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的冯神英
作者：王礼贵
永胜实力青年女作家阿措的长篇小说《沧城》的发表，在丽郡特别是在沧阳的文学艺术界，犹如在平静的水面投入了一颗卵石，激起了层层涟漪，迅速地荡漾开去，掀起一阵阵阅读和议论的热潮，文学爱好者们争相购买，潜心研读，热烈议论，无不被书中三位女主人公命运遭遇、生存生活的传奇故事所感动，由此也使我联想到我们村里与其相似的冯神英。
在我们清河及附近乡村，稍微上点年纪的人群中，提到冯神英，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可算是咱们村里的名人或奇人。她之所以成其为名人，并非她学实丰富，满腹经伦，有惊世骇俗之言论；也非有雄才大略，惊天动地之伟业，而恰恰是因为她太平凡甚至卑微，且命途多舛。只是在社会的缝隙之中，生活的边沿之地谋生，有时甚至生活在急风骤雨，霜锋雪剑之中以求生存。然而就在这逆境中，充分地展示了她顽强的生存能力；坚韧的秉性，豁达的生活态度，巧妙的生存智慧，以看似柔弱的身躯努力绽放出了生命的火花，活出了一个起伏跌宕，丰富多彩的人生，以特殊的形式存在于当地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谈之中，时常引发人们的感慨和钦佩之情。
冯神英本不姓冯，是姓胡，出身于三川章斐一胡姓大户人家，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自幼聪颖乖巧，善良贤淑。早习诗书礼教，擅长女工，乐于经商。成年后按当时的婚姻习俗，选择清河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之子冯有翼结为伉俪，遂改夫家姓，取名为冯神英。但远村近邻却只习惯于免去冯字，单叫她为神英，似乎“神英”二字更能显示和概括她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
神英嫁到清河后，郎才女貌，家庭殷实。神英又聪明贤惠，灵活机巧，善于持家，精于待人接物，家庭生活充满了欢笑和阳光，博得众人的羡慕和称赞。若长期以往，本应过得风生水起，奢靡风华，幸福绵长。谁料天有不测风雲，人有旦夕祸福，神英连生三四个孩子都先后无故夭折，无一长大，人们逐渐投于异样的目光。冯有翼因此悲观失望，精神萎靡，进而吸食鸦片，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时值解放前夕，兵荒马乱，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造成精神压力过大，因而神情恍惚，病情加重，不幸英年早逝，丢下了神英和年仅一岁多的女儿招娣，成为孤儿寡母，冯家的天瞬间轰然倒塌，幸福生活一落千丈，人们也随之投于可怕而歧视的目光，以为她有克夫克子之嫌。她从大户人家的媳妇，瞬间演变为寡妇，首次遭遇到了人生的重大变故，初尝世事的艰辛。
面对种种压力，神英知道，唯有坚强。她忍着悲痛，擦干眼泪，安葬了丈夫。为力挽家道中落，她勇敢地直起腰，以弱小的身板，独立地撑支持起这个大家庭，坚守着冯家的基业。看着瘦弱的女儿招娣。她深刻地意识到，保住这根独苗，为冯家延续香火将是她今生今世的唯一使命。女儿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是她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也是她生存下去的理由和动力，不管千难万险，不惜拼尽自己的一切，也要为之而奋斗。她里外一把手，含辛茹苦，努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冯家大院，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那个弱小的生命。
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随之划分阶级成份，明确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冯神英家那么大的家业和土地财产，毫无疑问地划成了地主，冯家大院及其所有财产一律被没收。神英在寡妇的基础又多了“大地主婆、四类分子”的称号，成为了被专政和监督改造的对象，甚至被关押。
当我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清河第三生产队的保管员，我每天都跟随父亲到队房保管室去值守，看守集体财产，照顾队里的大牲畜。队房分内外两院，内院就是冯家大院改造而成，外院西边是一排畜厩，东面是稻草堆，南面是大门，门外是碾磨沟和通往大安到丽江的马路。神英母女俩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就被安置在队房大门左边两小间不到20平米的土房内居住，低矮，简陋，类似畜厩。她家门外连着大路有约十多平米的三角形空地，也算是无围墙的院子吧。
那时的神英已经五十岁上下了，虽说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但决不是瘦骨嶙峋，弱不经风的林黛玉似的样子，反而是宽额大脸，下巴圆润，体态丰盈，慈眉善目的富态像。虽身着破衣烂衫，却也很有几分影视剧中那些富家老太太气质。其女儿招娣大约八九岁，衣服破旧，看上去有些羸弱，虽貌不出众，但聪明伶俐，成熟灵便，很懂事的样子。因我每天晚饭后都到队房去，常跟小伙伴在队房及她家门前打闹玩耍，相互每天见面，很是熟悉。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政治空气比较浓，“地、富、反、坏、右”定为四类五类份子，是专政的对象，要进行监督改造。“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按照要求，要随时召开社员大会，对他们进行批斗，或由民兵营长，大队治保主任定期给他们开“训话会”，还时常在机干民兵监督下从事各种义务劳动，冯神英自然每次都名列其中，首当其冲。然而无论是训话和批斗，还是义务劳动，神英虽内在刚强，但都表现得非常柔顺，叫跪则跪，叫站则站，委曲求全，从不与管教人员或群众对抗斗气，因而相对于其它人员被打骂的次数要少得多。
记得有一次，我们读小学五年级时，星期天节假日为了帮家里多挣几个工分，几个年龄大小相仿的伙伴去找队长要求安排工作。队长沉思片刻后说:“现在队里的基本口粮是按人口分配的，但有几个地主富农他们整天躲在家里干私事，不出工，等着贫下中农苦来分给他们吃，你们几个革命小将说说给合理？”我们齐声说：“坚决不合理！”队长大手一挥说道：“好！今天就派给你们个任务，去把冯神英、老雷头……他们几个戒着和你们一起去背粪，任务完成得好，就每人给你们记五分工分”。我们大声答道：“好！”就勇气十足，兴高采烈地分头行动。不一会儿就把三四个闲散在家的老人押来队房，和我们一齐背粪。冯神英每次虽然背得不多，但态度温和，总是面带微笑，还不时提醒我们不要跌着摔着，合适点背，不要伤着腰，不然老来受罪。而老雷头则不然，他本是大安橡子坪的地主，因他唯一的儿子雷春友来我们村马姓地主家入赘，就跟儿子来我们村生活。他从小很少干活，年龄也偏大，长期闲居在家不出工，我们戒着他背了几转后就坐在田埂上赖着不动，我们催他干活，他就大声骂道:“我干不起，我干得起的是早就干克喽！你们这些报应崽短命，你说是长命了么，老子恭维！”于是我们就把他抓去见队长，说他攻击谩骂革命小将，当晚就召开社员大会，遭到严厉批斗。
在当时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处于恢复建设时期，生活十分困难，所有百姓都工作任务繁重，完全是凭劳动力挣工分吃饭的时代，物资也非常匮乏，一切生活必须品都是由国家按人头计划供应，几乎没有商品意识和商品概念。
若论拼劳力，冯神英则处于绝对弱势，她从小未干过重体力劳动。要像别人一样上山砍柴，下河挖泥，割草积肥，挑土担粪，还要过称按斤头重量挣工分，她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即便每天不停地去卖力，也只能挣到别人一半左右的工分，且收益也极低，每十分工分年终分配不到三角钱，这样下去，她将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养活自己的女儿。然而她脑子灵便，有经商的天赋和经验，能在习以为常的平凡生活中敏锐地找到商机，在所有人争先恐后，热衷于拼命挣工分数，以工分论英雄的时候，她却扬长避短，悄悄地把心思和精力投向做生意赚钱，当然她也深知这种做法是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策要求是相悖的，无异于火中取栗，风险是极大的。但为了生存，为了养活女儿，她也只有大胆地冒险一试。
当时是每十天一个金官街子天，每到街天，四面八方的村民都要带着自己富余的农产品到街上交易，购买自己所急需的生活必须品。神英家门前就是西山大安乡群众通往街上的必经之路，每到街天，天不亮大安人就人背马驮地带着山货土特产品涌向金官街，整条路上人马川流不息，这为她做生意提供了机遇和方便。她及早起床站在门外路边，面带微笑，悉心观察过往的人和商品，频繁地搭讪问话，看到合适的山货，就伺机趸买下一些。诸如麻皮、麻籽、核桃、香油、野生木耳、磨菇等等，只要经济实用又有利润空间的她都买，买下后，有的适当加工，有的适当储藏一段时间，待缺货涨价，便分散拿到街上去卖，以赚取差价。逐渐与大安人熟悉后，她就联系大安可靠人帮忙收购一定数量适销对路的产品，利用非街天或晚上送到她家进行交易，尽量避免白天在路边收购货物，这样既扩大了生意数量，也不见眼道，这样过了不长时间，人们就逐步感到她家虽然重体力干得少，工分也少，但日子却过得比别家相对宽余了起来。
不久，全国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冯神英自然是首当其冲，曾不止一次被抄家没收。其中有一次，大队上派机干民兵对她家进行抄家，几个民兵拥入她家，小招娣吓得大声痛哭，并摁住货物不让拿走，民兵正要发怒，举手欲打，神英一下扑在女儿身上，张开双臂用身体护住女儿，大声喊道:“让他们拿！让他们拿！”二十来平米的家里，什么都藏不了，不一会儿功夫，民兵们就从她家里抄出了所有涉嫌“投机倒把”的物品，不仅没收充公，还将部分东西挂在她脖子上，再带上高帽子，上书“投机倒把分子冯神英”，然后进行游乡游街示众。沿途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到了街上才看到不止清河，整个三川各村社都开展了同样的行动，神英因此又多了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头衔。
游行结束，民兵将她押送回家。只见冯神英瘫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喘气，一群小孩子还在围观，只见她面无表情，既没有愤慨，也没有悲伤，更没哭天喊地痛哭流涕。只是神情呆滞木然地瘫坐在那里，女儿站在一旁，看着母亲无声地流着眼泪，其景象令人揪心，那时那刻不知她内心是思绪万千还是真的平静如水。但我知道的是她家已再一次变得一无所有了！我幼小的心灵隐约感受到了人生的险恶和生活的不易，在设想，这些事如是发生在我们家，该怎么办，将何以应对？因而也触发一丝酸楚，不知她母女俩将如何过下去。
我的母亲和冯神英年龄相仿，都是女能人，惺惺相惜，私交甚好。当晚我见母亲撮了两碗米，切了一点腊肉，用纸包着揣入怀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她们家走去。
生命需要延伸，生活还得继续，冯神英没有就此躺下，收手不干，没过几天她又重操旧业，只是没有了本钱，但她偏有人预想不到的办法。她打起精神，在门前摆上两条凳子，挑来两桶马家龙井的清泉水，放上一个葫芦瓢，佯装方便大安下山的赶街人歇气喝水，实则伺机赊取货物。大安人天不亮就负重下山，到此已是人困马乏，又累又渴，也有的原本就认识她，见路边有坐处有水喝，也就歇会儿，冯神英就热情招呼喝水搭讪，乘机协商赊下适当货物，有的是处于背不动减负，有的出于对她的信任和同情，还有的家中事忙着返回等，也就将货赊了些给她，约定下一个街来拿钱，她也迅速将货出手，按时把钱给人家，从不失信。就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金。
为了以防不测，她把生意做得更加巧妙隐蔽。渐渐地她不再当众在路上收购货物，货物也不再全部装在狭小的家中，而是分散到外村其它熟悉可靠人家，也不再到集市去卖，而是利用闲暇时和夜晚走村窜户，按照需求和约定，把货物直接送到农户家中，或上门收购，现收现送，减少钱财货物的存放时间等，这样即便再抄家，也就抄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在做此过程中她又不断了解发现了新的商机，比如松坪、大安等山区民族茶瘾重，酒瘾也大，凭证供应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而坝区小孩多大人少，经济困难的人家又有结余；山区人口多发放的布票有结余，而坝区结婚讨媳妇的人家布票又不够等等。她就在茶、酒等紧缺物资供应价的基础上加点价收集起来转给山区群众，或卖钱，或换取山货布票等，又转手卖给坝区需要的人家。总之哪里有货就跑哪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送。这样她既有效地调节人们生活的盈缺，又赚取了不菲的利润，还轻松不见眼道，同时还结交了不少的人缘，拥有了广泛的信息来源，又进一步发现了更多新的商机，也没人知道她生意到底做得有多大多广。当人们还在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埋头挣工分，足不出村时，她已悄悄地走出了村，走向整个三川，甚至松坪大安，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到处都有熟人朋友了。
通过她几年的辛勤经营，加之女儿也长大成人，成为了非常能干的全劳力。表面看仍是破房陋屋，破衣烂衫，粗茶淡饭，实则家底已逐渐殷实，日子早已过得宽松了。有时社员在队房门口等待分工干活或休息时，她还会拿出一些当时稀有的东西与大家分享，时不时还给在门前玩的小孩几颗糖果零食啥的。
尽管社员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分得粮食，但每年总有一个来月缺粮，俗称“六荒七月”。农谚说:“田里稻谷懒黄，人已饿得饥黄。”这时大安山区的洋芋刚好成熟，又缺大米，冯神英就通过她做生意认识的可靠熟人，联系大安人几十匹牲口把洋芋驮到队房前来换大米，一般一斤米可换三斤半到四斤洋芋不等。他们先把洋芋按需要称给各家各户，只用小本子记下数额，待秋收结束，新米出来才来按比例收取大米，双方自觉自愿，相互信任，互不相违。村民称到洋芋既当粮又当菜，维持着就度过了六荒七月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随着各项政策的重大调整，开放搞活宽松新政措施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清河也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冯神英更是如鱼得水，虽年近七旬，确老当益壮，精神焕发。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本和丰富经验，利用广泛的人缘关系，甩开手脚放心大胆地干，生意的涉及面更宽，范围更广，赚的钱也更多，人们又逐渐改称其为“神英老板”。其招赘的习甸女婿吴绍礼，精于木工手艺，为人忠厚诚实，不计得失，获得众人称赞，在改革后的农村起房造屋中大显身手。短短几年她们家就彻底摆脱贫困，走向了富裕，盖起了崭新的楼房，宽敞的庭院，种满各种奇花异草。
七十岁以后，冯神英不再大力做生意，而是利用积累的资金做起了小额的民间借货，赚取适当的利息，支持帮助那些起房造屋，创业做生意，短期资金欠缺的人们，还无偿地传授经验，资金数额虽不算很大，但多年来也解决了许多人的燃眉之急。
到了晚年，女儿女婿及孙子，深知她一生的辛劳和不易，对她百般孝顺，悉心照顾，衣食无忧，她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直到安然离世，享年九十二岁，成为村里少有的高龄寿星。冯神英的独生女儿招娣，勤快懂事，六七岁已帮忙做饭，十一岁出工做活，在新时代的浪潮中锻炼成长，各种农活麻利熟练，精于厨艺，乐于助人，以能干友善乐观受到乡邻的称赞，还非常重视对三个子女的培养教育。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工作安家，家业和美；其子高中毕业后，通过函授大学深造，长期投身丽江文旅行业，已跻身"金牌导游"之列。闲时以诗书自怡，常于雪山朗月间捕捉灵感，时有散文诗作见诸文艺报刊，聊慰羁旅之思。
冯神英的一生，从富家大小姐——投机倒把分子——老板——到高龄寿星，风霜雨雪，跌宕起伏，充满了坎坷和艰辛。面对无情的打击，人格的侮辱，经济的极度贫困，生存的危机，她弱小的妇女之身似乎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凭借自己的聪明勇敢，坚强和智慧，勤劳和善良将自己平凡的生活谱写成了不平凡的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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