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县改名武昌探寻周郎赤壁

文/郭省非

武昌，作为地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自公元 221 年孙权将鄂县改称而来。就是说，武昌这个地名，是在赤壁大战 13 年之后才出现在历史和世人面前。

今天与黄州一江之隔的鄂州市，周夷王时，楚王熊渠攻扬越到此，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战国时此地仍为楚国封君的封邑，遗物有楚怀王时的“鄂君启节”。到了秦朝，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在此设置鄂县，并一直延续至东汉。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即公元 208 年，曹操初步统一北方后，率大军数十万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孙权任周瑜为大都督，并联合刘备共同抗击曹军。“初一交战，公（曹）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周瑜设计，由黄盖率舰船数十艘诈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军遂败退。”这就是信史《三国志》关于赤壁大战的有关记载。

从中，我们清楚看到，曹军驻“江北”，周瑜扎营于“南岸”，黄盖火攻点火于长江靠近曹军舰船之时，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悉延烧岸上营落。”把《三国志》中这些记载联系起来看，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其一，曹军被烧于“江北”“营落”之“岸上”，就是黄州临江之赤壁；其二，周瑜于“南岸”的营地，就是与赤壁一江之隔的鄂县。

赤壁大战的结果，迫使曹操退居中原，打消了速战速决夺取江南的战略企图；刘备因助孙权有些许功劳，也分得一杯羹，据有荆州大部地区，并由此西进取得益州；受益最大的当数孙权，不仅大败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也巩固了东吴与中原抗衡的地位。由此可见，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局面最终形成的奠基礼和催生婆。换句话说，没有赤壁大战的结局，就没有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大战过后 7 年时间，即公元 220 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国号魏。隔年之四月，刘备称帝，人称蜀汉。《三国志》载，“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并建元“黄武”。至此，孙权帝业初成。

问题是，孙权为什么要改延续了四百多年的鄂县为武昌？武昌之“武”有什么样的内涵？武昌之“昌”又有什么样的寓意？这就要从鄂县这方宝地对于东吴政权所具有的生死攸关之极端重要性中去寻找。

武昌之“武”是指军事，是指战争，只能作此理解。那么，武昌之“昌”呢？当然是指兴隆、兴旺、昌盛。由此可知，武昌，即是因武而昌，因军事、因战争而兴隆、而兴旺。

那么，还应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改当时的秣陵即后来的建业为武昌，而偏偏改距东吴中心地带较远的区区鄂县为武昌？这其中自有深邃的道理。原来，武昌之“武”不是泛武，而是有其具体所指，这个具体之“武”就是败曹之武，就是赤壁大战之武。而此战之进攻出发地就是与“江北”赤壁一江之隔的“南岸”鄂县，因武而昌，就是因置于鄂县的统帅部、大本营所作出的正确战略战役战术决策而昌。先有赤壁之战，后有鄂县改名。有了赤壁大胜，才有鄂县改名武昌。

那么，既然鄂县对于东吴具有如此特殊的重要地位，那为什么不在赤壁之战一结束就改鄂县为武昌呢？这就涉及到了“昌”的本意了。要知道，“昌”不能立竿见影，而是要有一个过程，要有实践、实际证明。盛唐之“盛”不在李渊、李世民甚至李治之时，而是成熟于武则天至李隆基的年代。同样，赤壁之战对于孙权来说，只是武胜而并非立即昌隆。只有经过此次武胜之后的十几年经营，东吴政权切切实实得到巩固、壮大，证明赤壁之武确使东吴昌盛，并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之后，才在公元 221 年改鄂县为武昌。“武昌”这一名称，不是孙权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随心所欲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深思熟虑的，是水到渠成的，是恰如其分的，是名副其实的。这有后来的改秣陵为建业再资佐证，在鄂县战争立命，所以谓之武昌，在秣陵正式称帝，所以谓之建业。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三国志》所说的“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为什么不“都”别处而偏偏“都鄂”？要知道，鄂县在地理上不居吴之中心，经济上不是吴之砥柱，孙权之所以“都”于此，就只能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加以解释。经过发生在此地的赤壁大战，使得败于此地的主要敌人“谈鄂色变”，“都”于此，在军事上可以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孙曹决战于此地，孙胜曹败，大长东吴军民的志气和士气，一想到与“江北”赤壁隔江相望的“南岸”鄂县，就有一种胜利感、自豪感、安全感，因而“都”于此，在政治上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发生于此地的“江北”赤壁之战的胜利，就没有“都鄂”，也没有改“南岸”鄂县为“武昌”。孙权于公元 222 年建元“黄武”，冒昧猜想，谁能说这个“黄”不与“江北”黄州之黄有某种联系呢！而这个“武”当然是武昌之武，二者并非巧合，而是同曲同工，都是为了彰显和纪念发生在此地的赤壁之战，这就如同新中国成立后将黄安改为红安，是为了纪念“黄麻起义”而壮大红军力量一样。周郎一炬，火烧赤壁，大败曹军，大昌东吴，武昌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整个“黄武”时期，孙权都在武昌度过。直到如今，保留在鄂州西山上的“吴王宫”遗址就是证明。

武昌，在东吴人心目中的地位，类似于当今延安、西柏坡甚至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心目中的地位，这不是一般的重要地位，而是神圣地位。其影响之深，在孙权之孙的孙皓身上还可找到证明。到了鄂县改名武昌之后的第 42 个年头，蜀汉被曹魏所灭，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也已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曹魏政权即将被西晋所取代。作为吴国国君的孙皓，受到了爷爷孙权当年在赤壁大战之前所感受到的类似威胁，同时也联想到了在鄂县因“武”而“昌”的光荣历史。于是，就在司马炎称帝代魏的当年 ，即公元 265 年，从建业迁都武昌，这才有了一些大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谏言之说。孙皓之所以再次迁都于此，其根本动机是想借此兴吴吉地，效法爷爷当年的故事，重圆赤壁大战的旧梦。

毕竟事过境迁，历史不能重演，旧梦不能重圆。然而，孙皓的此次迁都，却再次印证了“南岸”武昌就在“江北”赤壁对岸以及武昌对于东吴政权的神圣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是不可随意更改的，也是不可动摇的。而与赤壁隔江相望的“武昌”，既对得起当年周郎一炬，也未辜负当初孙权改鄂县名称的一片苦心，因为三国中只有东吴寿命最长，直到与西晋共存了 15 年之后，才在公元 280 年被司马氏统一，至此，才真正完成了“分久必合”的圆满历史过程。

“江北”赤壁就在黄州，“南岸”武昌改于鄂县，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地理方位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