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一生充满着传奇：七月七日出生，七月七日死；七岁时，祖父去世，南唐国失去了辉煌；二十五岁那年的七月，在金陵嗣位江南国主；三十九岁那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金陵城被宋朝大将曹彬攻破，沦落位亡国贱虏。“七”字似乎与他有不解之缘。他曾做过尊崇无加的南唐后主，也做过终日以泪洗面的亡国贱虏；政治家说他是懦羼之君，历史学家说他是末路降王，文学家说他是绝代词人，小说家说他是风流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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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37年，对于南唐烈祖李昪来说，是最辉煌的一年。这一年的七月七日，李家降生了一个广颡风颊，骈齿重瞳的宝贝公子，他就是李昪长子李璟的第六个儿子，取名李从嘉，字重光，他就是后来把“四十年来家园，三千里地山河”拱手送给宋王朝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这一年的十月，李昪终于从吴睿帝杨溥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登上了九五之尊，开创了南唐三十八年的短命基业，实现了自己“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做波涛”的雄心壮志。

建国后的李昪，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古训，劝课农桑、息兵睦邻、与民生息。经过七年的励精图治，出现了“内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然，渐存中朝之风”(《钓矶立谈》)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终使南唐声威远震，八方来朝。这个寒门出身的君王，平日着装朴素，脚穿蒲编草鞋，衣无 罗绮锦绣；就连自己平日里用的盥洗、饮食等器具也全为铁器，严令有司添置金银制品；他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新皇登位而大兴土木，炎炎夏日，寝殿帷幔仍用葛布而不换轻纱；漫漫长夜，仍然用当初为将时的马厩照明的台灯……就是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国主，才享受了七年安定生活后，便在金陵撒手人寰。临终之际，紧紧拉着长子李景通的手，留下了“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的谆谆告诫。李景通即位后，改名为李璟，就是这位史称“天性儒懦，素昧武威”的接班人，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把父亲的忠言告诫置于九霄云外，悍然出兵入闽，攻打王延政，从此，南唐开始走向了下滑路：947年，兵败福州；950年，地削于淮南；952年，尽失楚地。956年，南唐历史在这里拐弯，走向了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北周将领赵匡胤偷袭滁州，南唐大将皇甫辉率领的十万大军顷刻之间作鸟兽散。皇甫辉不屈而死，南唐失去了擎天柱，再加上周世宗两次亲征南唐，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从此国势遽衰，江河日下。到了958年，李璟不得不上表削去帝号，称国主，向北周纳捐称臣。

这位天性懦弱的南唐中主，根本算不上一个兴邦强国的明主，却是一位弄月吟风的行家里手。面对自己回天无力，欲罢不能的人生遭遇，酿造了他字字皆愁，声声含恨的绝唱，终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词人。不过，这风骤雨狂落红无主的春愁，夜寒香冷孤梦难成的愁思也无力挽回失败的命运。九六一年，李璟在内外交困中死去。

然而，就是李璟这种风流倜傥的诗人气质和头角峥嵘的华章文采，为他的儿子们日后嗜文厌武，特别是为李煜后来醉心翰墨，成长为工书画、善词章、知音律，独领风骚的绝代才人，起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造就了一个诗词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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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1年7月，是李从嘉生活“天教心愿与身违”的开始，二十五岁的李从嘉在风雨飘摇中登上了南唐皇帝的宝座。这对于既缺文韬又乏武略，久视功名利禄如浮云、畏途的风流才子李煜来说，不啻是天大的错误。可命运偏偏就和这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作对，硬是强人所难，把他推上了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的君王宝座。但出于对日后安邦治国的美好憧憬，李从嘉即位伊始，就更名为煜，字重光。煜，取意于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太玄·元告》中的“日以煜乎昼，月以煜乎夜”，意思是光明照耀，可谓用心良苦。

李煜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虽百般委曲求全苟安于江南一隅的帝王时期，一个是由一国之主沦落为末路降王的贱虏时期。由于李煜从小就“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完全没有继承祖父刚强和武勇的基因，却十足地承接了父亲的柔弱和文采的血脉。他嗣位后，虽是在百般委曲求全中苟安于江南一隅，但毕竟还能享受着帝王生活。白天：“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而晚上：“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栏杆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

一曲《浣溪沙》，一曲《玉楼春》，就是李煜帝王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期的李煜来说，举目所见，唯有绮罗；侧耳旁听，唯有笙歌。今天，我们可以大胆的想象，如果李煜生活在太平盛世，做个风雅皇帝还是能够应付一气的；可他偏偏生不逢时，降生在一个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时代，偏偏又遇到了一个对手强硬且又不太通文墨的赵匡胤，也只好“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没有抵抗只有投降的份了。这也照应了“南朝天子多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的诗句。

有人说，政治是艺术的天敌。的确，感性、注重内心情感的人是不适合做统治者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的李煜，终究抵抗不了命运的安排。他一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词人的浪漫融入到政治中，要知道，政治怎能容得下那些风花雪月、纸醉金迷！

公元975年，是李煜即位的第十五个年头，“七”的厄运再次降临到李煜的头上。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39岁的李煜在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起了白色的降幡。976年正月，李煜被俘押往到了汴京，宋太祖赵匡胤端坐在宫城正门朋德楼之上，接受凯旋之师献俘受捷。可怜的李煜白衣白帽，跪在阙下，听候发落。尚有些大度之心的赵匡胤封了李煜一个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和右千牛上将军的虚衔。宋太祖死，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又改封李煜为陇西公。

李煜虽然已为臣虏，但毕竟曾为一国之君，宋朝的皇帝还是专门拨了一个小院子供他日常起居，但规定平时不准与外人接触，而且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这不但使他人身失去了自由，就连最基本的吃食也得靠赵家的施舍。据史书记载，自降宋以来，李煜“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就像一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金丝鸟。面对精神和物质的双摧残，李煜也只好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愁乱绪中，将许多绝望的愁和苦压缩在片刻的梦中，靠来似春梦，去如朝云的梦游获得片刻的安慰——“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可大梦醒来，剩下的只有更加残酷的现实和无休无止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哀怨与回忆。难怪人们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对李煜而言，江山易主，国土沦丧，故土故人，“别”就是永别，“见”也是永世不得相见。

公元978年的七夕，正是李煜的生日，也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佳期。42岁的李煜又面临“七”的劫数。本是个喜庆的日子，可两年多的臣虏生活，禁不住再次激发了他的汩汩文思，“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绝唱传到了赵光义的耳朵里，惹得赵光义勃然大怒，立即命人为其送去了生日礼物——一包牵机毒药。于是，当长夜过后，阳光再度照进小楼的时候，年仅42岁的李煜的一缕魂魄已随悠悠东流的江水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李煜的治国之才，宋太祖赵匡胤曾做过耐人寻味的评论。李煜降宋后，一次，宋太祖大宴群臣，席间，赵匡胤问李煜：“朕闻卿在江南每逢设宴或赴宴，都要吟诗填词，能否举出最为得意的一联供朕欣赏？”李煜沉思片刻，书生气十足地诵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咏扇》诗中的一联：“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赵匡胤听罢放声大笑，揶揄李煜道：“妙哉！试问，‘风满怀’，可究竟有几多？”随后不以为然地当众评论李煜：“好一个翰林学士！”另一次，赵匡胤与侍臣议论李煜，又深有感慨地说：“当初李煜倘若能用作诗的功夫治理国家，今日又怎能沦为朕的阶下囚？”

是呀，对于才艺过人、情意丰盈的李煜来说，简直就是在错误年代，在错位的位置，干了一份错位的工作，古人说他“误作人主”，这个评价是最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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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75年，当金陵城被宋朝大将曹彬攻破时，到处充满着火与血的呻吟，作为南唐国主的李煜，也曾被激起了一些男儿的血性，立下傥傥誓言：若社稷不保，当携血属以赴火。可到了真正实践誓言的关键时刻，冥冥中的列祖列宗在拭目一待看着这个不肖儿孙的举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在等待着那为国捐躯的领头人时，李煜却犹豫了，缺乏足够的勇气，终于率领司空知左右内史殷崇义等人肉袒出降，被成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帝王之都、六朝金粉繁华之地的金陵，再一次上演了一曲短命王朝的悲剧。

如果当初李煜纵身跳入火中，不但历史会永远记下这悲壮的一幕，帝王世家的传记也将会重新评判和审视这位风流倜傥文采飞扬的皇帝。但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那将是最不幸的一页，今天的我们就很难再读到那些用血泪甚至是生命铸就的诗篇。

试想：若是没有国亡庙隳、身沦人手的的痛定思痛，何来他眷恋故国和忧愁悲哀难遣的情感交融；若没有非人囚徒生活与黄粱美梦的牴牾，何来他荡气回肠肝肠寸断的怅惘和绝唱；若没有人为刀俎，己为鱼肉经历，何来他情感上的“欲说还休”（辛弃疾），何来“以血书者”（王国维）的词作；若没有朝为一国主，暮作阶下囚的沧桑巨变，又何来他那“字字看来都是血” 一字一泪无可复加的词章呢？

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了一个南唐，惊涛拍岸的巨浪击碎了一个江南国主的繁华春梦，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纯情的词人李煜。李煜是怀着一颗真率的赤子之心来到世上的，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短处，亦即为词人长处。”正因为李煜的坦诚、率真和纯情，才使他拥有女性般的多愁善感和感情丰富细腻的个性，正是由于他生活经历的大起大落，使他饱偿了从最辉煌到最凄惨的人生体验，才有他对故国之思的无限眷念，才有他对亡国之痛的无限悔恨，他才用词这种驾轻就熟的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去倾诉、去寄托伤感的情调和郁闷的情怀，以求得精神上的暂时解脱。

我们不能责备李煜的软弱无能、不是治国的材料，因为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词人，一个视艺术如生命的真正的词人。他甚至在家国将亡之时，还在吟咏“子规啼月小楼西”（《临江仙》），就是在仓惶辞庙之日，他还让教坊奏别离之曲，挥泪对宫娥；最终因了“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而招致杀身之祸。走上南唐君主之位，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历史的误会，也是他力辞不掉的。在当时国运渐衰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即使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也难以挽救这岌岌可危的颓势，更何况李煜只是一介书生。与亡国被俘的蜀汉后主刘禅相比，李煜更值得人们同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刘禅被俘后，“乐而不思蜀”，而李煜虽沦为囚徒，却心里一直念念不忘故国，更因他为后人留下了真实而不朽的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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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缪塞曾说：“最美的是个事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从纯粹的眼泪。”这句话最适合李煜。

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变成任人宰割的囚徒，巨大的落差，使李煜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也为李煜的词注入了生命的源泉。从此，李煜的词，不再局限于闺房娇语，月影彷徨，不再仅仅是男欢女爱，取而代之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愤，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愁，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痛楚，是家破国亡之后的血泪真情，是一字一泪、一声一泣的家仇国恨。虞美人也好，浪淘沙也罢，在菩萨蛮中，包含了李煜多少的欢愉、眷恋、惆怅、徘徊、悔恨、寂寞、痛苦与绝望，只有李煜自己知道，这也就不难理解后世的人们称李煜的一生为“以血书者”。

作为一介帝王，李煜并不称职，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很多的史书当中，写满了对李煜的不屑与轻视，冠之以“亡国之君”；而在文坛之人提及李煜，则说不尽他的无奈与苍凉。好在不论是帝王的霸业宏图，还是雄主的文治武功，终将随风而去，春花秋月、雕栏玉砌、车水马龙、罗幕玉钩，必将成为日后人们的谈资和话题。唯有艺术，永不消弭。

千百年来，李煜之所以千古流芳，不在阶下，而在词里。屈辱生命结束了，他的艺术生命却高傲地活了下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现实世界里，李煜失去皇冠、国土；在词的世界里，他又获得了无比的尊严、荣誉。命运让他在现实世界里，用流泪、流血，乃至付出生命，成全了一个“千古词帝”。

“千古词帝”，染了多少悲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