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又礼
我们孤儿院有一个幼儿园，小小班，24个小屁孩，大眼睛几乎占了黑脸蛋的一半，眼睫毛像生机勃勃的羊齿蕨，牙又齐又白，一个个笑起来、忽扇着大双眼皮的时候，让人恨不得把全天下都抢来拱给他们。
来非洲之前说实话我是有些抗拒带小孩的，一是吵得头疼，二是惧怕因带不好而事态失控的无力感，所以虽然也发自内心觉得他们可爱，看一看耍一耍可以，但搂搂抱抱朝朝暮暮之类就还是算了。
就连生小孩这茬子事儿，也因为“远大理想”and so on而被推到了至少两个五年计划之后。喂奶换尿布以及“妈妈经验交流群”啥的，大概都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
可怕的是，这颗硬邦邦的绊脚石确实把我绊结实了。不仅是绊，它其实更像是坨巨型陨石，挡在我眼前，康庄大道从此变成了死路一条。
偶尔会扪心自问，好像也曾有那么一次两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流泪反省过人生：到底要在这前不着北后不着南的地方呆多久呢？三年五年？十年还是？
尽管就个人喜好来说，我呆得还是非常愉快的，毕竟山清水秀、空气食品饮用水都是纯天然无添加，劳动人民像白纸一张，和小屁孩们朝夕相处又乐得无比。
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亲戚朋友同事，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校友、朋友的朋友的老婆、曾经看对过眼有意发展成交往对象的酒友茶友乐友、甚至过去时常帮我寄快递的顺丰小哥，都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你怎么还不回来？
突兀的是，这问题总是例牌开场白，但每次也总是随着我一句愣头愣脑的“……不知道啊”而被尴尬砍断。对方大概觉得这个人真是敷衍又无趣，既不念旧也不联络感情，一次两次下来，也就慢慢连问都懒得问了。
出来快十年，几乎把过去的人际圈撇得七七八八。其实我也并非有意，只是一来我实在是不喜欢也不擅长网聊；二来呢，确实身处的频道相隔太远，怕是就算多折个几层也太难重合，就好比说我看着朋友圈里的美妆美包美衣美食，他们也瞄一眼我发的猪猪狗狗母鸡兔崽子，彼此便连点赞也省了；最后，我想还是我的问题，我太冷漠，不懂社交，对人也没有倾诉欲，所有想得通想不通的都先锁到自己脑壳里死磕一番，向神祷告求解，最后试着写下来，拧巴的部分就被不知不觉松了绑。除此之外我也不大懂怎么将情感分配均匀，如今心思全部甩给了这些小屁孩，似乎对其他人事物，都越发有心无力了。
再者，我虽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回去，却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还不回去。
刚来东非的时候，我也有过可以被称之为理想的按部就班的计划，无非是写书这类能在一两年之内就出得来成果的目标。后来写是越写越多，画也画了不少，确实也有过不坏的机会自动找过来，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就会较劲似的想：想出成果？无非就是想出名。那么假如我尚未有料到可以扛得住名气所带来的折损，那么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呢。
这两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无论要作什么决定，都先把自己给大致问明白，问得明白的就动，问不明白的就收。这么一来，的确省掉了很多兴许会在将来后悔的麻烦事。
我曾经是个不论所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人，每次当事情发展到不好收拾了才开始硬着头皮懊恼，经年累月，估计可以写一本蠢人大集。这和什么跟不跟心走的没多大关系，蠢就是蠢。20多岁的时候人会说你真性情，到30好几还这样，就属于缺脑子了。
于是我问天问大地，可上帝有自己的时间表，所以很多时祂都沉默不语，让我安下心来学习“等待”。
等待的过程往往并不讨喜。你满心急切，怀揣宏图大略、不愿向岁月低头的硬颈和自负，棱棱角角锐利地伤人五百自伤一千、又不得不为日用的饮食而忧愁。但上帝却让你在旷野打转，一个五年又一个十年。像当年以色列人如何被带出为奴之家，在好不容易离开埃及后，他们竟抱怨起来：让我们回去吧，哪怕是给人当奴隶，受鞭打、被压迫，可是有肉吃啊！
我每次读出埃及记都暗自祷告：上帝啊，无论旷野再怎么蛮荒艰苦，都请让我永远不要回埃及去当金银财宝和美味佳肴的俘虏，最好连这个念头都不要有！
天父确实答应了这个请求，祂告诉我：好，你求的难得，那就在山沟沟里呆着吧，负人所不能负的轭，也坐拥人所不敢求的自由。
“但是”，上帝接着说，“不要轻看那些小子们，你为那最小的那一个所做的，也就是为我所做的。”
从那一刻起，我便心安理得了，无论喂汤喂饭缝缝补补擦屎擦尿，都甘心情愿地将时间给一秒秒浪费掉。
用浪费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刻薄”，但假如人戴一副唯物主义的眼镜来看，其实就是那么回事。
两年来，我参加了院里的四次葬礼。最小的6岁，最大的21，都是院里长大或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三个是因为艾滋病发，一个是因为车祸。其中有两个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已经挺长时间了，另外两个则真的算是突如其来。费钱费时费心机把他们养到大致懂事，说没有就没有了。
其实绝大部分定时定量坚持吃药抗艾的人都能基本无大碍地活到70、80，除了比普通人感冒发烧次数稍稍多点儿，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出来，但时而也有例外，突然药失了效，人就完了。可是不管有没有什么大病或是隐疾，生命难道不就是这样么？手脚完备身心健全的少年人欢欢喜喜出门去赶个集，也有可能被喝醉的货车司机撞倒。于是好一段时间院里都被某股灰扑扑的低气压掐着脖子，令人呼吸不大顺畅。
今年过年前在房间收拾东西，忙得焦头烂额，院里的少年们知道我要走，接二连三地跑到我房间，有的一声不吭闷着头帮我打包、悄悄瞥过头去擤鼻涕，有的动也不动地坐在床头、撒声哭得稀哩哗啦。他们不约而同地问了我一个大意相同的问题：在这种不可测又无法挡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究竟该怎么活下去呢？
这无疑是一个好问题，好到我无以作答。
其实不去想它的话，忙忙碌碌稀里糊涂地一辈子或许也就过完了，可假如你稍钻下牛角尖，去正视一下那无数次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及那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就必定会羞耻于自己的得过且过。至少我是这样。
不论如何，“后悔”总是最糟心的感受之一。因此我尽可能试着让那最小的一个都明白，无论英年早逝还是长命百岁、汗流浃背谋生还是凡事一帆风顺、富或穷贵或贱，都不要敷衍潦草地混掉自己的一生。
这两年多，我绞尽脑汁地想让少年们慢慢明白这个道理，毕竟人年纪没到的时候，总会误以为自己拥有挥霍放纵的资本。直到那一而再再而三的葬礼，突然间，道理似乎都自觉活过来，他们开始问、开始想、开始思考所谓生命的意义。
为了让这个很沉重的课题尽量显得不那么沉重，我想了个笨办法：趁他们最近放假得空，挨个带他们回去看看他们各自的老家。
这些村子有的近有的远，最近的步行半小时，最远的要搭面包车、换摩托车最后再走路进山，至少大半天时间。很多时候虽然花几个小时也打听不到一个远房亲戚，但他们左顾右盼，默默把那些破烂的小土房和光溜溜满地乱爬捡垃圾吃的小土孩看在眼里，回到院里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饭也吃不好，却总会在隔几天之后跑来敲门，对我说如出一辙的话：老师，我觉得上帝实在对我太好了，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有最好的学校可以上，又全部都是免费的。没父母的小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被选中呢？
为什么呢？我当然是答不上来，因为“恩典”这个东西，本来就让人难以想通。世界上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失智的早夭的衣不覆体的，还有那些经战火炮轰过后孤苦伶仃流离失所的，为什么非得是我四肢健全、衣食无忧呢？
而假如在这两重之上，再加一层“自由”，于我个人而言，就已经是无与伦比。就好像每次在印度洋里游泳，肆意在透明的咸水里左右前后翻腾，看珊瑚追鱼群，似乎是飞上了高天，没有边际。偶尔抬起头来瞄一眼远处的岸上，能看到末日来临大军压境似的建筑群，人们在那里忙碌奔波，奋不顾身地想要往上爬，最好是更上一层楼、高处不胜寒。便禁不住感叹：我何德何能，能够被赋予如此自由。
当然这只不过在我的字典里被译为“自由”，在很多人眼里，大概是粪土。有不少认识的人问我：天天泡在海里，你不怕皮肤老化、皱纹疯长，还晒成黑炭？
说实话这个问题从来就没在我概念里出现过。听罢，她们纷纷惊呼，表示20几岁就皮肤老化的话简直等同于去掉半条命。
看吧，有些人的轭，竟能成为我的自由。只可惜他们在大城市里欢畅淋漓的那份快乐，却也是我负不起的重担。
不论如何，这其实无关好坏高低，而只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每一种自由，都对应着一副镣铐。
年复一年，不埋怨不后悔就好。
（附：受李连科李局长、也是我亲爱的李叔叔写一写关于非洲我们孤儿院的小故事，是因为2016年李叔叔曾经和我的父亲和其他的几位叔叔和大哥们一起来这个孤儿院看我，短暂地待过一周的时间。在此之前，除了我以外，院里的孩子们并没有见过几个中国人，更不要说一下子跟六个中国人在同一个院子里一块儿生活了。更特别的是，撇去和孩子们一块儿玩游戏和单单地相处聊天的时间，李叔叔他们还给孩子们做了不止一顿正儿八经的“中国大餐”！因为食材有限，其实只是米饭、炖鱼、炒鸡蛋和青菜之类的家常菜，但尽管如此，对于整天吃玉米面和豆子羹的孩子们来说，那已经绝对是正儿八经的“盛宴”了……之后的很多年里，孩子们偶尔会问我：你的爸爸/那个白头发的爷爷/黑头发的伯伯/光头的叔叔/做饭很好吃的叔叔……怎么样啦？问他们好哟！
这次听闻李叔叔要把他在非洲的经历和故事集结成书，实在是既高兴又佩服，毕竟不仅是我自己，院里的很多孩子都会时不时想起和李叔叔他们一起度过的、那短短几天的难忘时光，我想，对于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来说，那一定是特别美好的记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