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2025“端棻文化”论坛征文大赛
作者简介
【摘 要】本论文以李端棻《苾园诗存》中的“诗界革命”为研究中心，通过现象学文本细读与思想史语境化分析，结合福柯“主体性”理论及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方法，探讨其诗歌中儒家伦理与近代启蒙的冲突与调适。通过研究发现，李端棻以“诗性妥协”策略融合传统意象与启蒙话语，通过语言革新推动主体性重构，但受制于传统与现代的拼贴困境及集体性诉求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其转型呈现“未完成态”。这表明，“诗界革命”在非西方语境下开辟了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性生成路径，为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关键词】李端棻；诗界革命；儒家伦理；近代启蒙；主体性重构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李端棻作为晚清思想转型的关键人物，其伦理主体性建构融合了“蒙以养正”的儒家教化传统与近代启蒙理性，展现出独特的复调特征。他通过“格致诚正”的修身实践，内化了儒家价值理性，这种伦理自觉既源于《周易》“果行育德”的教化理念（程瑜.从《周易》“革”“蒙”两卦看李端棻的兴教办学理念[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3(02):32-36.），又在“修齐治平”的实践中转化为政治伦理的具体行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冲击，其思想体系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出现结构性断裂，促使他突破“体用二元”的思维定式，转而以制度伦理重构为突破口，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方案（阮朝辉.李端棻的课程论思想及其影响探析[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4(03):96-99.）。这一方案不仅批判了科举制度下“代圣立言”的经学束缚，更通过课程体系的科学化改革，实现了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范式转变，体现了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创新融合。
梁启超倡导的“新意境”诗学理论（陈圣争.重评梁启超“诗界革命”[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6,(01):150-162.），是晚清伦理转型的符号化实践，其“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原则，实为儒家诗教传统在启蒙话语下的调适策略。在诗性表达方面，李端棻的《苾园诗存》呈现出双重编码特征：既保留了“比兴寄托”的儒家诗教模式，又融入了“自由平等”的启蒙修辞（黄江玲.“诗界革命”的宿将——评李端棻《苾园诗存》[J].贵州文史丛刊,2010,(02):57-61.）。这种文本张力验证了杜维明关于儒家伦理“创造性转化”的艰难历程，其中“忠恕之道”的普遍主义伦理与个体主体性诉求形成了解释学上的张力。诗歌形式的创新本质上是对韦伯所言“价值理性”困境的审美回应，通过将工具理性批判融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超越了启蒙理性单一化叙事的局限。这种诗性智慧为列文森的“博物馆化”命题提供了有力反例，证明儒家伦理具有自我更新的阐释潜能（刘雪飞,李建.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2):124-129.）。
当前研究多集中于李端棻教育改革的制度层面，而忽视了其诗歌文本中蕴含的主体性重构机制。借助福柯的“主体化”理论审视《苾园诗存》，可以发现传统伦理规训与启蒙主体诉求在话语实践中形成的权力博弈。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为解析这种张力提供了新视角：诗中“君君臣臣”的伦理秩序与“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构成了康德式“二律背反”的具体体现。这种诠释路径突破了陈来“两德论”的二元对立框架，揭示出儒家“心行不二”的德性伦理在与启蒙理性的对话中如何生成新的意义维度。通过现象学细读与思想史语境化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发现李端棻的诗歌实践实际上是儒家“内在超越”传统的现代演绎，既保留了“立德树人”的教化核心，又吸收了启蒙运动“责任伦理”的批判精神，为全球伦理建构提供了本土化的范例。
（二）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在解读晚清士大夫李端棻的诗歌文本时，福柯的主体性理论成为剖析其伦理意识转型的核心框架。福柯所言的“主体性”并非笛卡尔所指的先验主体之形而上学预设，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下权力-知识网络构建的话语产物。在李端棻的诗歌创作中，这种主体性生成机制呈现出双重张力：一方面，它受制于儒家伦理“忠君”思想所代表的规训权力体系；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借助平等、自由等启蒙话语重构价值坐标系。在此过程中，权力关系展现出生产性特征，不仅通过“真理体制”将个体纳入伦理规范，还激发主体在话语裂隙中进行抵抗的可能性。这种动态平衡印证了福柯晚期关于“自我技术”的思考——主体在权力网络中通过伦理实践实现自我塑造。李端棻诗歌中的意象变迁，正是主体性在传统与现代性张力场域中实现存在论突破的体现。
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为解析李端棻诗歌中的伦理冲突提供了非对称性阐释路径。该理论突破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称性框架，主张以康德式的“视差之见”审视不同思想体系的异质共存。在《苾园诗存》中，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范式与启蒙主义的个体自由诉求并非简单的历时性替代关系，而是共时性的视差性存在。这种非对称性使得诗歌文本成为“价值形式”转换的试验场：既保留了“礼”的差序格局，又孕育了“平等”的交换理性萌芽。柄谷行人所强调的“跨越”在此体现为诗性语言对伦理困境的超越——当传统“忠孝”意象遭遇现代性解域化运动时，文本裂隙中生成的隐喻系统既颠覆了儒家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又为启蒙价值提供了本土化阐释空间。
本研究融合现象学文本细读与思想史语境化分析，构建了跨学科阐释模型。现象学方法聚焦于诗歌语言的意向性结构，通过本质直观捕捉“平等”“自由”等能指在伦理意识重构中的存在显现；思想史维度则将文本置于“中体西用”论争与戊戌变法的历史语境，揭示李端棻对梁启超“新民说”的伦理呼应及其对杜维明所谓“启蒙反思”的先驱性探索。这种双重方法论的交织，既避免了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封闭性缺陷，又超越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观念决定论倾向，最终在“话语实践”层面实现了对主体性转型机制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诗性语言因此成为勘测晚清伦理现代性转型的“地震仪”，其震荡轨迹既印证了福柯所言“权力微观物理学”的运作逻辑，又彰显了柄谷行人所论“跨越性批判”的解放潜能。
二、诗学文本中的伦理冲突：“忠君”与“自由”的二律背反
（一）儒家伦理的在场性
在晚清士大夫的精神建构中，儒家伦理符号系统与个体身份认同呈现出深刻的互文性关联。李端棻的《苾园诗存》通过“家国”“君恩”等核心意象的符码化运作，构建起具有伦理统摄力的象征体系（张建新.从《苾园诗存》看李端棻思想的转变[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6(10):73-76.）。这种象征机制源于《周易》“观物取象”的认知范式，经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形而上转化，最终形成以“比德”说为内核的伦理符号学传统。在诗学场域中，“家国”意象通过“修身-齐家-治国”的拓扑关系，将主体的道德实践嵌入家国同构的价值理性之中，实现了个体生命与儒家政教伦理的视域融合。这种符号化表达不仅体现为“诗酒间”的审美移情，更通过“忠君”命题的仪式化书写，将君主权威转化为超越性的道德律令，在主体间性维度完成士大夫阶层的身份确证。
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哲学维度，在儒学现代转型中展现出独特的诠释张力。李端棻将“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传统创造性地转化为制度改革的行动纲领，其《请推广学校折》在“体用”辩证框架下重构教育现代性，既保留“六艺”的德性培育功能，又引入“格致”的西学实证精神（施欣.从清季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考镜其教育及图书馆思想[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05):17-22+27.）。这种“返本开新”的实践智慧，本质上是对程朱理学“外烁型”道德教化路径的范式突破，通过“物我合一”的认识论革新，将“御门誓众”的政治仪式转化为具身化的伦理实践。诗学文本中“欲挽狂澜”的救世情怀与变法行动形成诠释学循环，使“经世”理念超越工具理性层面，升华为兼具价值理性与历史理性的伦理自觉。
士大夫身份认同的再生产机制，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呈现出复杂的伦理困境。李端棻的诗歌实践既延续了“文以载道”的述行传统，又通过“平等”“自由”等现代性话语的植入，暴露出传统伦理符号系统与启蒙价值之间的认知裂隙。这种张力在“忠君”意象的解构性书写中尤为显著：当“君恩浩荡”的伦理想象遭遇君主专制现实时，诗歌的隐喻系统便转化为批判性反思的媒介。这种身份认同的嬗变轨迹，印证了哈贝马斯所言的“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程，在保持儒家“心性论”内核的同时，其外在表达形式已指向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重构。
（二）启蒙话语的渗透与裂变
在晚清思想史的视域下，李端棻的《苾园诗存》以卢梭、培根等西方思想符号为载体，对传统儒家伦理范式构成了解构性冲击。卢梭的“自然权利学说”与“公共意志理论”通过“卢梭论”等命题诗被转译为“启民智”的启蒙符码，其“主权在民”的政治哲学命题直接消解了儒家“天命-君权”的形而上根基。这种思想置换不仅体现为对“君权神授”本体论的否定，更以契约论范式重构了权力合法性的伦理基础，形成与“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价值断裂。培根的“知识即德性”命题则被转化为救亡语境下的工具理性叙事，“培根论”诗作通过“知识为基国力苏”的隐喻系统，将儒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置换为实证主义知识生产范式，从而瓦解了“道器之辨”的价值序列。这种双重解构本质上构成了现代性对传统伦理范式的“祛魅”实践。
诗歌文本中的批判性话语呈现出从个体性反思到制度性批判的伦理启蒙路径。“奴隶心肠成习惯”等诗句以精神现象学方法揭示了儒家伦理异化的深层机制：在“礼序差等”的制度规训下，主体性被压缩为“主奴辩证法”中的依附性存在。李端棻通过诗性智慧展开的“精神分析”，不仅诊断了“习惯性服从”的心理异化，更将批判锋芒指向科举制度与君主专制的共谋结构。这种“启蒙辩证法”的展开，暗合了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理论中“超我”对“本我”的压抑机制（曹正勇.从《苾园诗存》看李端棻追求的人格构建[J].教育文化论坛,2017,9(6):130-133. ），其诗学实践本质上是通过审美现代性重构“自我-他者”的伦理关系。诗作中对“自由民权”的吁求，已超越改良主义范畴而触及制度伦理重构的深层命题，形成与“中体西用”论的价值分野。
这种文化碰撞实质上是启蒙理性与传统伦理的价值论争，其思想史意义在于催化了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认知图式变革。卢梭的“公意”学说通过诗性转译成为解构“天子-臣民”关系的新伦理符码，培根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则重构了“格致”范畴的知识论基础。二者的诗学呈现不仅构成“诗界革命”的话语实践，更在深层推动着从“伦理中心主义”向“个体本位”的价值范式转换。这种转换在认识论层面表现为儒家“天人合一”宇宙观与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交锋，在伦理学维度则演化为“关系本体论”与“权利本位论”的范式竞争。李端棻的诗学实验最终指向的，是通过审美启蒙构建“第三元”文化空间的可能性，这种文化间性思维为现代性伦理的重构提供了诗学样本。
（三）冲突的哲学本质
从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视角审视李端棻《苾园诗存》中儒家伦理与启蒙理性的张力，可以揭示二者在本体论层面的不可通约性。阿多诺认为传统哲学中的“同一性”思维通过概念统摄与体系建构消解差异性，形成对客体的暴力性收编。这种思维范式在儒家伦理体系中体现为以“君臣父子”纲常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儒家通过“礼”的制度化实践与“仁”的价值规训，将个体纳入“亲亲尊尊”的宗法网络，使伦理主体沦为符号化秩序中的功能性存在。这种以“正名”为方法论的价值同一化进程，本质上构成对主体自由意志的压抑，其内在的“概念拜物教”特征恰与阿多诺批判的物化逻辑形成互文。
启蒙理性的否定性张力则呈现为对既定秩序的永恒质疑，其通过“祛魅”机制解构传统权威的合法性根基。在李端棻的诗歌实践中，这种理性精神表现为对“忠君”伦理的辩证扬弃：既在表层维持对皇权的修辞性尊崇，又借助西方政治哲学术语的渗透性植入，暗含对君主专制的价值解构。这种话语策略折射出启蒙理性的内在悖论——其试图以工具理性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启蒙辩证法”揭示的自我神话化困境。诗歌文本中传统意象与近代概念的并置冲突，恰是“星丛”理论所强调的非同一性关系的具象化呈现，概念与经验、能指与所指的断裂状态在此获得诗学确证。
李端棻采取的“诗性妥协”策略，本质上构成跨文化冲突中的特殊调适机制。其颂圣诗与变法诗的文体互渗，通过儒家经典话语的转义性征用，在忠君叙事中嵌入平等自由的启蒙诉求，形成巴赫金所谓“双声语”的复调结构。这种策略既规避了伦理规范与启蒙价值的直接对抗，又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实现了话语空间的拓展。从实践哲学维度观之，此种妥协并非价值立场的退让，而是阿多诺“模仿理性”的诗学实践——在保持概念非同一性的前提下，通过意象的星丛式组合唤醒被压抑的经验实在。这种创作范式不仅映射清末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更揭示了跨文化传播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永恒张力，为解构本质主义文化冲突论提供了具象化注脚。
三、文体实验与主体性重构：“诗界革命”的哲学功能
（一）语言形式的革新与主体解构
李端棻《苾园诗存》的诗学实践呈现出对儒家诗教伦理范式的双重解构，其语言形式革新与认知范式转换构成近代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典型案例。作为“诗界革命”的潜行力量，李氏通过散文化句式的引入消解了传统格律的伦理规训功能。儒家诗教体系以“温柔敦厚”为审美准则，将诗歌形式规范与伦理秩序进行同构性绑定，形成“文以载道”的象征系统。李端棻“高枕无忧乐自由”等诗句突破五七言范式（王美东.李端棻年谱[J].贵州世居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2016:78-157.），以直陈式语态实现诗歌功能的世俗化转向，这种“去格律化”策略不仅瓦解了“诗言志”的古典诗学传统，更通过话语主体的在场性表达冲击了“主静去欲”的理学伦理框架。当西方进化论术语“天演”被植入七律体式时，严复译介的赫胥黎-斯宾塞思想体系与传统“天人感应”宇宙观发生认知冲突，这种跨语际实践形成的语义张力，实质上完成了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形上根基的祛魅。
从主体性建构维度审视，李氏的诗歌革新暗合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延异”逻辑。传统诗教通过“兴观群怨”机制将创作主体纳入“克己复礼”的伦理再生产程序，而散文化表达创造的“非诗化”空间使主体得以摆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象征暴力。当“进化”概念取代“天命”话语时，认知范畴的转换不仅重构了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更催生出具有现代特质的批判性主体。这种主体解构过程在本雅明寓言理论的观照下显现出更深层的哲学意涵——诗歌语言的碎片化恰是传统象征体系崩解的症候。如“千年压制少人知”的隐喻性表达，通过意象的断裂与意义的悬置，既暴露了封建伦理的暴力本质，也暗示了整体性认知范式失效后的意义真空状态。这种寓言式写作不再追求儒家“尽善尽美”的和谐意境，转而以忧郁基调展现现代性困境中的主体焦虑。
李氏的诗学实验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的认知范式革命。当“自由”“平等”等译介概念突破“中体西用”的阐释框架时，语言符号的重新编码实质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认知型”转换。严复《天演论》创造的“物竞天择”话语，通过能指链的滑动将生物学原理转化为社会进化论（黄忠廉.达:严复翻译思想体系的灵魂——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J].中国翻译,2016,37(01):34-39.），这种认知隐喻的跨学科迁移在李氏诗歌中呈现为价值判断系统的重构。西方术语的本土化过程不仅是语言层面的“格义”，更是儒家“修齐治平”伦理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的表征。在此过程中，诗歌作为意义生产的场域，既承担着认知革命的先锋功能，也暴露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裂隙——当“变法”诉求遭遇“诋毁”时，诗性语言成为抵抗符号暴力的最后堡垒。这种充满张力的表达方式，最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演变为彻底的语言革命，完成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终极突破。
（二）新主体性的建构路径
李端棻作为晚清思想启蒙的典型个案，其“诗人-改革者”双重身份所展现的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苾园诗存》中，“愚公移山”意象的运用并非简单的文学隐喻，而是蕴含着对主体性哲学范式的实践性突破。通过将自身投射为“愚公”这一道家精神载体，李端棻实现了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伦理范式向近代启蒙者“实践-批判”主体性的转换。这种主体性建构并非静态的自我确证，而是通过文学书写与制度设计的互文性对话得以完成——其教育改革纲领《请推广学校折》中关于“西学课程体系”与“师资选聘机制”的论述，实质上是对诗歌中“移山”意象的伦理实践展开，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视阈审视，李端棻的启蒙实践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式公共理性建构路径。其私宅讲学活动通过营造“批判性交往空间”，打破了传统“士绅-官僚”系统的封闭性话语体系，使西方民主观念与儒家经世思想在非官方的“弱公共领域”中实现知识论层面的融合。这种以诗作传抄为载体的思想传播，本质上构成了福柯所言“话语实践”的伦理场域——通过“山有愚公定可移”等诗学符码的再生产，既完成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解构性批判，又培育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新主体性”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正式启蒙网络虽未达到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制度化程度，却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伦理动力。
在文学与政治的互文性维度，李端棻的双重身份实践揭示了启蒙者主体性建构的本体论转向。其诗歌中“启蒙者”形象的塑造，既非单纯的美学创造，亦非直接的政治宣言，而是通过克里斯蒂娃所言的“互文性革命”实现了话语权力的重构。这种互文性实践在认识论层面表现为“诗性智慧”与“制度理性”的交织：教育改革方案中“招生广泛性”与“课程现代性”的设计，恰是诗歌中“移山”意象在治理术层面的具象化展开。由此形成的“文学-政治”双重书写系统，不仅突破了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的单向度表达，更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主体性范式，为理解晚清思想转型提供了新的本体论框架。
（三）“诗界革命”的限度
李端棻在“诗界革命”中的语言实验具有显著的未完成性特征，其根源在于儒家传统意象系统与启蒙话语之间的符号学断裂（骆利红.“新学”与晚清为官士人的转型——以李端棻为例评析[J].黑龙江史志,2012,(22):89-91.）。儒家文化符码承载着“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其传统意象在能指层面固守等级秩序与道德规范的伦理中心主义框架。而卢梭式启蒙话语则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为基础，构建起个体主义认知范式。当李端棻试图通过并置孔孟与卢梭来实现文化转译时，两种异质符号系统在语义场域中产生剧烈排异：前者强调“修齐治平”的集体责任伦理，后者则以“理性祛魅”为基石，推动主体性解放。这种在价值论层面上的不可通约性，导致诗歌文本陷入了解释学循环的困境。更本质的矛盾在于，儒家“角色伦理”将个体视为关系网络中的道德节点，而启蒙话语预设的原子化个体主义则瓦解了这一本体论根基，使得诗歌的审美统觉丧失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统一。
从列维纳斯“他者伦理”的视角来看，“诗界革命”的集体性诉求暴露了工具理性对主体间性的压制。救国叙事的宏大性构成了列维纳斯所称的“总体性暴力”，通过历史目的论的伦理正当性，消解了个体面容的绝对他异性。李端棻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牺牲主题，本质上是将个体降格为民族国家机器中的功能性部件。这种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现代变体，违背了“他者之脸召唤无限责任”的伦理首要性。更深层的悖论在于，启蒙运动自身蕴含的“辩证法”——当自由平等理念被异化为集体规训的意识形态工具时，反而复制了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压迫机制。这种双重异化揭示了现代性工程的内在紧张：如何在“团结互助”的公共善与“绝对自由”的个体权利之间，建立存在论意义上的平衡。
解构这种文化困境需要回归儒家伦理与启蒙精神的元理论对话。列维纳斯的“为他者”伦理学为调和集体与个体提供了现象学路径——将救国诉求重构为“面对面”的伦理回应，而非总体性暴力，同时激活儒家“恻隐之心”的本真性道德情感。在认识论层面，需摒弃启蒙理性中的工具主义倾向，恢复其“永久批判”的未完成性本质，使其与儒家“日新又新”的实践智慧形成诠释学融合。这种跨文化视域的融合，不仅要求打破“中西体用”的二元对立，更需在存在论层面重建“关系本体论”，使个体自由在“差序格局”的伦理网络中，实现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普遍性，从而完成现代性价值系统的创造性转化。
四、精神转型的困境：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存在论危机
（一）历史语境下的主体焦虑
李端棻的地缘性身份构成了其文化认同的本体论根基。作为西南边陲贵州的士大夫，其主体性生成于中原文化霸权与地方性知识的结构性张力之中。贵州在传统华夏文明体系中的边缘化位置，使其文化地理学属性呈现出“中心-边缘”辩证关系中的他者性（陈正府.流动、位置与关联:解读贵州山地民族与国家互动历史的角度[J].贵州民族研究,2014,35(11):20-25.）。这种地缘性身份的双重烙印，体现在其早年诗作对黔中山水的地理诗学书写中：既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审美自觉，也是对儒家普遍主义伦理的价值皈依。这种文化认同的裂隙，折射出晚清士大夫在普遍性文明秩序与特殊性地域经验之间的认识论困境，其身份建构始终处于“在地性”与“超域性”的辩证运动之中。
李端棻通过京师大学堂的建制性实践，实现了从地方性知识精英向国家现代性工程建构者的范式转换。这种空间政治学的位移，本质上是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伦理纲常的现代性转译。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其教育理念展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维度：既强调“西学为用”的技术官僚培养，又坚持“中学为体”的文明赓续。这种改革方案的辩证性，映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在“体用之争”中的认识论困境——既要突破儒家知识论的认知边界，又需维系华夏文明的本体论合法性。其身份的双重性在此过程中演变为权力话语的操演场域：作为改革派官僚的符号资本与作为黔地士绅的文化资本，构成了其参与国家现代性建构的复合型主体位置。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流放经历，使李端棻的主体性焦虑在诗学维度获得现象学显现。《寓甘州示诸弟》中的空间叙事呈现出存在论意义上的双重放逐：物理空间的位移（“甘州城外草连天”）隐喻着政治身份的消解，而“万里羁愁”则指涉精神家园的失落。这种流放诗学通过时空错位的修辞策略，将个体命运纳入民族国家危机的宏大叙事，实现了私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诗学同构。其诗歌中的“遗恨”意象，既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破灭的哀悼，也是对现代性进程中知识分子主体性危机的现象学描述。这种诗学投射的深层结构，揭示出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难以弥合的存在论裂隙——在工具理性宰制的现代性场域中，如何安放儒家“道统”的精神遗产。
（二）现代性转型的未竟之业
从汉娜·阿伦特的行动哲学视角切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实践呈现了启蒙理想与历史现实的结构性张力。阿伦特将行动定义为“在公共领域中以言说和显现实现自由”的具身化实践，其本质特征包含不可预测性与不可逆性。李端棻的变法实践恰体现了这种行动的悖论性：其“突超先辈”的政治诗学彰显了儒家士大夫通过“言说”建构公共事务的尝试，而《请推广学校折》等奏议更以制度性设计将启蒙理想具象化为教育维新方案（郑永华.《请推广学校折》:开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珍贵档案[J].北京档案,2019(11):45-47. ）。然而变法失败所暴露的，恰是阿伦特指出的现代性困境——当行动者无法在“复数性”场域中获得他者回应时，政治行动便陷入“无根性”危机。守旧派的话语垄断与民众启蒙的缺失，导致维新派的“言说”沦为独白，暴露了传统士大夫转型中公共领域建构的先天不足。
瓦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天使”隐喻，则为解读李端棻的未竟事业提供了辩证的历史哲学框架。这位背对未来、凝视“灾难废墟”的天使，恰似李端棻身处“中体西用”夹缝中的精神肖像：其诗作中“垂老睹文明”的慨叹，映射着儒家“修齐治平”传统与近代启蒙理性的认知裂隙。本雅明批判的线性进步史观，在李端棻处具象化为“变法-挫败”的循环叙事——变法派试图通过“弥赛亚时间”突破历史连续性，却最终被“进步的风暴”裹挟入权力结构的再生产。这种撕裂更体现在其思想的内在矛盾：作为“托古改制”的践行者，他既试图激活《周礼》的制度潜能，又不得不借助西方议会制完成政治话语的现代转译，导致改革方案陷入“古今错位”的阐释困境。
李端棻的个案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深层哲学命题。从实践哲学维度观之，其困境印证了阿伦特关于“行动需沟通性权力支撑”的论断——维新派未能培育市民社会的交往理性，使得制度变革沦为悬浮的顶层设计。而在历史哲学层面，本雅明强调的“救赎性批判”在此呈现为双重面向：既需正视传统士大夫“伦理世界”的解体，又须警惕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这种张力在晚清语境中具象化为“体用之争”的认识论困局，其思想史意义在于揭示了非西方现代性路径中传统资源与启蒙叙事的复杂博弈。李端棻的未竟事业，最终成为丈量中国现代性“阈限空间”的哲学坐标，警示着任何制度转型都需完成精神场域的重构。
（三）当代启示
李端棻个案研究为当代“新文科”建设提供了具有历史本体论意义的范式参照。作为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谱系的重要实践者，其通过《苾园诗存》实现的诗学表达与政治实践的互文性建构，本质上构成了儒学伦理现代性转化的前驱实验。这种跨场域的认知图式突破，恰与新文科建设所强调的“学科间性”形成历史呼应。在知识生产维度，李氏将经世实学与西方科学理性进行异质嫁接的尝试，揭示了文化转型过程中“创造性破坏”的内在张力，其课程论思想中呈现的“体用二分”到“体用交融”的嬗变轨迹（杨伟威.李端棻教育思想析论[J].黑龙江史志,2014(17):84-85.），为当代学科壁垒消解提供了历时性镜鉴。这种认知突破不仅印证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原理，更凸显了跨学科研究作为文化转型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在李端棻研究中获得具象化呈现。传统“事件史”范式的解释限度在流放书写的微观分析中暴露无遗——必须引入“情感史”维度才能解码《塞上秋怀》等诗作中“黍离之悲”与“启蒙之志”的情感辩证法。这种情感结构的历时性考察，印证了威廉·雷迪“情感体制”理论对历史主体精神世界的解释效力。同时，其诗学语言的“散文化转向”与西方术语的本土化转译，构成“语言史”研究的典型案例，揭示了能指系统重构对思想传播的塑形作用。这种双重方法论转向不仅呼应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深层诉求，更实现了从“观念史”到“心态史”的研究范式跃迁。
跨学科视野下的李端棻研究具有多重认识论价值。其教育实践中“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辩证逻辑，暗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方案，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注脚。在人才培养层面，其兼具“经学考据”与“格致新知”的知识结构，完美诠释了“新文科”所需的主体间性认知框架，这种“双重编码”能力正是应对知识生产模式挑战的核心素养。更重要的是，该个案揭示了文化转型的“层累构造”特征——其思想演进中传统伦理与启蒙价值的非线性互动，为破解“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提供了历史认识论层面的解决方案。
五、结语
李端棻诗学实践在近代思想转型中呈现出独特的哲学张力，其文本构成儒家伦理现代性解构与启蒙主体性建构的双重历史场域。作为“诗界革命”的宿将，李端棻通过《苾园诗存》展现了对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批判性反思。其诗作将“忠恕”伦理置于启蒙理性的审视之下，使儒家德治范式固有的“同一性”规范遭遇“否定性”张力的解构。这种解构并非全盘否定，而是通过弗洛伊德式人格三重结构的诗学投射，在“本我”的情感真实与“超我”的礼教规训间构建辩证对话，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在“中体西用”框架下的精神困局。诗学语言中传统意象与“平等”“自由”等启蒙话语的拼贴，恰映射了儒家“德行伦理”向现代“规则伦理”转型的未完成性，这种文本裂隙成为观察近代伦理哲学范式转换的典型样本。
“诗界革命”作为非西方现代性生成的独特路径，其诗学革新实质是语言本体论层面的范式革命。梁启超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本质上是在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美学规范中植入启蒙理性基因。这种语言策略突破近体诗格律的“声韵暴力”，通过散文化句式与西方术语的植入，重构了诗歌的时空感知模式。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倡导，不仅打破“诗言志”的古典传统，更将方言的在地性经验升华为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这种语言本体的现代转型，使诗歌从“兴观群怨”的伦理载体转变为“地球合一”的认知装置，其内在矛盾恰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德治民本”与民主政治的调适困境，暴露出本土现代性生成过程中“幻影与阴影”的共生状态。
李端棻诗学的“未完成态”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论价值，印证了巴赫金“对话未完成性”理论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阐释效力。其诗作中“救国”集体诉求对个体自由的压制，本质是传统“伦理本位”与现代“权利本位”的价值冲突，这种张力在梁启超“群体自由”的理论建构中发展为独特的中国化自由主义范式。诗学文本的断裂性与复调性，不仅记录了个体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轨迹，更揭示了后发国家现代性工程中“教化逻辑”与“启蒙逻辑”的历史缠结。这种未完成性作为文化转型的常态，为审视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动态框架，其启示意义在于：本土现代性的真正生成，需在“诗教”传统与启蒙话语的辩证扬弃中，实现“忧患意识”向现代政治理性的转化，而非简单的理论移植或文化断裂。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贵州学派》编辑部
总顾问:顾久 徐圻 陈世和
法律顾问:谢玉雷
总编:殷平
主编:沈家卿
执行主编：郭思妤 罗仕明 傅合连 詹大方 程明飞 陈红旗
影像采编:李贵云 周文学
视频编辑青年小组：曹连 王海晨 刘钦瑶
协办：贵州领袖黔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贵州朝黔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