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严修和李端棻在贵阳的教育改革实践

光绪年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挽救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清廷被迫宣布改弦更张，推行“新政”，改革传统教育被列为“新政”的重大内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通谕全国：“除京师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察，认真举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由此拉开序幕。贵州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历史性探索到近代化教育启动的过程。而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严修、李端棻等人在贵阳的教育改革活动。

严修创办官书局和改革学古书院。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直隶天津人。自幼勤奋好学，同治九年（188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严修奉命到贵州担任提督学。严修在黔期间，关心民生疾苦，改革传统教育，剔除士林积弊，积极倡导新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启了贵州教育改革新风。

严修在贵州的教育改革实践主要有：

创办官书局，传播新思想。为了解决贵州士子读书读报难的问题，严修无偿地将自己从京师带来的14大箱共100多函书籍，全部存入省城书院供生员阅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修捐官俸1000两，创办了贵州官书局（附设于资善堂内），聘请绥阳举人雷廷珍为书局董事。严修以天津书局编印的《各省官书局书目》为指南，所购图书以经、史、子、集等传统书籍为主，也购进少量自然科学书籍和维新人士的著作，如《几何原本》《算学启蒙》《算法须知》《书算》《代数术》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以及指导学子如何读书的著作，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輶轩语》，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后，严修对购书计划进行重大调整，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为参照，侧重购买数学、格致（即物理、化学）、医学、天文、地质等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以及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图书，如李提摹太的《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魏源的《海国图志》，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在上海发行后，严修立即提议以资善堂官书局为该报在贵州的发行处，使贵州士子有机会读到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主的《时务报》《申报》等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报刊。官书局的创办，为贵州引进新书刊，传播新思想提供了方便，对贵州士子开阔视野、活跃思想、转变学风，产生了积极影响。官书局集采购、刻印、借阅、指导为一体，将李端棻等维新派设立藏书楼的设想化为具体实践，雷廷珍《南书院誓学碑》记：“实开都中强学会改官书局之先，黔士遂广沐其泽”。

改革学古书院，培养新式人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严修在贵州部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对学古书院（原正习书院）进行改革。从全省各府、县学生选调40名高材入院，进行分斋讲授。在课程设置上除传统的经史外，增设时务、数学、英文、格致、地理等有关西学课程。严修亲自拟定《学古书院肄业条约》，要求书院要发扬中国儒家人文主义的教学传统，并提出32字的箴规指导学生学习中西文化：“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世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为了让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了解维新运动，严修为书院订购了数十份《时务报》和《申报》，又委托自己在京津的亲友，购买几十种中西图书，供生员阅读。经世学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三十日开学，比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还要早半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严修特聘黔中宿儒，绥阳举人雷廷珍（字玉峰）为院长，主讲经史。又聘请“前后居洋十年，通制造”、熟悉欧美各国情况的祁祖彝（字听轩）担任英文教习，聘“颇习洋文，通算法”的贵筑举人郭竹居到书院任算学教师。从政之余，严修常常到学古书院或为学生批阅作业、课卷和杂作，或为学生答疑解惑。

由于严修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使贵州士子始知“除旧的八股、试帖外，还有新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广阔眼界”，促进了贵州知识界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接受和传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贵州近代第一个向传统陋习挑战的全省性组织——贵州不缠足会成立，其中18名发起人中的3人黄禄贞、彭述文、陈廷策都是严修的学生。在严修的影响下，贵州出现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乃至革命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他们活跃于近代贵州的政治舞台上，推动了贵州近代历史的发展。如雷廷珍在贵阳创办“黔学会”，宣传维新变法；吴嘉瑞在贞丰创办“仁学会”，主要研究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杨希邵在“仁学会”中宣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讲授代数、几何。参加听讲的青年数十人，后来大都成为贵州自治学社的骨干。

经严修培养或选拔入学古书院肄业的学生，后来大都有所作为，如唐桂馨中进士后，任清朝度支部主事；钟昌祚，字玉山，后入武备学堂，曾留学日本，任贵州自治学社社长，政治学堂堂长，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张寿龄、熊范舆等人，都曾经是贵州近代军政界和经济界的活跃人物。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贵州学生在严修“教育兴国”的思想影响下，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如毛邦伟，字子农，遵义人，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女子高等学校校长；乐嘉藻，字彩澄，黄平人，后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参加撰修《贵州通志》，著有《古代建筑学》；周恭寿，字铭久，曾留学日本，后筹建贵阳官立两等小学堂10所，任贵州教育厅长、贵州大学校长，毕生致力于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尹于忠，字笃生，贵阳人，曾到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为贵州培养了大批近代教育人才；姚华，字茫父，号重光，成进士后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著有《书适》《小学问答》《弗堂类稿》等，书画尤为时流推重，是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和教育家；黄禄贞，号干夫，安顺人，曾任省立中学教员，后创办算学馆、达德学校，是贵州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还有曾任贵州大学堂教员、模范中学舍监、复旦女学校长的陈钟浚；创办时敏小学的顾定基、徐天叙等，他们都曾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严修在贵州扫除科场积弊，大胆改革旧式书院，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打破了贵州社会的封闭和落后，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严修缷任以后，贵州知识界曾赋诗赞誉其对贵州教育的积极贡献和深刻影响：“经师而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此当为定论。

李端棻（1833-1907年），清末维新派，字苾园，贵州贵筑（贵州贵阳）人，同治进士，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等职。典试广东时，赏梁启超才，将从妹妻之。“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戊戌政变后，李端棻被撤职查办，“匹马秋风出帝城”，发配新疆，中道滞留甘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还原籍。李端棻虽科举出身，但思想开明，善于弃旧纳新，他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他深刻认识到时局危急，民生多艰，中国要变法图强，关键在人才，而传统教育阻碍了新式人才的培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李端棻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列举了旧式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当时形势对新式人才的迫切要求，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提出大学、中学应互相衔接和划分专业；官府还要做好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5件大事。

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吹响了摧毁传统教育的冲锋号，后来的历史证明，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不仅成为百日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而且实际上也是“新政”时期清廷改革传统教育的指南。《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记：“其请自京师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则后来停罢科举，专注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府州县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自二十者入学，则后来各府州县两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自学选诸生二十五岁以下者入学，则今日各省中学堂之办法也；其请立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则后来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分斋讲习，等其荣选，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则后来学部考试京外各学堂暨出洋留学毕业生与举贡、殿试以进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也。其请设藏书楼，则后来开设图书馆之办法也”。可见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实为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发端。

戊戌变法时期，李端棻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并积极参与策划，屡上奏折，提出许多改革时弊的方案。百日维新中，李端棻被光绪帝任命为礼部尚书，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又内定为懋勤殿首席参政，与康有为、梁启超、徐致清等一起议定新法，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戊戌政变失败，李端棻虽遭受重大打击，但仍然坚持其变法维新之志，回籍以后，利用一切机会，传播新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延请其主讲经世学堂时，李端棻曾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意愿：“帖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任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摊皋比位，起点何如定太平”。认为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萌芽新政一定会继续推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他慨然以开通风气、导引后进为己任。在经世学堂担任主讲期间，除“按月两开讲演，教以立身敦品根砥之学，备他日朝廷器使”以外，还以“卢梭论”“培根论”为题目，阐述西方民权和自由思想。因此，人们将李端棻视为严修之后又一位在贵州知识界传播文化，宣传新思想的教育家、思想家。

“新政”开展以后，李端棻认为时势多艰，需才孔亟，“兴学育才，尤在得师”，贵州要摆脱贫困落后，必须从改革传统教育着手，而要发展新式教育，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新学”师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创办，为贵州近代师范教育培养了第一批人才，也为贵州传统教育的改革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为了推进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端棻与贵州名流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将贵阳府中学堂从北书院迁到雪涯洞，改办为贵阳中学堂，新建校舍，改革课程设置，扩大招生范围。次年，改名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贵阳一中前身），是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李端棻除了尽力捐资办学之外，还不顾年迈体衰，常常到贵阳各学校巡视办学情况。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李端棻病逝。“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将自己多年积蓄的1000两银子捐赠给公立中学堂，作为办学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捐资捐助。其心系公益，谊笃桑梓，乡人至今犹称颂之”。李端棻逝世后，梁启超亲自撰写墓志铭，康有为写下了情辞凄婉的祭文，歌颂这位为救亡图存而在中国教育改革之途上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的先贤。

此外，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曾支持贵阳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张之洞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关心和支持严修对旧式书院的改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严修改革学古书院，设置西学课程。因贵州缺乏算学人才，于是电请张之洞代聘通微积分者赴黔任教。张之洞知悉后，很快为学古书院送来算学人才郭竹居。郭竹居（字广文），荔波籍，贵筑举人，其父任兴义府学教官时，张之洞曾往授业。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将郭竹居调到幕府“使充水陆师学堂稽查，兼教习汉文”。郭竹居聪敏好学，在外地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长期跟随张之洞接受洋务教育，思想开明，学兼中西，尤精通数学，曾著《勾股细草》《代数细草》《张文笺注》等书。张之洞派其回黔任教后，严修非常欣赏，称郭竹居“颇习洋文，通算法”，“于中外情形，泰西学术大略能言之。黔中有此人，庶几一开风气乎！”在郭竹居的执教下，学古书院的数学水平大为提高，与外省同类学堂不相上下。

在严修、李端棻等维新人士的推动下，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始在贵州广为传播，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贵州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为清末贵州传统教育的改革提供了社会条件。尽管清末教育改革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是传统教育制度的废止和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初步建立的重大标志，作为贵州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历史地位应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