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牦牛坪
文/杨艳川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座山，我们要么在山顶，要么在攀爬山顶的路上。
——题记
牦牛坪是一座山。
牦牛坪没有牦牛，就像万桃没有桃树一样。
十多年前，当我坐着农用车，一路颠颠簸簸，要到大山深处的万桃完小，这是我第一次亲近故乡之外的大山，第一次坐车攀越这么高的山。
从新营盘的东风上去，要经过雅美村、牦牛坪、小牦牛坪、里可端灯、上干拉斯······山路十八弯，吊在半空中，像一根麻绳。车子像一只甲壳虫那样，努力的向上攀爬。我时刻担心，要是车子出现意外熄火，将永远爬不上去。汽车的轰鸣混杂着风声和孩子的哭闹，让人心绪凌乱。
盘山路异常崎岖，我们与村民、猪鸡、锅碗一起挤在狭小的车厢里。农用车发动机发出撕心裂肺的声响。我们艰难的抓紧栏杆，生怕一不小心从车厢里颠出来，掉入深不见底的峡谷，粉身碎骨。仿佛每一段土路，每一道弯，每一个破，都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证实山路的艰险。
我们的人生，似乎就是走过一个又一个弯，向一个又一个坡进发，爬完这个坡，又马上奔向另一个坡，上学时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工作后从农村最基层到城市，不断用职位、房产、收入证明自己的努力。
而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山，让我们好奇，又让我们惶恐。这种感受，与几年前跟伙伴一起爬玉龙雪山截然不同。这些阻隔现代文明的大山，羁绊着山民们的大山，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什么时候才能战胜？
快到牦牛坪的那个垭口，横风像一头巨兽，张开血盆大口，仿佛责怪我们冒犯它的领地，要将我们连人带车一起吹走。我们把栏杆抓得更紧，半闭上眼，等待命运的裁决。那时我在想，生活就是这样的不易，即便当个小学老师，居然也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有些路，没有亲自尝试，便不懂。
终于，车子爬上牦牛坪，司机长舒了一口气。
牦牛坪是典型的高山盆地，海拔3300米，属于喀斯特地貌。我第一次离天空那么近，站起身来，伸手就可以摸到白云，软绵绵的，与手指融为一体。两山之间，是一大片平地，庄稼和草地，打上秋天的烙印，变得金黄。
因恶臭、寒冷、疲惫、饥饿、失落，我没有心情欣赏风景。
太阳西下，婴儿已停止了哭泣，渐渐入睡，老人和孩子们在车厢里打盹，在寒风中缩成一团；鸡猪也大概累了，不再发出声响。经过几个岔路口，陆续有村民跳下车厢，背着东西，抱着孩子，一头扎进密林深处，向小村庄走去。他们就像从丛林里跳出的锦鸡、松鼠，随即转头又消失在丛林。
晚风更冷了，我也困了，顾不得那么多，蹲下来，蜷缩在车厢角落，开始恍惚。黑夜里，农用车在茂林中行驶，像一头不甘于受困的野猪，睁着两只大眼在奔跑，好像是对大山和黑夜的挑战。
那天，到达万桃完小，已是凌晨。那时，我才从当地人的口中得知，万桃，在彝语里的意思，是山崖之上的地方。
我们作为“特岗”老师，至少要在这个地方坚守三年。
山里没通电，那天晚上，躺在床上，透过窗子数星星，听风吹拂屋顶和撞击窗子的声音，松涛声不断向我耳边传来，远处高一声低一声的狗叫，一夜未眠。
之后，每个月，我们会到县城采买一些生活用品。
不等上个十人八人，村子里唯一的农用车不走，“预约”不到，我们只能骑摩托车。
我们行走在万格梁子上，大片大片的森林中间，一条崎岖的土路，似乎始终没有尽头。有那么一刻，我们像行驶在时光隧道那样，轻盈、寂静、空灵，然后变成静止。时间和斑驳的树影，从耳边一闪而过。
摩托车轮带起路上的尘土，一大团，紧跟其后，跟着翻滚奔跑，像一把扫帚。我第一次深刻领会到“一溜烟”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只要稍微带点风，我们就会被灰尘完全淹没。
去万桃，或来县城，牦牛坪是必经之地。
到了牦牛坪，就有一半路了。
我们找一处平整的地方，把摩托车停下来，歇会，伸个懒腰，喝口水，抽根烟。我们的耳朵，早被冷风吹得嗡嗡作响，手麻，双腿冻得生疼。
阿苦老师说，快了，走完牦牛坪坝，下了十八弯，就马上到县城了。
路太难走，遥远，我们只能这样一步一步宽慰自己。本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总是说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两个小时的路，就总说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样一说一想，目标便仿佛就在前面，便有了斗志。生活中的幸福，往往是善意的自欺欺人，往往是苦日子开出的花。常常感觉生活亏欠自己的人，是没有经历真正的苦日子。
阿苦老师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二十来年，他是当地的老师，家就在学校附近。阿苦老师初中毕业就开始当民办代课老师，后来通过考试，去地区的民师班进修，回来再考试，经过十多年的磨砺之后才得以转正，现在是万桃完小的教务主任，也是二年级的任课老师和班主任。已年近半百，唯一的梦想就是当个小学校长。
在这里，老百姓称老师为干部，大概是对“公家人”的尊重。
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抵得上山里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穷苦人家，都指望子女好好念书，有一天能跳出农门，吃上皇粮，带动家庭脱贫，也为家族争光。
阿苦老师的儿子在县城念高中，每隔一个星期他要下山两趟，一趟接儿子回来，一趟送他去，风雨无阻。儿子在民族班，学习成绩很好，是他的骄傲。
阿苦老师是个“热心肠”，课余时间带着我们几个异乡人玩耍，给我们讲当地的风土人情，遇上开心的事，也会对着山谷放声大笑，或是在火塘边一醉方休。酒醒后才从火塘边起来，拍去身上的灰，借着月光，跌跌撞撞的回家。
卸下护膝，摘下帽子，阿苦老师在不远处的草地上坐下来，平整而柔软，像火塘边的羊毛毡子。他朝我们招手，坐会，舒展筋骨。
盛夏时节，草丛中生长着不知名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摇摆摆，展示属于短暂生命的风采。往后轻轻一靠，躺在草地上，苍穹之下的云朵风云变幻，时而像一群绵羊走过，时而像一只狮子放声大吼，时而像几个孩童玩耍。
彩云之南，天空的湛蓝和云朵的美妙，常常让人流连忘返。
山坡上，弥漫着洋芋花香，牧童赶着牛羊，在这美妙的田园风光里，随性扯开嗓子，高歌一曲。爱美的小女孩，采几朵野花插在头上。
山里人爱脚下的泥土，就像我深爱故乡一样。有时我觉得，宇宙的尽头是故乡，人的归属是泥土。
红星、东风、新村、中社、前进5个村民小组分散在平坝西边。阿苦老师说，那儿有个牦牛坪完小；东边是永进村委会，那儿有个永进完小，他指给我们看，隐约能看到学校里的旗杆，上面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小学周边都是村民的房子，远远看去，那些如格子般的小木楞房，依矮坡而建，藏青的瓦屋顶经过炊烟、雨水、太阳、风霜和时光的洗礼，与黛色的山融为一体。
中间的平坝，是洋芋地。大概是担心牲畜进犯庄稼，村民们用西瓜大小的石块，垒成半人高的石墙，将自家的庄稼地围起来。有的简易一些，用柴块子，插在土里，围成木篱笆。篱笆纵横交错，犹如一个长在大地的天然棋盘。
北面，是一大片原始森林，云南松、红豆杉、杜鹃应有尽有，古树参天，与蓝天白云融为一体。
好几次，阿苦老师带着我们钻进原始森林，去采一把杜鹃花带回家。他说，妻子是舅舅家的女儿，从小就一块玩，她就喜欢他给她采杜鹃花。彝语称杜鹃花为“索玛花”，即迎客之花，也为希望之花，幸福之花，象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一株上能同时开出多种不同颜色的花朵。这种“索玛花”，无论多么干旱，都能开花，就像山民的性格。
七八月份，雨水到来，山里还会长出蘑菇、野生菌。有的学生，会将采来的山果、蘑菇细心的包起来，放在书包里，来上学的时候送给我们。这些山珍，为我们枯燥而寡淡的日子，增添了些许美好。
阿苦老师指着对面的永进村，他的大舅子家就住在那儿，女儿阿花跟大舅子家的儿子定了娃娃亲，小学没有毕业就嫁过去了。
后来，我从其他本地老师口中得知，阿花生下的两个都是女儿。因为没有为夫家生下一个儿子，阿花经常被家暴，有时被打得受不了，半夜里悄悄逃走，独自走三四十里的山路回娘家。在这边远地区的大山深处，早婚早育早已司空见惯。
怪不得阿苦老师欲言又止，没有再继续说下去，目光暗淡下来，岔开话题。
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没有爬过万格梁子，没有到过牦牛坪的宁蒗人，也称不得好汉。
翻过牦牛坪，离目的地也就不远了。
小憩之后，他让我们仔细检查一下摩托的刹车，以他的经验，下坡挂在空挡上，不需要一滴油就可以到达山脚，刚好可以弥补上坡时消耗过多的那些油。
检查好车况，戴上护膝、手套，我们又重新出发了，迎着太阳，向着太阳落下的方向。
第四年，我们被调到永进完小，在牦牛坪完小的对面，两所学校在牦牛坪这个高山盆地的两端。
去县城的路，缩短了一半。
因为海拔高，牦牛坪像一个天然冰箱，连阳光落在身上，也是冷的。即便六月，天一阴也会偶尔飘几朵雪花。火塘和炊烟，便成了生活的日常。
火塘烧起熊熊大火，上面支一口大铁锅，锅里煮一些洋芋，好的人吃，次一点的喂猪。
牦牛坪的人，祖祖辈辈就靠种洋芋和荞麦为生，他们把洋芋叫“扎奇”，意为土地里的蛋蛋，但我更愿意称作“大地的女儿”，它喂养了一代又一代山民。
高山的阳光和雨水，能浇灌出较好吃的洋芋，味道独一无二，唇齿留香。即便到县城里生活了十多年，我们到菜市场，仍愿意买牦牛坪的洋芋，只要说是牦牛坪的洋芋，不用吃，光听上去就亲切。牦牛坪的洋芋，成为了这片地域的标签，成为小凉山洋芋的第一品牌。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牦牛坪的村民自发捐出他们的口粮——洋芋。那是一场爱的接力，在寒风中，村民们连夜背、驮，连夜装车，打着电筒，装满两辆红色的卡车，运往武汉。
牦牛坪靠天吃饭，也靠天喝水。
山高，缺水，找水背水成了牦牛坪人最深的集体记忆。从小到大，家家户户每天都在找水的路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要牵上马，背上装水的罐子，从遥远的大巴庄河和米夹沟，为一家人辛苦带回几天的用水。
后来，连续干旱的气候，导致米夹沟泉水日益干涸，只能靠雨水来维持生活，家家户户喝屋檐水。
他们把木头劈成两半，中间挖空成槽，挂在屋檐瓦沟下，雨季到来，把雨水收集起来，引入水窖储存。这些源于上天恩赐的水，供一家人日常使用。
水窖不大，挖在院子里，用水泥浇筑而成，用木板上，可以装十余吨水。
那年，雨季迟迟未到，水窖见底，消防队运来的水也用尽了，校长组织我们师生到几公里外一处叫‘山火营’的水洼打水，坑坑洼洼的山路，一人或背或提一胶壶，走成一支蜿蜒的取水队伍。
而那些村民，则天不亮就出发去排队打水，去晚了就没水了。
水稀缺如油，一盆水先拿来洗菜，然后洗脸，接着喂牲畜或是洗衣服，最后用来浇地，简直把水利用到极致。后来，搞了母亲水窖，接了屋檐水储存起来，供给人畜一年四季饮用。
水窖的口只高出地面半米，木盖子不严实，灰尘、草屑、树叶经常吹进去，偶尔会有小鸡、老鼠、昆虫等落到水窖里。我打水就曾捞到过腐烂的老鼠，恶心了一会，过了还得继续喝水窖的水。我想，大概其他村民也是这样，死鸡死耗子早已司空见惯，捞了倒掉，仍然喝，没有其他的水源，卫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恶劣的环境，让人坚韧，让人不屈。有人看准市场，把头年秋天挖出来的洋芋放入地窖，用松针盖好，储存到第二年春天再拿出来卖，这样反季节，价格可以翻番。有人外出打工，看到玛卡行情走俏，回到牦牛坪也学着种。也有人大量养殖黑山羊，拉到县城去卖。接触外面世界的人多了，山里人的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学着赚钱，学着时尚，学着保健，学着在城里买房，也学着将孩子送到县城念书。
晚饭后没事，我们就往牦牛坪完小的方向，顺着田间小路逛路。半个小后，就能见到牦牛坪的几个女老师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们在平坝中间相遇，坐在一起聊会天，又各自回去。
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有亲近自然的愉悦，也有交心谈心的快乐。
在永进完小，有一个临近退休的老师，我们叫他刘穆书，“穆书”在彝语里是老人的意思。刘穆书当了一辈子的“孩子王”，现在让他教学前班，孩子太小，课堂上有孩子不敢举手上厕所，大小便排在裤裆里，刘穆书就拿去帮他们洗净、晾干，再给孩子穿上。他的小女儿，也是一名小学老师。
一有空，他就跟我们讲牦牛坪的历史，小凉山的历史，据说他的姐夫补约万尼，是自治县成立后的第一任县长，可惜英年早逝。他曾在一师一校待过十余年，吃过苦受过累，如今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他还要把上小学的儿子培养成才。
挨近冬月，几场大雪后，彝历年也近了，那些外出打工的、做生意的年轻人，踏着节令，从山外归来。我想，人的两间心房，至少一间住着故乡。离乡的人，像一放出去的风筝，总有一根线连着，到了重要节日，无论怎么漂洋过海，都会长途跋涉回家。
杀年猪、祈福、拜年、走亲戚、吃肉喝酒，就是他们的乡愁，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岁月密码。
村庄，在年味里荡漾起来，变得欢闹而温暖，变得丰满而和谐。
喝酒，是山里人对抗寂寞，增添乐趣，打发时光的秘密武器。家常话下酒、歌声下酒、美食下酒，喝到半醉半醒，别有一番滋味。玩到高兴处，在院子中央烧起一堆篝火，打开音响，放起音乐，喊来左邻右舍，围着火堆打跳。在月色下，在音乐声中，男女老少，手牵着手，尽情、忘我的起舞。
如铜钱般大小的雪花，簌簌下落，不到两个小时就没过脚踝。洁白的大雪，压住冬天牦牛坪的沧桑和皱纹。“库施节”下雪，是吉兆，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
就在大家热热闹闹过“库施节”的时候，大舅子的儿子，也就是阿苦老师的女婿，带着一帮壮汉，骑着摩托车，一大队人气势汹汹的赶往阿苦老师家。妻子阿花好几天没有回家，有人看见她跟一个收玛卡的外地小老板走了。
他们认为是阿苦老师一家教唆女儿，要叫阿苦老师赔偿。
阿苦老师一家还沉浸在儿子考入省城的大学的喜悦之中，现在女婿突然找上门说这事，他惊愕了好一阵，之后坐立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还指望着女儿背着酒肉，回来给自己老两口拜年的，哪料出了这档子事，只有一个劲的给女婿赔礼道歉。那天，阿苦老师从小卖部买来三件泸沽湖酒，杀了一头羯羊，来招待女婿。一帮人喝得东倒西歪，横七竖八的躺在火塘边过了一夜，第二天酒醒来才悻悻地骑着摩托车走了。
“库施节”还没过完，阿苦老师就请假，收拾了几件衣物，来牦牛坪的几个村子到处打听阿花的消息，然后顺着线索，到县城，市里和省城寻找阿花。茫茫人海，寻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一个个线索都断了，希望变成失望，半个月后，等阿苦老师再来牦牛坪时，我们看到他的头发白了一小半，满脸憔悴。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城市人潮里的无助，站在街头，如一只迷失羔羊。
他再次拎着酒，到女婿家赔不是。维系了三代人的亲戚关系，他不想因此伤筋动骨。他还指望着某一天有奇迹发生，能找到阿花。失去母亲的两个外孙，围着他直哭。他一手搂起一个，泪眼朦胧。
没想到，不到一年，阿花被那个外地小老板玩弄腻了，抛弃了。衣衫褴褛地回到家，疯了。每天坐在万桃村头小卖部旁的大石头上，喃喃自语。尽管每月发了工资，阿苦老师都会特地到下山一趟，抓回几包中药，悉心的煎给女儿吃。
毫无疑问，基本上徒劳。阿花除了见人就傻傻的笑，就是自言自语，或是对着远处的山路张望，仿佛在等待什么。
五年后，我调到县城，不再走这条路。
单位离家很近，步行十来分钟就到，要去更远的地方，搭个出租车，很方便，不用再预约农用车，不再骑摩托车，那种“一溜烟”的感觉，那种痛彻骨髓的冷，偶尔还会梦到。曾经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推着摩托车在雪地里行走，走一段，要烧一堆火烤一阵，稍微暖和点再走。
听说，阿苦老师如愿当上了万桃完小的校长，为他坎坷的乡村教师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时，乡村学校学生骤减，条件稍好的家庭，或买房或租房，把孩子转到县城。原本近二百人的学校，如今只剩下四五十人，五、六年级集中到中心校，老师也只剩下4人。
女婿再娶，阿苦老师将两个外甥女带回万桃，成了他的学生。两个孩子聪慧懂事，每天早上帮阿花洗脸梳头，然后才背着书包到学校。下午放学，又从小卖部旁将阿花牵回去。
学生逐年减少，老师也走了，最终只剩下三五个学生，阿苦老师一个人。第二年，万桃完小被县里撤了，阿苦老师也被迫调到牦牛坪小学。他又骑着摩托车，频繁的在这条路上行走，只是少了我们当年一堆人的气势。他曾说，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有活力。他身后坐着两个外孙女，祖孙三人在寒风中艰难前行，他们希望有一天攒够钱，可以买一辆二手的小轿车，这样就不会再受冻，也更安全了。
风，是牦牛坪的注脚，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风吹不断。县里引进项目，开始在牦牛坪搞风力发电场。长达三四十米的叶片，比唐吉坷德遇到的“分车巨人”还要大，走在县城的一隅，远远地就能见到洁白的风车在牦牛坪山上有规律的旋转，如同岁月的齿轮，每转一圈，就像我度过一天，或是一年。
每次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我都会想起往返于牦牛坪的那段时光，生活中的那些坎，永远比不上牦牛坪那么艰难。我想，只要一直努力往上爬，就有希望！
去年，我先后听到关于阿苦老师的三件事，一是临近退休，他被推荐为全省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金10万元。二是阿苦老师的儿子，大学毕业在省城当了城管，染上赌博，挪用单位的公款百余万元偿还赌债，被法院起诉，面临判刑。阿苦老师借遍亲朋好友，凑得60万，替儿子填补公款。三是他的两个外孙，也就是阿花的两个女儿，考到县一中尖子班。
[作者简介]：杨艳川，男，汉族，大学本科学历，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丽江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宁蒗县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各级各类报刊，曾获丽江市文学艺术创作奖，著有散文集《一半山水一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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