为一代人的精神历程留下忠实而深刻的文学见证。叶辛先生谦逊而真诚的讲述，流露出对贵州未来发展的深切祝福，其话语如涓涓暖流，浸润人心，引发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万众瞩目下，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新书首发式庄重举行。叶辛先生与李汉宇、何力、陈鸣明、.班程农、吴涛、赵宇飞、何冀、邵刚、王旭、孔祥柱、刘学文等嘉宾共同走上台前，当覆盖在《情在贵州山水间》书堆上的红绸被徐徐揭开，标志着这部凝聚着作家对贵州无限深情的散文集，以及那部厚重的《三部曲》，正式与故乡的读者深情相拥。
《情在贵州山水间》首发
向贵州省图书馆赠书
乡音动心弦，歌声寄深情。贵州籍独立音乐人尤雁子女士以清澈婉转、饱含深情的嗓音，倾情献唱了《想家了就回来》。这首歌唱尽了游子对故土的魂牵梦萦，其真挚的情感内核与叶辛作品中对贵州的眷恋遥相呼应，深深叩击着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灵，成为活动中最温暖的情感纽带。
尤雁子献唱《想家了就回来》
活动的尾声并非句点，而是另一场深挚交流的开篇。当所有流程结束，等待叶辛先生签名的读者早已自发排起蜿蜒的长龙，从报告厅内延伸至大厅。叶辛先生不顾久站疲惫，始终面带温和笑意，为每一位热切的读者在崭新的书页上郑重签下名字，并耐心满足合影的请求。长长的队伍、专注的眼神、珍贵的签名、定格的笑脸，共同构成首发式最生动、最温暖的图景，无声诉说着叶辛先生及其文字在贵州读者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签名购书的读者排起长龙
叶辛先生曾言：“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是生命的一部分。”陈鸣明在仪式上深情评价道：“这两部作品，是叶辛先生献给贵州的深情厚礼，更是他为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精心绘制的心灵地图。”这场在故乡怀抱中举行的首发盛典，四百人的满堂华彩与签售长龙的动人景象，不仅是对叶辛先生文学成就的崇高礼赞，更是贵州这片热土对其赤子深沉创造力的一次盛大拥抱。叶辛的文字，如同穿透岁月云雾的恒久之光，持续映照着贵州山河的壮丽变迁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成为这片土地上永不磨灭的心灵印记。
7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情在贵州山水间》《当代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新著首发仪式在贵州省贵阳市盛大举行。活动由贵州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贵商总会、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主办，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等协办。贵人学社张勇老师应邀参加活动。
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朱文迅致辞，深情回顾了出版社与叶辛先生多年来的精诚合作，指出《情在贵州山水间》流淌着叶辛对贵州山水的赤诚依恋，是献给这片土地的散文诗篇，《当代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的精心结集，则是对一代人精神图谱与命运沉浮的深刻梳理与时代回响。贵商总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孔祥柱先生致辞，从精神财富与文化传承的角度，盛赞叶辛作品蕴含的深远力量。
贵州省慈善联合会会长、贵州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鸣明深情回溯叶辛作为知青与贵州结下的不解之缘，赞誉叶辛是“用青春脚步丈量贵州大地，用如椽巨笔雕刻贵州灵魂”的人民作家。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在讲话中指出，叶辛始终将个体生命轨迹与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紧密交织，《三部曲》堪称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壮阔史诗，是激励贵州儿女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争先、后发赶超的宝贵精神滋养与不竭动力源泉。
叶辛老师讲话
叶辛老师现场分享了创作背后的心路历程，深情追溯回顾在贵州插队落户的知青岁月；坦言贵州的山水灵气、淳朴民风滋养自己最初的生命感悟和创作源泉；表示《情在贵州山水间》是写给贵州的“千行家书”，《三部曲》源于为一代人的精神历程留下忠实而深刻的文学见证的责任感。
叶辛老师与李汉宇、何力、陈鸣明、班程农、吴涛、赵宇飞、何冀、邵刚、王旭、孔祥柱、刘学文等共同为《情在贵州山水间》首发揭幕。贵州籍音乐人尤雁子为活动献唱《想家了就回来》。首发仪式后举行叶辛老师为读者签名活动，现场读者排起蜿蜒长龙排起蜿蜒长龙。
“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是生命的一部分”，叶辛老师说。这场在故乡怀抱中举行的首发盛典，既是对叶辛先生文学成就的礼赞，也是贵州这片热土对其赤子深沉创造力的一次拥抱。
2024年7月，叶辛老师到贵阳出席“携手希望描绘愿景·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贵人学社张勇老师应邀主持了全场活动，并作为全省选聘的“贵州文旅推荐官”，就贵人和青年作家们关心关注的问题对曾长期在贵州工作、生活、创作并对贵州怀有深厚乡情的叶辛老师进行了访谈。
问及“在贵州的知青岁月对您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叶辛老师深情感叹：“贵州是百态生活的体验场，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一定要说最大（影响），那么就是文学创作一定要深入基层、下到一线；贵州是一个大农村的省份，村是贵州的特质、特色，在全国城市化率接近七成的现在来说，还是一种优势，比如现在咱们的村超、村BA、村歌”。叶辛老师强调：“一定要潜下心来做一个山民、乡人，同村民朋友交心、交友，甚至加入他们，成为村民、农民、少数民族的一员，这样才会很简单、很自然地得到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写出来的作品才更写实、更具体、更地气、更有温度。”
问及以“民生系文化”和文旅融合，以文促旅，叶辛老师指出“民生系文化”是贵州的独有优势；山地贵州人文历史百态并蓄、多元多彩。叶辛老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希望更多青年作家扎根脚下这片土地，深入体验生活，多写自己有感而发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二就是让文化赋能，做出特色，正如在刚才的活动中举的“拿破仑”西式点心的例子，同时提炼好概念，讲好地域故事，（文旅）就会有质的提升。
叶辛老师的文字，如同穿透岁月云雾的恒久之光，持续映照着贵州山河的壮丽变迁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成为这片土地上永不磨灭的心灵印记。
出席首发仪式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有：贵州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何力，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班程农，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涛，贵州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立，贵州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原主任、贵州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赵宇飞，贵州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何冀，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贵州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原一级巡视员邵刚，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柴永兴，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吴斌，贵州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旭，贵州省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原贵州省外事（侨务）办副主任王扬，原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贺宏琼，贵州省教育厅原副厅长、贵州省慈善联合会文化教育发展委员会主任周宝英，贵州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冯小山，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原副局长杨庆武，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蒙育民，武警贵州总队后勤部原部长吴继光，贵州省公安厅原巡视员白平，贵商总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孔祥柱，贵州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黄艳，贵州省图书馆党委副书记、馆长彭银，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朱文迅，《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寂荡，贵州省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美术和雕塑研究院院长李钢，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京，贵州青年文学研究会会长黄彩梅，贵州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监事会主席李莉，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刘学文等
叶辛，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原常委、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青联常委、首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著名作家、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顾问。代表作品《孽债》《高高的苗岭》《蹉跎岁月》《华都》《缠溪之恋》《家教》《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为电视连续剧，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家。
近日，以“赓续贵州文脉，建设旅游强省”为主题的“贵州省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2025年全省导游大赛”在筑城落下帷幕。
经过激烈角逐和公正评判，最终评选出个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优胜奖10名。
经过严格选拔，本次大赛共有来自9个市（州）近100名优秀导游参赛。
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生动的主题推介、创新的导游词创作、良好的实地带团表现以及富有感染力的主题演讲，展示了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导游作为文旅宣推使者的重要作用。
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导游搭建了一个展示专业技能、交流服务经验的优质平台，更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方式，全面检验和提升了导游队伍的综合素质。
贵州省导游协会会长袁田：这次大赛对标国赛，有一对一对抗，有现场创作讲解，还有实地带团的比拼，对我们导游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另外，我们创新增加了英语赛道，入选十佳的选手里面占据了4个席位，代表我们贵州旅游外语人才这几年不断提升。
本次比赛，符合条件的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选手将按程序推荐申报“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技术能手”“贵州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根据各代表队综合表现，大赛还颁发了团体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以及优秀组织奖。
《璀璨星-秦庚武》
秦庚武（1927-1952），山西省陵川县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赴朝作战，历任排长、副指导员等职，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
在1952年10月15日的上甘岭战役中，秦庚武担任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9连副指导员，负责坚守597.9高地前沿阵地。
他采用“三人战术”抗击美军进攻，仅第一天便击退美军10余次集团冲锋，歼敌600余人。
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用爆破筒击溃美军集团冲锋，成功守住阵地。
在10月15日的激战中，秦庚武不幸牺牲，年仅23岁。战后被志愿军政治部追认为一等功臣，其事迹被载入抗美援朝战争史册。
雍正五年（1727年），秦仁义之24世孙秦倖壹携子从原籍湖南省绥宁县寨市乡朝太村起程，取旱路途经贵阳、遵义，跋山涉水，餐风露宿，行经三千余里抵达川东道定远县（今四川省武胜县）九石坎大石坝居住。
后又迁川北道顺庆府（今南充市）邻邑（今邻水县）西门外丰乐里伏二甲杨家塘，他们用两匹麻布置换了沈氏一方福地，更名为秦家塘。从此，我支秦氏便在那里开创基业，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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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锡锡山秦氏家族自宋代末年由武进迁无锡，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按照锡山秦氏宗谱民国15年谱记载已传25世，子孙录入8900多人。在世人数约1300人。
锡山秦氏家族从明代开始昌盛，天顺已卯年（1459）六世孙秦夔、秦孚同时中举，庚辰年（1460）秦夔登进士。后七世孙秦伟、秦金於成化丙午年（1486）又双双中举，弘治壬子年（1492）七世孙秦镒又中举，宏治癸丑年（1493）秦金又登进上。
30多年中5人中举，2人登进士。
秦夔官至江西右布政使，而秦金更官至五部尚书、太子太保，秦氏家族就此昌盛起来。
到清代乾隆中期达到鼎盛阶段，所谓“科第联翩、簪缨不绝，子孙通显”，人称望族，嘉庆后渐衰。秦氏子弟的活动情况，历届县志和地方资料上均有记载，但仅为片段，根据秦氏家族资料作概略的介绍。
锡山秦氏家族是秦观后裔。秦观字太虚，后字少游，学者称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人，是北宋学者。他的儿子秦湛（字处度，号济川）迁先生柩葬于无锡惠山二茅峰西南坡团瓢，然后定居于武进新塘乡，后称秦村。
秦观的十一世孙秦惟祯字国祥，号起山，行名瑞五，婿于无锡胡埭王野舟，遂落籍无锡，成为锡山秦氏的始迁祖。从此，锡山秦氏家族在太湖之滨繁衍生息，开拓发展，逐步成为无锡的望族之一。
“孝友传家”是锡山秦氏家族的家风。“孝友”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至今仍为人们称颂。按现代概念，可引申为尊老爱幼，互助友爱。秦氏列祖都以孝友教育子女，出现许多感人的事例。平时侍奉父母至孝外，父母死后，终身守墓，并为此而迁家，如秦励、秦鄹洺兄弟等；有的父母病重，日夜侍奉，限于当时医疗条件，不惜自己刲臂割股，和药以治父母病，为邻里所称赞，如明代秦永孚、秦仲孚因此而被诏旌为孝子，称兄弟双孝；清代秦开杰、秦凤翔兄弟万里寻亲，割股治父病也被诏旌为孝子，亦称双孝；秦树德受金匮县学奖“刲股愈亲”匾，黎元洪题褒“考阙流芳”匾额；他如秦涑吮父淋疾中毒殒身，秦佩芬事母甚孝诏旌孝女入祀贞节祠……事例甚多。
在兄弟之间的友爱方面也有诸多事例：如秦松龄的姑母未通过秦松龄而把田产列人秦松齡名下以逃避完粮，导致秦松龄罢官。考虑到族姑寡母孤儿，秦松龄的父亲秦徳藻不让申诉，因而使秦松龄丧失了仕途；秦云翼兄弟抚孤侄秦朝釪成进士；秦道然倾家荡产助兄交罚款，并要替兄坐牢；秦蕙田、秦春田、秦泰钧、秦震钧、秦坊……倾家财助族人等。
县志上记载的孝友传中，秦氏子弟列入14人，附传6人。乾隆皇帝南巡时（1758）游寄畅园，赐秦瑞熙“孝友传家”亲笔御书，这是对秦氏家族的奖评。
书史传家学。
锡山秦氏子弟自秦观始，一直注重文章、诗词的学习，即使在贫困中仍能坚持，出现了许多民间诗人和学者。或以授徒，或以教育子弟。
乾隆皇帝在壬午年（1762）游寄畅园即日得句中有“爱他书史传家学”之句，这是确切的，秦氏子弟留下许多文学篇章，由于时代变迁，留存不多，至今可见者有：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秦瀛的《小岘山人文集》、秦琳的《吴吟合草》、秦彬辑《锡山秦氏诗钞》。秦国璋、秦毓钧辑《锡山秦氏文钞》列入作者120多人，文500多篇，附录中列入秦氏专著作者160多人，著作近300种，成为秦氏家族的重要文献。
由于秦氏子弟知识渊博，无锡地方志的修纂中常由秦氏子弟担任编纂工作，对无锡历史的记载作出了较大贡献。县志中列入文苑的有15人，附传1人；列入艺术传的有1人，附传1人。
科第官宦之家。
科第是秦氏子弟进人仕途的重要途径，明清两代秦氏子弟在科第中取得好成绩，在文科中通过考试或在国子监学习的达800多人，乡试中举的78人，通过会试登进士的有32人，其中秦鉽为会元，殿试探花及第赐袍服如第一人。秦蕙田、秦勇均也分别在乾隆丙辰年（1736）与己未年（1739）中探花，称为“辰未联科双鼎甲”，成为佳话。河上秦氏有“父子同中举”“祖孙四世进士”“十世游庠”。西关秦氏也有“五进士，十一举人”、“六世游庠”的佳话。
在武科中，秦氏子弟有武庠生25人，武举人5人，武进士1人，在无锡武科中也占一定比例。由于科第联翩，不少秦氏子弟入了任途，也有少数子弟，虽未中举，但以其才能及政绩，也踏上了仕途，如秦仁以诏举贤才授知县，官终知府；秦自修以荐举贤才引见以知府用，补加道衔赏二品封典；秦震钧以国子生任县丞，官至道员加三品衔。
在明清两代中，秦氏子弟位列一品者有3人，二品以上者9人，三品以上者19人，四品以上者35人，七品以上者200多人。
秦氏子弟任京官的比较少，任地方官较多。
秦氏子弟为官清正，有良好的政绩，著名的有明代的秦金，位居五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列入明史。
清代秦蕙田官终刑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加太子太保，名列清史。秦瀛官终兵部右侍郎加一级，名列清史列大臣传。
秦氏子弟在京为官的以翰林院居多，共有13人，而其中10人为祖孙五代，称作“高玄接武十祠林”，传为佳话。
秦氏子弟在地方为官的，除西藏、黑龙江、辽宁、湾台等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尤其在湖广、云南、陕西、甘肃等地，他们办学，修水利，改革税法减轻人民负担，有较好的宦绩，对边缘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当地人民为纪念他们，为他们立生祠，入祀宦祠的甚多，根据县志及宗谱记载，秦氏子弟列入宦望传的26人，附传的12人，列入当地地方志的7人，当地入祀名宦祠和建生祠的14人。
秦氏家族与无锡地方公益事业。
秦氏子弟除设立义庄和书塾外，亦热心社会的公益事业，见之记载的，有秦竣（太清）、秦埏（太守）建清宁桥（即清名桥），秦松期倡办育婴堂，秦圭田捐建堂庑，收养弃婴，秦震钧建同仁堂，水渠支族人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代代助赈救济灾民。到清代末年锡山秦氏家族除义庄、书塾以及少数人有田产外，一些原来富裕的家族日渐衰落，成为一般的城市平民。
现代秦氏家族情况掠影。
由于时代变迁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不少秦氏子弟走向了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秦毓鎏（效鲁）对无锡的光复起到了一定作用，成为无锡军政府的总理。参加军政府工作的秦氏子弟有秦毓钟、秦晋华（瑞玠）、秦颂石、秦铎等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积极为女权斗争、被誉为无锡奇女子的秦森源女士。有领导无锡工人运动的秦起烈士。有为抗日战争献出自己生命的秦宝光烈士、秦家骏烈士。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秦邦宪（博古）烈士、原中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秦邦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