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石榴树下
文/李欣雨
缘分一场
那天，春节假期结束，我将行李草草地堆进行李箱，独自在卧室里站了很久，不敢走出去。我看着墙上爸爸的那张照片，是之前他送我到北京读书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拍的。他腰板笔直地站着，眼睛炯炯有神地看向前方，那时候的他多么神气啊。我盯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冷峻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凝固，连呼吸都被定格在寂然无声中，一切都好像停止了。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只想一直躲在房间里，直到我听到门外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我该出去了。
临近晌午的客厅被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照得惨白，仿佛笼罩在一层朦胧的虚幻中。爸爸弓身坐在沙发上，手臂搭在膝盖上，低垂着头，好像睡着了。阳光打在他身上，他也变得朦胧起来。听到我出来，他抬起疲惫的眼睛看看我，想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但因癌细胞扩散侵蚀而溃烂发脓的半边脸和多次手术导致牙齿脱落、牙龈萎缩而凹陷歪曲的嘴巴，使他的笑容看起来非常凄凉和无助。他好像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像一头受伤的老黄牛一样瞬间又低垂下了双眼。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哽塞着，我想挨着他坐一会儿，但身体僵硬着没有向前。我麻木缓慢地向门口走去，阳光照得我有点眩晕。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门口，转过身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看到他眼睛湿润，欲言又止，但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就这么深深地看着我，我看到他眼睛里的委屈、悲痛、无可奈何和深深的不舍。我的泪水马上要涌出来了，不敢再看他，低下头，声音颤抖地丢下一句“爸，我走了”，转头逃走了，没有再看他一眼，把他一个人丢在惨白的阳光下。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四个多月后，正在上班的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让我回家一趟。我忐忑地赶到家，天真地期待还能看到那双眼睛，却看到门口已经搭上了灵棚，他安静地躺在棺材里，身上瘦到只剩一层松垮的皮，脸上的颧骨高高隆起，溃烂的伤口已经发黑结痂，整个下巴和半张脸颊都深陷在黑色的漩涡中。听妈妈说，爸爸那天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可他执意要回家，妈妈用轮椅推着他，从医院回家的一路上，他一句话没有说，神色平静，坐得笔直，好像要奔赴一场重要而严肃的盛会。回到家后，他呆呆地坐在客厅中央，沉默不语。几分钟后，他终于痛苦地叫了一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家，没有留下一句话。那年他才四十六岁。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人和亲戚就常对我说：“你长大后一定要孝顺你爸爸，要不是他，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出生后没多久，就生了一场重病，在医院的保温箱里待了数月仍然不见好转，用他们的话来说，当时的我干巴又瘦小，跟个“猴子”似的。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困难，家底掏空也不一定能救活我，所有亲戚、家人，包括妈妈，都考虑把我扔掉算了，只有爸爸坚决不同意，他对所有人说：“她就算死，也要死在我怀里。”他坚持给我看病，我需要换血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血输给我，为了付医药费，他把能借的亲戚朋友都求了一遍，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连家门口的树也砍掉卖了。为了照顾我，他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往返在医院和家之间，筋疲力尽时也没说过一次放弃。他曾经说：“父母和子女也是需要缘分的……”因为缘分，我成为他的女儿，因为他的不放弃，我们父女的缘分才能继续。
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重男轻女，老二常常不被待见，但我从小却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出门买东西时他总喜欢叫上我一起，即使一路上我们不怎么说话。走亲访友时他总让我陪他一起去，即使那时候我笨拙孤僻得不愿意开口叫人。他总是向别人夸耀我，即便我只是个灰头土脸的笨小孩，没有任何优秀的地方，但好像我只是我自己，就已经很值得他骄傲和疼爱了。小学时的我调皮，经常和班上的男同学打架，他从不指责我，只是告诉我：“如果打不过，旁边有砖头可以扔砖头。打赢了，回家煮鸡蛋给你吃。”他用这种野生的教育方式尽量避免我受欺负。再大一点，我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不能给我更多的帮助和指导，只能默默支持着我。北方的冬天冰冷刺骨，屋里比屋外更加阴冷，即使我穿着厚重的棉衣，写作业时依然会冻得浑身发抖。有一天他从外面带回来一台淡黄色的小小的电暖器，开心地摆弄好放在我的脚边，白色的发热管瞬间烧得通红，烤得我浑身暖洋洋的。后面几天，妈妈抱怨这个东西太费电了，但他不管，坚持一直给我开着。怕妈妈生气，爸爸不在家时，我就把电暖器关掉，蜷缩着写作业。爸爸在家时，我忐忑不安地窝在写字桌前，享受着独属于我的一片温暖。他总是叮嘱我不要学习到那么晚，我常常看书到很晚直接趴在桌子上睡了，迷迷糊糊中常看到他开门进来，无奈地说一句：“怎么又趴桌子上睡了。”他轻轻地把我抱到床上，给我盖好被子，收拾好桌上的书本，才轻声地关上灯和门离开。
我从初中开始在学校寄读，每两周回家一次，到了高中，只有月末才能回家待两天。在我不回家的那些周末，他风雨无阻地骑车十五六公里到学校看我，每次都带上炖好的羊肉和各种零食，在校门口张望着等我下课。中午我们一起在食堂吃他从家里带来的饭，无论秋冬晴雨，打开饭盒，香喷喷的饭菜总是热气腾腾，我们聊聊这一周家里的事情、学校的事情，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沉默着，希望陪伴彼此，但常常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他不会像妈妈那样问我吃的什么、叮嘱我天冷要多穿衣，他总是沉默不语，但又每周都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吃的穿的，陪我吃完午饭，看着我进教室了才走。初中升高中时，一向成绩优异的我，分数距离市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差了八分，成绩出来的那天中午，我站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六月的阳光将泛白的塑胶跑道晒到卷起层层热浪，热疯了的知了躲在晒蔫儿了的梧桐树叶间，烦躁地叫个不停，我感觉被罩在一个巨大的蒸笼中，沉闷得喘不过气。我犹豫地拨通了爸爸的电话。“爸……”颤抖的声音瞬间出卖了我的情绪，“中考成绩出来了……额……我没考上，差了几分……”我听到自己蚊子般越来越弱的声音，我的脸羞愧得发烫，炙热的阳光快把我点着了。电话那边安静了两秒钟，随即传来那个熟悉温暖的声音：“哦哦，没事儿，这有什么，咱努力了就行，下次就能考好了。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心里一阵绞痛，眼泪唰唰流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在心疼自己还是心疼爸爸。后来听妈妈说，中考成绩出来之前，邻居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常对爸爸说：“你家二闺女成绩这么好，考哪个高中都不成问题。”爸爸开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内心满是对我的骄傲。
爸爸做过很多工作，小时候挑过大粪，年轻的时候煮猪牛的下水卖，推着平板车走几十公里到乡间收沉重的下水，运回家后清洗、煮熟，再拿到市集上卖，又脏又累，特别是到了冬天，双手泡在冰水里冻得满是冻疮。从我记事起，爸爸开始“贩牛”，在北方买了牛卖到扬中地区，一家六口人的日常开销、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贩牛生意开始做得有点起色时，爸爸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化工厂，整个厂子只有足球场大小、十几个工人，因为舅舅做得负债累累，每天被放高利贷的人追债，在姥姥姥爷的极力建议下，爸爸心软，一脚踏进了这个他一窍不通的化工行业。我看到他常常静坐着抽烟，地上堆满了烟头，我看着他早起晚归，应酬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我看到他短短几周，就花白了头发，苍老憔悴了很多。在我高二的一个周末，他到学校看我，唯一一次没有从家里带饭，中午他带我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小菜馆，点了几样我喜欢吃的菜，他坐在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静静地看着我吃。突然，他叹了口气：“真难啊。”我抬头看到他愁云密布的脸：“怎么了？”“厂子的生意不好做。”说完这句话，他抽了口烟，不再说什么了，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说生活的不容易。我不知道再问些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帮他减轻烦恼，我又低下了头。后来的无数次，我问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多问几句？为什么不多听听他的倾诉？那时候他一定有很多心事吧！
那次吃饭半年过后，爸爸因为脑出血住进了ICU，等我后来知道并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妈妈说除了我，爸爸谁也不记得了。那天中午阳光很好，我搀扶着爸爸到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脑出血造成他整个右半身几乎麻木瘫痪，他只能在我的搀扶下一点点拖着右腿往前挪，像蹒跚学步的婴儿。在花坛边上坐下后，他双眼空洞地望着不远处的树，右手像断了一样没有生命力地垂在腿上，安安静静地坐着。“你记得我是谁吗？”那一刻，我忍不住地问。他缓缓地转过脸看着我，脑出血同时造成他说话困难，他用尽全力吐出的每个字都变得含糊不清，但我还是能听到他小心试探地说：“你是……你是楠楠吧？”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你记得我姐姐和弟弟吗？”他茫然地看着我，无助地摇摇头，那神情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凄然，我不忍心再问了。
出院回家后，为了防止右半身的肌肉逐渐萎缩，爸爸需要自己做康复训练，他每天捶打、按摩自己僵硬的右半身，拖着麻木的腿艰难地保持着平衡，一点点挪动着重新学习走路，每次不一会儿就累得大汗淋漓。他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抖动，丝毫使不上力，连勺子都握不住，只能先学习用左手拿筷子、勺子，常常夹不住将饭菜弄自己一身。他的嘴巴歪扭，说不清楚话，只能吃力地将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吐出来，但听起来仍然像是嘴巴里塞满了棉花一样模糊。除了身体上的疼痛和改变，他同时备受精神上的煎熬。作为一家之主、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难以接受现在这样的自己，他变得更沉默寡言了。工厂效益不好关掉了，他没有了工作，整天待在家里不愿出门，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有可能的话，他大概希望连我们也躲掉。除了康复训练外，他其余的时间都坐着。他或者安静地坐在院子里，从烈日当头坐到日落西山，一言不发，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或者打开电视坐在客厅，眼睛呆滞地盯着电视屏幕，任凭屏幕上播放什么节目。很多次，我看到电视上播着动画片或者广告，他仍然落寞地呆坐着，好像看电视的另有其人。我不知道那几年，爸爸是怎么一分一秒熬过那一个个孤独的日子的，当后来有一天他拖着残废的身体终于打开家门走向外面时，他是鼓起了多么大的勇气，来说服自己去面对别人和面对自己的。
爸爸脑出血两年多后，我的奶奶——爸爸唯一能在其面前做孩子的人——不堪忍受命运的捉弄，选择自杀了。这是继我从未谋面的爷爷、叔叔之后，爸爸第三个至亲的人自杀。葬礼那天，爸爸平静地面对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熟练地处理现场出现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他从十几岁开始办理的爷爷、叔叔的葬礼一样。他表面的平静使我忽略了他内心的悲痛，那时候我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没想过他在最难的时候又失去母亲的心情。直到我失去了他，直到我在他的葬礼上机械麻木地面对来来往往的亲朋，面对众人的围观怎么也哭不出来，可葬礼后的第二天在衣柜里看到他曾经穿过的衣服，在家里的墙上看到他的字迹，突然意识到他——我最爱的爸爸——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我永远地失去了他时，我嚎啕大哭，那一刻，我意识到奶奶走的时候，爸爸是多么痛苦！奶奶走后，爸爸很久都没再提起她，只是常常蹒跚着走到她曾住过的房间，默默地待很久，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命运总是在你猝不及防时给你一记重击，无论你之前被它打击过多少次，只要你还能站得起来，它那无情的拳掌又会毫无理由伸向你，直到把你彻底打倒，直到你看轻所有为生命做出的努力，乖乖地感叹“这就是命啊”。当一切不幸被沉默地承受，当一切动荡慢慢归于平静时，2017年年中，我那可怜的爸爸，身体还没完全从脑出血的影响中恢复，又被诊断出了鳞形细胞癌。他经历了那么多变故和痛苦，命运仍始终不肯放过他。刚开始他只是牙痛，镇诊所的医生看过后连忙劝他去市医院，在市医院拍片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遍布他的口腔和下颌，他又要做手术了。等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已经是他手术后的第三天。他的头发剃光了，人瘦了一大圈，罩在旧衣服里显得更加单薄。他的左半边脸、下巴、脖子都缠在厚厚的纱布里，从脖子处的纱布中伸出一条棕色的管子，连着床头边上的一台仪器，纱布和管子的连接处被血浸透了。他躺在床上看到我，无奈地咧了咧半边嘴，好像在嘲笑自己：“你看，我怎么又生病了？”当天晚上，我坚持留下陪床，因为医院床位紧张，爸爸只能睡在走廊尽头靠墙的一张床上，我在他斜对面两三米远处支起一张躺椅。晚上九点多，病人们基本都躺下休息了，昏暗的走廊上只有几个人在走动，我蜷缩着躺在狭窄的躺椅上，眯着眼睛假装睡着了。我看到爸爸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我，昏暗的灯光下，他显得那么消瘦、遥远，一滴泪从我眼角滑落，我心疼他，不敢哭出声，但泪水止不住地涌出来。他坐在对面，看着我不说一句话，他都懂。
我在医院照顾了爸爸一个多月，我们住在专门治疗癌症病人住的一栋楼里，那是一栋灰色的三层楼房，五十多年的老建筑，板砖一样方方正正，在灰色水泥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破旧。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每天充斥在长长的昏暗的走廊里，在这里，只有走廊尽头和几间医生办公室的窗户投射进来的光，能让人感知黑夜和白昼的变化。每天早上醒来，爸爸先量血压、血糖，有时候一大早就会挂两瓶点滴，静静地等到九点钟主治医生来查房。每次主治医生查房时，都会带一群科室医生和实习医生，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给每间死气沉沉的病房带来一丝生气。主治医生常对病人说：“你今天气色不错。你看这治疗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嘛，再耐心看一段时间……”他嘴里简单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像是发了一张张活命符一样，给病人带去无限的期待和希望，即使病房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传出有病人没了的消息，即使有些病人已经住院一年多还没能出院，即使身体每况愈下，他们听到这种话，仍像被上天眷顾一样开心，希望真是个好东西啊！医生查完房，爸爸就要开始挂一天的点滴了，每隔两三天，午饭过后还要去做化疗。化疗是在三四公里外一栋专门的化放疗楼里进行，每到化疗的时间，病人们在住院部门口集合，有专门的面包车负责接送他们。每次化疗时，爸爸就像幼儿园的小孩子，谨慎乖巧地听从医生的安排。化疗后，他经常躲到洗手间里难受地吐，躺在床上缓很久很久。他的体重越来越轻、越来越消瘦，但他从没喊过疼，从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两个月后，我不得不回去上班了。不得不，不是走投无路的别无他选，而是内心权衡下的厚此薄彼。那一年我刚大学毕业，在大城市艰难地寻求一席之地，几个月以来，爸爸的病情没有变好，医生也没有说明显地更差，那时候我对死亡的迫近没有意识，即使知道那是癌症，但从没有真正把死亡和爸爸联系到一起。我短暂地想过要不就留在老家，找份工作，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爸爸，但想到家乡的环境、就业条件，我还是就这么走了。二十多年前，他在各种压力下都没有放弃我，二十多年后，我在各种权衡下离开了他。我离开爸爸，离开家乡，远离了那些烦恼，一个人躲到大城市里，如常地吃饭、工作、交友，渐渐地好像那些烦恼也远离了我。给家里打电话时，家人总是说挺好的，爸爸的状态挺好了。我把这些善意的谎言当真了，我愿意听到这些好消息。听妈妈讲，主治医生后来不再鼓励他了，委婉地劝爸爸出院。爸爸后来一整天都不说几句话，脸上、脖子上被癌细胞侵蚀得千疮百孔，只能喝些流食。癌细胞后来扩散到肺上了，他痛得死去活来，但仍不言语，默默承受一切痛苦。有一次朋友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终于悲痛无奈地说了一句：“命真孬啊。”
如今爸爸离开六年了，我常常想起他，风吹过时想他、抬头看星星时想他、云飘过时想他、人潮拥挤时想他、一个人安静时想他。有一次我参加马拉松比赛，当我准备起跑时，突然在两边欢呼的人群中看到了他，他穿着那件自己喜欢的灰色运动服，站在那里认真地看着我。他没有笑，也没有像旁边的人一样欢呼，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早上八点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他看起来如此地真实，但和周围鼎沸的人群比起来，他又安静得那么不真实。恍惚中我的泪水涌了出来，我想他应该是很喜欢这样的我——向前奔跑的我，所以才会来看我。后来我又参加了很多次马拉松比赛，抱着同样的期待能够再次见到他，但再也没有过刹那间的恍惚了。那一次也足够了。
他在生病期间和妈妈去我在大城市住的地方看我，当他推开门看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一张床、一个窄柜就是所有的家具，我们三人同时站在房内都感觉拥挤时，我看到他满眼的惊讶和心疼，妈妈在旁边感叹：“老家的房子多大，在这里住成这样……”他站在那里，眼睛湿润着，一句话没说。
曾经我被问过一个问题：“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我想回到爸爸最开心的时候，可能是他孩童时和邻居小孩们打打闹闹的时候，可能是他年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可能是他体验初为人父的时候，可能是生意红红火火的时候……
总之是在他快乐幸福的时候。我愿意相信有一个平行时空，他美好的精神还在、他健康的体魄还在、他自由的灵魂还在，他只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是那么自由和快乐。他仍记得我们，他常常会来看我们，风会把他带来，光会把他带来，思念会把他带来。
避而不见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在牢里，我遇到过很多因被家暴而杀人入狱的女人，她们是杀了人，但你能说她们是坏人吗？”这是在我还在艰难消化高中课本知识，从未对人性、善恶、对错这样的哲学命题有过多思考时，小姑抛给我的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仍无法判断她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非要对她做出评价，在我眼里，她是有过一些善举，但仍是个不折不扣极度自私自利的人。
再次见到小姑，是在我上高二的一个周六中午，距离上一次见她已经十多年了。她和妈妈一起接我放学回家，尴尬的简单寒暄后，我坐在电动车后座，看着前面的她，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微胖的身材没有了曾经的曲线和紧致，一头乱蓬蓬的微黄短发在午日炙热的光照下显得很枯糙，身上穿着泛旧的白色T恤，皱巴巴的黑色宽松九分裤，脚上一双蓝色塑料凉拖鞋，看上去和小镇上的农家妇女没什么两样。她没有化妆，脸显得有些浮肿，她的皮肤很白但很粗糙，高高的颧骨，一双上扬的丹凤眼上还残留着泛青了的文的眼线痕迹，左手无名指及手背上各有一块洗掉的刺青，模糊得看不出形状，但在阳光下如此刺眼。我难以将眼前的她和印象中十几年前黑丝红唇的时髦女人联想在一起。
作为奶奶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小姑从小就离经叛道。打架、逃课是家常便饭，十几岁的时候和邻村一个小伙子堂而皇之地谈起了恋爱，这在1980年代初闭塞保守的苏北农村简直是伤风败俗，对极其爱面子的爷爷来说更是家门耻辱，为此爷爷不知和小姑吵了多少次。最后一次争吵后，小姑便在深夜离家出走了，具体去了哪里，去做什么，没人知道。家里还在寻人无果、鸡飞狗跳时，流言蜚语早已传到了家家户户，有说小姑和别人私奔了的，有说她未婚先孕怕丢人跑了的，这些污言秽语像脏水一样往爷爷身上泼去，越抹越黑。小姑离家出走后不到一个月，爷爷就喝农药自杀了。
我模糊地记得，在我五六岁时，小姑光鲜亮丽地回来过一次。在我们大多数人还穿着哥哥姐姐穿剩下的衣服、两毛钱的冰棒都不舍得买时，她穿着高跟鞋、黑丝袜、紧身包臀短裙，眼上文着眼线，化着烟熏妆，涂着大红唇，一头波浪卷发，像电影海报上的明星一样突然骄傲地出现在我家平房屋前。不知道爸爸和奶奶见到这位多年未谋面的亲人是什么心情，对于年幼的我和姐姐、弟弟来说，这位陌生人的出现让我们那几天简直比过年还要开心，因为她给我们带了一大包从来没有见过的零食，也让我们三个小孩都穿上了难得的新衣服。她来到的第二天下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西街头买吃的。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喜悦和虚荣，穿着新衣服，跟着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小姑出门，好像自己也瞬间变得时髦起来了。
但骄傲的日子没持续几天，小姑就走了，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之前在哪里，做的什么，依然没人知道。只是很久以后听妈妈讲，小姑那次带回来很多金子，后来又陆续让爸爸寄给她了。她走得没有一丝犹豫和不舍，就像她来时一样任性和随意，或许她那次回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让大家看看当初那个叛逆的孩子现在过得有多好，但最需要她证明的那个人早已不在了。又或许她只是像浮萍一样，在外面漂累了，想往家的方向靠一靠，但她始终只是浮萍，她的根不在岸上。
小姑走后，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老样子，她买的一堆零食很快就吃完了，新衣服也渐渐穿得有了痕迹。爸爸那时在镇上经营贩牛场，从各个乡镇收购牛，再卖到扬中，劳碌奔波，常常看不到他的身影，妈妈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偶尔去农贸市场上卖菜，赚点零花钱，奶奶每天琢磨着给我们三个孩子做什么好吃的，一家人的日子虽然过得不富裕，但很平静幸福，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小姑的一通电话将这平静打破了。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奶奶吃完饭早早去睡觉了，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话响了，爸爸起身去接，电话打了很久，爸爸脸色凝重，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才缓缓挂下电话，呆立在那里。妈妈问他是谁的电话，他才恍惚地抬起头，低声说了句“没有谁”，转身进了卧室。妈妈感觉不对劲，也跟了过去，直到很晚了我们看完电视去睡觉，也没见他们出来。
过了几天，妈妈偷偷告诉我：“前几天晚上的电话是你小姑打来的。”“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是从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回来又离开后第一次听到她的消息。“你小姑，这么多年没回来的那个。她从昆明看守所打过来的，说是贩毒被抓了，判了十年。”还没等我从震惊中缓过来，妈妈继续愤愤地说道，“这么多年不联系，连电话都不知道打一个，对你奶奶不管不顾，现在出事了，知道打电话了。还一张口就要一万块钱，都坐牢了，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一万块钱！咱家哪有一万块钱？”在2000年初，一万块钱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巨额数字。“你爸就是傻，就这样还要把钱给她寄过去，这几天正借呢。还要去昆明看她，我给拦住了，那么远的地方，听说又乱，他去了万一有什么事，咱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妈妈说着说着要抹眼泪，“他身体又不好，这几天上火，愁得不行，还不敢和你奶奶说，你奶奶知道了非得气死。这么个闺女，一点孝没尽，惹了多少事了，现在又贩毒坐牢，说出去不得丢死人……”看着妈妈一边哭一边埋怨这个她也没见过几次的小姑子，我童年时对她的美好滤镜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后来，爸爸没有去昆明，但东拼西凑把钱给小姑寄了过去，听说他找大姑借钱时吃了闭门羹，大姑是爸爸的妹妹，小姑的亲姐姐。大姑说：“我这里一分钱没有。她这么多年在外面都不知是死是活，现在要钱了想起我们了。她的事情和我没一点关系，你要是想管，你就去管吧。”
此后很多年的傍晚或晚上，我们常常接到从昆明打来的电话，每次听到电话铃响，恐惧和压抑就会袭满我的全身，因为电话过后，就会迎来爸妈的争吵，争吵后爸爸仍毫不犹豫地将全家省吃俭用的钱寄给小姑。而这一切一直都在瞒着奶奶。有几次是我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温柔：“是楠楠吧？”我很想大声地说：“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们了！”但我不敢，每次都丢下一句：“我去叫妈妈接电话。”就逃走了。对她的电话的恐惧持续了几年，随着我到外地寄宿读书，一个月只回家两天，就没有再接到她的电话了。后来我的生活被繁重的学业占据，妈妈怕影响我学习，不再和我说她的消息，渐渐地我把她遗忘了。直到读高二的一天，妈妈打电话说：“你小姑提前释放出狱，快回来了。”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回到家后的小姑，对一切都要重新熟悉起来：全新的环境、陌生的邻居、生疏的亲人。因为我们搬过一次家，别人对她的过往一无所知，再加上她活泼火辣的性格，所以很快就和邻居熟络起来，但我刚开始对她仍有一些担心和戒备。在我看来，毒贩的生活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是完全两个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黑暗、肮脏、欲望和暴力，是一种超过了常人能理解和承受的生活状态。后来我难以将她和她曾经历的事情联系起来，因为回到家后的她，勤勤恳恳地帮着妈妈忙活店里的生意，那时候妈妈在镇上开了一间花圈店，常常忙到很晚，她不嫌累不嫌苦，每天跟着妈妈忙前忙后。她帮着奶奶做饭，陪奶奶买菜、散步、聊天，常常讲笑话把奶奶逗得笑不拢嘴。爸爸脑出血住院期间，她在医院贴心地照顾，出院回家后的爸爸落寞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耐心宽慰着他，能看出来，她曾真心心疼过他。 她心态很好，我们三个孩子有什么心事，常常会和她讲，她总能给我们合理的建议，说些令我们开心的话。相处半年多后，我觉得她不只是亲人，而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小姑和大姑，同样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她经常到大姑家陪大姑聊天、帮大姑做些力所能及的琐事，时间久了，大姑也改变了曾经对小姑的看法，俩姐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连家里的银行卡密码，大姑都告诉了小姑。不过这期间，小姑一直和之前的“朋友”保持联系，爸爸提醒过她交友要慎重，但并没有干涉，也没有过多在意。
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我的表哥——大姑唯一的孩子，出车祸去世。那天，他和大姑因琐事发生争吵，大吵后独自开车去了外地，当天发生车祸当场去世。那是大姑人生的至暗时刻，悲痛、悔恨、自责使她像被抽走了灵魂，每天生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不到半年，大姑就得了脑出血，和爸爸当时一样，她半个身体都瘫痪了，但不一样的是，她的精神垮了。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回到家后的大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说话，也说不清楚话，总是默默地哭。她放弃了康复训练，每天坐在轮椅上或者躺在床上，任由肌肉萎缩，任凭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我大二那年，放寒假回家，到家后感觉气氛不太对，爸爸满脸愠色坐在院子里抽烟，妈妈埋头收拾房间，一言不发，那天奶奶去邻居家里聊天，不在家，姐姐和弟弟在外地上学还没有回来。在家里待了半天，迟迟不见小姑的身影，我忍不住问妈妈，小姑去哪儿了？妈妈把我拉到房间里，关上房门，压低声音气愤地告诉我，小姑跑了！带着大姑半辈子的积蓄又跑了！原来，几年相处下来，大姑无比信任小姑，前两天，大姑让小姑拿着她的卡去银行取两千块钱。小姑把卡里所有的钱都取走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刚开始打她电话不接，后来索性关机，家里她的一些衣物早已不见。大姑做了大半辈子小本生意积蓄下来的几十万块钱，就这样没有了。
刚开始奶奶并不知道此事，爸爸很想瞒着，但终归纸包不住火，小姑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大姑哭天喊地不想活了。我回家后第二天下午，爸爸终于和奶奶说了所有的事情。奶奶惊愕茫然地听着这一切，听完后安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平静到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没有听懂这些事情，是不是以为爸爸在讲别人的故事。一周后的凌晨五点多，我还在睡梦中，被妈妈猛然摇醒，她悲痛惊慌地告诉我：“快起来，你奶奶没了。”我整个人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慌乱地爬起来跟着妈妈来到院内，看到奶奶靠在她房门上，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爸爸呆滞地跪在她身旁……七点多，我鬼使神差地拨打小姑的电话，不抱任何希望，但电话居然接通了，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我哭叫着：“我奶奶自杀了！”一秒，两秒，三秒……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仍然没有声音，我气愤绝望地挂断了电话，这是和她最后的联系。两个多月后，大姑因长时间的抑郁和不吃不喝，去世了。
一年多后，我无意间发现小姑的手机号注册的一个微信，上面的签名写着“有一种思念，叫避而不见”，一瞬间，我觉得“避而不见”的人是我们，她曾经的亲人，她一次次伤害过的这些人，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曾想过有一天如果遇到她，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会不会大骂她一顿，会不会想打她，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短暂的缘分结束了，她无需再面对我们，她要面对的只有余生自己的良心。
天上的星星会说话
“这个是三星，看到了吗？这三颗星星在一条线上。”“那个是不是像一把勺子？那是勺子星。”“月亮旁边最亮的那颗，是启明星”……夏风轻拂，庭院里，我坐在小板凳上，依偎在奶奶怀里，看着满天繁星，听她给我讲星星的故事。周围很静很静，偶有蝉鸣。天空很低很低，只有星星闪烁其中。我蜷缩在奶奶怀里，像在湿冷的冬日被干爽的棉絮包裹着一样安全舒适，耳边呢听着她轻柔的声音，渐渐地我跌进了沉沉的梦乡。
夏日午后，我无精打采地躺在铺在水泥地面的凉席上，出神地盯着无云的天空。除了屋后茂密的白杨树上传来的聒噪的知了声，天地间像被裹挟在无边的滚滚热浪中，白茫茫一片，沉寂无声。奶奶在院子中忙碌着，她把在井水里泡了很久的西瓜捞出来，咚咚敲了两声，用干抹布擦干净水后切成两半，鲜红的瓜瓤盈溢着香甜的汁水，一股清甜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满意地将一半西瓜放在橱柜里，一半拿给了我。我坐起来捧着大西瓜，拿着勺子一点点挖着吃，井水浸泡后的西瓜格外清凉，我吃得满嘴鼓囊囊的，嘴角边沾满了西瓜汁。奶奶笑眯眯地一边看着我，一边拿着蒲扇给我扇着后背，凉风一阵阵袭来，空气中氤氲着香甜的果香，夏天就在这清凉的甜蜜中一日日地过去了。
“卖豆腐喽！卖豆腐喽！”清晨还在睡梦中的我被嘹亮的叫卖声惊醒，我无力地伸个懒腰，睁开蒙眬的双眼，惊喜地看到窗外积满了厚重的白雪，地上、树上、屋顶上，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周围安静得出奇，只剩下清亮的卖豆腐的叫卖声越来越远。我兴奋地坐起来，想到院子里玩雪，但刺骨的寒冷使我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奶奶赶紧把我拉到她怀里，温暖的身躯瞬间包裹着冰冷的小小的我，她一边和我念叨今天要去买什么菜、做什么饭，一边把我要穿的衣服塞进被窝里暖着。等我身上热乎乎了，便给我穿上衣服，包裹得严严实实，任由我去雪地里撒野。
冬天晚上，我在两床厚棉被里缩了很久，总也暖不热冰冷的双脚，奶奶睡觉前摸一下我的脚，常常心疼地说：“脚上冰的，跟死孩子似的。”她打开灯，坐起来，披上一件棉衣，弓着腰，用手轻轻地攥着我的脚，或者把我冰凉的脚放在她胖胖的暖呼呼的肚皮上，温暖瞬间袭满了我的全身。
冬天，奶奶每次都是一大早就带我去公共澡堂里洗澡，她觉得越早去，池子里的水就越干净。但小的时候，家里没有吹风机，公共澡堂里也没有，每次洗完澡，湿漉漉的长发贴在后背上，将棉袄沁湿一大片，特别是刚出澡堂，头发上立马结满了冰霜，不一会儿，披散的长发就像一扇硬邦邦的铁片挂在头上，又冷又沉。洗完澡回家的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个大妈推着三轮车卖烤红薯，诱人的香气追到我们面前，此刻奶奶就会从衣兜里掏出一团包裹起来的宽布条，一圈，两圈，三圈，打开后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一块钱，给我买一个热气腾腾的烤红薯。她从不给自己买，即使她的头发上也覆满了冰霜。我捧着热乎乎的烤红薯，一边走，一边啃着，啃得满脸都是，吃得身上暖洋洋的，她在旁边，笑着看着我。
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奶奶就开始准备大量的食物，炸丸子、炸焦叶、炸藕条、蒸馒头、蒸包子、剁饺子馅儿，买零食、买过年几天做饭的菜……奶奶小的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常常吃不饱饭，所以她总是会做很多很多吃的东西，她怕我们吃不饱、吃不好。她在家里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厨房，每天想着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常常还没吃早饭，就问我们中午和晚上想吃什么。我初一开始在外地寄读，开学那天，她跟着爸爸妈妈送我到学校，分别时，她哭得最伤心，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不好饭，照顾不好自己。后来每次我回家，她都提前站在大路边上等着，我不知道她等了多久。等我在家待了两天要回学校时，她就把省下来藏在床头柜里的钱塞给我，让我在学校多买些好吃的。
奶奶在家里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没有上过一天学，小的时候照顾几个妹妹弟弟，长大后嫁给爷爷，有了爸爸、叔叔和两个姑姑，她经历了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也承受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她眼看着爸爸和大姑生病却不能帮他们减轻一点痛苦，她遭受着小姑给她的家人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却无能为力。奶奶走的那天早上，我走进她的房间，看到桌子上整齐地放着一沓钞票，那是她攒下来的钱，那是她总念叨着要给我们买好吃的钱，她走之前，把钱拿出来留给我们……她是真的累了吧，否则怎么舍得离开我们？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奶奶在我们家田边种了两排杨树苗，她说等我弟弟长大了，杨树苗也能长成大树了，到时候卖了钱给弟弟娶媳妇。她常常去看那些杨树，看着它们慢慢长大、越来越高，她也常常念叨着等弟弟长大了，她也老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娶妻生子。后来我们把田包给别人种了，奶奶走后，我们再没有去过田里，渐渐地把这些树给忘了。前两年我回家，傍晚跟着妈妈散步，走着走着走到了田边，妈妈指着眼前两排笔直的大树说，这是奶奶之前种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被回忆这把利剑重重地击碎了，奶奶种的树，它们长大了！
附录:
一、创作谈:
像柿子一样柔软，
像石榴一样坚强
文/李欣雨
去年我开始写这几篇文章，创作的初衷是想纪念我的父亲——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想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想让大家看到他是多么好的一位父亲！可命运对他又是那么的不公！很多年来，我对自己充满了怨恨，怨恨自己没有出息，没在他走之前让他享福，更怨恨自己没有给他更多的陪伴，特别是在他生病期间。我想我也需要一个“出口”，将这些怨恨、遗憾、思念“发泄”出来，《缘分一场》就是我的“出口”。后来我又想写一写我的奶奶，一个同样命运多舛、让我思念的女人，直到现在，我仍常常想起和她在一起的无数个场景，那些场景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形成了我的人格、我的喜恶、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写到奶奶，就不得不想起对爸爸、奶奶、大姑、爷爷等太多人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我的小姑。如今，距离和她最后一次见面也有十多年了，不知道她是生是死，可无论生死，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些人早已不在了。我说不上是否恨她，是恨她还是恨命运，将已逝的那些人、将在悲痛中活着的这些人，带到了如此的结果。
我给这三篇文章起的总标题是《石榴树下》。以前我家院子里的小花园中种了两棵树，外面是柿子树，里面是一棵石榴树。奶奶从没上过学，但是有一天她站在小花园旁，看着这两棵树说：“我们家就像这两棵树一样，从外面看起来，像柿子一样柔软，但是里面像石榴一样坚强。”
二、短评:
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文/曾春艳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都不可回避地在走向死亡。可如何面对死亡，却是我们毕生都在研学的课程。凯特林∙道蒂8岁时亲眼目睹了同龄女孩坠楼身亡的血腥场景，女孩落地的那一声“砰”完成了对道蒂的死亡教育——“死神从未离开过我的视线边缘”，这一事件也直接影响了她的职业选择——成为一名女殡葬师，她在日复一日为尸体搭建骨架、整理遗容、清扫火化炉等“凝视死亡”的过程中，又完成了对死亡的体认：“每一粒骨灰都是宇宙的星辰，而我们都是短暂聚集的星云。”史铁生在双腿瘫痪、尿毒症透析的漫长岁月中，将肉体的疼痛转化为对个体生命的深度观察，在写作中寻找对抗肉体囚禁的出口，通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命若琴弦》等泣血之作重构了死亡哲学：“生命不是死亡的现象，死亡是生命的一种现象。”面对他者的死亡与面对自我的死亡，生理的感受或许不同，但面对死亡所需积蓄的勇气是一样的。
李欣雨的《石榴树下》写了两种死亡的方式：自杀和病故。爷爷、叔叔和奶奶的自杀，使作者的父亲在惨烈的经历中建立起了他面对死亡的方式——“爸爸平静地面对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熟练地处理出现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他从十几岁开始办理的爷爷、叔叔的葬礼一样。”奶奶的自杀和父亲的病故又使作者建立起了她面对死亡的方式：“直到我失去他，直到我在他的葬礼上机械麻木地面对来来往往的亲朋，面对众人的围观怎么也哭不出来，可葬礼后的第二天在衣柜里看到他曾经穿过的衣服，在家里墙壁上看到他的字迹，突然意识到他——我最爱的爸爸——永远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最令我触动的是作者在父亲的葬礼上完成了对父亲在奶奶葬礼上的“平静”的理解——“那一刻，我意识到奶奶走的时候，爸爸是多么痛苦”，同样机械、麻木和沉默的生理反应让两代人面对死亡的笨拙、恐惧与无助在此刻交叠在一起：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面对至亲离世这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李欣雨一次次在文中极端写实地去描述父亲生病后病体的细节：“但因癌细胞扩散侵蚀而溃烂发脓的半边脸和多次手术导致牙齿脱落、牙龈萎缩而凹陷歪曲的嘴巴，使他的笑容看起来非常凄凉和无助。”“他的嘴巴歪扭，说不清楚话，只能吃力地将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吐出来，但听起来仍然像是嘴巴里塞满了棉花一样模糊。”“他的左半边脸、下巴、脖子都缠在厚厚的纱布里，从脖子处的纱布中伸出一条棕色的管子，连着床头边上的一台仪器，纱布和管子的连接处被血浸透了”……这一个个具体而沉痛的细节，不仅仅是作者对父亲生理痛苦的还原，更是对自己心理创伤的映射。这让我想起了彭程的《杯子上的笑脸》，一位父亲克制地以近乎白描的笔触记录着女儿生前的点点滴滴：“你穿着病号服坐在床上，光着脑袋，剔得发亮的头皮下面，黑色的发根痕迹密密麻麻。”“你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你大半个脑袋裹着白色的绷带，隐隐渗出血迹，脸色蜡黄，双眼紧闭，眼角挂着一滴眼泪，鼻子和嘴上罩着呼吸机，气息微弱。”此刻，角色互换了，从父亲面对女儿的离世到女儿面对父亲的离世，他们都试图在记忆的洪流中打捞生命的碎片，通过具体细节的复现来建立起与死亡对话的可能，或者说他们都在试图让患脑癌的女儿和患鳞形细胞癌的父亲在纸上复活。
我们不仅面对死亡是笨拙的，表达爱也是笨拙的。当作者拖着行李箱准备离家时，面对病弱的父亲，“我想挨着他坐一会，但身体僵硬着没有向前”“把他一个人丢在惨白的阳光下”；当父亲带着炖好的羊肉和各种零食来学校看望作者时，“我们沉默着，希望陪伴彼此，但常常又不知道说什么”。正是这种笨拙加剧了对死亡的遗憾：“二十多年前，他在各种压力下都没有放弃我，二十多年后，我在各种权衡下离开了他。”未尽孝道的悔恨会在每一次对细节的复现中发酵：为什么当时不陪他坐一会？为什么不和他多说说话？为什么要在内心权衡下厚此薄彼？追问永无止境，遗憾也没有尽头，可正是这一次次追问、一个个遗憾构成了我们对死亡的体认。
《石榴树下》着力描写了两个人的死亡场景：奶奶的自杀和父亲的病故。“看到奶奶靠在她的房门上，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爸爸呆滞地跪坐在她身旁”，这是作者第一次近距离审视死亡，伴随而来的是生理性的疼痛——“我哭叫着”。“他安静地躺在棺材里，身上瘦得只剩一层松垮的皮，脸上的颧骨高高隆起，溃烂的伤口已经发黑结痂，整个下巴和半张脸颊都深陷在黑色的漩涡中”，这是作者第二次近距离审视死亡，带着恍惚和不真实感，直到葬礼后看到父亲曾经穿过的衣服和他的字迹，才触发了生理性的疼痛——“嚎啕大哭”。两次哭泣完成了作者对死亡的痛苦宣泄。哭泣之后，是作者对死亡的重构：淡黄色的电暖器、炖好的羊肉、泡在井水里的西瓜、热气腾腾的烤红薯、田边的两排杨树苗，这一个个具体的物件、食物和植物都成为了抵抗遗忘的图腾。
在《缘分一场》这一篇的收尾处，作者写到父亲离开六年后，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起跑时刻，恍惚中看到了人群中的父亲：“早上八点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他看起来如此地真实，但和周围鼎沸的人群比起来，他又安静得那么不真实。”这种在场与缺席的折叠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情感磁场。同样，在《天上的星星会说话》这一篇的收尾处，作者写到：“两年前我回家，傍晚跟着妈妈散步，走着走着走到了田边，妈妈指着眼前两排笔直的大树，这是奶奶之前种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被回忆这把利剑重重地击碎了，奶奶种的树，它们长大了！”作者通过一棵棵树构建起超越个体存亡的生命共同体：奶奶离开了，她种下的杨树苗却跨越生死持续生长。这种在场与缺席的辩证叙事共同构成了德里达所言的：“哀悼的本质是让亡者在语言中永生。”生命的痕迹不会因为死亡断裂，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褶皱中持续发酵。就像道蒂在《烟雾弥漫你的眼》中所写的：“每个红色火星都是未说完的话，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星火继续照亮生者的路。”
李欣雨以朴素又饱满的语言去复述至亲之人的离开，每一个细节的回忆都是重回死亡现场，把自己一次次撕开又重组，这种写作需要莫大的勇气。对“死亡”这一主题进行探讨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不断拓展自身边界的时候——如何面对死亡？如何与死亡对话？也许追问不在于结局，而在于追问本身，恰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姿态，明知巨石会滚落，但攀登本身已是对荒诞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