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2日于南京

我小时候住在农村，跟着外婆去地里捡麦穗、捡稻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那个时候，生产队刚刚割完麦子，我们一帮孩子和老人就会成群结队地冲进地里抢麦穗。麦子洒在田间，不多不少，但对我们来说，就是金子。有时候，为了抢几根麦穗，几个小孩甚至会打起来。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穷人家的日常。

跟着外婆捡一天麦穗，回到家里，也许只能熬一锅稀粥，清汤寡水，几粒米漂浮其中。可哪怕这样的一顿饭，也让我觉得心满意足。也正因为这样，我从小到大，对米饭特别珍惜。哪怕是隔夜饭，我也舍不得倒掉，总觉得那是一种罪过。

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个战友叫刘融。他家特别节俭，家具从不买，全是部队里淘汰下来的旧物件。有一次我们分了新房子，要装修，正好我好朋友陈明家拆掉一个旧浴缸，没人要。我们一看刘融来了，立马一顿忽悠，说这浴缸是好东西，用来泡衣服、养鱼两不误。他一听，眼睛一亮，没多说，扛起来就走了。那一刻我突然有点心酸，那不是一个浴缸，是他家添置的“大件”。

我隔壁邻居张大进，是个部队军官。他的人生像是被穷困打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他的婚姻，也左右了他的性格。他有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是他的高中同学，长得漂亮，人也和善。两人结婚三年，没在外面吃过一顿饭店的饭。第三年的结婚纪念日，妻子提议出去吃顿饭，不求大餐，路边摊也行。张大进却回家点了蜡烛，摆了蛋糕，做了几个家常菜。女人没高兴，反而伤心了。她觉得这个男人太抠了，连象征性的浪漫都做不到，最终提出了离婚。

那天，张大进崩溃了，在家里打开煤气要自杀。幸好隔壁的领导闻到了味道，一脚踹开门救了他。领导骂他：“你想死出去死，不要在这害人。”那以后，部队担心他再出事，就送他去读研究生。研究生回来后，他迎来了第二段婚姻，对象是高淳的女孩。女孩怀孕，父母接她回家照顾。那年夏天特别热，女方父母想让他装个空调，他搞了个二手的，凑合着用。

孩子一岁回南京，他念念不忘那台空调。女方父母说：“空调留着吧，面子上也好看。”可他非要拆回南京。面子在他眼里，哪比得上几百块钱一个空调值钱？这件事在女方家埋下了裂痕。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凌晨，楼道外吵吵闹闹，我披衣起床一看，张大进的父亲竟然拖着他老婆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拽到马路边。她赤身裸体地哭泣，我赶紧拿了件外套给她披上。他父亲一边骂：“滚，我们不要你了！”一边吐口唾沫。原因呢？只是因为家里网络费用是夫妻AA，一共30块钱，他儿子觉得她用了多，非要她出20。两人为这点钱吵了一晚，老人也一夜没睡，天一亮就发作了。

后来我借她手机，她打电话让她哥哥来接她，再后来，就再也没见过她。

他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四川女人，离过婚，有个孩子，做点小生意。性格泼辣，遇事不让人。有时候楼道里传来吵架的声音，女人拎着根棍子追着张大进和他爸打。那画面，说不出的荒诞。

那几年，我买了一辆奔驰。一天清早下雪，天还没亮，我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下楼一看，张大进的儿子正拿着一把铁钯在我车上铲雪，铲得欢快，引擎盖上划出一道道伤痕。我报了警，警察来了劝我协商。张大进的父亲一脸不以为然地说：“你拿点鞋油擦擦就行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有些人的价值观，已经变得无法沟通。不是他故意，是他根本不懂什么叫“赔偿”，也不觉得你那辆车值什么。

我后来经常想起这些人、这些事，心里不是责怪，只是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啊，身上都有一种病，叫**“穷病”**。这病不是说你现在有没有钱，而是小时候穷惯了，骨子里的思维、行为方式，早就定型了。

老人什么都舍不得丢，塑料袋用完洗干净叠好，放在抽屉里，堆成山。破衣服改成抹布，破抹布拿来洗厕所。家里明明已经不缺，但他们看到路边的旧家具还想搬回家，因为“还可以用”。年轻人不理解，说他们“怪”，说他们“抠门”。可我理解，因为我也有这个病。

我至今不能浪费一口饭，饭店点菜从来不敢点多。旧手机舍不得换，穿破的鞋子也想修一修再穿几天。我知道，这些行为在当下的生活里可能有些“格格不入”，可它们早已刻在我的血脉里。

人一旦穷过，就会不自觉地想“留一手”，怕明天没饭吃，怕下一秒就跌进深渊。我们变得小心翼翼，变得斤斤计较，变得“不体面”，变得不愿冒险。哪怕后来生活好一点了，那份惶恐也不会消失。

这就是穷病。

穷病不是一种可见的病，它没有诊断报告，没有处方药，但它能改变一个人的婚姻、友情、性格乃至命运。它让人更现实、更吝啬，也更沉默。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不愿意付出，而是怕被世界抛弃。

可换个角度看，穷病也让我们变得坚韧。它教会我们珍惜，教会我们不浪费，教会我们在困境中也要活得像样。它是一种创伤，也是一种勋章。

我知道，穷病可能永远不会痊愈。它就像一道老伤，阴天时隐隐作痛。但它也提醒我，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也不忘那些在穷中挣扎、依旧坚持善良和尊严的人们。

因为他们，也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