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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代表。图为毛泽东与周恩来交谈
1968年6月21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周恩来说，已从外电获悉坦桑尼亚新闻报刊报道他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时苏联等一些国家的使节退席的消息。尼雷尔说：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作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及时了解外电报道的相关消息，以便针对性开展外交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毛泽东称他为“消息灵通人士”，既是缘于一时一事的有感而发，更是基于对自己亲密战友、得力助手的长期观察与深度了解的结论性评价。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周恩来都能够高瞻远瞩、胸怀大局，致广大而尽精微，博闻强记天下事，耳聪目明观四方，是名副其实的“消息灵通人士”。
周恩来一生富有理想，胸襟宽广，关注的目光不拘泥于眼前，不局限于家庭，“不为利起，不为势屈”，而是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胸怀世界，放眼未来，“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
学生时代，周恩来就怀抱为“中华之崛起”“中华腾飞”而读书的理想，在专心学习、专注学业的同时，热衷“从无字句处读书”，放眼世界，观瞻未来，既关注身边人、身边事，更关注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天下大事。在《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14岁的周恩来发出这样的心声：“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在南开《敬业》发表诗作，正视现实，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担忧，“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东渡日本后，周恩来十分留意日本社会，每天除用一个小时阅读日文报纸外，还经常到东京中国青年会阅读报纸杂志，了解各种新思潮。他在日记中写道：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他后来又远涉重洋，到欧洲加入勤工俭学的潮流。周恩来在踏上这片土地后，逐步放弃求学的初衷，不断地向探求真理的方向转变。由此，他在特殊的环境、特别的群体中崭露头角，由一名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位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周恩来有着长期办报以及领导办报的经历，对新闻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对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主编《敬业》学刊，在五四运动中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旅欧期间，他兼职天津《益世报》记者，广泛进行社会调查，撰写反映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衰落以及华工、勤工俭学生遭遇的新闻调查，并领导编辑中共旅欧支部刊物《赤光》和《少年》，撰写发刊词和大量倡导新风、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在武汉和重庆，周恩来领导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要求报刊社的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还要博，不要自满”。他还审阅报纸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依然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要求，并为报刊题名、题词。对经他倡导、由新华社主编的《参考资料》，因其信息量大，时效性强，无论工作多忙，都做到每日必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处于风口浪尖，用羸弱之躯苦撑危局。尽管如此，但他还尽心尽力，审批和过问新闻宣传。据不完全统计，仅1970年一年，他就审批新华社各种稿件439篇，其中国际问题稿件213篇。
周恩来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开创者和卓越领导人，深刻领悟到情报的价值。情报是不公开的信息，是隐蔽战线斗争的最重要资源，情报的精准性、时效性往往决定斗争的成败。因此，长期以来，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周恩来对情报工作高度重视，努力健全情报搜集、识别、传递系统，培养优秀的情报人才，在关键时刻亲自掌握情报，运筹帷幄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彩篇章。钱壮飞提供的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使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免遭灭顶之灾；熊向晖传送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情报后，中共中央及时将这一计划有意识地提前公开发布，蒋介石、胡宗南的阴谋遭到破产；中共情报系统多渠道提供的蒋介石、傅作义部企图偷袭石家庄、直捣中共“要害”的情报，经新华通讯社公开揭露后，打乱了敌军部署，国民党10万大军不战而退。在解放战争指挥三大战役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军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了如指掌。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毛泽东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经常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掌握动向。他“对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一个部队正在哪些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
周恩来一生工作勤勉，精力充沛，能力超群。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总是勇挑重担、肩负重任，是党内外公认的最为忙碌的人。延安时期，毛泽东评价周恩来“工作有拼命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称誉“周公确有吐哺之劳”。邓小平说，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周恩来勤奋刻苦、忘我工作的精力，达到惊人的程度。他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卧室被称为“第一办公室”。他每天起床后，首先听取关于急办事情的汇报，然后迅速批阅所有的急电、急件，接着便开始阅读当天报纸上重要的国内外新闻和秘书用红笔勾出的重点资料。1954年4月，为了参加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做了充分的准备，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函电和资料，多次约请外交部和其他方面的有关人士进行商谈。
1956年下半年，为了解决中缅勘界问题，周恩来认真地查阅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种资料，研究中缅边界涉及的各项问题，最终形成了同时解决南北两段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说，为此“周总理读了几本书”。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周恩来对粮食数据反复盘算，烂熟于心，专门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看起来一目了然。他对具体数字和整体情况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文革”中，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仍坚守在岗位上，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
1970年11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外贸部部长布尔蒂卡时，周恩来破例吸烟，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即使我不跟你说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病重住院期间，周恩来也没有减轻工作负担，尤其是在1974年8月做了第二次手术后，批阅的文件逐渐多起来，而且有的文件仍像过去一样标上“先呈总理”的字样。病房办公桌上的文件越积越多，办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基本上恢复了他往常的工作时间，有时晚上工作到深夜。
周恩来担任新中国总理26年，亲自谋划、直接指挥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件、重大项目，在他的记忆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到抗美援朝的策动，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启，到对外交往的拓展，以及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无不凝结着周恩来的智慧与心血。
1972年11月，周恩来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这两件是大事，也是难事。他知难而进，担起了责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治理了淮河、永定河等，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和官厅水库；50年代后期，领导研究长江流域规划、三峡坝址和三门峡、密云水库等重点水利设施的决策；60年代，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海河治理等重大决策；70年代，对葛洲坝工程建设给予全方位支持，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顺利建成。为了推进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的发展，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其间，他主持召开60多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为“两弹一星”的研制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
在1964年9月召开的首次核试验准备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在试验的时间上作了细致的考虑，“看来需要在20天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1次；11月上旬还有1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会上，他周密部署了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防空、安全、对外宣传、现场指挥、保密等方面，一应俱全，确保了“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卓越的才能、忘我的工作，强化了周恩来博闻强记的超凡才能。
周恩来勤于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面对重大事故、灾害能够亲临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尽管政务繁忙，他总是不失时机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商店、军营以及工地开展调查研究，与普通群众接触，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所想。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他也把那些民情诉求、民生苦乐记在了心间。特别是1958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他更加专注调查研究，几乎每个月都穿插安排调研活动。盛夏酷暑，他专程南下广东、上海，先后重点走访了水利工地、农业合作社和钢铁厂，对“大跃进”的实际状况有了直观的了解。遇到重大事故和严重灾害，周恩来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搞清真相，赈灾济民。
1958年7月，黄河泛滥，郑州黄河铁路桥受损，他暂停上海会议，冒着浓雾飞赴郑州指挥抢险。三年困难时期，他响应党中央号召，到河北邯郸伯延公社蹲点调研，召开座谈会，走访困难户，听真言，了解实情；调整时期，他按照分工，奔赴工业基地东北，到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了解钢铁、拖拉机、汽车、石油等生产情况，还故地重访，在铁岭深入学校和田间地头，与群众交心、拉家常。1963年5月，“跃进”号巨轮沉没，为弄清真相，他亲自到海军第六研究所察看潜水加压试验，检阅将要出海的编队舰只。1966年3月，河北邢台突发地震，他冒着余震危险，三赴震区，穿行在废墟瓦砾之中。在这些灾害面前，周恩来是镇定自若的现场指挥者，更是真实情况的见证者。
1962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图为周恩来与中央专委会成员聂荣臻（左一）、贺龙（右二）、张爱萍（右一）交谈
周恩来结交广泛，与各界精英、中外名流以及普通群众保持经常性联系。他经历丰富，性格温和，重情重义，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在与人们的长期接触、交往中赢得了普遍尊重和信任。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注重师生情、同窗情、手足情，许多脍炙人口的临别题词、赠言、书信以及故事佳话见证了这份情谊。在战争岁月与和平年代，他和无数战友、同事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心心相印的至交密友。其中包括功勋卓著的开国领袖，驰骋疆场的军队将帅，闻名遐迩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等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才。朱德总司令把最后一个军礼献给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邓小平谈到与周恩来的关系，深情地说：“我一直把他当作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叶挺将军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公也。”周恩来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开创者。在这个特殊舞台上，他与许多民主人士交往密切，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都一如既往休戚与共、平等相待。许多民主人士成为他的“诤友”，视他为知己。周恩来邀请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劝说陈叔通担任全国工商联筹委会主任，举荐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蒋光鼐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一大批民主人士中的精英在周恩来的影响和感召下，成为新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力量。
周恩来平易近人，注重密切联系基层群众。他不仅与各界高层人士交往，与普通群众也能够保持密切联系，放下身架，开诚布公地交流。周恩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召开群众座谈会，走访农户、家庭。周恩来5次到杭州梅家坞，结识了那里的村支书和采茶女。1961年5月，周恩来在河北邯郸伯延公社调研期间，与敢讲真话的农民张二廷结交成为朋友，多少年一直保持联系。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3次到大庆，与石油工人王进喜建立了感情，高度赞扬“铁人精神”。得知王进喜患病，周恩来特批其进京治病，在其病危弥留时还专程到医院看望、告别。周恩来还利用机会，请普通人到西花厅家中做客，向他们传递温暖，分享成功的喜悦，同时了解各方面情况。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的基层演员、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的代表、参加国际比赛的乒乓球运动员以及北京环卫工人时传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等，都曾受邀走进西花厅，成为“座上宾”。周恩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平等相待。谁家有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逢年过节，他还抽空到机关家属区看望大家，表示问候。每一位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到那里是个民主、平等、和谐、温暖的大家庭。
周恩来虚怀若谷，善于倾听，善于吸纳各种意见，兼听各方面信息。周恩来富有民主精神，在与人们的交往中鼓励畅所欲言。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他特别注重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开了20多天的会，有200多位委员发言，提了400多件提案”。尽管如此，他还觉得意犹未尽，“我们不能说，大家的意见都说完了，要说的都说出来了”。周恩来主持国务会议，“总是很耐心地静听发言，不管发言多么长，多么繁复，而且一再促请与会者发言，甚至对坐在部委首长身后的工作人员也风趣地说：‘后排议员有何意见，也请谈谈’”。
1961年7月，周恩来与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就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改编成电影后的效果发生争论。他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重视听取不同意见，说：“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对于民主人士在建言献策时心存顾虑的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有责任去打破这种观念，循循善诱，使他们敢于把话都说出来。”他强调指出：“愿听意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须去听，特别是要能听不同的意见。”在讨论研究“两弹一星”工作时，每次周恩来都尽可能多地安排参会人员，特别是注意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大家都谈完，他还反复问：“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他发表意见后，仍让大家讨论，看看还有什么不同看法。
1972年7月初，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时谈到，你说我们是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就更危险。此后，他叮嘱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周恩来自投身革命之后，就置身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博学与睿智、勇毅与果敢，勇立潮头，在枪林弹雨中顽强搏击，在艰难困苦中经受考验与锤炼，展现了超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时势洞察力。
周恩来着眼时局，对未来具有前瞻性。旅欧期间，他清楚地意识到，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力量共同奋斗，主动与国民党欧洲支部筹备组织代表王京歧取得联系，达成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协议，与国家主义派人物展开论战，毫不迟疑地站到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前沿。在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周恩来深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素有利害冲突，派红军代表与陈下属秘密会谈，双方达成5项协议，其中包括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知陈济棠，陈部就后撤20公里，这就为红军长征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官员以及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幻想。为了澄清错误看法，周恩来五天后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文章概述了有利条件和不容乐观的原因，透彻分析了战争的特征，阐明只有懂得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从任务分担中解决太平洋战争问题。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事实表明：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周恩来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具有明晰的判断能力和远见卓识。
周恩来善于从平常中察觉异常，从偶然中发现必然。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在比赛期间，中国运动员与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契机，随即将外交部、国家体委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在毛泽东作出批示后，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决策推动的“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加快了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1971年9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其间，他接到电话报告，得悉林彪等人打算离开北戴河出走，去向不明。周恩来十分警觉，预感有重大事变发生，立刻指示警卫部队加强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在证实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专机后，亲自打电话向叶群询问，并且提出打算到北戴河见林彪。因为周恩来紧紧地追查停留山海关的飞机情况，林彪等感觉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难以实现，决定向北叛逃国外。最终飞机在蒙古国境内机毁人亡。对林彪事件的发生，周恩来事后说：它既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林彪摔死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
周恩来对事物观察细致周密，由点及面，见微知著。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爱国将领冯玉祥冲破阻拦，从美国辗转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但航行到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这一意外事故给接送民主人士安全北上敲响了警钟。获知消息，周恩来即刻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前车之鉴的预警、细致入微的安排，保证了护送350多名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东北、华北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周恩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战局发展和志愿军行动态势。11月21日，他“据从志司归来的同志面报”，得知志愿军司令部不大重视自身安全，随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司令部党委电：“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急电发出后第4天，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美军空袭中牺牲。惨痛的教训，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明察秋毫的犀利与精准。
志存高远、恪尽职守、广交兼听、睿智博学是周恩来成为“消息灵通人士”的秘诀所在。
(来源《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