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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次的欧洲之行结束了。
在回国的轮航上,他扶着船上的扶手,眺望前远方。
蒋百里走过来,看着梁启超落迫惆怅的样子,不竟也心生怜悯。这一年多来,花销不少,但感觉没什么收获,目的并未达到。梁启超见他走过来,就直接了当地说:
“我们这次过来,本来是来研究做欧州文化的,当时把欧洲文化看得很高,认为他们能造枪造炮,造轮船就很文明了!认为他们都素质很高。等看了几个国家后,觉得其实不是的,他们是“抢劫”文化,是强盗逻辑!你看他们各国,把抢到别人的东西还好意思放在“博物馆”展览。不以为我耻,反以为荣!这是什么逻辑思维?我们绝不能够学的!
蒋百里:“那我们回去又打算怎么办呢”?
梁启超:“重新梳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交化虽说是有垢病,有像“天子之说”那样的毒瘤,但还是有像墨子那样的爱无差的优秀文化存在。那些年我和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办时务学堂时,主讲的就是墨子学说。后来“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里的图书,多办都是我挑选的,多半都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思想的书籍。再有的就是墨子的‘爱无差’之类题材的书!”
蒋百里轻笑了一声说“嗯,恩师就是恩师,不论哪个时候都是站在第一线。”
梁启超:“我站在第一线我还不敢说,但公车上书那年签过字的那603名举子,那才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仅仅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的时间,他们就能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办上一千多所大、中、小学起来。已经十多年了,学校还在,没人能撼动!这就是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理程牌,分界线!”他激动了,搓着手,笑着说:“我们回去,更要朝新文化方向发展,中国只有朝新文化学面发展了,才能绝地逢生超前发展!”
蒋百里接过话说:“你说的这些我也认同,那603名举子我也很佩服!他们不仅在一百多天里办起来了那么多的学校,这次护国战争的“阵前倒戈”这件事,应该也与他们有关。按照逻辑和推理,只有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之下,他们的后代在大是大非面前,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梁启超笑着:“对!回去后我们还是研究我们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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