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辉文     

上汉口记

和许多阳逻人一样，汉口，是我儿时憧憬之地，是甜蜜之源，带有某种似乎与生俱来的神圣性。城市有城市的气息，有城市特有的味道。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随父母“上汉口”走亲戚。最初是名副其实的上汉口。父祖辈的老亲戚多集中于汉口三民路口的“铜人像”至六渡桥一带。那时听说“上汉口”就兴奋无比，在“铜人像”一带流连忘返的情景，立马浮现在心头。以至于一到学校放假，就缠着父亲或者祖母问：几时上汉口？不知道现在的人们如何看待上世纪 70 年代的汉口，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汉口就是车水马龙的车流，是汽笛轰鸣轮船靠岸的码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是高楼林立的“好大一个塆子”，是热闹和繁华的代表，是绚丽夺目的万花筒，更是我心中未来世界的理想模型。

年幼的我，一度对街道、汽车着了魔，可以站在街头数汽车数到废寝忘食。就连沿江大道上码头边那种工人站在车后面操作的小型叉车，码头边运货的三轮车，我都百看不厌。因为贪看风景，一出汉口码头，常常是被父母拉着，一步一磨蹭着走的。到了亲戚家，木板楼房又让住惯了土坯房的我倍感新鲜。我一面惊奇于城里人为什么喜欢楼房又是怎么用木板做成楼房的，一面兴奋莫名地在木楼梯上跑来跑去，或许是为了证实这确实是木头做的，结果让城里的亲戚善意地笑话：“乡里伢冇见过世面。”后来我竟然有了一段“上汉口”躲地震的奇缘。

那是 1976年夏天，不知怎么的，令人害怕的地震传言扩散开了。说起来那年夏天怪异事情也多，日之夕矣，羊牛大多发着脾气不肯入圈，就连鸡也不栖于埘了，我亲眼看见鸡们返祖一般变成了飞鸟，也更乐于以树为家。傍晚时分，我常常盯着池塘边的蚊子发呆，发现蚊子好像被某种力量指挥着大规模集结，缓缓旋转，最后俨然变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黑烟囱。远远近近的村子里的人都不再待在家里，而是住进了各家各户自己在田畈中搭建的草棚里。一天我听见祖父和父亲商量：“把文佬送到汉口姑婆家。”翌日就付诸行动了，十来岁的我，作为这个家庭的长子长孙，在弟弟妹妹们羡慕的眼光中，幸运地“上汉口”躲地震。这次“上汉口”，目的地其实是武昌。现在想来，“躲地震”之所以躲进了武昌大东门附近的亲戚家里，大约是汉口那边的老亲戚住房太挤的缘故。少不更事的我，心里几乎要感谢闹地震了。生活转瞬就是两重天，不需要像在草棚里一样忍受闷热的天气和蚊子的叮咬，也不需要整天干咽“泡粉”（过去农村人把细米炒熟碾细而成的一种熟食）充饥。没有农村的脏和累，更重要的，一“上汉口”，关于地震的恐怖谣言也就渐渐远去了。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暑假。亲戚对我很友善，也不怎么干涉我，任由我整天在蛇山上闲逛。蛇山上的一草一木，就连当时首义公园里的猴子也和我厮混熟了。在山上闲逛时发现了连环画中所讲的历史人物陈友谅之墓，更是让我惊讶了许久，“汉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那一年夏天的地震传言终于随着异乎寻常的酷热和干旱，随着那段悲壮莫名的苦难和幸福交织成的历史一起结束了，我短暂的“汉口人”生活也就此拜拜。后来我成家了，怀着这份汉口情结经常挈妇将雏“上汉口”，既是为了圆小时候的“上汉口”之梦，又是为了购物、吃小吃和散心。与小时候“上汉口”不同的是，这是自己主导的散漫闲逛，因而也逛出了新的经典路线。“上汉口”的起点是武汉客运港，首站目的地通常是武汉商场，哪怕买不起，纯粹“发眼睛财”，那也是节假日窥探武汉、亲近武汉，进城休闲的主要节目。兼顾孩子小时对中山公园水上游乐之类特别感兴趣，接着必须转场中山公园休憩。回程呢，哪怕兴奋中已有疲惫，也要顺便到江汉路步行街扫货，才算不虚此行。    再后来孩子在武昌上了大学，如今孩子也已在沌口工作。我家“上汉口”的轨迹和目的地不可避免地发生大挪移。时而变成“上武昌”，生活游乐的目的地基本转向了武昌的徐东、光谷、群光广场等多个商圈。时而又变成了沌口万达、体育中心等处。城市越来越大，“上汉口”越来越频繁，“汉口”地域越来越泛化。

    “上汉口”史也是交通工具进化史。小时候是在阳逻镇的江边坐轮渡，每天只有一趟，上水行船需要大半天，跟着大人从家里去江边码头排队买票候船，只有五更起，才不会误事。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汽车取代了轮船，每天可以有几十班次客车的选择空间“，上汉口”开始从容多了。现在主要是自驾车，“上汉口”已如探囊取物一般便利，“上汉口”终于不再只是一种梦想，不再是生活的一种点缀，而是生活常态之一种。    每当我驾车“上汉口”时，都能看到汉施公路边轻轨 21号线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21 号线正如幕后的演员一般，一段一段地露出芳容。可以想见，不久轻轨 21 号线和规划中的地铁 10 号线，将如同以汉口为中心的主城区伸出的有力臂膀，将阳逻这个地理上不与汉口接壤的郊区小城紧紧揽入怀中。

严辉文，多产作家，小说，散文，诗歌，时评杂文，多面出击，均有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