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李端棻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仁知）
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直接策划者和领袖人物…
光绪皇帝 李端棻 梁启超 康有为 谭嗣同代表新兴集团，对于终结旧的文化教育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观念 、新方法 、新教学对于旧教育体制的批判和厄杀，今天的中国用真实无比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当初的做法是无比的正确和无比的成功！新教学的重要内容，还得从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开始…
1840年，李端棻才只有7岁的时候，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
有着2000年封建帝王制文化的大国，怎么就被几千人组成的西方集团硬是打得找不到北了呢？不是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吗？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有着四亿人口的文明大国，被人家打得抱头鼠窜，到底谁是强龙？谁又是地头蛇？
人家不仅敢烧了你的“皇家园林”，而且还敢逼着你割地赔款，你还不敢反抗!
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都在寻找答案！
随着李端棻一天天的长大，他也加入了思考这个问题的队伍。
他思考来考虑去，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是文化上出了问题”！
“是教育上出了问题”！
我们先从文化上的问题说起，我们在这两本书中把这个有问题的文化称作“天子之说”。
大家都知道，皇上在大殿上称自己为“真龙天子”！是天上飞的真龙，可金口玉言，哪怕说错了做错了都无可厚非 都无可更改!
请问：几千年的时间里，谁亲眼见过真龙？真龙长什么样？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但大臣们不管对与错，是与非，又立马在大殿上高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问：谁又活到过一万岁?
这不又是一个无稽之谈?
这两个无稽之谈不是在明目张胆的相互“欺骗”吗？
你们敢在大殿之上，在国家权利的中心，就敢滑稽的相互欺骗着。而且一欺骗就欺骗了几千年，那还有个好哇！大家不会学呀？上行下效，到了下面，谎言更多…
“无奸不商、无毒不丈夫”的奸商文化更是充斥着整个社会！并且泛滥成灾了。
说话办事 ，为人处世，每个人处处都遵行着“无奸不商”的处世法则。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虚假、敌对和没有信任感和没有安全感的恐惶”中进行着，根本没有凝聚力！这样的国家 人家不打你打谁？打了你 你又能拿什么去抵抗？是精神力量还是物质力量？！
李端棻把这些问题考虑成熟的时候已经是官居二品，同时也是光绪皇帝所信懒的老师。他就用这些思想和想法去启迪和引导光绪皇帝。
当光绪皇帝听懂了的时候，在李端棻的心里也随即地悟出了一个问题。
即：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在什么时候都要说实话，办实事。
只有说实话办实事才能兴旺发达并长足发展，子孙们才不会相互的欺骗和相互的伤害，才能有立足之地！
于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他的脑子里就诞生了。
他又想：再到了一个家庭里，男尊女卑，女人卑了不算不说，还得把他们的双脚捆得死死的，捆成了“三寸金莲”，变成了人为的残废！
捆成了残废不说，连站都站不稳，连路都走不稳的人，但沉重的家务必须得干，生儿育女的任务必须得完成，这是当时的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
再看教育层面：科举取士，考上来的人全都只知道读八股文和写贴括文章，连算盘都不会打的人多的是。
你们再看看现在的考试，9门功课，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相当于是“全才”。
那些科举考试考上来的文人们，他们当了官之后就只知道自私自利、贪污腐败、 卖淫嫖娼等坏事干尽，并且还好像是合理合法的。
你说像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才，人家不打你 打谁？
当李端棻看出来了我国当时在文化教育和人文方面都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站出来了，他开始引导光绪皇帝，并上奏了《请推广学校折》的奏折。
他想：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文化，一定要改变这种教育方法。不改变已经不行了！不改，中国就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当时的中国是割地赔款的单子一单接一单的签！
中国到底还能签多少单？！
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是长枪大炮！但我们的长枪大炮在哪里呢？在这种文化里，在这种选人才的方式方法里能教得出会造枪造炮的人才吗？
于是他就有了“变法维新”的念头，于是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更深层的开导光绪皇帝变法维新！用皇权来推翻一切旧的教学方法。
试想：如果没有皇权的介入，谁推翻得了旧的教育方式？那些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经营了两千多年了，朝代更改了无数次，但那一套治国理政的体系从未有人撼动过！
可见，要想改变旧文化的难度有多艰难！！
他是知道这种难度的，弄不好是有杀头灭九族的风险的。但他没有退却，他带着他的堂妹夫及学生梁启超他们一起，誓死也要用一个全新的“新”字来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现存的世界。
后来的新文化的新字，乃至于“新中国”的新字都是从维新变法的新字中领悟出来的。
在《维新变法》那一年，也就是（1898）戍戌变法那一年，在变法的103天时间里，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京师大学堂”、“武汉大学”、“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 南开大学”和无数的中学，小学…
那些学府如今都是“百年学府”。
为什么《维新变法》仅仅只有103天的时间，就能办成那么多的新学校？这么的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的想法是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心声，目的是要救国图强！要把下一代教育成救国图强的中流砥柱！他的心思大家都懂。
所以他们一提出来要把旧学变成新学，大家奋力追从。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孩子的送孩子上学。
他们知道，割地赔款的中国需要新学校，需要新文化，需要新人才。
现在有人领头干，豁出去了，大家一条心的干！
就这样，在103天的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各地的大、中、小的学校诞生了几千所！
由于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戍戌变法失败了。
戍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发配新疆，梁启超 康有为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谍血菜市口。这些悲剧的发生，丝毫没有挫伤他们的锐气！
梁启超在日本坚持创办《新民丛报》并发往国内。
他在《新民丛报》中用大量的救国图存的文章来唤醒有志青年，让他们立志走上救国强国的道路！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就是拿着《新民丛报》的报纸去教育和启导青年毛泽东的。
李端棻在发配新疆的路上，慈禧太后也在逃亡的路上悟出了李端棻的好，悟出了李端棻要办新学确实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于是立马下旨特赦了李端棻。特赦时李端棻还在发配新疆的路上。他被特赦后回到贵阳的第一件事就是还要办新学，还要办新学校，办好后还要向全国推广：
他要把他们规划好的去改变旧学、创办新学的蓝图 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现在的贵阳学院、 贵阳一中、师大就是最好的见证。
这些新式的学校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为中国培养出了无数的尖端型的建设型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他们是在无声地证明着李端棻那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这是他对中国的第一贡献。
第二贡献就是创建“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他的《请推广学校折》里就有阐述的现在还在沿用的九门学科，此奏折现在就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可查阅。
折子上还提出办学就要建“藏书楼”。巧得狠的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走出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和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毛泽东，这是第一根线。
第二根线：是他发现和培养了梁启超，梁启超又培养了蔡锷，蔡锷又培养出了朱德。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师生关系。
朱德本来和毛泽东是不相识的，但他们俩却能在井冈山胜利地会师！并且能肩并肩地一起完成新中国的创建，为一穷二白的中国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
朱总和毛主席的相知相遇应该不是一种巧合，应该是一种认知与信仰的共鸣！
在他们的信仰里就是要完成国家的强盛，不再受外虐欺凌和侵略。让子孙后代都能昂首挺胸地做人！
做一个有情怀、有责任、有勇气、有担当的中国人。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很能说明他们的信仰和目标高度的一致：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都是全球第一。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还在摇头晃脑的读八股文的话，还是在帝制统治我们的话，还是在用科举制选用人才的话，能有我们今天的成就吗?
请问：
梁启超和蔡锷将军等人发起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大不大?
没有帝制的中国才走向了空前的繁荣。
李端棻是梁启超的老师，
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
蔡锷又是我们朱德老总的老师。朱老总也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追根溯源，李端棻才真正是新文化的创建者。他理应得到历史的尊重！子孙后代的尊重！
帝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最终的结局是列强打进来了，连皇宫都被抢了。
中国共产党才创建了一百多年，就已登顶世界之巅，这就是人类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第一梯队的人就是李端棻、光绪皇帝、梁启超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就是第一梯队的“中国梦”！
现在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感叹号！！！
他的变法维新中的那个”新”字，没有把中国带偏离半分半毫的偏差，成功地落地了，并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屹立于世界之巅！
《线装书局》出版社是国家级的重点出版社。我们的这套书，本来报上去的是《李端棻与梁启超》《梁启超与蔡锷》的书名，但出版总暑批书号给我们的时候，却给了我们的是《教育兴国 ：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这个题目。
“教育兴国”这四个字在这两本书题目上的耀眼存在，就说明国家已经承认了李端棻对历史的贡献和历史的功绩，也说明我们用真实的数据和真实的故事成功地“还原”出了那段历史。公道自在人心，我们用“公道”两个字把李端棻等先贤定位到历史的“功劳薄”上面了。那是他应得的“尊容”！
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模式，到《戍戌变法》后结束，整个中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了。
而现在呢？
是人人读书、家家受益。
宇宙飞船成群结队地上天，嫦娥号飞船几次登月，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这么的发达，这就是拜李端棻他们的废除旧学创办新学的教学改革所赐呀!
那么我们这些受益者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他们不图我们回报他们什么，只希望我们这些后代过得有尊严，只希望我们有责任有担当，与他们一样，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勇敢地站出来，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都要为国家 为民族勇挑重担！尽早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他们为我们创造的“精神财富”！
近日，在《线装书局》出版发行的纪实文学《教育兴国 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上）（下）集全套并带光盘， 已经在拼多多APP上拼单网售。
你只需打开拼多多 搜索”教育兴国 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 就出来了…
在此套30多万字的书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拉开了教育兴 国家兴，教育强 国家强的大幕！
真是：
最美人间四月天 线装书局出新篇
百年征途强国路 先贤智慧书中现
教育兴国废旧学 一脉相承薪火添
破旧立新红旗展 端棻文化永世传
《教育兴国: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 贵州人李端棻的当代价值》（秦仁智）
近年来，贵州省大力打造的“多彩贵州”这个品牌，获得了很大成功，让人倍感希望和振奋。然而，“多彩贵州”在一些人的眼里就是“唱歌跳舞搞旅游”，缺乏高品位的文化内涵。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红色”(热情)
“绿色”(自然)、
“白色”(祥和)、
“黑色”(丰厚)、
“蓝色”(创造)、
在“红色”(热情)的多彩之中，本身就包涵了“文化贵州”的内容。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贵州人民用行动诠释伟大的抗战精神，王若飞故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镇远和平村旧址、湄潭浙江大学旧址、黄平旧州机场、贵阳图云关等文物遗存，实证着红色沃土的天下情怀。
贵州，积淀了厚重的抗战记忆。
忆往昔峥嵘岁月，106年前，巴黎和会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特权的决定，深深刺痛国人内心，由此引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而点燃五四运动第一把火的人是贵州女婿梁启超，他也是贵州人李端棻的堂妹夫。
1919年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黔籍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
5月4日大游行，黔籍学生赵伯愚冲入卖国贼曹汝霖住宅，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的历史壮举。刘琪、黎又霖、陈永锡、谌志笃、葛天回等黔籍学生成为五四运动骨干。
黄齐生、王若飞、周逸群、田君亮、谢六逸、刘方岳等黔籍留日学生纷纷辍学归国。贵州青年邓恩铭积极参与建党伟业，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到了希望。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贵州青年林青远在上海抗日救亡，后回黔创建地下党组织，抗日的呼声响彻乌蒙大地。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第19路军黔籍将领滕久寿壮烈牺牲，留下“我辈军人，负有保国卫民之责”的誓言。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扩红上万人，后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敌后，王若飞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黔籍官兵组成的第八十二师、八十五师、一〇二师、一〇三师、一二一师、一四〇师、新编第八师、新编第二十八师、独立第六旅、预备第二师、贵州补充师，浴血正面战场。一〇二师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以及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累计牺牲12000多人，事迹震撼国人。
1944年滇西反攻，以黔籍将士为主的第八军攻克松山阵地，全歼日第五十六旅团。此战震动日本天皇，彰显了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力量。
1938年到1941年，日机轰炸贵州38次，仅贵阳“二四轰炸”就造成2000余人平民伤亡。1944年11月底，日军侵犯贵州荔波、丹寨、都匀、独山、三都，造成近3万人平民伤亡，史称“黔南事变”。“沙陀”“筑光”“合群”“社座”等群众团体积极发声，《新华日报》宣传抗战，黔贵大地从军报国者达70余万人，为抗战修路架桥建机场等投劳1200多万人次，接纳安置沦陷区难民76万余人。驻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门诊救治平民200余万人次。晴隆二十四道拐、乌江航道成为抗战物资转运生命线。
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文教卫生机构纷纷入黔，文澜阁《四库全书》完好保存在贵阳北郊地母洞，中华文脉得以赓续传承。
镇远和平村收容改造日俘600余人，反战力量进一步壮大。
“一切为了抗战胜利”，是那个时代贵州人的座右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值得我们永远牢记、永远传承，并在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发扬光大。
当贵州先贤的背影在我们眼前一一闪过：
尹珍、王阳明、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丁宝桢、李端棻、张之洞、严修、黄齐生、王若飞、谢六逸、周逸群、田君亮、刘方岳、蹇先艾……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天下谁人不知。
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贵州的女婿。
是谁识拔梁启超？这个人就是贵州人李端棻。
在今天，我们提及李端棻与梁启超，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梁启超天下闻名，而李端棻因我们过去少有宣传而不为更多人知晓。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梁启超成名得于李端棻的识拔。
借助于梁启超的天下闻名，会让更多人知晓李端棻。
如此互动宣传，相信多彩贵州的知名度会更加高。
“李端棻不仅仅属于贵州，他更应当属于近代中国，属于中国近代改革运动史，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传统名臣大儒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品格，在李端棻身上鲜活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李端棻在世时就被贵州人奉为乡贤楷模，去世后也仍被国人反复称颂和纪念。
忆往昔的2007年，李端棻逝世100周年。时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顾久应《贵阳文史》之约，撰写了《我们为何要重提李端棻》一文。
10多年过去，围绕李端棻进行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撰写3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一书出炉，顾久又以此文代序。
近日，《线装书局》又出版发行了以贵州人李端棻、贵州女婿梁启超及梁启超的弟子蔡锷为题材3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这是线装书局首次出版发行以贵州人为题材的图书！
顾久认为，时至今日，乃至未来，仍有必要重提李端棻。
在顾久看来，李端棻给予后世的意义，并非只在于还原他的历史功绩，更在于他身上所具备的当代价值。“如何把李端棻看作我们生活中的人，如何看待他的情感、他的经历、他的内心，如何找回他寄托在这些千秋功业里的真精神？是我们今天重提李端棻必须面对的问题。”
科举得中，踏上仕途，官至礼部尚书，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人生赢家”，已经进入“一览众山小”的成功巅峰，但顾久认为李端棻真正令人敬仰之处在于他位居高官，关注着天下，关注着整个国家。中国传统儒家积极入世、舍我其谁、为天下苍生而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深深融入了他的血脉之中。无论是读书还是入仕，漫漫人生路上，他内心始终有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信念。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以说是李端棻内心信仰的真实写照。顾久认为，对李端棻而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正放在心上的信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乃至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这份担当精神，就是李端棻心中的“道”。
顾久谈到了李端棻在“百日维新”时的作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非改革不能生存，非改革不能强大”，是那个时代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一般来说，下层知识分子或者在野的知识分子，是站在一个不包含自己利益的立场上来谈改革。
但是李端棻不同，他是当权阶级中的一员。对于官员来说，谈改革是有风险的，因为改革触犯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自己的阶级就是反对自己、反对同僚的利益。”然而李端棻仍然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国家利益大于自我，这是传统士大夫的民族精神：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往前走，这叫做改革创新精神；面对国家灾难奋不顾身，这是向死而生的情怀；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李端棻心中的信仰。”顾久说。
我们为何要重提李端棻？顾久由李端棻而反思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我们迅速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在某种层面上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我们还能否找回那失却了的信仰？”当我们从李端棻身上体会到感动、敬重等等美好的情愫时，也许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答案，或者是获得追寻答案的力量。
正如顾久所说：“有了知识，有了丰富的情感，有了意志，有了信仰，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李端棻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没有知识，他不可能入世；没有情感，他不可能忧国忧民；没有意志，他不可能谈改革；没有信仰，他不可能为启蒙大众而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通过李端棻，我们得以反思，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我们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不只是李端棻，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心中有信仰的人们，都是坚持信念、勇于担当、执着追求的完整的人。而如何把他们心中的这些东西传递下去，就是重提李端棻的意义。
顾久认为，李端棻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中华民族永世的有信仰有追求的人，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民族的脊梁骨”。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表，他们身上的信念足以支撑整个民族。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参照，让我们得以睁大眼睛重新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
顾久充满感情地说，重提李端棻，并不是要把他塑造为神坛上一个僵化的偶像，“而是希望今天的人们看到这样一种精神理念，感受李端棻的精神境界和他的见识、他的人格。把他视作我们身边的一位长者、一位朋友，把他的信仰内化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格力量，是我们重提李端棻的意义。”
对李端棻的研究，也在努力还原一个生动的他。“真实的李端棻必定不是一个完人，他的动摇、他的痛苦、他所受的激励、他所面临的争议、他最后的坚持，都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找回他的这些人生细节，才能让李端棻的形象更加丰满。”顾久说，“说出李端棻的故事，展现他的内心，寻找他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李端棻才是活生生的。他的生命在我们心中延续着，他还拥有让人感动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李端棻。”
在《教育兴国: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
李端棻与梁启超：一脉相承的救国之路 (上)的纪实小说故事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变化无穷，贵州人李端棻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牢记使命 创办学校 大办教育精彩不断，让人感叹！
在《教育兴国: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
梁启超与蔡锷：一脉相承的救国之路 (下) 的纪实小说故事中，贵州女婿梁启超牢记他的老师及战友李端棻和他岳父李朝仪的教导，与他的弟子蔡锷将军、朱德元帅等发动了举世瞩目，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起伏不断，让人回味无穷…
这是前不久，由李运娥 秦仁智编著的3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教育兴国 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上）（下）集全套 在《线装书局》出版发行的纪实文学。在书里拉开了教育兴 国家兴，教育强 国家强的大幕！
真是：
最美人间四月天 线装书局出新篇
百年征途强国路 先贤智慧书中然
教育兴国废旧学 一脉相承代代传
破旧立新红旗展 端棻文化后学添
《再谈李端棻之育人思想》
作者： 陈培各 冷强
作者简介
陈培各，女，汉族，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现任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思政辅导员，正科级组织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党建理论与实践、党史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近年来聚焦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路径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省级思政优秀工作案例1个，省级优秀班集体1个。
作者简介
冷强，男，汉族，贵州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六盘水市民族中学高一年级部教学主任，中学一级教师，六盘水市（凉都）骨干教师、钟山区骨干教师，在高中历史教辅、高三历史一二轮备考资料编写方面多次担任主编、副主编、编委，主持完成市级课题1项，曾荣获六盘水市教育局“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辅导学生多人次获国家、省市级一二三等奖，近年来发表论文多篇。
【摘 要】 李端棻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他的《请推广学校折》是近代教育改革的纲领。李端棻高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大旗，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建议，对当前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李端棻；育人思想；当代价值李端棻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1896年，李端棻向光绪帝提出《请推广学校折》。该奏折对清末教育体制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举措。其目的在于，期望通过人才培养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深入研究李端棻育人思想的历史蕴含和当代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发展中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李端棻之育人思想（一）李端棻之育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李端棻，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人。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其叔李朝仪，为学之道，得之其舅何中宪，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赏拔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向光绪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两年后擢升为礼部尚书，大力支持并参与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流放新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贵阳，被聘为经世学堂讲席。教学中，他坚持宣传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传播维新思想，注重新式教育的推广和新式人才的培养。李端棻所处的时代是清末社会矛盾尖锐，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兴起时期。随着西方资本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开展，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也随之产生。鸦片战争后，“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危将亡，思有以挽回补求之策。”为挽救积贫积弱的清王朝，以复兴中华，增强民族自信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天下爱国之士从不同角度寻求救国方案。新兴阶级和先进士大夫开始思索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如何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是当时亟需要解决的问题。李端棻在与黎庶昌交往中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使他的眼界大开，萌发了改革痹症的思想观念。《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师开展“公车上书”，大力鼓吹维新变法。就李端棻而言，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持支持与赞同立场。不仅如此，李端棻本人还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希望培养有真才实学的建国人才，于是向光绪帝上了《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人才培养理念。（二）李端棻之育人思想的主体内容李端棻基于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道”的考量，提出了其富有维新意义的育人思想。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他开宗明义指出：“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在李端棻看来，人才培养对于国家的富强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在李端棻的育人思想中，他旗帜鲜明地描绘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制。他认为，人才培养“匪限于一途”。（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人才的培养应根据课程内容、学习时间“分斋讲习”。同时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人才培养的五项建议。关于教学课程设置，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指出：“何等学堂应用何等教科有一定之程，故其书特便教授。”（李端棻：《普通学说》，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提出人才培养分为两种情况：“一救时，一穷理。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探其未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者也。”（李端棻：《普通学说》，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他认为培养出来的学生要“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通过学校建设、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体制变革，这样能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吸引青年学习技能，国家人才会源源不断。总而言之，李端棻认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在学校。而学校人才的培养应从三方面着手：其一是初级人才的培养。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其二是中级人才的培养。“省学选诸生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其三是高级人才的培养。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在李端棻看来，只有整合各方资源，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才能够实现“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的良好局面。二、李端棻之育人思想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关联性李端棻育人思想可取之处是经世致用。他强调“分斋”培养和“普通学”推广，摒弃传统四书五经，开设格致、制造、农、商、兵、矿等新式学科以便于时代所需人才的培养。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以学校为“经”，以设藏书楼、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为“纬”的“一经五纬”的教育方略，推广新式学堂实现对新型人才的培养。“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李端棻强调专门人才的培养。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大兴，李端棻强调府州县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这种分专业分班级学习的模式，不仅是对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模式专业性所存局限的修改，也是对新式学堂教育质量的保证。这一构思，为近代教育改革及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奠定基础。当前，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征途中，李端棻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思想仍然值得高校借鉴。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渠道。面对高等教育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我们要从李端棻的育人思想中汲取其先进的教育改革思想，不断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三、李端棻之育人思想的当代启示李端棻作为近代教育改革先驱，他的《请推广学校折》《普通学说》提出了一整套教育改革建议，包括学校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对当前建设教育强国，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意义：启示之一：人才兴则国家强李端棻认为，人才是国家强盛的关键，视学生为“国脉”。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占东北领土，受到清政府的镇压。消息被李端棻获悉后，他义愤填膺，悲愤至极。当即写下了《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诗中指出：“黑气漫漫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翻能贾祸机。狝薙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党人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 李端棻：《闻京都学生遇害》，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页。）其中“狝薙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一句，鲜明地流露出李端棻对清政府屠杀青年学生，“摧残国脉”的愤慨和抗议。“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党的二十大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高校肩负着为祖国培养人才的重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抓好广大青年学子的思想教育和学业教育，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服务于国家发展实际的需要。启示之二：教育兴则国家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大大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8页）等内容与李端棻教育思想有很多契合点。为此，我们要深入研究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汲取其教育改革思想的精华，这对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李端棻认为，要培养“救时”的人才。在“救时”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李端棻提出了“一经五纬”“分斋讲习”“普通学说”等思想主张。这对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教育强国和改革创新”。此举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具有高度的切合性。总之，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维护其政治的稳定性、维系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教育的作用不可忽略。李端棻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其终极目标在于挽救民族危亡局势，实现民族的振兴与国家的强大。他站在时代前列倡导教育改革、培育新式应用型人才，他的“一经五纬”教育改革框架，不仅有效指导当时全国教育改革，而且其精髓为当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此外，李端棻还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爱国主义者。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积极支持和参与变法维新，试图通过革新政治制度和改革教育体制来改变国人的思想意识，通过培养各类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来提高国人的民族教育素质和民族文化素养，振奋民族精神，以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者学习和借鉴。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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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社会属性表明，人的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活动。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活动同样如此。他在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程的同时，亦带动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志士加入到晚清教育维新的行列。李端棻作为贵州贵阳人，从贵州进入晚清官场。后因戊戌政变的发生，李端棻的发展受到牵连，受到影响。尽管如此，李端棻并未因此而意志消沉，依然坚持其教育改革的初心，在故乡贵阳坚持传播新学，创办新式学堂。公元1902年，李端棻与贵州先贤乐嘉藻等人在省城贵阳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即后来的贵阳市师范学校。2009年6月，贵阳市师范学校被合并到贵阳学院，成为贵阳学院的一分子。贵阳市师范学校与贵阳学院的合并，将贵阳学院（以下简称“贵院”）的办学起始时间往前推进了100余年。李端棻的“贵院”之缘，始于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研究贵阳学院的办学史，亦必须从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办学史着手。
【关键词】李端棻；“贵院”；“端棻文化”梁启超；北京大学；学术新章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祖籍湖南省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他是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朝廷官员。
李端棻曾举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人士，支持戊戌变法。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为贵州新学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1901-1911年间，贵州开办各类新式学堂636所，其中，高等学堂1所，武备学堂2所，专业学堂21所，中学堂7所，女子学堂73所，高等小学堂32所，初等小学堂467所。（资料详见：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以上数据表明，李端棻在近代贵州教育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活动犹如一颗优质的种子，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从而孕育出包括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的前身）在内的一系列新式学堂。因此，深化李端棻的研究，深化“端棻文化”的研究，深化李端棻的“贵院”之缘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贵阳学院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贵阳学院的未来发展与文化传承提供宝贵的历史依据与精神指引。
李端棻于1902年与其他贵州乡贤共同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这一创举成为贵阳学院发展史上的关键起点。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正处于教育变革的浪潮之中，李端棻敏锐地察觉到培养师资对于地方教育发展的紧迫性。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诞生，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开始为贵州地区培育具备现代知识与教育理念的教师人才。这在贵州师范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即使在全国，李端棻等人的创举亦是名列前茅。后来，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学堂在发展过程中历经变迁，名字变化多端，然而，其核心的教育使命与文化基因却得以传承，成为贵阳学院早期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精神源头。譬如：学堂最初设立的课程体系，涵盖了文化知识、教育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内容，这种综合性的课程设置方式，在贵阳学院后续的学科建设中也得到全面的体现。在贵阳学院办学的历程中，不仅强调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更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李端棻先生所倡导的“一经五纬”办学理念，在贵阳学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校下设17个专业学院和1个继续教育学院，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和交叉学科11个学科门类。现有2个省区域内一流学科群，2个省区域内一流学科，1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8个省级重点学科。1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2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2个省级特色专业，5个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建设项目专业。贵阳学院重视科技创新，科研赋能。学校建设有国家部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部委科技服务平台6 个，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4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省级科技创新基地2个，省级科技服务平台2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2个，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1个，省级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5个，省级普通高等学校特色重点实验室7个，省级普通高校产学研基地4个，贵州省科普教育基地1个，全国青少年科技工作者培训与实践基地1个。（数据详见：贵阳学院校园网，网址http://www.gyu.edu.cn/index.）
李端棻坚信教育能够改变个人命运、推动社会进步。他在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办学过程中，积极引入新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这种对教育变革力量的重视深深融入贵阳学院的办学理念之中。贵阳学院始终秉持着通过教育创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使其能够适应并引领社会发展的理念。在当今时代，学院积极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跨学科研究项目等，都是对李端棻教育变革理念的延续与拓展。例如，学院鼓励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让知识传播更为广泛与高效，这与李端棻当年积极引入新学以突破传统教育藩篱的举措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李端棻在创立师范学堂时，极为重视师资队伍的选拔与培养。他广纳贤才，聘请有识之士担任教师，为学堂的教育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贵阳学院沿袭这一传统，始终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院发展的重中之重。学院始终重视对在职教师的技能培训与能力的提升。例如，学院定期选派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进修学习，参加学术研讨会与教学培训活动，鼓励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与科研项目研究，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学术能力。通过这些举措，学院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李端棻先生所创设的“端棻文化”已成为贵阳学院“六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端棻先生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心怀家国的精神品质在“贵院”中代代相传。“贵院”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学术讲座等形式，将李端棻的教育改革精神、爱国爱民意识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例如，每年通过主办“端棻文化”论坛活动，邀请省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与师生共同探讨李端棻教育改革的理念及其当代价值，组织成立“李端棻研究院”，着力推进“端棻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诸如此类的举措，对激发“贵院”师生的教育热情与责任感，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均有十分重要的功效。
李端棻对“贵院”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从办学历史的传承上看，李端棻开启了“贵院”的办学先河；从教育改革理念上看，李端棻为“贵院”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历史与理论基础；从人才培养模式上看，李端棻致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让“贵院”注重塑造创新型师资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校园文化的建设来看，“端棻文化”概念的提出，为“贵院”的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与地域文化特色；从社会影响力上来看，“端棻文化”品牌的打造与传播，提升了“贵院”在贵州本土乃至全国更广泛区域的声誉与作用。
总之，我们坚信，在未来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贵阳学院必将继续深入挖掘“端棻文化”的重要价值，继承李端棻的教育遗产，传承其精神力量，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舞台上，致力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以及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田秋《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到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
明永乐11年（1413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建立，成为大明王朝第14个省级行政区（后交趾承宣布政使司退出，是为第13个），但是因为省域面积、人口、经济力量等，朝廷没有及时给予贵州科举乡试的地位。
明嘉靖9年，时任明礼部左给事的贵州思南人田秋上奏《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
嘉靖14年，朝廷最终同意在贵州举行科举乡试。嘉靖16年（1537年），在巡按王杏的主持下，贵州首次举行乡试，录取举人25名。郭子章《黔记·大事记》“十四年秋七月，定规则解额，开科本省（解额二十五人，从巡按王杏请）。贵州读书人从此结束了参加科举考试必须远赴云南、湖广的历史。
清光绪22年（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为推进变法维新，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推广学校折》，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并阐述了当时教育制度中教学内容偏差、学业广而不精、重理论轻实践、读书只求登科以及培养人才数量有限等弊病，并总结出新式学堂设立二十多年来国家还是不能获得真正人才的原因，提出“一经五纬”即省府县开设学堂体制，设立藏书楼、创立仪器院、开设译书局、广立报馆和选派游历等教育改革方案。两年后，光绪24年（1898），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重点提到了李端棻在奏折中请建京师大学堂的建议，对其提出“一经五纬”教育改革方案大部分予以批准并立即着手准备。教育改革之风由此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戊戌变法建立“京师大学堂”，是为今日北京大学的前身。
从田秋《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到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贵人们在推动教育进步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的视野也从情系桑梓扩大到心忧天下，完美、模范践行了封建儒家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人生价值。
在此全文登出两篇重要文章，以弘扬先贤贵人们为学殚精竭虑，为国精忠实诚，千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精神。
《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 田 秋（明）
臣秋，原籍贵州思南府人。窃惟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然后进于大廷，命以官职，真得成周乡举里选之遗意。所以人才辈出，视古最盛者，以此也。
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上维新之化又八年于兹，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以为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也。
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且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其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今幸叨列侍从，乃得为陛下陈之。边方下邑之士，望天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
臣尝闻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渐增解额，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今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云贵又安知不如两广之盛乎?议者曰：科之不开，病于钱粮之少。臣窃以为不然。盖贵州虽赴云南乡试，而举人坊牌之费，贵州自办也；鹿鸣之宴，贵州自备也。今所加者，不过三场供给试官聘礼耳。镇远、永宁等税课司，每岁不下数百两；思南府又有棉花税，若设一税课司，委一廉干府官监收之，每岁亦可得数百两。只此数项，足充其费。况求才大事，又可靳于区区之小费乎？且历年抚按官亦屡有举奏，盖一方之至愿，上下之同情，其建置之地，区画之详，在彼必有定论，乞敕该部再加详议。 旧额：二省共取五十五名，云南三十四名，贵州二十一名。臣请开科之后，二省各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则远方幸甚。
《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清）
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厉人才而资御侮。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
去岁军事既定，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纶綍一下，海内想望，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致。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伟之才。于侧席盛怀，未能尽副。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
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未尽一也。
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馀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
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未尽三也。
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今诸馆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虽或向学，欲从末由。其未尽四也。
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今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士之欲学者或以地僻而不能达，或以额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馆学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况于功课不精，成就无几。其未尽五也。
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馀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惟此之故。曰：“然则岩穴之间，好学之士岂无能自绩学以待驱策者？”曰：“格致、制造、农、商、兵、矿诸学，非若考据词章、帖括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书必待翻译而后得读，一人之学，能翻群籍乎？业必待测验而后致精，一人之力，能购群器乎?学必待游历而后征实，一人之身，能履群地乎?”此所以虽有一二倜傥有志之士，或学焉而不能成，或成矣而不能大也。
乃者钦奉明诏，设官书局于都畿，领以大臣以重其事。伏读之下，仰见圣神措虑，洞见本原。臣于局中，一切章程虽未具悉，然知必有良法美意以宣达圣意、阐扬风化者也。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风当偏于率土。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
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
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集、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
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瑷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
或疑似此兴作，所费必多。今国家正值患贫，何处筹此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岁调生徒入院肄业，聘师讲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积习日深，多课帖括，难育异才。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惟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馀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馀万为贫富哉。
或又疑所立学堂既多，所需教习亦众，窃恐乏人堪任此职。臣以为事属创始，学者当起于浅近，教者亦无取精深。今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士，悉以名闻，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
学堂既立，远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采西人厂院之长，兴贤、教能之道思过半矣。然课其记诵而不廓其见闻，非所以造异才也。就学者有日进之功，其不能就学者无讲习之助，非所以广风气也。
今推而广之，厥有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数端焉。
一曰设藏书楼也。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固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恣人借观。嘉庆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津逮后学。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今请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广。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版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开列清单，访书价值，徐行购补。其西学书陆续译出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官书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部数，分送各省，其费至省，其事至顺。一奉明诏，事即立办，而饷遗学者、增益人才，其益盖非浅鲜也。
二曰创仪器院也。格致实学，咸藉试验。无远视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言矿学；不习睹汽机，不足言工程之学。其馀诸学，率皆类是。然此等新器，所费不资，家即素封，亦难备购。学何从进？业焉能成？今请于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各器择要而购。每省拨万金以上，已可粗备。此后陆续添置，渐成大观。则其费尚易措筹，而学徒所成，视昔日纸上空谈相去远矣。
三曰开译书局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涉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馀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条理，彼国咸有专书详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书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开广才智矣。
四曰广立报馆也。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阅报，二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泰西每国报馆，多至数百所，每馆每日出报，多至数百万张。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阅报之人，上自君后，下自妇孺，皆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也。故，在上者能措办庶务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富强之原，厥由于是。今中国邸钞之外，其报馆仅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十馀所，主笔之人不学无术，所言率皆浅陋，不足省览。总署海关近译西报，然所译甚少，又未经印行，外间未由得见。今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馆派人查验，随时报闻。则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矣。
五曰选派游历也。学徒既受学数年，考试及格者，当选高才以充游历。游历之道有二：一游历各国，肄业于彼之学校，纵览乎彼之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大成。一游历各省，察验矿质，钩核商务，测绘舆地，查阅物宜。皆限以年期，厚给薪俸，随时著书归呈有司。察其切实有用者，为之刊布，优加奖励。其游惰而无状者，官则立予降黜，士则夺其出身。数年之后，则輶轩绝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国利病之书，备哉粲烂矣。或疑近年两次所派游历学生未收大效。不知前者所派游历，乃职官而非学童。在中国既未经讲求，至外洋亦未尝受学，故事涉空衍，寡有所成。其所派学生又血气未定，读中国书太少，遽游历绝域，易染洋风，虽薄有技能，亦不适于用。今若由学堂选充，两弊俱免；其所成就，必非前此之所能例也。
夫，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则中人以下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
道未有急于是者，若仰蒙采择，乞饬下中外大臣妥议章程，遵旨施行。
《“端棻文化”与贵阳“乐家大院”的英才们》
（作者：刘宗棠）
刘宗棠，男，哲学教授，长期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31年农历9月9日出生于贵阳。小学先后在贵州与湖南就读。中学先后在贵阳达德学校和贵阳一中就读。1949年考取贵阳师范学院，1950年同时考取重庆大学和北京大学。后选择到北京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1954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回贵州后，先后在贵阳市教育局和原贵阳师范专科学校（今贵阳学院）工作。
李端棻所倡建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刘宗棠教授的母校。刘宗棠老师对李端棻有着十分特殊的感情，是“端棻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坚定支持者。2017年以来，刘宗棠老师一直热心“端棻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每次“端棻文化”论坛都有刘老师的身影。每次“端棻文化”论坛都有刘老师的研究论文。刘老师为“端棻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作出了重大工贡献。
【摘 要】 以先贤李端棻本人积极的、饱含正能量的言行和精神为主要内容，连同对之赞同、追循，传承，努力践行，以至在某些方面发扬光大的人们的言行和精神，逐渐融合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近来贵州学界非常关注、研究和宏扬的“端棻文化”。
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是：“爱国、进取、改革、创新”。在贵阳和贵州，有不少人物与“端棻文化”有重要关联。其中相当突出的有贵阳的高门大户之一的“乐家大院”的一些英才，如：“乐家大院”的第二代，曾经跟李端棻等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贵阳世绅乐嘉藻及其兄弟乐嘉荃，他们的下一代（第三代）乐森璧、乐森璕、乐森琅、乐森玮等，再下一代（第四代）乐恭彦、乐秋霞、乐黛云等。
【关键词】 “端棻文化”；“乐家大院”；
乐嘉藻； 乐森璕
乐黛云本文作者（左一）周术槐（右）
一、李端棻波澜壮阔的人生
贵州先贤李端棻（1833年—1907年）生长在腐朽的满清王朝走向衰败灭亡的末期。他出生在贵阳的高门大户之一的李家，虽然他三岁时，父亲早逝，幼年失怙，但是有幸得到也是出身书香官宦之家的母亲何氏、舅父何亮清，以及五叔李朝仪等长辈的良好抚育和教养，他自己也胸怀高远，刻苦求学，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少年英才。
李端棻十五岁就通过“科考”，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并且受到考核者、贵州学政翁同书的格外赞赏。
后来，李端棻在同治元年（1862）中举人，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院编修；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刑部侍郎、仓场侍郎、礼部尚书等职。（赵青著：《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
确实，在封建传统的科举和仕途的道路上，李端棻走得相当顺利。然而，当时正在猛烈扩张的西方列强，依仗着船坚炮利，凶恶地敲击古老的，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大门。
从1840年英国开始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为起点，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也战胜满清，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极端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更加沦落向半殖民地，更加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中华民族已经濒临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文明到了“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
这时，一些清醒的仁人志士认真地“睁眼看世界”，努力审时度势，积极寻求对策，尽心尽力地为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奋斗。李端棻就是这些仁人志士中的一位。他积极接触并且认真地吸收一些当时的新思想；他努力接近和接交一些从事“救亡图存”的人士，并且尽力给予支持、推荐或提携；他热心地支持、推动和参与维新变法；他特别重视改革教育，培养新型的人才，为此，他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倡建京师大学堂（后改名北京大学），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获罪被贬谪，后来遇赦返回家乡贵阳。回乡的李端棻仍然不改教育变革的初衷，壮心不已，继续宣扬新思想，倡导并且积极参与举办新式学校，撰写出《普通学说》，倡导和传播新的学问。而且，他还大力支持晚清维护中国权益的“收回矿权和路权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成立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李端棻被推举为总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贵州学务处（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为议绅。随即，李端棻又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贵州教育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端棻于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临终前，他写信给梁启超还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他忧国爱民，一直努力“救亡图存”，积极谋求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至死不渝。
二、“端棻文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在李端棻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时波澜壮阔，有时逆风恶浪；但是，在很多时候，他都能坚定地冷静应对；他的很多认识和思想，很多的言论和行动，都处于当时中国的时代需要和社会发展潮流的前列。有一段时期，他虽然也受到一些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多方的反对、排挤和打击，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忧国爱民，热心“救亡图存”，渴望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对他忧国爱民，求变求新,面向前沿，锐意改革的言行和精神积极地认同、赞许、支持、援助，甚至共同努力奋斗。以李端棻本人积极的、饱含正能量的言行和精神为主要内容，连同对之赞同、追循，传承，努力践行，以至在某些方面发扬光大的人们的言行和精神，逐渐融合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近来贵州学界非常关注、研究和宏扬的“端棻文化”。
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是：“爱国、进取、改革、创新”。戊戌变法失败以前，李端棻是身居高位的大臣，能够上奏皇帝，推荐人员，参与政治上的顶层设计，立足中央，面向全国，积极推动维新变法和教育改革等重大事件。戊戌变法失败，李端棻获罪被贬谪，后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遇赦返回家乡贵阳，仍然继续宣扬新思想，倡导和传播新的知识、新的学问，倡导并且实际上积极参与举办新式学校、推行新式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讲经世学堂，撰写《普通学说》，与贵阳世绅乐嘉藻（采臣）等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学院前身）；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贵阳世绅于德楷等将原贵阳府中学堂改为贵阳中学堂（贵阳一中的前身）；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李端棻受聘为议绅，随即又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贵州教育的发展。（据有关资料，1901-1911年间，贵州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七百所）。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看来，李端棻从1901年遇赦返回家乡贵阳，到1907年逝世，虽然不过六、七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段时间，他更加接近基层，接近百姓，接近实际工作，他又特别积极地发挥自己的能量，直接为贵阳和贵州的革新和进步，尤其是教育事业的革新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对于“端棻文化”的形成、丰富、传承和发展，也就增添了更多的内容，出现了更多的赞同者、追随者、后继者和后学者。
《贵州通志·李端棻传》（民国）说：“端棻回籍后，贵州巡抚延主经世学堂讲席，谆谆以开风气，导引后进为要务，按月两开讲演，以立身敦品根底之学备他日朝廷器使。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属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钟家鼎著《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表述很精炼，事迹很感人，评价非常高。
三、与“端棻文化”有重要关联的“乐家大院”的英才在贵阳和贵州，有不少人物与“端棻文化”有重要关联。其中就有出自贵阳的高门大户之一的“乐家大院”的一些英才，如：“乐家大院”的第二代，曾经跟李端棻等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贵阳世绅乐嘉藻及其兄弟乐嘉荃，他们的下一代（第三代）乐森璧、乐森璕、乐森琅、乐森玮等，再下一代（第四代）乐恭彦、乐秋霞、乐黛云等。其中，名声更大一些的是这两位：乐森璕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主任、享有世界声誉的地质科学家、教育家）和乐黛云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副主席）。
著名的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特别指出：“自19世纪末至今一百多年间，乐家大院人为贵阳的工商业、教育、医药事业的贡献，有口皆碑。下一代与时俱进，面对滚滚的时代新潮，为现代的革命事业、科学事业、教育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又都有出色的贡献。”（陈福桐：《乐家大院百年风云•序》，《贵阳文史》2005年第06期，第24页。）
四、“ 乐家大院”的开拓者：第一代和第二代“ 乐家大院”的开拓者是乐海平( 永隆) ，原籍江西省抚州府金溪县。其家世代务农, 他本人则于清咸丰年间转而经商。发家致富后，从江西金溪迁住湖南、广西等地, 再迁到贵州黄平, 最后定居贵阳城。他是乐家定居贵阳后的第一代，也是乐家大院最初的主人。“ 乐家大院”, 清同治年间始建于贵阳, 座落在今喷水池以北( 旧称北门) 黔灵西路一带( 原普定街47号院宅) 。
从前门直贯穿七进房屋, 其后花园的后门直至毓秀路。乐海平有四个儿子: 嘉藻( 字采臣) 、嘉荃( 字良臣) 、嘉芸( 字书臣) 、嘉芹( 字丹臣) 。这是乐家大院的第二代。长子乐嘉藻, （1867—1944），字采臣，曾就读于严修创建的经世学堂。 1893年（清光绪癸巳年）考中举人。1895年赴京会试，期间曾署名奏折直上光绪皇帝，内容为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科学教育，“其措辞之激烈，以至于军机处留中不发”。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牵头发起“公车上书”，乐嘉藻名列上书人之一。嗣后，乐嘉藻以提倡新学为己任，赴日本考察办学情况，购置图书、标本、仪器等。
1902年，乐嘉藻与李端棻、于德楷、李裕增等人在贵阳次南门外雪涯洞创办公立师范学堂，乐嘉藻任协理。实际上办学一应经费、教员、教务、图书设备，除少数学费，概由乐嘉藻负担；再如聘请学校教员等事，亦由他延聘。
宣统元年（1909）贵州谘议局成立，乐嘉藻任议长，三次赴京，参加请愿。
1914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参加巴拿马博览会时，乐嘉藻时任在天津成立的工商陈列所所长，全权负责陈列展出部份准备参会的商品。贵州“茅台酒”蜚声中外，成为中国的国酒，乐嘉藻也是有贡献的。
1934年，他出版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开山著作 很有学术价值。乐嘉藻勤于写作，坚持写日记数十年。现存七十七册，起于清宣统二年（1910），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计37万字。今收入《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六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乐嘉藻比李端棻年轻35岁，但是有些时候，两人的思想和行动，有的相近，有的相同，例如倡导新学，支持“公车上书”，创办新式学堂等。
乐海平的次子乐嘉荃（1871-1932），字良臣，号稼泉亚侠、寿红轩主人、抱壶庵主人，工诗词，善书法，富收藏，精鉴别。著作有《湘梦楼诗稿》、《寿红轩诗稿》、《碧窗楚影词》、《吾自得斋诗稿》、《黔中忆旧词》、《抱壶庵词稿》等。他是清朝的秀才。1908年任国民捐会副会长。受长兄乐嘉藻影响, 参加地方办学, 为贵阳乐群学校校董之一。所开办半工半读班, 学生可免费入学。他自幼勤奋好学, 喜读古今书籍,能写诗作词, 书法精湛, 其弟子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的陈恒安等。乐嘉荃一生追求进步, 为人真诚, 乐善好施,深得亲友、邻里的爱戴; 治家教子有方, 促使儿女辈成材, 服务于社会。其高尚的品质对大院的儿孙们有潜移默化的优良影响。
五、“ 乐家大院”第三代乐嘉荃有六子二女:儿子森壁、森琳、森琏、森璕 、森琅、森玮和女儿碧纯, 荔琴, 这是乐家大院的第三代。
长子乐森璧（1889—1957)，字伯恒。清宣统二年(1910)赴京深造。1912年，参加清廷游美学务处第二届庚款游美生考试被录取，公费留学，赴美国耶鲁大学化学系学习。回国后，他首先在贵阳南明中学任教，随后辗转于北平、上海等地任职，期间曾在海关担任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乐森璧担任贵州大学化学系主任。1957年，他在贵阳花溪因病逝世。
次子乐森琳英年早逝。
三子乐森琏经商，后到贵州农学院任职，1944年又转入贵州大学工作，直到退休。
四子乐森璕(1899年9月4日-1989年2月12日)，字季纯，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他在同辈兄弟姐妹中成就最高，后面要单独对他详述。
五子乐森琅(1902—1974)，字景武，早年就读于贵阳乐群小学和模范中学（贵阳一中的前身学校之一），1919年8月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4月3日，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并于5月4日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20世纪20年代末在乐家大院内开设了“景武医院”。用西法治病, 名噪省城。解放后他曾出任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后又任门诊部主任。
六子乐森玮，字静麓。中学毕业后赴北京大学专修英语，回筑后长期在贵阳市的贵阳中学（贵阳一中的前身学校之一）等学校教英语多年，颇有名声；后来也应聘到贵州大学教英语。
六、“ 乐家大院”第四代（附：第五代）乐家大院的第四代中，特别突出的是：
乐森琏的长子乐恭彦（革命烈士）、次女乐锦霞（也是积极向往解放的进步青年）；还有乐森玮的女儿乐黛云（她的人生大起大落，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都异常高，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奠基人、一代宗师。）
乐恭彦（1920年-1949年），别名白汀、小白。1936年考入贵阳高级中学（贵阳一中的前身学校之一）。1937年初，他参加了由中共贵州省地下组织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同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进一步高涨。1937年7月，乐恭彦参与筹组成立“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成为高中“学联”负责人。1938年任中共地下党贵州省立高中支部负责人 。1937年10月，震动贵阳市的“学联”《告同学书》就是乐恭彦草拟的。 1938年4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简称“民先”）成立，乐恭彦参与筹组，并于7月被选为组织部部长。“民先”在贵阳影响很大，并团结了一大批先进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视该组织为眼中钉，挖空心思进行破坏和镇压，强行解散该组织，并逮捕了包括乐恭彦在内的30多名队员，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 1946年秋，乐恭彦到美国学习修造航空发动机。1947年冬，乐恭彦从美国学成回上海，一踏上国土，他就迫不及待地寻找党组织，并毅然放弃了在上海工作的优越条件，奔回故乡贵阳，应聘为贵州大学工学院讲师。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贵大进步师生举办的一些活动。1949年4月1日，蒋介石指使军警特务在南京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制造了“四一惨案”，消息传到贵阳，贵大进步学生和教师以罢课、罢教行动支援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乐恭彦是罢教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从5月30日起，贵大学运遭到了贵州反动当局的镇压。 1949年6月23日，特务闯入乐恭彦的住所将其逮捕，先后关押在中山公园监狱和鸭子塘监狱。在狱中，任凭敌人酷刑逼供、威胁利诱，乐恭彦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并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后来，反动当局在溃败前夕，1949年11月11日，将他和刘家祥、聂汝达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残酷杀害于贵阳南门外纪念塔附近的马家坡。——这是贵阳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刻，史称为“双十一惨案”。四天之后的11月15日，贵阳获得解放，乐恭彦的人生格言是;“人生当如蜡烛，在给予人们的光明中消失了自己”。乐森琏的次女乐锦霞性格温柔善良，为人真诚热情 ，勤奋好学 ，在其兄乐恭彦的影响下 ，思想进步 。后来得到表姐谢景兰 （音乐学院声乐老师 ）的指导 ，考入南京国立音乐学院 ； 在校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并参加南京大专院校师生 “ 反饥饿 ” 、 “ 反迫害 ” 的大游行 ；还与一些进步同学一起组织 了“ 山歌社 ” ，传唱进步歌曲。1949年初 ，乐锦霞毕业后 ，随其姐乐秋霞回到贵阳 。接着又同其兄乐恭彦投人贵阳的革命活动 ，并在贵阳女中和花溪的清华中学教音乐 ，深得师生的爱戴 。1949年6 月23 日与与其兄同遭敌特逮捕 。 在狱中备受折磨 ，乐锦霞坚贞不屈 ，解放时被救出狱 ，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遽闻其兄惨遭杀害事 ，悲愤至极而死 ，时年26岁 。
乐森琅（景武）有六子一女，其中有四位非常突出：长子乐光熙，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军医，最后在解放京总医院(北京301医院)任皮肤科主任，是著名的皮肤病专家。
次子乐光尧，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接着参与组建北京石油学院，，历任北京石油学院党委委员、物理教研室教学秘书，华东石油学院基础教学部主任，石油大学（北京）第一任工会主席和教代会主席、基础科学系主任。他学养深湛、治学严谨、为人宽厚，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五子乐光新，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邮电大学)，留校任教，1979年和1990年分别赴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Davis分校进修。自1959年以来，一直从事数字通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参加和组织过多项重要的科研开发项目；曾任电信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邮电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教学特聘顾问、电子学会通信学分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工科通信与信息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科技委信息科学部成员，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乐森琅的女儿乐眉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后任南京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著有《应用语言学》（英文）[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这第四代中，成就最高的是乐森玮的女儿乐黛云，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毕业留校在中文系任教。后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代宗师。（后面要单独对她详述）。乐黛云的弟弟1955年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也是一个高才生，尚未毕业就调出在本系参加教学工作。再下一代（乐家大院的第五代）中，知名度高的是乐光熙的长子乐钢。乐钢，1955年出生，文革中，1971-1977在西北当汽车兵。恢复高考后，进青海大学，先上中文系，后转外语系。1986年去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大学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大学学习比较文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北卡罗来拉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教授，是著名的华裔社会学者。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比较文学与文本分析， 并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对表征事项进行田野调查。后来，，积极进入我国西南地区进行学术研究， 一直关注香格里拉的神话构建以及旅游等课题。 曾在《读书》 、 《天涯》 、 《世界》 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他从比较文学研究转变为人类学研究， 在跨学科、 跨文化和跨区域的学术研究上很有成就。
七、“乐家大院”杰出代表的典型事例（一）乐森璕教授(1899-1989)——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和地质教育家1.少年时期就树立了要献身地质的宏愿，切实努力，心想事成。乐森璕是乐嘉荃的第四子，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志存高远。1915年考入贵州省模范中学（贵阳一中的前身学校之一）。他的伯父乐嘉藻是新派人物，积极提倡新学，努力办教育、办实业，都卓有建树。乐嘉藻常对侄子辈们说： “ 贵州地下宝藏很丰富，若能把地下资源开发出来，发展经济，贵州就能摆脱贫困”。这些话深深地启发和影响了乐森璕，促使他牢牢地树立了要献身地质的宏愿。1918年乐森璕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两年预科学习后改入理科地质学系；师从何杰、李四光、葛利普（美国人）等知名教授。1924年北京大学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他毕业后考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后来统称中央地质调查所），当练习员。1928～1934年，乐森璕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及中山大学工作。1934～1936年乐森璕赴德国深造，在格廷根大学和马堡大学学习;1936年获德国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乐森璕先在中山大学教授古生物学和地史学，并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兼任地质调查工作。2.抗战时期，回贵州大有作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受战局影响，乐森璕举家迁回贵阳。1940年，在乐森璕的推动下，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商承贵州省建设厅联合组建一个矿产探测机构，定名为贵州矿产测勘团，于当年6月成立，乐森璕担任主任。贵州矿产测勘团成立之初，人数少，经费紧张，设备差，但乐森璕带着蒋溶、罗绳武、张祖还等几位技师跋山涉水，竭尽所能探寻贵州地下矿产资源。涉及金、银、铜、铁、铝、锰、铅、汞、煤、瓷土、陶土、耐火土、玻璃砂等20多种矿产，其中尤以煤、铁、铝、汞四大矿产为最。1937年—1949年，乐森璕研究贵州省的矿产资源和基础地质，大有成就，其论文、报告和地质图达15种之多。他常说：“若全省各地地质都调查完竣，则吾死亦愿足矣，”对家乡矿产资源和地质事业的深情溢于言表。这一时期，与乐森璕一起并肩工作的还有丁道衡和罗绳武两位贵州学者，他们三人同为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被称为“贵州地质三杰”。解放后，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乐森璕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3年，乐森璕调到重庆大学地质系任教授，兼古生物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任系主任。3.后半生都奉献给北大的地质系教学和科研事业。1955年，经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批准，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推荐乐森璕教授到北京大学负责恢复北大地质学专业的筹备工作。后由于院系调整，北大地质学系全从零开始，从选调师资人员，到购置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化石标本，建设实习基地、筹建实验室等。事无巨细，乐森璕都亲自过问并参与。1964年乐森璕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1978年起，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与地理系分开，他就一直担任地质学系主任。多年来，他辛勤工作，孜孜执教，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北大地质系教学和科研事业，结出了丰硕成果，桃李满天下。
4.“历遍崎岖硏地质，甘期耄耋为人民”。1955年，乐森璕教授被选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后称为科学院院士）。1956年北京大学定级时被定为一级教授，并被选为全国四、五、六届政协委员。此后乐森璕除了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科研、教学外，又任研究生导师，还参与国务院领导制定《科学远景规划》以及各种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听取地质界的重要科研考察汇报会等。此时已属花甲之年的乐森璕，仍精神抖擞，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甚至亲自带领师生到两广、贵州采集化石标本，实地进行讲解。乐森璕严谨治学，无私奉献，一以贯之，堪称楷模。他对地质古生物有很深造诣，特别是对“牙形石”、“微体化石”、“珊瑚化石”的研究更为突出，有很多论著,代表作有《中国南部广西省中泥盆世四射珊瑚群》(德文)、《中国南部海相早泥盆世晚期及中泥盆世早期地层的划分》(德文)、《拖鞋珊瑚》和《珊瑚化石(四射珊瑚)》等，被美称为“乐珊瑚”。乐森璕的一生，为发掘家乡和祖国的地质矿产资源，为培育国家地质事业人才，艰辛跋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乐森璕在贵州省的煤、铁、铝、汞、铜、锰等矿产资源的普查评价和开发利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从50年代起对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重建与发展功劳很大，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乐森璕与葛利普、孙云涛、李四光等专家一起，被称为开创和促进我国地质科学发展的带头人。大会上表彰乐森璕，说他“历遍崎岖硏地质，甘期耄耋为人民”：这是对乐森璕教授极高的赞誉。1989年2月乐森璕仙逝，享年90岁。骨灰奉安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盒骨灰葬于贵州“地质陵园”。
（二）乐黛云教授（1931年1月—2024年7月）——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有人说：乐黛云教授堪称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也被称为“北大的国宝”，“一代北大人的象征”。她的老师季羡林教授说她是一个“奇女子”，还这样评价乐黛云：说她“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说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她的学生陈平原教授说她“既开风气也为师”;还说她“胸襟坦荡”、“大器晚成”。陈平原说乐黛云“大器晚成”是由于他认为乐黛云虽然起步较早，1952年（乐黛云才22岁）在北大毕业就留在中文系任教，相当风光；但是，在1957年的疾风巨浪中，乐黛云也被错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派”，堕落到人生的低谷，遭受到劳动改造的屈辱与艰辛，后来又在“反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受难。直到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刊出乐黛云的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乐老师在学术上才真正站立起来。而那一年，乐老师50岁。好在此后四十年，乐老师抓住众多转瞬即逝的机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陈平原：《乐黛云：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中华读书报》2021/04/15）其实，乐黛云的人生跌宕起伏，或许可以分为四个段落。即：（1）从出生到高中毕业（1931-1948）：茁壮成长，勤奋好学；（2）在北大的前期（1948-1957）：心遂人愿，年轻有为；在北大的中期（1957-1976）：（3）在劫难逃，屡遭磨难；（4）在北大的后期（1977-2024）：大器晚成，勇攀高峰。1. 从出生到高中毕业（1931-1948）：茁壮成长，勤奋好学。确实，乐黛云的人生跌宕起伏。她从出生（1931）到高中毕业（1948），长期生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若干艰难困苦，也得到幸福家庭的切实关爱和良好教育。乐黛云是“乐家大院”第四代中成就最高的。她的父母都是文化素养很高的“新派人”，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乐黛云才四岁就被送到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好女学钢琴，并在教会学校念到小学三年级。1939年，贵阳受日寇“二四轰炸”后，她们家随着贵阳中学（贵阳一中的前身学校之一，乐黛云的父亲乐森玮的工作单位）疏散到贵阳郊区乌当的农村。由于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亲自教乐黛云；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后来，乐黛云在贵阳女中上初中，又在国立贵阳十四中、贵州中学（其后身学校也并入贵阳一中）等名校上高中。这些学校教学质量很高，乐黛云又得到几位好老师的精心培养，她自己也特别勤奋好学，而且兴趣广泛，较早也较好地格外接触到音乐、英语、文学、戏剧等文化艺术，吸收到若干比学校课程更多样、更丰富的知识。1948年，乐黛云高中毕业，才十七岁，就自己单身搭便车到重庆参加高考。那时各大学是分别招考，她用了二十天分别参加了北京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这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结果都被录取。回到贵阳后，又得知她的中学母校已决定保送她免试上北京师范大学。面临四种选择，乐黛云早就心仪北京大学，但是她的父亲却认为当下北方战火纷飞，时局紧张，不宜北上。经过多次争执，并且得到母亲的大力支持，乐黛云才得以单独出门去闯荡。当时交通不便，从贵阳到北京，乐黛云先乘汽车到柳州，再转乘火车到武汉；找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新生接待站，接待站负责人是北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程贤策（当时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曾任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他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2.在北大的前期（1948-1957）：心遂人愿，年轻有为。进入北大中文系后，“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乐黛云。乐黛云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又参加北大的一些社团，如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参与她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革命文艺活动；并且又加入学习马列理论的读书会和俄语夜校，真是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由于她真诚地积极追求进步，很快就受到革命组织的关注和培养。在迎接北平解放的时期，她也加入北大的晚上站岗护校和校对革命宣传品的工作；努力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194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地进入北平城，中国的革命发展得更快了。乐黛云后来回忆说：“1948年至1950年，我的生活算得上称心如意。我开始给《北京解放报》和《人民日报》写稿，报道一些学校生活、新鲜时尚；有时也写一点书评，多半是评论一些我正在大量阅读的苏联小说。记得有一篇评的是长篇小说《库页岛的早晨》，标题是：‘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倒是说明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乐黛云：《负笈北大，燃起生命烈焰》，2024-07-31，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1950年暑假，乐黛云突然得到通知要她去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的中国学生代表团”，这又是一项令人欣喜的殊荣。出国后，他们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参观，然后去布拉格开会。在国外一个来月，他们这些新中国的青年代表，受到特别的优待和尊重，非常荣耀，非常风光。回国前两天，秘书长专门询问乐黛云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但是，乐黛云谢绝了，仍然回到北大学习，并且依旧在北大青年团委会工作。接着，她还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院系调整等重大的政治运动，表现都很好。乐黛云1952年毕业（21岁）立即留在中文系当教师，而且，担任中文系的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在教学研究上也大有收获，她撰著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随后，她开始登上讲台，讲授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0年暑假，乐黛云突然得到通知要她去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的中国学生代表团”，这又是一项令人欣喜的殊荣。出国后，他们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参观，然后去布拉格开会。在国外一个来月，他们这些新中国的青年代表，受到特别的优待和尊重，非常荣耀，非常风光。回国前两天，秘书长专门询问乐黛云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但是，乐黛云谢绝了，仍然回到北大学习，并且依旧在北大青年团委会工作。接着，她还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院系调整等重大的政治运动，表现都很好。乐黛云1952年毕业（21岁）立即留在中文系当教师，而且，担任中文系的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在教学研究上也大有收获，她撰著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随后，她开始登上讲台，讲授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乐黛云的个人恋爱婚姻问题也特别如意。就在1952年9月，她跟志同道合的汤一介（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喜结连理。而后，随着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到燕园，他们也住进燕园，努力工作。多年来，他们彼此都曾经先后遭受劫难，但是彼此都总是真诚地相互支持，共渡难关，一直和谐恩爱。——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内著名的一对“学术伉俪”。总之，这一段时期，乐黛云（从17岁到26岁），上名校，干革命，积极进步，入团、入党，发表了一些受欢迎的文章，毕业就有好工作，而且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年轻有为，心遂人愿，前程远大。3.在北大的中期（1957-1976）：在劫难逃，屡遭磨难。然而，风云突变，到了1957年，经过那“不平常的春天”（1957年6月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掀起了“反右派”的疾风暴雨。乐黛云也在劫难逃，被错划为“右派”，而且，“……竟成了‘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每月16元生活费，下乡监督劳动。”（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62-63页。）在下乡监督劳动中，乐黛云，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相当艰苦，但她却能沉静、坚韧地应对。她后来说：“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乐黛云著：《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好不容易，熬到1962年底，乐黛云才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回到北大中文系当资料员。后来，还上了点“写作课”。但是，接着在全国掀起“反右倾翻案风”，她又被揪了出来，作为“翻天右派”，再被“监督”起来。此后，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革”运动中，乐黛云、汤一介和他们的子女汤丹、汤双都分别遭到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危难，非常艰苦，非常无奈。
4.在北大的后期（1977-2024）：大器晚成，勇攀高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乐黛云才确实从新迎来了新的生活，进入人生的第二春；于是就稳步快进，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领域大展宏图，成为“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建设者、学术领导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在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参见《乐黛云先生讣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乐黛云承担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工作。她的班上有一个美国来的女学生舒衡哲，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官方交换学者之一，虽然已经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已是很有成就的年轻历史学家，并且已经在维斯大学任教，但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毅然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中文系分派乐黛云担任舒衡哲的导师。仅仅经过两三次的交流，两人间的关系便已超过了普通的师生关系。乐黛云不仅与她有着学术上的联系，更是她生活中的挚友。舒衡哲回国后，在美国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书。后来，乐黛云回忆说：“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她的提及，哈佛-燕京学社的负责人才会在1981年5月到北京大学来和我见面，哈佛-燕京学社为我提供了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从此，我的生活又有了一个新转折。”（乐黛云：《透过历史的烟尘看人生》，ews.pku.edu.cn， 2021/05/07）1981年8月，乐黛云到达美国，在哈佛大学进修，她主要听比较文学系的课；借阅了许多这个专业的书，又尽量购买了许多比较文学的书籍。 她已经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1982年夏天，乐黛云应邀在纽约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之后，更想对这门学科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决定在美国继续深造。恰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乐黛云提供了一个访问研究员的位置。到了伯克利，乐黛云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教授。在他的协助下，乐黛云写成了《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后来，这本书作为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丛书”。经过继续深造和钻研，乐黛云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1983年，汤一介也到美国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并且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1984年秋天，乐黛云和汤一介两人，带着十几箱书——“国外最新学术著作”，一起回到北京。这时，深圳大学正在组建，深圳大学校长邀请他们夫妇和他一起去开创新的事业，聘请乐黛云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同意在那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汤一介则负责兴办1949年以来第一家国学研究所。同时，他们仍然保留北京大学的职务，于是，兼顾两头，来往于广东和北京，南北各住半年。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隆重举行 ，并举办了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讲习班。大会由季羡林教授致开幕词，并担任学会名誉会长。到会代表130人，来自全国60余个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在讲习班学习的130名学员也列席了大会。这次大会也初步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地位。乐黛云对此是尽心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的。1985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任命乐黛云担任所长。这时，乐黛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却更加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勇进取。后来，有一篇悼念她的文章中这样说：“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成为人文研究中一条异常活跃的‘鲶鱼’。”（《93岁“北大的国宝”乐黛云逝世，磨难时沉静、辉煌时进取的传奇一生》，web.shobserver.com ，2024-07-27 16:54）这一段时期，乐黛云还应邀到一些地区、一些学校宣讲比较文学。她也曾经到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师范专科学校（贵阳学院的前身学校之一）等高校作学术演讲，大受欢迎。1990年，乐黛云到贵阳出席并主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还发表论文《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
2006年，贵阳一中隆重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乐黛云也返回母校热烈祝贺，并作了学术报告。乐黛云的学生戴锦华教授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她不仅是中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确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学养、气度、胸襟、精神气质与人格魅力召唤着、集聚着人们对新学科、新思想、新理论与‘走向世界’的热望和实践。”（戴锦华： 《印象乐黛云先生》，《光明日报》，2017年8月18日。）乐黛云著作等身，在比较文学方面很重要的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 — 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等。乐黛云于2024年7月27日3时4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北京大学中文系乐黛云先生治丧办公室在《乐黛云先生讣告》中说：“乐黛云先生是大时代的女儿。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变革中，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者和自觉继承者，也是五四精神的捍卫者和践行者。她一生品行高洁，以真诚自信、宽广无私的胸怀与眼光，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感召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她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堪为北京大学立德树人的一面旗帜。乐黛云先生的逝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乐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学术贡献与人格魅力将永存，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学奋然前行。”（《乐黛云先生讣告》，news.pku.edu.cn 2024/07/27）
八、后 记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更加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宏扬；而且，倡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效果很好。近年来，我们贵州也更加重视对先贤李端棻和“端棻文化”的研究和宏扬。贵州省史学会副会长、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指出：“‘端棻文化’是以贵州文化先贤李端棻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文化。过去数年间，‘端棻文化’研究在贵州省史学会的推动下，在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的精心组织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爱国、进取、改革、创新’，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肯定，省内外主流媒体对‘端棻文化’相关活动、研究成果等曾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我们将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坚持以大大文化思想为引领，推动‘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还说：‘端棻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贵州民族文化中的一朵绚丽的花朵。倡导改革创新，是‘端棻文化’的鲜明特质。”（周术槐：《推动“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2025年01月13日 《贵阳日报》第12版。）为了推动“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今年还要继续举办“端棻文化”论坛。2025年3月4日，由贵州学派与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端棻文化”论坛征文大赛启动仪式已经在贵阳学院隆重举行。由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制定的《2025“端棻文化”论坛方案》中指出：“北京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与以李端棻为代表的大批贵州人士有关。”“历史上的贵州人，对推动北京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论坛主题是“‘端棻后学’研究——北大历史上的贵州元素研究”。参考选题中有：李端棻与北京大学，乐黛云与北京大学，汤一介与北京大学……等。我考虑到乐黛云出生于贵阳的“乐家大院”（《乐家大院——乐黛云的衣胞之地》，2020-10-24 22:17，www.sohu.com），而且，“乐家大院”从第二代的乐嘉藻到第四代的乐黛云，许多英才都与“端棻文化”紧密关联。其中，乐森璕、乐森琅、乐森玮、乐黛云等都是贵阳一中和北京大学的校友；乐森璕和乐黛云两位还都是这两所名校的杰出校友。而且，这些英才们在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都充分体现了“端棻文化”的鲜明特质：“爱国、进取、改革、创新”。于是，我根据自己原来就有的了解，又查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努力写成这篇《“端棻文化”与贵阳“乐家大院”的英才们》。由于涉及的人物较多，此文篇幅也比较长一些，还可能有的地方烦冗；也由于涉及的人物较多，我接触到的材料有限，有的地方又难免苟简。然而，我现在已经是“九零后”“鲐背之年”的老年人，没有能力再作更深入、更细致的增删和润色了，于是，就大胆地把这篇拙作提交给“2025‘端棻文化’论坛”，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赵青著：《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2】钟家鼎著《李端棻评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3】乐曼云，乐秋霞：《乐家大院百年风云》，《贵阳文史》，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第2期。【4】杜松竹，周水良：《乐森璕传略》，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5】乐黛云：《九十年沧桑：
从京师大学堂到南开体系：严修教育思想发展脉络探究
作者简介
【摘 要】 本研究聚焦严修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考察其从吸纳李端棻京师大学堂学制构想至构建南开教育体系的历程。首先，分析严修在贵州学政任内对李端棻思想的贵州本土化实践，通过科举加试算学、改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等举措，实现京师学制构想的早期地方尝试。其次，课程改革、官书局教材引入经济特科，为后续改革积累了关键经验。最后，论证严修于天津时期将贵州经验升华为南开体系的制度化建构：推广劝学所制度促成“三级学制”落实，并促进京师学脉发展。研究表明，严修经由“京师理念吸纳—贵州本土试验—天津体系升华”的三阶段路径，推动了近代教育理念从中心向地方的转化，亦为当代贵州与北大合作提供了“端棻文化”的历史纽带。
【关键词】严修； 李端棻； 课程改革； 教育思想
引 言
在晚清教育变革的历程中，李端棻与严修两位先贤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端棻1896年呈递《请推广学校折》，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并构建“三级学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纲领性设计。然而已有研究成果多聚焦李端棻的顶层制度贡献，对其思想的地方实践转化却关注不足。至于针对“严修是如何吸收李端棻思想，通过贵州试验升华为南开体系，形成“京师—贵州—天津”的教育思想迁移链”这一主题的研究，鲜有研究成果涉及。其实，严修作为李端棻保荐的维新人才，其教育实践具有承启意义。1894年，严修出任贵州学政后，他率先将李端棻的学制理念引入西南边陲：积极推动学古书院（后改为经世学堂）的改革，增设算学、英文等实科课程，并在科举中加试算学，这一“黔中转化”实为京师蓝图的首场地方试验。（何幼兰.“新学入黔”的先驱者——严修[J].贵州文史丛刊,2006(03):75-77.）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归黔主持贵州经世学堂，客观上延续了严修的改革脉络，二人通过贵州场域完成思想接力。而严修返津后创立的南开体系，正是贵州经世学堂经验的制度化延伸——劝学所制度由贵州经验升格为全国模板，层级化办学（小学-中学-大学）实现李端棻“三级学制”的实体化。
本文以严修教育思想演进为主线，通过三个维度展开：其一，剖析严修在黔期间对李端棻学制思想的早期实践，揭示京师理念的“黔中回响”；其二，解构经世学堂作为严修思想试验场的开拓性与局限性；其三，论证南开体系对贵州经验的津门升华及其对京师学脉的反哺。
一、黔中回响：对李端棻学制思想的早期实践
李端棻于1896年呈递的《请推广学校折》，标志着晚清教育变革制度层面的重构。其设计的“一经五纬”三级学制框架，纵向建立州县小学堂、省府中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贯通体系，以克服科举制下教育资源的碎片化，形成“循序而进，贯串通彻”的人才链；横向强调“通专并重”，以经史、国文为根基，同时引入算学、格致、外国史地等西学内容，旨在培养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并以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游学五大措施构建教育支撑系统。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因其与梁启超、康有为的密切交往，早在奏折上呈前便通过信函洞悉其核心内容，其在日记中感慨：“得卓如（梁启超）书，言李苾园（李端棻）拟奏请立大学堂于京师，设中学于省，小学于县，此实育才之本也”（陈鑫,杨传庆.严修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9.09:982-983.），显示出对李端棻构建的京师蓝图的接纳和实践意愿。
面对贵州“地僻民贫，文教未开”的困境，严修没有机械性接纳端棻思想，而是实施了本土化调适。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
一是科举体制内的渐进渗透。
严修以渐进方式在传统教育框架内引入西学元素。1895年，他在考试中首次加入算学，试题涵盖田亩测算、粮赋核算等实用内容，使贵州成为全国最早将西学内容正式纳入科举体系的省份。更为系统的改革体现在贵阳学古书院的转型上。1897年，严修将其改造为经世学堂，构建了结构化的课程体系。其分为固本、致用两类。固本类以经学为主，保留《孝经》但大幅缩减其占比；致用类增设西学内容，算学选《代数术》，格致用《格物入门》，还加入通变类，包括时务（学《泰西新史揽要》）和英文（用《华英初阶》），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这一课程结构相较京师大学堂设计更强调实用算术，语言学习则简化为单语（英语），体现了对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的务实考量。
二是知识传播的底层普惠。
鉴于贵州财政困窘与资源匮乏，严修创造性地构建了知识普惠网络。他设立贵州官书局，系统刊印《代数术》《西学启蒙》等新式教材，并以成本价向全省府州县学馆发售。同时，他创造性地落实李端棻“仪器院”构想，在经世学堂建立实验器材室，并开创性地允许地方学馆租借地球仪、显微镜等设备。这使得遵义、兴义等偏远地区的学子首次接触实证科学仪器，突破了地理与经济条件对西学传播的限制。
二、经世学堂：教育思想的贵州实践场
严修于1894年出任贵州学政。贵州虽地处西南边陲、风气相对保守，却因其亟待变革的旧制环境，意外地成为了严修实践其“经世致用”教育理想的实践场。经世学堂的创立与短暂运作，虽面临重重阻力，却集中体现了严修在晚清教育转型关键期的开创性探索与制度性突破。其取得的经验与遭遇的挫折，都为其后更为宏大的教育实践，特别是南开体系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其意义重大。
（一）积极推进旧制改革
严修在贵州的教育革新体现在省级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与西学教材的普及。他认识到科举取士制度是传统教育的核心，需要触及根本才能引入新式教育。因此，在1896年主持贵州全省岁试时，他打破成规，首次在省级正式科举考试中加试“算学”科目。明确取材于《数理精蕴》等融汇了西方数学知识典籍的具体内容。此举在士林阶层中引发巨大震动。然而，这绝非简单的科目增设，而是对延续千年的八股取士单一标准的改变，向全省士子传递了国家取士标准正在发生巨大转变，即需要掌握西学知识。尽管此举因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立即在更高层级的乡试中推广，但它在省级层面首次改变了一贯的科举体制，为西学知识争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成为清末科举改革的重要先导。与此同时，严修认为，新式教育的推广面临教材匮乏这一普遍瓶颈。于是，他充分利用学政职权，推动贵州官书局承担起一项具有深远“普惠意义”的使命：系统刊刻发行新式教科书。官书局不仅翻印了《代数术》《几何原本》《算学启蒙》等基础数学教材，更积极引进了当时前沿的西学自然科学书籍。（张羽琼.贵州书院史[M].贵阳：孔学堂书局,2017.11:269.）这一资源创新举措意义重大：一方面，官书局刊印体现了这些西学书籍官方背书的权威性，提升了其在保守的士绅阶层中的接受度，减少了传播阻力；另一方面，相较于从沿海购置昂贵的原版或石印本，本地刊刻极大降低了书籍印刷成本，使得贵州学子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取西学知识。官书局由此成为传播新知识的重要枢纽，为经世学堂乃至贵州全省的新式教育探索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体现了严修推动教育公平、实现西学“普惠”的良苦用心。
（二）失败经验转化反思
贵州经世学堂的实践历程并非坦途，其遭遇的生源困境与来自地方士绅的顽固阻力，使得严修进行反思，形成更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办学理念。经世学堂遭遇了招生异常困难的窘境，传统士子多对新学有所疑虑。这一困境体现了新式教育仅靠经世学堂难以扎根的问题。为破解生源难题，严修尝试指令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及学官承担起劝导本地优秀生员入学、负责选送的责任。这种做法虽然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系统化的制度架构，但已蕴含了后世“劝学所”制度的核心理念，即认识到普及新式教育不能仅靠上层命令或个别精英学堂的示范，必须建立深入民间的专门劝导机构，负责宣传新学价值、动员适龄子弟入学、调查地方学情、筹措必要经费等。
另一方面，严修在贵州教育改革的舆论环境并不理想。对于贵州地方保守士绅阶层而言，他们或因思想守旧而本能排斥西学，或担忧新学的兴起会动摇其凭借传统儒学建立的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因而不仅在行动上阻止子弟入学，更在舆论上对新学进行诋毁与压制。社会阻力使严修认识到完全依赖官方力量推动新教育进展缓慢，而希望士绅阶层自发转变观念更是不切实际。这一困境直接催生了严修对新型办学模式的探索。其思考的结果是日后在南开办学中成熟定型的“私立非私有”理念的初步构想。所谓“私立”，指学校创办主体非官方，办学资金主要依靠开明绅商（新兴社会力量）捐助，因而能获得较大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有效规避官方的直接干预和旧势力的正面阻挠。所谓“非私有”，则强调学校绝非创办者或出资者的私产，其根本宗旨在于服务社会、培育救国所需的新型人才，学校财产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这些阻力让严修认识到，依靠具有远见和财力的新兴绅商阶层，以社会力量为主体，走“民有、民办、民享”的办学道路，可能是突破旧势力围堵、实现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更优解，这一思路为其后与张伯苓携手创办南开学校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石。
三、南开体系：教育思想升华与京师学脉反哺
严修教育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经历了从地方实践到国家制度、从区域探索到学脉辐射的深刻转化。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于其在天津的思想深化，其通过南开体系产生的超越地域的深远影响，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
（一）从地方经验到国家范式的制度化重构
严修的教育革新思想萌芽于贵州学政任上。他深感科举之弊，创办“经世学堂”，引入算学、格致（物理）、英文等实用学科，并萌生建立地方劝学机构以推广新学的构想。然而，贵州由于地理位置、经济等客观因素限制了其思想的发展。他依托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贵州经验进行制度化重构与推广，实现了思想的升华。
严修认识到普及新式教育需要强有力的基层组织。1905年，他联合天津士绅，借鉴日本经验并优化其贵州设想，在天津府率先创办了近代意义的劝学所。（桑兵，关晓红.“教”与“育”的古今中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155.）该机构并非简单的劝学场所，而是集教育行政、经费筹措、学堂推广、师资培训于一体的地方教育中枢，组织严密，职能明确。凭借其社会声望及在袁世凯幕府中的影响力，严修大力推动此模式。1906年，清廷学部（严修时任侍郎）正式采纳其方案，颁布《劝学所章程》，将天津模式推向全国。这一过程标志着严修成功将个人在贵州的地方性试验，在天津这一关键节点上升华为具有全国的近代教育行政制度，为中国新式教育在基层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贵州经世学堂的课程革新为严修积累了经验，在天津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南开课程体系的构建不是对经世学堂的简单复制，而是系统化重构。严修不是简单的“中体西用”模式，而是强调学科逻辑与社会需求的深度结合。南开逐步发展出以“文”（国文、历史、哲学等）、“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商”（经济学、商业实践、簿记等）三大门类为核心的学科体系（梁吉生.意蕴南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14.）。这一体系超越了传统书院的单一经史教育和早期新式学堂偏重军事语言的局限，系统回应了社会现代化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南开“文理商工”四科体系成为其教育质量的核心保障和当时全国新式教育课程设置的典范。
（二）南开体系对京师高等教育的主动反哺
传统上，教育资源多从京师向地方延展。然而，严修领导下的南开体系，凭借卓越的办学质量与开放姿态，实现了学脉由地方（天津）向中心（京师）的反哺。
严修深知人才是教育之本。他以其出色的识人能力和在学界政界的崇高威望，充当南开师生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桥梁。化学家杨石先是典型案例。杨石先留学归国后任教南开大学化学系，表现出色。严修积极向北京大学举荐。1929年，在严修的力荐下，杨石先转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后长期担任系主任，成为北大化学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杨石先并非个例，在南开成长起来的一批杰出师生，如梅贻琦、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等，在严修、张伯苓的鼓励和支持下，大量进入北大、清华等国立顶尖学府任教或担任要职。这种从地方向中心进行的高质量、规模化的师资输送，极大地增强了京师的教学科研力量。
结 语
严修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展现了中国近代教育从中心到基层实践的艰难探索与从地方（天津）到中心（京师）的主动反哺。他从对李端棻京师大学堂学制设计的思考，到贵州学政任内锐意改革、开创经世学堂的地方实践，再到天津时期南开体系的制度化建构，严修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贵州学政任上，严修察觉到传统教育体制的弊端，对此进行了改革。他通过科举加试算学、改造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将李端棻的学制理念引入贵州，实现了端棻思想的早期实践。这一“黔中转化”不仅为贵州带来了新学，更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地方实践提供了经验。在经世学堂这个教育思想的试验场里，严修进行了有突破性的课程改革、教材引进等尝试，尽管遭遇了生源困境和地方士绅的顽固阻力，但这些挫折并未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反而促使他进行深刻的反思，形成更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办学理念。
离开贵州后，严修在天津迎来了教育思想的升华。他将在贵州积累的经验进行制度化重构，创立了劝学所制度，并推广至全国，为中国新式教育在地方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他借鉴贵州经世学堂的课程经验，在南开构建了以“文、理、商、工”四大门类为核心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超越了传统教育的局限，系统回应了当时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成为全国新式教育课程设置的典范。
严修的教育思想，不仅体现在其具体的办学实践中，更蕴含在其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中。他坚信教育是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的根本，因此将教育视为改造社会、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这种以教育救国强国的理念，贯穿了严修一生的教育实践。同时，严修领导下的南开体系还实现了学脉由地方向中心的反哺。他以其出色的识人能力和在学界政界的崇高威望，充当南开师生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桥梁，将一批批优秀人才输送至北大、清华等国立顶尖学府，极大地增强了京师的教学科研力量。这种从地方到中心的反哺，不仅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融合，更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整体发展注入活力。
严修的教育思想遗产，不仅为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也为贵州与北大等高校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当今时代，我们依然可以从严修的教育实践中汲取智慧，坚持教育改革的创新精神，注重教育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严修等先贤为教育变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传承和弘扬他们的教育精神，深入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深入推进“端棻文化”进校园的思考
——“端棻后学”在北大早期的历史贡献及现代启示
作者简介
李嘉伟，男，汉族，福建龙岩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王阳明及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工作。性格开朗，有较强的进取意识与学术钻研能力。
【关键词】李端棻；“端棻后学”；京师大学堂
李端棻被誉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其以《请推广学校折》首倡设立京师大学堂，从制度设计上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他的思想超越时代局限，为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然其《请推广学校折》所蕴含的制度构想和教育理念如何落地，仍需置于具体的、实际的历史场域中去检视。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江浙学人对北大的贡献，忽视以李端棻为精神纽带的贵州籍学人群体在制度初创期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据《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名录（1898-1912）》统计，1902-1920年间共有23位黔籍人士担任教职或管理职务，其密度（占教员总数12.5%）远超贵州人口全国占比（1.5%）。这一非对称数据暗示，“端棻后学”群体绝非偶然存在，而是李端棻教育思想实践和传承的关键力量。本文旨在突破个体英雄史观与地域标签化叙事，通过群体分析法，揭示该群体如何将地域文化基因转化为制度建构能力，进而重建“贵州元素”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坐标。
一、“端棻后学”群体研究：构建京师大学堂早期发展的“贵州力量”
“端棻后学”群体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晚清政治大变革、地域文化大流动以及教育现代化诉求三者共同催生的结果。在京师大学堂的早期岁月里，一个以姚华（后来成为画法研究会导师）、邢端（史学科教授）、陈国祥（法科学长）、张协陆（斋务长）、熊范舆（参与学制修订的委员）等为核心的学术圈逐渐形成。这个群体的形成过程，鲜明地展现出三个关键特点：
一是同乡情谊与思想传承是凝聚力的核心。
这个群体成员大多是李端棻的贵州同乡，并且深受他思想的直接影响。如姚华在他的著作《菉猗室曲话》里就坦承，早在1892年（光绪壬辰年）第一次读到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时就恍然大悟，“始知新学乃救时之亟务”，（周建刚《姚华著作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第102页。）认识到“新学”才是当时救国最迫切的事情。另一位成员邢端，则是通过他的族叔邢冕之（李端棻的学生）介绍，才得以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仕学馆学习。正是这种基于同乡情谊的思想传递网络，让李端棻“通过教育振兴国家”的理想有了实在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二是新旧兼备的综合素质赋予关键能力。这群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具有“双重性”——兼具传统功名与现代学术背景。如陈国祥是光绪癸卯科（1903年）的进士，后来却东渡日本去研究法律和政治；熊范舆原本是举人，后来转型成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姚华本人也通晓英文和日文文献。这种“旧学底子+新学眼光”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成为了沟通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与现代西方大学制度的重要桥梁。他们既懂“老规矩”，也明白“新办法”，在制度转型期起到了关键的衔接作用。
三是利用同乡关系网填补制度空白。在清朝末年，教育制度新旧交替，存在诸多制度空白和管理不足，京师大学堂早期的行政管理体系也比较松散。面对这种情况，“端棻后学”群体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同乡关系网络——主要是依托“黔学会馆”，建立起了一个非正式的议事机制。
根据《严修日记》（严修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时任民国教育官员）在1915年10月的记载，姚华和邢冕之等人几乎每十天就会在黔学会馆聚会一次，专门讨论大学堂的校务。这种定期的私下聚会，有效地弥补了当时正式管理制度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地缘的非正式网络，直接催生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比如，有证据表明，正是通过这些在黔学会馆的商议，直接推动了1916年“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的设立。这生动地展示了地域性的同乡网络如何成为加速正式制度演变的重要力量。
正是以上这三种力量——同乡情谊的思想纽带、新旧融合的知识能力、同乡关系网的催化——紧密交织、互相作用，才使得“端棻后学”群体超越了简单的地域同乡会性质。他们不仅仅是贵州籍学人的集合，更是李端棻“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继承者和实践者，成为了在京师大学堂早期制度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推动力量。正因此，“贵州元素”在京师大学堂早期的制度化实践，实则是李端棻教育思想与黔学文化基因在近代大学教育发展中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并非简单的理念移植，而是通过“端棻后学”群体的主体性实践，将地域文化特质升华为三种核心能力，深度嵌入京师大学堂的学科体系建设与精神结构形成之中。
首先，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催生了学科建构的革新路径。群体成员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求实学、务实业”的纲领，转化为具有开创性的课程实践。邢端于1918年在史学门开设《中国实业史》，其课程纲要明载“考镜工商之源流，以资今日之振兴”（《北大日刊》1918年3月12日），突破传统史学专注于王朝更迭与典章考据的范式，将社会经济变迁纳入学术视野；陈国祥在法科推动《商事法规比较研究》课程建制，直接呼应李端棻“商学为富国之本”的论述，通过分析德日商法典与中国商事习惯法的适配性，为近代商法本土化提供学理支撑。此类实践不仅促成了实用学科体系的早期奠基，更形成与江浙学人（如章太炎侧重国故整理、王国维专攻纯粹哲学）的学术互补——前者聚焦“知”与“行”的贯通，后者偏重形上思辨，二者共同构成北大人文社科的双翼。
其次，融合中西的文化适应力，塑造了他们实践创新的基因。这种能力深深根植于贵州多民族共生的包容性文化土壤。在“端棻后学”的学术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对异域文明的创造性吸收和转化。姚华在北大画法研究会（1918-1924）担任导师时，就提出“以中国传统画法为基础，吸收西方写生技巧”（周建刚《姚华著作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第267页。）的教学原则。他撰写的《中国图谱学源流考》一书，打破了传统画论只重品评的风格，引入了西方图像学中分析形式的方法，从而重构了中国艺术史的叙述方式。这不仅没有削弱中国传统文人画“笔墨气韵”的理论，反而为其提供了更坚实的实证依据。熊范舆在《法政杂志》上发表文章（1910年第4期），主张“借鉴大陆法系（如德国、法国）的严谨体系，同时吸收英美法系（如英国、美国）判例法的灵活性”。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民法教学方法的革新，推动了“比较各国法律—选择嫁接优点—最终实现本土化”的三步教学模式的建立，甚至为后来《民国民律草案》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这种主动进行跨文明对话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在蔡元培校长正式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这是北大精神中“多元共生”基因的早期萌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不是被动照搬，而是带着主体意识进行批判性筛选后的创造性转化。比如，姚华始终坚持中国传统绘画“六法”的核心价值地位，熊范舆则对当时流行的日本法学教条进行了批判性的取舍。
最终，强烈的同乡认同感所激发的资源整合能力，成为了推动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前文提到的“黔学会馆”这个同乡网络，在学术实践中发挥了远超地缘联谊的作用，演变成了组织集体行动的平台。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学门增设提案汇编》记载，在1915至1919年间，姚华、邢端、陈国祥等12位贵州籍教员联名提交了《增设边政学门建议书》。其核心论据“西南边疆之安危系于国本，亟需学理支撑”直指国家战略需求。这份集体提案最终促成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专门研究边疆的机构——“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1916年）的成立。这个机构开创性地将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交叉研究的新范式。更深远的是，该机构培养的首批边疆研究者，将北大早期形成的“实地调查+多种语言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带到了全国各地。这有力地证明了，以“端棻后学”为代表的贵州学者群体，实实在在地参与并重塑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版图。
综上所述，“贵州元素”的实质是贵州地域文化基因在近代学术制度发展中实现的“三重升华”：其一是将“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转化为推动学科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其二是将融通中西的文化特质升华为驱动方法论创新的内在精神基因；其三是将同乡认同的情感纽带催化为整合资源、推动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一升华过程，深深植根于以姚华、邢端、陈国祥等为核心的“端棻后学”群体的形成机制——即地缘思想传承、新旧兼备的知识结构和同乡关系网。反过来，这种升华也极大地强化了该群体的历史能动性，说明地域文化能够凭借主体的自觉实践，深度介入并影响主流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深刻揭示了地域力量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二、历史遗产的学理活化：构建“黔学脉”的当代学术图景
“端棻后学”群体在京师大学堂初创时期的学术实践，其历史意义远不止于具体制度的贡献，更在于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基因与学术范式。在深化“端棻文化”研究的当下，激活这份珍贵遗产的关键，在于将其置于当代学术语境中进行创造性的学理转化，使之成为推动学术创新与文化自信建设的源头活水。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历史复刻，而是一个深层次的学术重构过程，需要我们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经世致用”精神的当代学术话语重构。以邢端开设《中国实业史》、陈国祥推动《商事法规比较研究》为代表的实践，是李端棻“求实学、务实业”思想的生动落地。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学术中“知”与“行”的割裂，开创了一条将学术研究紧密锚定于时代重大问题、服务国家社会需求的道路。当代学术研究应深入剖析这一路径：追溯其如何从晚清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具体策略，逐渐淬炼升华为中国现代学术追求自主性与实效性的内在驱动力。研究的重点应放在系统梳理“端棻后学”如何敏锐地捕捉社会变革的脉搏，选择并整合相应的思想工具，最终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知识成果。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新文科建设、交叉学科发展的根基，推动构建一种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之问、能够有效指导行动的学术话语体系。这种对话语体系的重构，正是将历史“经世致用”基因转化为驱动当代学术方向性变革的理论自觉。
其次，“融通中西”智慧作为跨文明对话的思想启示。“端棻后学”如姚华、熊范舆的实践，展现了在西方文明强势冲击下，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深刻智慧。姚华在绘画领域提出“以古法为基，参西画之术”，绝非简单的技法拼凑，而是在深刻理解中国绘画“六法”精髓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写生与形式分析的优长，从而重构了中国艺术史的叙事框架。熊范舆在法学领域倡导借鉴大陆法系的严谨体系与英美法系的灵活性，其核心在于强调法律移植必须经历一个“剥离特定文明制度外壳—萃取普适性原理内核—再植入本土社会肌体”的复杂过程。他们的行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跨文化调适”与“知识再创造”。因此，当代学术研究亟需深入挖掘这一群体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普遍性方法论：即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如何坚守自身文化的根性与核心价值，如何批判性地辨识和筛选外来知识体系中的有效元素，并最终将其有机融入、催化本土知识体系的更新与重构。毫无疑问，在中国学术积极参与全球知识治理、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当下，提炼和弘扬这种立足自身、开放包容的知识生产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最后，“同乡关系网”机制为当代学术共同体培育提供社会学借鉴。“端棻后学”依托“黔学会馆”等非正式同乡关系网络，成功凝聚群体力量，推动诸如联名提案设立“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等重要的制度创新，为我们理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运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案例。这生动说明，在晚清教育制度新旧交替、正式管理机制尚不完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地缘认同和学缘传承的情感纽带（如同乡情谊、共同师承、对“教育救国”理念的共享），能够超越其原始的情感联结功能，演变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平台。这种非正式网络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不足，加速了知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为学术共识的形成与创新想法的孵化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如潜在的地域封闭性风险。这种历史的、情境化的分析，为理解当代中国多元化、跨地域乃至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如何培育内部的凝聚力、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理论启迪。
三、结语：“黔学脉”的薪火相传
本文通过群体分析视角，揭示了以姚华、邢端、陈国祥等为核心的贵州学人，如何将李端棻“教育救国”的理想薪火相传，并凭借三重核心能力深度参与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奠基：他们将黔地“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转化为《中国实业史》《商事法规比较研究》等开创性课程，推动了学科体系面向社会需求的现代转型；将贵州多元文化孕育的“融通中西”特质，升华为姚华“以古法为基参西画之术”、熊范舆“萃取普适法理再植本土”的方法论创新，为北大“兼容并包”精神提供了早期基因；更将“同乡认同”的情感纽带，通过“黔学会馆”等非正式网络，催化为联名提案设立“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的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能力。这“三重升华”深刻表明，地域文化绝非封闭的符号，而是经由主体能动实践，深度介入国家主流学术体系构建的活水源泉。
“端棻后学”的历史遗产，为深化当下省校合作提供了宝贵镜鉴与动力源泉：
其一，“经世致用”的学术路径启示我们：贵州的发展可以依托北大前沿学科优势，聚焦生态文明、大数据产业、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命题，联合设立创新研究中心，推动学术成果精准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的“贵州方案”。
其二，“融通中西”的智慧启迪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应依托北大国际平台，系统挖掘、翻译并推介“黔学”经典著作及“端棻后学”思想精髓，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将贵州独特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
其三，“同乡网络”的协作模式更隐喻着：新时代的省校合作，需超越传统的地域联谊，着力构建制度化的高端人才联合培养、重大课题协同攻关、成果转化共享机制，使历史情缘升华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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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学脉的奠基与回响
——“端棻后学”在北大早期的历史贡献及现代启示
作者简介
李嘉伟，男，汉族，福建龙岩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王阳明及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工作。性格开朗，有较强的进取意识与学术钻研能力。
【关键词】李端棻；“端棻后学”；京师大学堂
李端棻被誉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其以《请推广学校折》首倡设立京师大学堂，从制度设计上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他的思想超越时代局限，为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然其《请推广学校折》所蕴含的制度构想和教育理念如何落地，仍需置于具体的、实际的历史场域中去检视。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江浙学人对北大的贡献，忽视以李端棻为精神纽带的贵州籍学人群体在制度初创期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据《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名录（1898-1912）》统计，1902-1920年间共有23位黔籍人士担任教职或管理职务，其密度（占教员总数12.5%）远超贵州人口全国占比（1.5%）。这一非对称数据暗示，“端棻后学”群体绝非偶然存在，而是李端棻教育思想实践和传承的关键力量。本文旨在突破个体英雄史观与地域标签化叙事，通过群体分析法，揭示该群体如何将地域文化基因转化为制度建构能力，进而重建“贵州元素”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坐标。
一、“端棻后学”群体研究：构建京师大学堂早期发展的“贵州力量”
“端棻后学”群体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晚清政治大变革、地域文化大流动以及教育现代化诉求三者共同催生的结果。在京师大学堂的早期岁月里，一个以姚华（后来成为画法研究会导师）、邢端（史学科教授）、陈国祥（法科学长）、张协陆（斋务长）、熊范舆（参与学制修订的委员）等为核心的学术圈逐渐形成。这个群体的形成过程，鲜明地展现出三个关键特点：
一是同乡情谊与思想传承是凝聚力的核心。这个群体成员大多是李端棻的贵州同乡，并且深受他思想的直接影响。如姚华在他的著作《菉猗室曲话》里就坦承，早在1897年第一次读到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时就恍然大悟，“始知新学乃救时之亟务”，（周建刚《姚华著作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第102页。）认识到“新学”才是当时救国最迫切的事情。另一位成员邢端，则是通过他的族叔邢冕之（李端棻的学生）介绍，才得以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仕学馆学习。正是这种基于同乡情谊的思想传递网络，让李端棻“通过教育振兴国家”的理想有了实在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二是新旧兼备的综合素质赋予关键能力。这群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具有“双重性”——兼具传统功名与现代学术背景。如陈国祥是光绪癸卯科（1903年）的进士，后来却东渡日本去研究法律和政治；熊范舆原本是举人，后来转型成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姚华本人也通晓英文和日文文献。这种“旧学底子+新学眼光”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成为了沟通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与现代西方大学制度的重要桥梁。他们既懂“老规矩”，也明白“新办法”，在制度转型期起到了关键的衔接作用。
三是利用同乡关系网填补制度空白。在清朝末年，教育制度新旧交替，存在诸多制度空白和管理不足，京师大学堂早期的行政管理体系也比较松散。面对这种情况，“端棻后学”群体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同乡关系网络——主要是依托“黔学会馆”，建立起了一个非正式的议事机制。根据《严修日记》（严修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时任民国教育官员）在1915年10月的记载，姚华和邢冕之等人几乎每十天就会在黔学会馆聚会一次，专门讨论大学堂的校务。这种定期的私下聚会，有效地弥补了当时正式管理制度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地缘的非正式网络，直接催生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比如，有证据表明，正是通过这些在黔学会馆的商议，直接推动了1916年“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的设立。这生动地展示了地域性的同乡网络如何成为加速正式制度演变的重要力量。
正是以上这三种力量——同乡情谊的思想纽带、新旧融合的知识能力、同乡关系网的催化——紧密交织、互相作用，才使得“端棻后学”群体超越了简单的地域同乡会性质。他们不仅仅是贵州籍学人的集合，更是李端棻“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继承者和实践者，成为了在京师大学堂早期制度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推动力量。正因此，“贵州元素”在京师大学堂早期的制度化实践，实则是李端棻教育思想与黔学文化基因在近代大学教育发展中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并非简单的理念移植，而是通过“端棻后学”群体的主体性实践，将地域文化特质升华为三种核心能力，深度嵌入京师大学堂的学科体系建设与精神结构形成之中。
首先，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催生了学科建构的革新路径。群体成员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求实学、务实业”的纲领，转化为具有开创性的课程实践。邢端于1918年在史学门开设《中国实业史》，其课程纲要明载“考镜工商之源流，以资今日之振兴”（《北大日刊》1918年3月12日），突破传统史学专注于王朝更迭与典章考据的范式，将社会经济变迁纳入学术视野；陈国祥在法科推动《商事法规比较研究》课程建制，直接呼应李端棻“商学为富国之本”的论述，通过分析德日商法典与中国商事习惯法的适配性，为近代商法本土化提供学理支撑。此类实践不仅促成了实用学科体系的早期奠基，更形成与江浙学人（如章太炎侧重国故整理、王国维专攻纯粹哲学）的学术互补——前者聚焦“知”与“行”的贯通，后者偏重形上思辨，二者共同构成北大人文社科的双翼。
其次，融合中西的文化适应力，塑造了他们实践创新的基因。这种能力深深根植于贵州多民族共生的包容性文化土壤。在“端棻后学”的学术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对异域文明的创造性吸收和转化。姚华在北大画法研究会（1918-1924）担任导师时，就提出“以中国传统画法为基础，吸收西方写生技巧”（周建刚《姚华著作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第267页。）的教学原则。他撰写的《中国图谱学源流考》一书，打破了传统画论只重品评的风格，引入了西方图像学中分析形式的方法，从而重构了中国艺术史的叙述方式。这不仅没有削弱中国传统文人画“笔墨气韵”的理论，反而为其提供了更坚实的实证依据。熊范舆在《法政杂志》上发表文章（1910年第4期），主张“借鉴大陆法系（如德国、法国）的严谨体系，同时吸收英美法系（如英国、美国）判例法的灵活性”。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民法教学方法的革新，推动了“比较各国法律—选择嫁接优点—最终实现本土化”的三步教学模式的建立，甚至为后来《民国民律草案》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这种主动进行跨文明对话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在蔡元培校长正式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这是北大精神中“多元共生”基因的早期萌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不是被动照搬，而是带着主体意识进行批判性筛选后的创造性转化。比如，姚华始终坚持中国传统绘画“六法”的核心价值地位，熊范舆则对当时流行的日本法学教条进行了批判性的取舍。
最终，强烈的同乡认同感所激发的资源整合能力，成为了推动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前文提到的“黔学会馆”这个同乡网络，在学术实践中发挥了远超地缘联谊的作用，演变成了组织集体行动的平台。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学门增设提案汇编》记载，在1915至1919年间，姚华、邢端、陈国祥等12位贵州籍教员联名提交了《增设边政学门建议书》。其核心论据“西南边疆之安危系于国本，亟需学理支撑”直指国家战略需求。这份集体提案最终促成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专门研究边疆的机构——“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1916年）的成立。这个机构开创性地将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交叉研究的新范式。更深远的是，该机构培养的首批边疆研究者，将北大早期形成的“实地调查+多种语言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带到了全国各地。这有力地证明了，以“端棻后学”为代表的贵州学者群体，实实在在地参与并重塑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版图。
综上所述，“贵州元素”的实质是贵州地域文化基因在近代学术制度发展中实现的“三重升华”：其一是将“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转化为推动学科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其二是将融通中西的文化特质升华为驱动方法论创新的内在精神基因；其三是将同乡认同的情感纽带催化为整合资源、推动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一升华过程，深深植根于以姚华、邢端、陈国祥等为核心的“端棻后学”群体的形成机制——即地缘思想传承、新旧兼备的知识结构和同乡关系网。反过来，这种升华也极大地强化了该群体的历史能动性，说明地域文化能够凭借主体的自觉实践，深度介入并影响主流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深刻揭示了地域力量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二、历史遗产的学理活化：构建“黔学脉”的当代学术图景
“端棻后学”群体在京师大学堂初创时期的学术实践，其历史意义远不止于具体制度的贡献，更在于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基因与学术范式。在深化“端棻文化”研究的当下，激活这份珍贵遗产的关键，在于将其置于当代学术语境中进行创造性的学理转化，使之成为推动学术创新与文化自信建设的源头活水。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历史复刻，而是一个深层次的学术重构过程，需要我们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经世致用”精神的当代学术话语重构。以邢端开设《中国实业史》、陈国祥推动《商事法规比较研究》为代表的实践，是李端棻“求实学、务实业”思想的生动落地。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学术中“知”与“行”的割裂，开创了一条将学术研究紧密锚定于时代重大问题、服务国家社会需求的道路。当代学术研究应深入剖析这一路径：追溯其如何从晚清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具体策略，逐渐淬炼升华为中国现代学术追求自主性与实效性的内在驱动力。研究的重点应放在系统梳理“端棻后学”如何敏锐地捕捉社会变革的脉搏，选择并整合相应的思想工具，最终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知识成果。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新文科建设、交叉学科发展的根基，推动构建一种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之问、能够有效指导行动的学术话语体系。这种对话语体系的重构，正是将历史“经世致用”基因转化为驱动当代学术方向性变革的理论自觉。
其次，“融通中西”智慧作为跨文明对话的思想启示。“端棻后学”如姚华、熊范舆的实践，展现了在西方文明强势冲击下，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深刻智慧。姚华在绘画领域提出“以古法为基，参西画之术”，绝非简单的技法拼凑，而是在深刻理解中国绘画“六法”精髓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写生与形式分析的优长，从而重构了中国艺术史的叙事框架。熊范舆在法学领域倡导借鉴大陆法系的严谨体系与英美法系的灵活性，其核心在于强调法律移植必须经历一个“剥离特定文明制度外壳—萃取普适性原理内核—再植入本土社会肌体”的复杂过程。他们的行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跨文化调适”与“知识再创造”。因此，当代学术研究亟需深入挖掘这一群体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普遍性方法论：即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如何坚守自身文化的根性与核心价值，如何批判性地辨识和筛选外来知识体系中的有效元素，并最终将其有机融入、催化本土知识体系的更新与重构。毫无疑问，在中国学术积极参与全球知识治理、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当下，提炼和弘扬这种立足自身、开放包容的知识生产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最后，“同乡关系网”机制为当代学术共同体培育提供社会学借鉴。“端棻后学”依托“黔学会馆”等非正式同乡关系网络，成功凝聚群体力量，推动诸如联名提案设立“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等重要的制度创新，为我们理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运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案例。这生动说明，在晚清教育制度新旧交替、正式管理机制尚不完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地缘认同和学缘传承的情感纽带（如同乡情谊、共同师承、对“教育救国”理念的共享），能够超越其原始的情感联结功能，演变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平台。这种非正式网络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不足，加速了知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为学术共识的形成与创新想法的孵化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如潜在的地域封闭性风险。这种历史的、情境化的分析，为理解当代中国多元化、跨地域乃至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如何培育内部的凝聚力、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理论启迪。
三、结语：“黔学脉”的薪火相传
本文通过群体分析视角，揭示了以姚华、邢端、陈国祥等为核心的贵州学人，如何将李端棻“教育救国”的理想薪火相传，并凭借三重核心能力深度参与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奠基：他们将黔地“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转化为《中国实业史》《商事法规比较研究》等开创性课程，推动了学科体系面向社会需求的现代转型；将贵州多元文化孕育的“融通中西”特质，升华为姚华“以古法为基参西画之术”、熊范舆“萃取普适法理再植本土”的方法论创新，为北大“兼容并包”精神提供了早期基因；更将“同乡认同”的情感纽带，通过“黔学会馆”等非正式网络，催化为联名提案设立“西南边疆史料整理委员会”的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能力。这“三重升华”深刻表明，地域文化绝非封闭的符号，而是经由主体能动实践，深度介入国家主流学术体系构建的活水源泉。
“端棻后学”的历史遗产，为深化当下省校合作提供了宝贵镜鉴与动力源泉：
其一，“经世致用”的学术路径启示我们：贵州的发展可以依托北大前沿学科优势，聚焦生态文明、大数据产业、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命题，联合设立创新研究中心，推动学术成果精准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的“贵州方案”。
其二，“融通中西”的智慧启迪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应依托北大国际平台，系统挖掘、翻译并推介“黔学”经典著作及“端棻后学”思想精髓，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将贵州独特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
其三，“同乡网络”的协作模式更隐喻着：新时代的省校合作，需超越传统的地域联谊，着力构建制度化的高端人才联合培养、重大课题协同攻关、成果转化共享机制，使历史情缘升华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李端棻与君子亭楹联
作者简介
顾里:男，汉族。1950年生于贵阳。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散文写作。有二十余万字作品在《山花》《风雨桥》等多种杂志及《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等报刊发表。出版有二十五万字个人专辑《时间隧道_顾里小说散文选》。贵州学派专访文章作者。
贵阳东门一带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因此，也是我在贵阳最喜欢逛的地方。在东门城墙内侧，有一片老贵阳叫大坝子的地方。清末、民国时，此地是达官显贵居住之地。老贵阳有一句话叫“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意思是：华家的银子多，高家的田地多，唐家的官大。除原唐家花园所在地现在已是贵阳第十九中学外，高家大院现为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华家大院及院内大觉精舍（华家阁楼）及比邻的中山东路上的原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虎峰别墅均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门城墙内外分别还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文昌阁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君子亭。与东门遥对的扶风山上还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阳明祠、尹道真祠及东山上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山摩崖石刻、东山寺。
近来偶尔得知，君子亭有贵州文化先贤李端棻所撰楹联。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阳人。清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首倡者，戊戌变法重要推动者。历任清礼部尚书等要职。晚年归乡后仍致力于贵州新式教育推广。在贵州文史界，目前对“端棻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鄙人虽对史学研究是门外汉，但也不时关注有关“端棻文化”研究的信息。李端棻在贵阳的文化遗迹尚存的不多，我仅去拜谒过位于永乐镇的李端棻墓。据说，在李端棻故居所在地贵阳市内勇烈路还立有李端棻故居遗迹纪念碑。但我到勇烈路多次，均未寻得李端棻故居纪念碑。得知君子亭有李端棻所撰楹联信息后，决定再次去探访君子亭。
从文笔街上行，经高家大院、华家大院，电台街，来到一个高处的岔路口，估计此地就是原东门城墙顶。直走可以下到文昌路，左右两边的路牌均为君子巷，显然，君子巷因君子亭得名。从右手边的巷子走去。君子巷狭窄蜿蜒，曲里拐弯的。路两边均是陈旧的老房。来到一处稍宽敞一点的地方，见到了“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君子亭”的石碑。君子亭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东门外城垣下，是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查阅资料得知：君子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由 贵州总兵沈希仪修建。后在清乾隆年间废弃，直到清嘉庆十九年（1814）， 巡抚 许兆椿将其修复并题写楹联：“傍郭临池，坐揽烟波迟素月；浮香送馥，人来殿阁扇熏风。”原君子亭为仿木结构石亭，四周由八根石柱支撑，呈长方形，占地50平方米，长7米，宽5米。君子亭得名有二，一说君子亭与贵阳城东的扶风山阳明祠遥相呼应，阳明祠曾是王阳明谪居修文龙场时的居所和讲学之地，王阳明曾在此撰写《君子亭记》。贵阳君子亭因之得名。另一说为：君子亭前原有数亩大的池塘，池中种有莲花，因此此地也被称为莲花坡。莲花在古人眼中象征君子，这也是亭子得名的原因之一。君子亭前的莲花池早已不存，但莲花坡地名至今仍有。君子亭前现文昌北路上的公交车站牌还叫莲花坡站。历史上，君子亭曾见证了许多重要事件。例如，清光绪元年（1875），缅甸国向清朝皇帝进贡大象的队伍经过贵阳时，大象曾在君子亭休息，贵阳人纷纷涌来看稀奇。缅甸国向清朝皇帝进贡大象的行进路线应是从云南经贵阳，再经湘黔古驿道进入湖南的。古驿道上的贵州历史文化名城镇远的祝圣桥上还有清代镇远知府汪炳熬所撰写的楹联：“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可能经贵阳的缅甸国大象与经镇远祝圣桥的大象应是同一件事吧 ！
如今的君子亭仅有四根石柱可见，已完全看不见当年的君子亭的样貌。君子亭仅存的四根石柱呈一字排列被嵌入民房的墙体内。嵌入君子亭石柱的这排民房低矮陈旧，与对面的民房形成最多只有一米宽的一条狭弄。如果这排民房的门是向外开的话，打开的门完全可以阻挡住狭弄的通行。我努力抬头观看石柱上的楹联字迹。由于年代久远，石柱上的字很多已风化，斑驳不清，勉强可以认出几个字，但连不成句。想用手机将四根柱上的楹联都拍下来，但拉不开距离，拍摄角度太小，根本照不全。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寻李端棻撰写的君子亭楹联，如果看不见岂不遗憾！李端棻为君子亭撰写楹联是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这年，贵阳人赵以炯考中状元。贵州人考中状元是贵州历史上亘古未有之事，为此君子亭再次重修，李端棻特在京城撰写楹联寄回贵阳，刻于亭柱以示祝贺。可见李端棻对贵州文化的兴盛是无比关注的。查阅资料得知，李端棻为君子亭撰写的楹联为：上联：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波请，君子高风同仰止。下联：灵秀钟间气，为抱杏林春满，状元及第正归来。
高处的楹联字迹看不清，我就仔细地辨认低处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在最南端的那根石柱的落款上，我终于发现了：“李端棻撰于”这几个字。这几个字旁边的楹联正文上还看见了：“状元得意”四个字。对照资料上的：“状元及第”，显然不符。再仔细看：“得意”二字的字体与其他字显然不同。是后人补刻时的谬误还是李端棻的原文就是“得意”？不好判断。从意思上来看：“状元及第正归来”与“状元得意正归来”都说得通。孰是孰非？看来只有待历史学家们来考证，来释疑解惑了！
看不见君子亭的原貌。我就从网络上搜寻，总算找到了两张年代不详的君子亭老照片。一张照片上：东门老城墙内是巍峨挺拔的文昌阁，城墙外是低矮的君子亭。还有一张是东门城墙下其貌不扬的君子亭。其实，君子亭的建成年代要早于文昌阁的，但除开君子亭早已不存外，论名气，君子亭也远逊于文昌阁。不过，我认为君子亭哪怕现在只存遗迹，还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研究“端棻文化”的有心人，绝对是应该来看看的，毕竟贵阳有关李端棻的文化遗迹已不多了。
穿过君子巷，不过几十米的距离，就来到了文昌北路的有多路公交车停靠的公交车站台。站名叫“莲花坡”。有专程探访君子亭的朋友，其实从文昌北路到君子巷路程最近。当然，从文笔街、电台街上来到君子巷，除了可以看到高家大院、华家大院外，还可以感受一下老贵阳的老街巷的别样韵味，也是一个别有深意的选择。
张之洞的士宦人生 向玲玲
【作者简介】向玲玲，女，重庆云阳人，汉族。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
【摘 要】张之洞是李端棻的好友。他们共同参加科举考试，共同担任晚清政治体制内官员，都与贵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都对清末教育体制改革贡献良多。张之洞历经晚清五朝，4岁起接受严格教育，1863年高中探花入翰林院,任学政时革新教育，后成清朝清流派领袖直言进谏。自1881年始，张之洞先后担任山西、广东、湖广等地要职，积极推行洋务新政，创办诸多近代工业企业和新式学堂，编练新军。1900年参与“东南互保”。1901年与刘坤一等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推动清末“新政”作出重大贡献。1907年入京，1909年去世。其毕生历史贡献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关键词】张之洞；洋务运动；教育革新；中体西用
张之洞出生于1837年，比李端棻小四岁。张之洞与李端棻过从甚密。他们两人有许多共性的一面。他们俩都出生于贵州，同属从贵州走出去的朝庭高官。他们俩均倡言教育维新，为晚清教育改革作出重大贡献。他们俩均倡言实业，为改善民生与晚清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他们俩均有强烈的人才意识。强调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就张之洞的士宦人生作简介的梳理。期待通过梳理，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鲜活“端棻文化”的研究。
一、科举入仕，崭露头角
1837年9月2日，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也有说张之洞出生于贵筑县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县），故又被后人称为“张南皮”。其父张锳时任贵筑知县，治家严格，极为重视子女教育。在张之洞五岁时，父亲便为其聘请学养深厚的附生何养源教授学业，之后又师从举人黄升三、王可贞，进士敖慕韩等。八岁时，张之洞就学完了四书五经，十岁开始学习诗文，十一岁写出《半山亭记》，被誉为神童。其作品还被集成《天香阁十二龄草》。此外，他还自学《孙子兵法》《六韬》等兵学名著。十二岁之后，张之洞先后跟韩超、胡林翼等人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经济之学等，深受韩超、胡林翼经学思想的影响。（胡钧:《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17页。）1849年，十二岁的张之洞考中生员，次年升入县学成为秀才。1852年，张之洞参加乡试，高中第一名，成为举人。然而，此后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856年，张之洞携妻进京参加礼部组织的考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三年期满后可补放知县。但在留京候补期间，父亲张锳因病去世，张之洞不得不回籍守孝三年。1859年守孝期满，张之洞再次赴京参加会试，却因族兄张之万为会场考官，按例需要回避，未能应试。1860年，又因同样原因再次回避。直到1862年，张之洞才终于进京参加会试，可惜未考中。于是，他离开京城前往河南，担任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煦的幕僚协助练军。不久，张之洞又成为河南巡抚、族兄张之万的幕僚，期间代写的奏章屡获赞誉。1863年4月，张之洞参加会试，高中探花，赐进士及第。同年5月，被授翰林院编修。（ 参见胡晓曼:《张之洞传》,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3年版，第 4-11页。） 数十年的思想积淀为张之洞步入晚清政坛奠定了重要基础。张之洞学术兼宗汉宋，师承儒学之中的“古文经学”，坚决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这为他在洋务运动时期选择坚守中学立场进而“采西学”为用，在戊戌维新之际选择将西学因素纳入中学之中，改造“中学”以形成“新学”提供了学术基础。
二、学政生涯，革新教育理念
1865年6月，张之洞结发夫人石氏病逝，留下儿子张权和女儿张檀。1867年7月，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8月，调任湖北学政。他在到任奏疏中提出“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的施政主张（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为了选拔人才，他进行制度革新，允许学子不拘泥于制度，能够各尽所长发挥才能。此外，他还报请朝廷批准，将文童复试做经文改为经解，并且允许根据学子自己申报所学典籍进行考察。这些举措赢得了当地学子的称赞。1868-1869年，张之洞先后两次主持德安、汉阳、襄阳等地考试，期间也主持湖北全省乡试，以“端正品行、务实学习”两个要义反复教导学子。1869年，他与湖北巡抚李鸿章在武昌创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
1873年，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乡试副考官，不久转任四川学政。当时四川科场舞弊横行，作弊手法多样。张之洞为此制定革除考试积弊八条制度，严厉惩处受贿作弊考官，通缉作弊枪手，使四川科场的风气得以好转。他还注重选拔实学人才来扭转空疏学风，主持修建了尊经书院，扩大入学规模，有时还亲自给学生讲学。同时，他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给学生做指导，教导士子应该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1876年，张之洞迎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为妻。1877年，出任文渊阁校理，结束了学官生涯。
三、清流领袖，直言进谏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开展洋务事务争执不休。军机大臣李鸿藻笼络了一批不认同洋务运动的御史和翰林，他们以经世匡时为任，标榜不谈洋务，斥责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时人称之为“清流党”。张之洞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等交往紧密，返京后还结识了清流骨干张佩纶。在张佩纶的引荐下，张之洞逐渐成为清流党的中坚力量。1877年，张之洞充任教习庶吉士，开始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1879年，张之洞任国子监司业。在继统继嗣问题上，张之洞迎合慈禧，上疏认为立载湉（光绪帝）为帝合乎民心，在关键时刻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获得慈禧赏识。同年，四川东乡冤死四百余人，元凶却逍遥法外。张之洞曾在四川任职，对此案有所了解，他在一天内连上三折，阐明冤情，迫使刑部重审案件，最终此案得以昭雪，张之洞也因此名声大噪。
1880年，左都御史崇厚与俄国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亦称《交收伊犁条约》(简称《崇约》)）。此约是一个严重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坚持《崇约》不能签订，提出应该编整军务，放缓立约，并治罪崇厚。上折之后，张之洞被慈安、慈禧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十九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虽然条约依旧签订，但清流党人的多次献策还是为中国挽回了部分权益。（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同年，又因“庚辰午门案”，张之洞与陈宝琛对慈禧太后直言相劝，阐明利害关系，促使“午门案”重新处置。此举获得清流派的高度肯定。事后有直接评述：“二人（张之洞与陈宝琛）力挽危局之功，……达到了匡济国家的效果，堪称清流党的中流砥柱。”（胡晓曼：《张之洞传》，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47页。）几年的清流生涯使张之洞誉满中外，名声渐起，更是得到了西太后的格外垂青。很快，张之洞就升至二品大员。光绪八年（1882）11月，45岁的张之洞做了山西巡抚。
四、封疆大吏，推行洋务新政
1881年6月，张之洞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跃成为二品大员。12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他接任后，发现山西积弊沉疴，吏治疲软，办事处处掣肘。于是，他上折《整饬治理折》，制定一系列治理方略，提出要找出根源，表里兼治。随后，他开始整顿吏治、清理财政、禁烟戒毒、兴农练兵，山西官民面貌有所改善（孟旭:《张之洞在山西》,《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112页）。在此期间，张之洞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影响。据李提摩太回忆：“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业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在李提摩太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逐渐转向洋务派。1883年，张之洞设立洋务局，招揽精通西学的人才，还购买新式机器兴办实业，期间，他筹办炼铁企业、开通北向和东向两条铁路。（石文玉:《儒学道统与晚清社会制度变革——张之洞<劝学篇>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7页。）同年，张之洞向清政府申请仿直隶（今河北、天津等地）章程训练新军获批。清政府派遣记名总兵李先义、补用副将吴元恺等人协助操练新军，张之洞编练新军的经历从此发端。在任期间，张之洞还推行“晋北七厅改制”的工作。晋北七厅，指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一带蒙汉杂居，统治权实际掌握在满蒙贵族之手，俨然独立王国，不受晋抚控驭。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挠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且“户口至今皆称寄民，不编籍贯，亦未立学，士无进步，农鲜恒心”。为了巩固晋北地区的统治秩序，发展经济、文化，之洞奏请将七厅改制，由专用旗人治理，改为”满汉统用”，编立户籍，清勘田亩，修筑驿道，广兴学校。这样一来，势必触动满蒙贵族的私利。因此，绥远将军丰绅，归化厅副都统奎英等便以改制“占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官司打到中央朝廷，慈禧颇感棘手。之洞改制之举明显占理，但满蒙贵族利益亦不可不加庇护。朝廷左右权衡，想出一举两得的高招：调之洞离晋赴粤。一来化解晋北七厅改制与否的矛盾，二来为大战在即的南疆前线配置一员主帅。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任职两广总督，筹划两广防务，制定策略对抗法军。在这场战争中，他起用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清军士气。然而，战争的失败也让张之洞意识到枪炮军械的不足，加速了他向洋务派的转变。此后，他在广东大力发展洋务事业，创办了枪弹厂、铁厂等，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积极培养新式人才，创办水陆师学堂，聘请外国教习，教授西方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1889年，张之洞调署湖广总督，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等一批近代工业。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起步。湖北枪炮厂则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生产的枪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很大提升，为中国军队的装备更新提供了重要支持（石培华:《张之洞的洋务实践及其思想》,《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第141-145页。）。
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张之洞还兴办新学，先后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等教育机构。这些学堂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培养了大批具有近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1896年，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训练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陆军——“江南自强军”。这支军队采用西式训练方法，装备先进的武器，成为了当时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典范。
五、“中体西用”，调和新旧思想
甲午战败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坠入“耻既甚矣，理亦难解”的困惑中（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一方面顽固派强烈反对西学，仍在“祖宗之法不可变”、西学乃“奇技淫巧”的狭小思想世界中徘徊，这一保守主张与历史大势相悖而行，张之洞称其为“旧者不知通”（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 页。）；而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大有改朝换代之势，张之洞称之为“新者不知本”（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 页）。为了调停新旧之争以凝聚共识，进而维系封建统治，张之洞推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在《抱冰堂弟子集》中，张之洞回忆道：“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辟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21页）
张之洞主张先明内学，即坚守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然后择西学以用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制造等，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张之洞的新学思想是既不赞同完全用“中学”挽救危机，又反对以全盘西化进行改革。具体而言，是在文化和政治模式意义上的社会秩序不变的前提下，维护三纲五常、封建统治秩序，以此为“中体”；同时参照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在教育、经济、军事方面实行制度变革，以此为“西用”。《劝学篇》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既对顽固守旧派进行了批判，又对激进的维新派有所限制，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新旧思想的矛盾。
六、东南互保，维护地方稳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所谓“东南互保”是防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扩展,抑止人民反抗斗争的产物,是东南督抚同帝国主义既妥协又矛盾的产物,也是东南督抚与清廷之向心和离心两个合力的产物。这一举措使东南地区避免了战火的直接波及，保护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为日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保留了基础。“东南互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清政府的宣战旨意，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在混乱的局势中维持了局部地区的稳定，减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七、江楚会奏，推动清末“新政”
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此折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1年应慈禧改革上谕所奏，系统地提出了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减冗员等改革措施，成为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它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这三道奏折成为清末实行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总纲，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教育改革方面，他们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体系，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整顿吏治、改良司法等措施；在经济改革方面，倡导发展实业，奖励工商。这些主张为清政府的“新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
八、晚年入京，权力渐失
1907年，张之洞进入北京，获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此时的他已步入晚年，但仍然心系国家大事。然而，次年光绪帝、慈禧相继死去，张之洞与新任摄政王载沣政见不合，同时身患重病。于是，他逐渐远离了权力核心。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死后被清政府追谥“文襄”，晋赠太保。次年，归葬故乡南皮。
张之洞身短有巨髯，风仪峻整，好结交名流文士 。他早期为官时是清流领袖，接收洋务思想后，积极发展洋务，致力于民族重工业事务，使武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在教育上，他创办新式学堂，推动了传统知识内容与西方学科知识的融合。他的一生，是在晚清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不断探索和奋斗的一生，他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他的改革和努力最终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但他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的贡献值得铭记和研究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贵阳，邮编： 550005）
《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之我见》
【作者简介】谢娅，女，汉族，贵州毕节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福元教授。性格活泼开朗，学习认真，励志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摘 要】 本文聚焦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剖析其教育改革思想产生的渊源与历史影响。研究表明，其“制度革新——教育救国”理念植根贵阳李氏“叔侄四进士”的家学传统，在四省乡试主考的仕途实践中洞察科举弊端，经甲午战败等时代冲击完成思想觉醒。在影响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人物中，倭仁的理学思想促使其反思“中体”局限，黎庶昌的西方政教理念提供革新参照，梁启超的西学启蒙推动其思想质变。
实践层面，李端棻提出的“一经五纬”教育改革体系奠定了近代学制的基础。
其教育改革思想经梁启超“新民说”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更在西南地区催生教育近代化浪潮。
笔者认为，李端棻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与近代启蒙思想的融合者，其“制度奠基——思想启蒙”双轨路径对当代教育改革具启示价值。
【关键词】 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影响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甲午战败更暴露制度积弊，催生“教育救国”思潮。在此历史转折点上，李端棻以传统士大夫与维新旗手的双重身份脱颖而出。官至礼部尚书的他，既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与执行者，又是最激烈的批判者与改革者，成为突破“中体西用”框架的关键人物。但李端棻从恂恂学子而至方正之臣，再到维新中坚。䫏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受到家学庭训、学林问道、友朋交往以及乡土人文的滋养，在近代改良思潮及西方文化冲击的交织中逐渐成型。这一思想的嬗变历程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学界对李端棻的关注，多聚焦于其《请推广学校折》的制度创见与维新政治活动，却较少深究这些思想背后的家学渊源、仕途淬炼与时代催化——那些藏在家族经世传统中的教育自觉、科举考场中对旧制弊端的痛切观察、与梁启超等新旧士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恰是其革新理念的关键。本文试图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沿着“思想渊源——历史影响”的脉络，探寻这位传统士大夫如何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完成“自我迭代”，并揭示其“制度奠基与思想启蒙并重”的重要影响，为进一步发扬“端棻文化”的价值贡献一份力量。
一、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四重维度”
李端棻三岁失怙，幼时家贫，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幸得其叔父李朝仪与舅父何中宪悉心教诲。李端棻勤学好问，在两位良师的教导下学业精进，于同治元年（1862）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1863）又折桂，考中进士。李端棻是贵筑人（今贵州省贵阳市），自幼生活在黔中，受到当地文化以及经王阳明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其为官期间，亲历清末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目睹官场积弊、国势衰微，亲身处理政务的经验使其深刻体认到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身处晚清这一大变局中，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深刻重塑了包括李端棻在内一代士人的思想视野。内外交困的时代洪流，最终推动这位深受家学滋养的士大夫从体制内寻求改良，进而对更激进的救国方案产生共鸣与追慕。
（一）家学和本土传统的浸润
家学庭训李端棻的思想深植于贵阳李氏家族的经世传统。作为“叔侄四进士，两代九举人”的文化世家，李氏家族以“通经致用”为治学核心，既恪守儒家伦理秩序，又强调学问的现实观照。叔父李朝仪“为官为民”的务实政风与舅父何亮清“通经致用”的治学方法，共同塑造了其早期思想内核。李朝仪任三河知县时捐建书院的实践，使幼年的李端棻深刻体会到教育对地方治理的根基作用。何亮清作为“状元之师”，则以打破空谈理学的治学路径，引导其关注学问与社会变革的联结。这种家学熏陶并非简单的科举文化传承，而是将儒家“修齐治平”理想转化为“以教育改风气、以人才强国家”的实践自觉，成为其日后批判八股取士、倡导教育革新的深层文化基。他一直铭记两位良师教诲，其晚年曾对学生梁启超等人感叹道：“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追怀畴昔，欷歔若不自胜。”（何麟书：《李苾园先生遗诗序》，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本土文化 李端棻出生于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此地文化兼具中原儒学内核与边地务实精神。李端棻自幼生活在贵筑，成长在阳明心学的浓郁氛围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耳濡目染，有所承受。
阳明学中冲破传统的意识和民主、平等的思想，李端棻自然是有所吸收。当地“地瘠民贫、教化滞后”的现实困境，与王阳明心学中“事功即心功”的理念相互激荡，促使他将“经世致用”理解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应。李端棻服膺儒家入世思想，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的诗集《苾园诗存》中亦充满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何音娥：《论李端棻儒学思想之演进》，《汉字文化》2023年第23期:第147-149页。）
黔地文化及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这种地域文化基因也是其推动教育革新的深层思想渊源之一。
（二）仕途历练的反思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士宦生涯中，李端棻由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转变为体制内的系统批判者。
1867—1895年间，他四度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深切目睹八股文“脱离实学、桎梏人才”的弊端：士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经史之正学不敢道”，导致“真才湮没于空疏，吏治日坏于刻板”。这种实践观察，在李端棻担任云南学政时进一步得到深化——他奏请为云贵举子提供赴京应试路费补贴的举措，既体现其对边陲人才的制度关怀，亦暗含对科举地域失衡与内容僵化的反思。此时，李端棻开始初步实践教育公平的理念，批判教育领域内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
1895年甲午战败与“公车上书”事件成为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转折点：
贵州95名举人参与联名上书，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李端棻对这一闭塞地区竟有这么多人关切国事深感震惊。这证明，民智可开。然而，如此多人才仍无法阻止中国战败的结局，此况让李端棻强烈意识科举选才机制的弊端，以及“民智不开则国势难振”的现状，从而确立其“教育为救国根本”的核心认知。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李端棻从指责“八股脱离实学”转向否定整个旧教育体系，直言“教之之道未尽”导致人才乏绝。其“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的论断，正是这种实践反思与时代焦虑的集中迸发。
（三）友朋交游的影响
李端棻的思想转型得益于多元思想网络的交织。同治二年（1863），李端棻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深得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惇衍的器重。
李端棻作为理学名臣倭仁的门生，倭仁“拒斥西学、固守旧制”的极端立场，反向激发李端棻对“中体”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
黎庶昌通过《西洋杂志》系统介绍西方公共教育、议会制度与知识传播体系，使李端棻接触到“教育普及化”“政教分离”等现代理念。
可以说，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一经五纬”方案中分级学制构想，就是受到了同为贵州籍人士黎庶昌的启发。李端棻从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中，得知许多从书本中难以获得的情状，体察到黎庶昌力主效法西洋的意旨，以及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大计。二人旨趣投契，情谊益笃。（黄江玲,黄万机：《李端棻思想演化历程探寻》，《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02期:第52-56页。）
此外，黄遵宪、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思想也影响了李端棻思想的形成。1889年广东乡试中，李端棻识拔17岁的梁启超。出于爱才心切，李端棻当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从而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兼有“师生——亲属”的双重纽带。在此后的十年间，梁启超向李端棻输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达尔文进化论等学说，推动其从体制内改良者转向系统革新者。
1896年《请推广学校折》虽由李端棻直接上奏，但其核心思想——如“京师大学堂的顶层设计、藏书楼与仪器院的现代教育配套构想”等，可视为二人“中西融汇”思想的共同结晶。这时，梁启超向李端棻引荐黄遵宪，二人相见如故，交谈甚欢。黄遵宪接触西方文化甚广，心中早已萌发维新变法的主张。在接触与交谈中，李端棻也受到其西学思想的启发。与此同时，李端棻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成为知己好友。诸如此类的交往关系，成为李端棻“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评价的重要开端。
（四）西方民主思想的启发
李端棻通过多重渠道吸纳国外思想。早年研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他对西方“三权分立”政体与教育体系产生浓厚兴趣。任职总理衙门期间，通过考察同文馆及上海广方言馆的教学模式，坚定了他“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李端棻对日本明治维新尤其关注，这成为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转折点。
他认为“日本以小国变强，全在改易旧制，广兴学校”，故在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时，明确借鉴了日本学制。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交融互鉴，深刻撼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传统思想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李端棻为代表的官僚士人群体，开始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重新阐释，并对儒家传统文化体系展开全新审视。
李端棻从流放之地获赦返乡后，应巡抚邓华熙的聘请，担任贵州经世学堂的主讲，在教学实践中大力倡导“新学”教育理念。其授课内容着重围绕“民权自由真理”展开，每日课程的核心主题多为“培根、卢梭等思想家的学说”。此外，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学说，也是他讲学时频繁涉及的重要内容。他将关注的视角转向社会现实问题，把文化教育事业与政治变革、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积极从西方思想体系中汲取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人权平等观念以及唯理分析等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的精髓。（骆利红：《“新学”与晚清为官士人的转型——以李端棻为例评析》，《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22期:第89-91页。）
二、历史影响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进程中，李端棻以教育革新者与思想启蒙者的双重角色，在传统教育体系逐步瓦解、近代文明思潮不断涌入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制度建构、思想传导与西南区域实践的多维探索，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他提出改革国家教育制度设计，并到西南发展了教育事业，不仅打破了洋务运动“器物革新”的局限，而且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教育改革的理论支撑，更促进西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育的近代化。
可以说，李端棻是衔接传统科举教育与现代学制转型的枢纽性人物，其影响渗透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与区域发展的多重层面。
（一）近代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
李端棻的核心功绩在于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搭建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光绪帝发布新政以图自强，其首要的问题就在于怎样解决人才的问题，而人才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发展教育是强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李端棻更明确指出：“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针对该问题，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一经五纬”的改革方略，彻底突破了洋务运动时期“碎片化办学”的局限。
所谓“一经”，是主张构建“京师大学堂——省府学堂——州县学堂”的三级学制体系，这一设计首次以国家制度层面的规划推动教育普及，直接成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及1904年“癸卯学制”的制度蓝本。
而“五纬”则通过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游历（留学）五大配套机制，构建起“教学——研究——传播——实践”的完整教育生态链，直击洋务教育“仅习西语西艺而不究富强之本”的弊端。
《请推广学校折》获得光绪皇帝的重视和采纳，以及朝臣的赞同和支持，各类学校在全国建立起来。教育革新从士绅倡议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中国教育从传统科举体系向现代学制的系统性转型。
（二）维新思想谱系的传承与升华
作为“伯乐型思想家”，李端棻通过自己遍及朝野的人才网络，使维新思想如涟漪般向外激荡。
他“教育为救国根本”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梁启超，成为其《新民说》中“民智、民权、民德”国民性改造理论的逻辑源头，推动维新思想从制度革新的表层，跃升至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启蒙。
正如梁启超所言，李端棻之教“非徒授业解惑，更启吾以天下之责”，这种思想传承，打破了宫廷改革的藩篱，为近代启蒙提供了理论资源。
李端棻一生门生众多，识拔的贤才难以计数。
他悉心举荐的严修、熊希龄、林绍年等人才将其教育主张付诸实践：
严修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体系，熊希龄推动民国初期教育改革，林绍年任云贵总督时在西南地区落地“一经五纬”方案，形成“中央倡议——地方实践——民间呼应”的改革网络，使教育革新从文本设想转化为社会现实。
（三）西南近代化的启蒙引擎
晚年流放归黔后，李端棻在西南边陲实施教育改革，成为推动区域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1901年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时，他打破“四书五经”的传统课程体系，在教学中宣传新学，以“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的开放姿态积极培育新一代知识分子，强调“萌芽新政要推行”，积极对贵州学子进行维新启蒙，从而打破了西南地区的思想闭塞的局势，推进了贵州的思想进步。为了改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以及缺少学习新学途径的情况，李端棻还撰写了《普通学说》，用作经世学堂讲稿，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
面对守旧派“敢将孔孟比卢梭”的非议，他以“天下之理，唯变所适”回应，彰显革新勇气。
在制度建构层面，1902年他与其他贵州乡贤共同创办贵州首所中等师范学校——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该学堂有办学的过程中，主动引入日本教员开设现代科学课程，解决了新式师资短缺问题。1906年，李端棻等人积极推动贵阳府中学堂改制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将其倡导的“五纬”办学理念转化为“中西合璧”的课程体系；联合地方士绅推动151名贵州学子留日，开西南大规模留学之先河，这批学生日后成为辛亥革命在西南的骨干力量。
至1907年，贵州全省开办近700所学堂，初步构建起近代教育体系框架，李端棻由此奠定了“西南教育近代化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三、结语
李端棻的思想演进史，本质是晚清士大夫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寻求文化突围的缩影。其家学赋予的经世理想，使其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窠臼；仕途实践的制度反思，使其超越传统士大夫的阶层局限；师友网络的思想碰撞，使其突破“中体西用”的理论桎梏；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使其重新审视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多重因素的交织，使其成为连接倭仁理学保守主义与梁启超新民启蒙思想的关键枢纽，使其从一位“恂谨书生”，成为一位正直干练的官员，又在维新思潮涌起的时代大潮中，成了浪尖上的弄潮手。
李端棻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实现了“宫廷改革者”与“地方启蒙者”的身份统一：
作为礼部尚书，他推动国家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
作为返乡士绅，他在西南边陲播撒教育近代化种子。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使中国教育的革新不断进步。
李端棻在临终前致信梁启超，说道：“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正是其承古启新精神的永恒写照。
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不仅是一座思想桥梁，更是一炬不灭的启蒙之火，照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漫漫长路。
李端棻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在传统中寻找资源，在变革中坚守底色”的历史样本——这或许正是其思想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谢娅 邮编：550025）
《请推广学校折》的生成与价值
【作者简介】申红珊，女，贵州遵义人，仡佬族。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为人踏实肯干，勤于钻研。
【摘 要】李端棻于1896年呈递之《请推广学校折》，在晚清王朝国家转型的危机语境下，超越了一般性的政策建言，构成一个具有知识-权力构型意涵的关键性制度文本。该奏折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涵盖国家三级学制架构、“中西并重”的知识秩序重组、以及新型精英再生产机制），不仅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确立了制度化核心场域的地位，更在话语实践层面形塑了国家主导型教育现代化的初始蓝图。清廷于1898年对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标志着此文本从话语构想向制度实体的初步具象化。及至1902年以降，清廷以该折为元文本依据，推动学制系统化改革，使其内在的制度基因与治理逻辑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展开实践性拓殖。这一进程，超越了单纯的机构创设，深刻介入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制度化路径生成，并奠基性地形塑了其国家性、现代性与知识合法性相耦合的结构性基模，实为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教育治理范式重构的肇始性节点。
【关键词】李端棻；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呈《请推广学校折》，实乃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教育制度层面的具象化实践，其以“府州县学-省学-京师大学堂”三级学制建构为纲维，破传统“重学轻教”之窠臼，倡“中西并重”之新猷，更以“选高才以充游历”之策编织人才登进网络，直指科举积弊之痼疾。尤具哲学意蕴者，在于其将京师大学堂擢升为“中体西用”之制度载体，既承太学“为国养士”之统绪，复纳西方分科授学之范式，然此“体用二橛”之设计，终使经学与哲学呈“体用互絷”之困——章程虽明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实践中经学科目与西学课程终成“道器两离”之势，恰显传统“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与近代学科分化之张力。及至戊戌后学制更迭，此折所孕之制度雏形虽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范式，然其“官僚养成所”之本质，终未脱“以技观之”的实用窠臼，距“以道观之”的哲学自觉尚存鸿渊，昭示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道器之辨"的未竟课题。
一、《推广学校折》的历史性生成场域
（一）甲午战败的反思
甲午战败所昭示之历史性断裂，实为传统中国治理范式遭遇本体论危机之显影。当李端棻疾呼“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之际，其奏折已深刻触及内源性治理失效与外源性冲击深度耦合所引发的教化机制系统性崩解。此际李氏之教育改革论述，实肇源于甲午惨败所触发的认识论断裂，更植根于其多重场域位置所赋予的认知框架转型，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化转型之先导性制度构想。
洋务运动所标举“器物革新”，深陷“体用乖离”之形而上学困境。北洋水师之覆灭，乃清廷固守“器变道不变”认知范式之必然结果。李鸿章等虽以北洋水师为“器”之极致，然制度本体仍囿于“理一分殊”之传统治理窠臼，致海军衙门沦为官僚场域权力博弈之具，财政挹注受“纲纪之道”束缚，后勤体系陷于“名实相怨”之实践悖论。反观日本，通过《征兵令》《教育令》建构“道德的形上学”制度体系，以“无执的存有论”实现兵员征募与人才培养之“体用一源”。此役本质乃两种文明本体论范式之交锋：清廷以“中体西用”割裂道器，而日本则以“性体开显”之实践理性重构制度本体。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府虽引入西技，然课程体系仍依附“礼制”官僚架构，未能完成“格物致知”之现代学科建制。生徒既被摒于科举“正途”之伦理共同体，复遭士大夫“以道观之”之价值排斥，陷入“所学非所用”之存在论异化。此即严复所洞见：“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严复：《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1页。），然若仅“徒袭西学之形貌”而拒斥制度本体革新，终将堕入“形神离决”之现代性困境。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制令》（1872）所构建之教育体系，以“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叶立群：《日本的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为纲，确立三级学制及强迫入学制度，实为“理气一元”哲学观之制度实践。其以朱子学“格物穷理”为基底，融摄西方实证精神，形成“教育—科技—军事”良性循环之“体用一源”范式。至甲午战前，日本小学入学率达40%，东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建成，彰显制度形上学之实践效能。反观中国，1895年全国新式学堂不足40所，教育体系呈现“道器相离”之结构性断裂。李端棻考察日本后痛陈“日本变法以来，广兴学校，译书授业，故能强本弱末，雄视东方”（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其《推广学校折》中“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之三级架构，实为对《学制令》“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制度哲学之自觉效仿。
李端棻教育革新之历史意义，在于突破“中体西用”之认识论桎梏，尝试建构“道器相嬗”之制度形上学。其奏折所提藏书楼、译书局、仪器院、报馆、游学五端，实为以“格致诚正”重构知识生产体系之制度设计。此构想虽未脱“礼制”框架，然已触及严复所言“本无”之制度本体——即通过教育制度之形上学重构，实现“心性论”支撑下器物层与制度层之辩证统一。甲午战后教育改革之深层逻辑，正是以日本“性理开显”之实践理性为镜鉴，解构“理一分殊”之传统治理范式，推动中国教育由“器技移植”向“道体重构”之范式转换。
（二）李端棻与《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作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其思想根柢深植于儒家“通经致用”之脉系，尤以山西学政期间整顿书院为典型实践，彰显“经术”与“治术”的体用相即（张昭军：《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其虽为清流核心，然暗合《周易》“革”“蒙”二卦精微：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复倡“师夷长技”的变革路径，形成“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调适性思维结构。此种张力具现于广东乡试重时务策论、拔擢梁启超等举措，实为科举制度“旧瓶新酒”式的隐性突破。至《请推广学校折》主张创构京师大学堂，更以“蒙以养正”（《周易·蒙卦》）为易学依归，将儒家“内圣”工夫转化为“开民智、育新民”的外王实践。晚年归黔办学，终以“致良知”精神践行乡邦教化，完成“治统”向“学统”的本体论回归，为儒学现代转型提供“道器合一”的诠释范式。
李端棻思想演进深植晚清“体用之辩”的哲学场域，早期囿于洋务派“中体西用”范式。光绪十三年（1887），其教育革新思想尚拘泥“算学、天文、舆地、格致”等形器之学。甲午战后认知发生本体论跃升：洞悉日本明治维新成效源于“国民认知图式转向”与“国家理性化治理架构”的精密耦合，遂超越洋务派“头痛医头”模式，在《推广学校折》中直指“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将教育鼎革提升至制度重建高度。此认知转折呼应维新派“尽弃旧习，再立堂构”的体用观革命，其奏折所陈四事——“御门誓群臣、开懋勤殿议制度、改定六部则例、派朝士归办学校”（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页。）——彰显对政教制度“本体”的重构意志，标志晚清士大夫对“中体西用”范式的自我扬弃。
《请推广学校折》之酝酿植根甲午后经世思潮勃兴，康南海《上清帝第四书》首倡“设议院以通下情，开学校以育人才”，以“三级设学”架构奠定形上学基础（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严几道《原强》斥传统教化“偏德疏智”之弊，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纲重构国民性；梁任公《变法通议》更申明“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罗炳良主编，梁启超著：《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凸显教育为体用转换枢机。李端棻通过强学会论辩及与严复、黄遵宪等符号互动，完成异质教育理念的本体论整合：学制取法康氏形而上学架构，课程承袭严复“体用不二”认识论，将格致实证精神注入“普通学/专门学”二元结构；制度设计则融摄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的“冲击-反应”史观。三者共构规范性秩序——学制立文化认知合法性，课程载价值理性，科举改制与经费保障成规制性控制，形成历史必然性的教育制度形构。
较之同光改良方略，李端棻擘画以“中体西用”为枢轴构建三级学制：小学课“识字、习字、读经史子及舆地算术之浅近者”，中学增“天文格致农务工艺商务之学”，大学究“专精一业”（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形成“蒙养—经世—穷理”的格致阶序。其创设册府（藏书楼）、器局（仪器院）、译曹（译书局）以补西学资源，更以“变科举”弥合“学优则仕”古道与近代知识生产的裂隙。此设计既超越康南海“废八股兴学校”的泛道德诉求，亦突破张之洞《劝学篇》“中体西用”的体用二元困境。其“仕学院承道统存政教之本，师范馆立师道育新民，译书局通中西转知识”的三足架构，既暗合西学“经验领域分化”哲思，复以制度理性实现“道器相济”。戊戌年孙家鼐依此制《京师大学堂章程》，完成“教育行政机关”向“最高学府”的价值理性制度化转捩，更启导癸卯学制使晚清教育自“器物移植”升华为“制度本土化”，终成传统经学解构与现代学科建制之底层逻辑。
二、制度蓝图的诞生：《请推广学校折》的体系化构建
（一）先“破”后“立”的奏折逻辑
《请推广学校折》所揭橥者，乃晚清科举制度所衍生的本体论困境与主体性异化之深层危机。八股取士以僵化形式理性桎梏士人思维，致其沉溺章句训诂而疏离经世实学，酿成“才智不伸”之存在性压抑。此制度性异化使儒学道德实践性沦为工具化操演，士人主体性于科名崇拜中遭客体化，形成“饰正藏邪”之价值理性塌陷。当西学东渐引动文明范式冲突，传统教育之认识论封闭性更显其与格致新知断裂，终致国势衰微的文化系统性危机。尤可辨者，科举制度对“理一分殊”之割裂，使天理流行滞于文字窠臼，士心困于“理气二分”之认知迷障。
针对此困局，李端棻以“体用一源”为纲构建新式教育体系。其以官书局、大学堂为经，藏书楼、仪器院为纬，形成知识再生产网络——藏书楼承文献考据之统绪，仪器院启实证格致之门径，二者暗合“道器相即”之认识论重构。译书局与报馆构成西学本土化之诠释学通道，经由概念转译实现中西义理互释；游历制度则为知行转化枢纽，使士子在时空经验拓展中体认“天下大同”，终以经世致用达成主体性复归。此多维架构通过制度与心性互动，使中等资质者得“格致诚正”之自励，奇才异能者臻“成己成物”之境，恰如程伊川“显微无间”之理势相成。“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85页。），此预言实为理势相因之必然，彰显“翕辟成变”的文明更新机制。
（二）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设计（新式教育体系的系统建构）
李端棻于《请推广学校折》中构建的“州县学（小学）—省学（中学）—京师大学（大学）”三级学制，实为晚清“中体西用”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具象化实践。府州县学以“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承袭传统蒙养教育之“格致诚正”精神，旨在奠定“修身明伦”之德性根基；省学则“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以经史为体、西学为用，呼应张之洞“新旧兼学”之训导，培养“通经致用”之中层人才；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定位超越单纯学府范畴，肩负“为天下表率”之双重使命：一方面以“十科立学”重构知识生产范式，打破经学“一统性知识垄断”，将传统“四部之学”解构为分科治学之现代体系；另一方面赓续国子监“明体达用”传统，要求师生“砥砺德行，匡正时俗”，以儒家伦理维系“士林精神气质”。此三级学制通过“层级贯通”的设计，实现“理一分殊”的教育哲学理念，使个体修齐治平之进阶与家国治理需求形成结构性契合。
“十科立学”方案以经学为文化根基、史学为治国借鉴、格致学（含算学、物理等）为科技载体，更纳入政治、农工商等实务学科，标志中国知识分类从“通儒之学”向“分科治学”的范式革命。其深层逻辑在于“中西会通”原则下对“体用关系”的辩证重构：经史之学“固其根柢”维系文化主体性，属“体”之存续；西学实务“拓其才识”呼应现代性诉求，属“用”之拓展。此种分科体系突破洋务运动“器物层面”效仿之局限，通过政治科培养新政官僚、兵学科服务军事改革、农工商科支撑实业救国，使学术与国家治理形成“知行耦合”。尤值瞩目者，京师大学堂通过译书局系统译介《天演论》等西学典籍，并以“仪器院-实验室”开展实证研究，促成“旧学新诠”与“西学本土化”之双向知识流动，终结了“有技术移植而无知识创造”的洋务困局。其学科设置更直接介入新政实践，如宪政编查馆成员三成出自大学堂教习，彰显“经世致用”从思想倡导向制度实践的转化，实为传统儒学历经“体用之辩”后形成的制度性回应。
（三）主体性制度创新
主体性制度创新彰显体用赅备之辩证思维。李端棻奏议所倡“中西教习分科聘任”机制（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实乃“明体达用”思想在师道范畴之具象化实践。其通过“令中外大吏各举才教习之士”的擢拔路径，分设经史政教与格致实学两途：前者延揽本土通儒执掌心性义理之学，后者聘西士专授农工商医诸科。此种划分殊非全然技术性安排，实暗合“理一分殊”之认识论框架，既维系“道统”主体性，又涵化“器识”之开放维度，使生徒在“理气互发”的教化场域中达成“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辩证统一。至若藏书楼、仪器院之创设，则昭示“知行相资”的实践论转向。藏书楼广纳寰宇典籍，非惟文献庋藏，实为“道问学”提供文本凭依；仪器院陈设泰西机巧，亦非器物罗列，乃使“即物穷理”获得实证根基。此种硬件建制突破“重道轻器”传统窠臼，将“尊德性”与“道问学”统摄于“经世致用”的文明重构进程，为心性修养与实证精神提供具象化载体。
国际接轨方略折射文化主体性之自觉调适。游学制度与译书局之并举，深蕴“理势相因”的历史辩证法。
前者倡导“周游列邦以观其会通”，非止技艺习得，更在“观其玄枢”——透过现象洞察西方文明之“本然之理”，此乃“即用以求体”的认识深化；后者系统迻译泰西典籍，实为“格义”方法论之现代转进，既需“训诂考辨”确保义理之准确传达，更须“以中化西”完成术语的本土转化，如将“philosophia”译作“哲学”而非“理学”（林美茂，赵淼：《为什么是“哲学”？——关于西周的选择与追求探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61-72页。），彰显文化主体性的诠释自觉。二者形成“体用贯通”的双向循环：游学者携“西学真源”归国反哺译事，译著凭“中学根基”重塑知识范式，恰如“阴阳燮理”般促成“理一分殊”的文化整合。此种制度设计超越“中体西用”之机械二分，在“道器相即”层面达成“返本开新”的创造性转化，使晚清教育改革成为中华文明“旧邦新命”的实践注脚。
三、从文本到机构：《请推广学校折》与京师大学堂的制度化
（一）首倡京师大学堂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之奏议，实为晚清教育制度变革之枢机，其文经《时务报》刊布而寰宇震动，足证其教育本体论重构之时代价值（此现象本身，恰印证李端棻创构京师大学堂诸策之历史必然性）。虽经戊戌政变之劫，惟京师大学堂得存，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之韧性。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复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承李氏三级学制之思而深化，倡言“添筹经费、分科立学”乃教育实践之要义，更以“中国京师建学乃通商以来创举”揭示制度移植与本土化之张力。（余世存：《北大读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其筹办六事——“宗旨宜定、学堂宜造、学问宜科、教习宜求、生徒宜选、出身宜广”，实为“中体西用”思想之制度具象，标志着教育价值取向由传统科举向近代分科知识体系之范式转换（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95页。）。
然守旧势力以“经学惯性”阻滞变革，致京师大学堂延宕至光绪二十四年方得施行。梁启超痛陈：“李端棻之奏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缓行，诸臣和之，虽奉明诏而束高阁三年矣。”（梁启超：《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及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厉行变法，明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遂成“经世致用”思想之制度突破。梁启超所拟《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乃中国首部近代学制纲要，其以“中西总教习分治”（许景澄掌中学、丁韪良掌西学）体现知识论之二元整合，使大学堂兼具最高学府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双重本体论位格，统摄全国新式教育，开国立高等教育之先河。（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96页。）此制不仅为北大、北师大之滥觞，更奠基中国农大、西北师大等学统，彰显教育层级结构之现代重构。
后世学人皆以李端棻为近代教育哲学之奠基者。陶行知于教育本体论层面指认：“晚清学务倡行者如李端棻、孙家鼐等，其制度建构皆以人才教育为价值核心，乃救时济世之实用理性体现。”（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3页。）周谷城更从政治哲学维度强调，李端棻的教育改革在全国具有原创性作用。他说：“李端棻，旧任仓场总督，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原文为光绪二十一年，属错误表述，特此更正。笔者注）奏设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学堂，实开教育救国论之先声。”（周谷城：《周谷城全集》之第一卷《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5页。）对此，贵州大学的钟家鼎先生持同样立场。钟家鼎先生说：“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崭新篇章，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直至后来《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面世，其中都贯穿了《请推广学校折》的巨大影响力。”（钟家鼎：《李端棻与<请推广学校折>》，《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4期，第64页。）李氏之历史位格，正在于以制度性突破实现传统教育“体用不二”之现代转捩。
（二）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奏折的继承和制度延续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所建构之教育制度框架，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实现了体用层面的赓续与制度化转进。该章程作为近代学制体系之圭臬，深刻承袭李氏奏折“三级学制”之形上架构，以“小学—中学—大学”的纵向衔接体现“理一分殊”的教育本体论。其“溥通学与专门学”的分科范式，既是对李氏“十科立学”说的实践性扬弃，亦暗合“道器之辨”的哲学分野——溥通学涵摄“经史义理”之体，专门学统纳“西艺西政”之用。尤值申论者，章程特设“藏书楼”、“仪器院”专章，将李氏“器以载道”的物质文明观落实为制度存在；而《学生出洋游学》章节及译书局之设，更使“中西兼赅”的认知论通过制度安排具象化。然制度实践必受历史理性制约，章程实际仅立道、政、农、工、商五科，相较于奏折宏图实存“格致未彰”之憾，此乃师资阙如、资源困绌等经验世界限制所致，彰显制度理想在经验场域中“经权之道”的辩证调适。
戊戌变局虽使维新受挫，然李端棻制度设计的内在生命力经由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获致历史性升华。壬寅学制以“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堂”七级链条，将三级学制细化为“理气相即”的有机系统。大学堂分科扩至经、法、文、医、格致、农、工七门，既补苴章程之阙遗，更以“分科立学”实现知识论的现代重构。张百熙明定京师大学堂为“通国之纲领”，实将李氏“自京师至府州县皆设学堂”的经世理想，升华为“体用一源”的中央集权式教育治理范式。其课程体系虽仍标举“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纲常本体，然分科教学及日语优先原则，凸显“西学为用”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的渗透。至癸卯学制更系统确立“中体西用”宗旨，使李端棻“中西并重”思想终成制度定谳。壬寅学制所创“通儒院”（研究生层次）作为学制顶点，既圆融“格物致知”的传统认知链条，亦开“道问学”现代转型之先声，使李氏教育哲学通过三段七级之制完成“理—气—物”的范畴具现化（周浩《壬寅学制——中国学制近代化的起始》，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0-22页）。癸卯学制虽为近代首部全国实施学制，然其框架实植根于壬寅之制，而壬寅之精神血脉则可溯至李端棻奏折所蕴之经世致用哲学，终使中国传统教育在体用张力中实现“旧邦新命”的制度蝉蜕。
四、奠基性关联的延展：从京师大学堂到国家教育体系的奠基作用
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的诞生与发展，绝非仅仅建立了一所高等学府，它实质上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国家教育体系的制度孵化器。其复校（1902年）后的实践，深刻塑造了北京大学的内在基因，并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一）对北京大学制度基因的塑造
京师大学堂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为其注入了独特的制度基因，使其自诞生起就承载着国家最高学府的使命与现代化内核。
首先，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明确规定：“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设在京师大学堂内（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0页。）”，大学堂毕业生“予以进士出身”，大学堂总监督“秩视侍郎”。这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教育体系顶端的、拥有最高学术地位和荣誉授予权的“最高学府”地位。这一法定身份被北京大学完整继承，成为其核心身份标识和追求卓越的内在驱动力，奠定了其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无可替代的至尊地位。
其次，京师大学堂初创时已有分科雏形（如仕学馆、师范馆）。其制度基因的核心突破在于1910年正式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首次系统性地采用现代大学的分科（院系）制度，彻底打破了传统“四部之学”的框架。各科设置章程详细规定了学制、课程、师资要求，为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现代大学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了基本范式，直接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专门化和深化。
最后，京师大学堂初创即设藏书楼，重视典籍收藏。这一传统在北大得到发扬光大，其制度基因体现在对系统性知识积累与开放获取的追求。1918年落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由李大钊任主任，采用杜威分类法，开放阅览，迅速成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管理最先进的现代大学图书馆。这不仅是硬件设施的飞跃，更是将现代图书馆作为大学“学术心脏”的理念制度化，为北大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保障，树立了标杆。
（二）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奠基作用
京师大学堂的实践，尤其是其复校后与壬寅、癸卯学制的紧密互动，使其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当之无愧的“制度母体”。如癸卯学制（1904）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并全国施行的学制系统，其核心架构——三段七级（蒙养院、初小、高小、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对京师大学堂复校实践中已先行探索和确立的层级结构（预科——正科/分科大学）的全盘继承与系统化扩展。并且京师大学堂自身就是癸卯学制中“分科大学”和“通儒院”层次的唯一实体模板和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与运作，为全国各级新式学堂提供了清晰的升学目标和效仿对象，是学制得以“标准化”并推行的关键枢纽。
此外，癸卯学制规定各省城应设一所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层次）或分科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设置、课程体系、管理模式成为各省创建新式高等学堂的直接蓝本。如山西大学堂（1902）的中西斋分设（后整合），北洋大学堂（1895创立，1903重建）的工科、法科设置，均明显参照了京师大学堂的分科理念和课程内容（如重视西学、外语、实用学科）。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和教员也常被聘至各地学堂担任要职，直接传播其制度经验。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复制与辐射，迅速构建起一个以京师大学堂为顶点的全国性高等教育网络雏形。（邓红利：硕士论文《“癸卯学制”述论》，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第26页）
京师大学堂的非凡意义，在于它同时完成了两项历史使命：它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塑造了这所中国顶尖学府追求卓越、引领学术的制度基因——从法定的最高学府地位、现代分科体系到世界级的学术设施传统。更重要的是，通过癸卯学制将其探索的分级架构、学科设置、管理模式等核心制度要素标准化、法典化，并辐射至各省大学堂，最终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逻辑。从一所学堂到一套国家体系，京师大学堂的实践深刻证明：制度的创新与落地，是教育现代化转型最核心的驱动力。
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其历史意义远非一份普通的政策建议。它以其前瞻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转型绘制了一份纲领性路线图。《请推广学校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的先进性，更在于它成功地将京师大学堂塑造为实现其制度理想的“孵化器”与“发动机”。通过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复校及其在学制制定中的核心作用，李端棻构想的国家三级学制、中央教育统筹、现代教学内容等关键要素，从抽象的文字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全国性的制度安排。壬寅、癸卯学制的血脉中，流淌的正是《请推广学校折》的思想精髓，而流淌的载体，正是京师大学堂的实践探索。可以说，没有李端棻的蓝图，近代学制的构建将失去方向；而没有京师大学堂作为其制度落地的核心支点，这一蓝图也难以如此深刻地塑造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基业。李端棻与京师大学堂，共同完成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奠基的“第一推动”。其遗产，深刻烙印在中国追求教育现代化的基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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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为贵州大学建校60周年创作的赋，融合唐诗宋词意境、三中全会精神，谨表庆贺：
《贵州大学六十周年赋》
岁在孟夏，序属清和。黔中腹地，贵大新章。值此甲子华诞，欣逢盛世隆昌，遂以雅赋为贺，歌盛世之栋梁。
一、肇基溯源：文脉肇兴，山水含章
夫贵大者，起于黔山之麓，立乎赤水之阳。汲“孔学堂”之文脉，秉“阳明心学”之灵光。昔贤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此乃治学之本，亦为建校之纲。建校六秩，风雨兼程，如“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扎根沃土，育得桃李芬芳。
二、治学弘道：桃李盈门，德润四方
看今日之贵大，谨遵大大“立德树人”之教，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志向。课堂之上，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之理；科研之域，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熹）之方。莘莘学子，“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说苑》），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之豪情，探知求真，勇毅前行。
三、时代担当：紧跟党走，再谱新章
幸逢三中全会春风，启深化改革之新篇。贵大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之智慧，乘“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之大势，聚四海才俊，融八方思想。谨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之嘱托，扎根乡土，服务“乡村振兴”；面向未来，助力“科技自强”。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在新时代征程中展翅翱翔。
四、甲子新程：赓续荣光，再铸辉煌
今逢六十华诞，看校园内外，“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师长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倾囊相授；学子者，“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颜真卿《劝学诗》），奋发图强。更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次北固山下》）之机遇，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之担当，继往开来，再写华章。
嗟乎！六十年弦歌不辍，一甲子薪火相传。愿贵大承先贤之志，守初心如磐，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浪淘沙》）之坚韧，绘就“星辰大海”之蓝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振翅高翔，永耀光芒！
作者：丁云碧
贺于贵州大学六十周年校庆
赋中融唐诗宋词之雅韵，引领袖教导之精神，合时代改革之浪潮，既颂贵大历史之厚重，亦寄未来之期许，愿与诸君共贺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