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殇（之三）

朱海燕

六

幼年，我第一次知道政治的无情与残酷，是我床头的一张画像。小时，我和姑父姑妈睡在我家东间的大床上，我靠着墙睡，床头墙上贴两张图片，一张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另一张是一个元帅的肖像，他的面容呈现一种刚毅与不屈，但那沧桑的脸上布满淡淡愁容。我问姑父，怎么不把这个人的像挂在明间厅堂里？”姑父说：“他在庐山被打倒了。”我说；“打倒了怎么还挂他的像啊？”姑父说：“他是好人，敢为农民说话。”那一夜我为这个人做一夜恶梦，出一身倒汗。天亮时，姑父喊醒我，给我穿衣服。他边穿，我边问昨晚的那个话题：“好人为什么被打倒？”姑父突然严肃地说：“这话不许再说，说了是要坐牢的。”他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坚韧与峻厉。后来我渐渐明白，我涉及到不该涉及的一个话题。长大后，我也逐渐明白了，那张元帅的肖像挂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也把姑父的世界观体现得淋漓尽致，若没有悍卫正义的勇气，他断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想做画像上那样的人，做那个人敢做的那样的事。

那年，铺天盖地的疾风骤雨来临的那个春天，镇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高人，被人称为“半仙”，他绕着我家的房子转了两圈，自言自语地说：“阳宅，阳宅，这家风水好，祖坟冒青烟了。”

一个人飞快跑到地里喊我姑父，说，有坏人在看风水呢！虽然，那场运动还没有开始，但从搞“四清”到实施的关于农村工作“二十三条”，以及上海文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社会政治形态基本上已经完成与那场运动政治形态的对接了，走向灾难的通道已经被打开，只是身处底层的平民百姓还蒙在鼓里而已。这时，农村提倡灭资兴无丝毫不逊于城市，每家每户的墙上，都用白石灰写满了政治口号，唱歌唱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演戏演的是《血泪仇》，生产队识字不识字的，唱的是“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坐在窗前，咱们两个学呀么学毛选……”在这样时代的语境下，怎么能允许一个风水先生胡说八道呢？

姑父从地里赶回，风水先生笑嘻嘻地对姑父说：“你这是阳宅，风水宝地啊。”姑父严厉地说，你不要在搞迷信这一套骗人了，不然，派两个民兵把你送回你所在的公社大队。那人一听，把头一低说，我错了，便灰溜溜地走了。姑父对社员们说：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阳宅”是指活人的住宅，阴宅是指死人的坟墓，谁家的房子不是阳宅啊！

那年5月，比青天还高的上面发出一个通知，由此开始，一场运动爆发了。姑父自然不能诠释这场暴风雨的意义，他召开社员大会，总是开口闭口说，无论什么运动，农民就要把生产搞上去，填不饱肚子一切都是空话。后来的形势变化，他都是通过报社得到的，每天晚上让我读报给他听，他常常陷入深深的沉思，一句话也不说。昏黄的油灯，微弱的光线，把他的身影印在黄土墙上，动都不动，像是刻在墙上一般。那时，我想，打倒谁都不会打倒姑父，他是个农民，他和被打倒的大官们相距十万八千里呢。

一天下午，我到学校去，发现学校没上课，在几棵洋槐树下，摆了几张桌子，一位叫李子玲的女生在登记红小兵名单，他哥哥在大队已经自封为“司令”了，她看来要做学校的“司令”。比我早到校的学生，已佩戴上鲜红的袖章了。李子玲说，你应该加入这个红色的组织，投身于伟大的洪流中。于是我给她三毛钱，她给我发一个袖章和一个红布做的书袋子。

回到家里，姑父看我这副打扮，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把它摘下来。我问，为什么？姑父说，这不是你佩戴的，别人给你撕下来，不如现在自己摘下来好。这时，我理解了姑父的判断，他已经预示到波及自己的暴风雨将要来临了。

第二天一早，几个月前看风水的那个人又到了姑父家。不过，这次他没有张扬，他对姑父说，他看了姑父父母的坟地，阴宅的阴气很重，姑父可能要走背运。他怕姑父不信。又说，不是和姑父过不去，而是为感谢姑父多年前的帮助，才来提醒一下。原来此人是巩店的，距姑父这个小镇约30华里，几年前來小镇做生意，他被镇上的痞子打了，是姑父为他解围并赔偿了他的损失。姑父这次没有再批评他，话语间也没有了兴无灭资的说教，嘱咐他形势变了，以后不要再看风水了，否则会倒大霉的。姑父是无神论者，他不相信这一套，更不会去搞烧香拜佛去护佑自己，他有自己的尊严与精神，追求是正义与心灵永远的依赖，这是他生之为人的最坚实的基础。

那段时间，我家仍喂养着两头毛驴，那头母驴生下一头可爱的小驴驹。驴驹生下后，姑妈像现在城里人喂养宠物犬那样精心，除吃母乳外，又喂它嫩草，喂稀饭、馒头，每天带它散步。驴驹听话，散步时绝不到生产队的田里去，总是在姑妈家的那几亩宅基地里。有时走到屋里，嗅嗅案子上的东西，不扒不碰，很斯文地就离开了。小驴驹半岁时，便能驮动我了，不知它带我去玩，还是我带它去溜，我坐在驴驹背上，悠悠哉哉地走东串西。有人要买驴驹，给180块钱，姑父舍不得卖，说它像家里的一口人，卖了感情上承受不起。

突然一天，驴驹得病了，不吃不喝，请了几个兽医看，都说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他们谁也不说。这话引起我的警觉，难道有人向它投毒吗？第二天一早，我把它赶起，它十分听话地跟着我走，只是少了平日的精神，它用嘴亲我的脸，两只眼睛流露出一种无奈与哀求的目光。它无力地跟着我，走在蒙蒙的晨雾里，走在湿漉漉的田野里，我抚摸着它哭了。我说，我的宝贝，是哪个王八蛋给你下毒了。小驴驹吻着我，流出了眼泪。

当晚，小驴驹死了，我失去童年我最好的伙伴。于是，我们这个家庭也走进长达十年的黑夜般的日子。

七

那段岁月，有一句流行语，叫“风卷残云之势”，革命形势宛如东去的大江，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这是一场普天下共同必须经受的运动，上上下下，四面八方，神州大地任何一个地方休想躲过，必须经过触及灵魂的洗礼。

初冬，已是棉衣上身的季节，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已经睡下，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姑妈开门一看，发现来人是明伍，他是姑父的远房侄子，地主出身，因是同族，姑父对这个孤儿寡母的家庭多有照顾。他说，镇上一帮地痞流氓明天要批斗姑父，拉他游街，现在，在西队的牛屋里正给他糊高帽子呢。姑父说：“都是因为过去他们欺行霸市，欺压乡民，我批评了他们。”这些造反的人，不乏逮我家的猪崽不给钱的，也有盖房子从我家伐过树木的。姑父愤愤地说：“亲娘、后娘，别人的娘，有奶便是娘，有枪也是娘。天下不讲良心的人，什么时候都不会绝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姑父悲观失望的话语，后来我感到此言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有着思想的光芒。

明伍走后，我听到姑妈的抽泣声。姑父说，哭什么？这日子刚开头，要挺住。

那一夜我没合眼，北风呼啸着，我想象不到人间如此残酷，人心这样险恶与丑陋，平时见姑父点头哈腰的人，突然向姑父捅起刀子。姑父一辈子讲究做人要仁义、正直，在我生活的那个环境里，他威信极高，也八面威风，他能不能经受这种毫无人性的羞辱？我蒙着被子哭了一夜，我恨自己太小，无力为姑父去分担痛苦。

第二天天不亮，姑父喊我，让我到姥姥家去，目的是不让我看见他被批斗的一幕。姥姥家就是我的家。姥爷就是我的爷爷。那天，当生产队的爷爷与当会计的二叔被造反的人抓走了，不知关到了什么地方。我又赶到父亲工作的公社，也不知父亲被他们抓到哪里批斗去了。公社里里外外的墙上贴满父亲的大字报。我忍着饥饿，又走十几里赶回姑父家，姑父坐在板凳上，头上留下一道道血痕，那是被竹篾编的牛笼套做的高帽子划破的，姑妈委屈地擦着泪水。屋里只有我们三人，空气像是结了冰一样，格外寒冷。片刻之后，姑父说，连累明伍了。昨晚到咱家来，被人发现了，说他给我通风报信，今天拉我游街，也把他拉去了，戴上高帽子，脸抹的像鬼画符。”

我感到自己无处躲藏，必须抬起头来和姑父一道面对这一切，去穿越眼前的长夜。满街贴满姑父的大字报，姑父让我把它一一抄下来，晚上读给他听，有道理的，接受批评；造谣中伤的，决不认账。对那些不堪入目的文字，我没有勇气抄写。他们根本无道理可言，不是谩骂，就是污辱，用最肮脏的语言诋毁姑父的人格，每一句都像刀子，扎我的心。

姑父躺在床上，被子盖着半个身子，眼眶略陷，目光深邃有神，双唇紧闭，严峻的面庞透出一派刚直耿介之气，让我一条一条读给他听，我哭着读着。他突然严肃地问我；“你害怕是吧？”我说：“不害怕。”“不害怕你哭什么？哭哭啼啼地读东西，我是听你哭，还是听你读？”于是，我不再哭，冷静地原汁原味地读了下去。姑父神情庄重地听着。读到某处时，他会说；“这是放狗屁，他打乡下人，我不应管？欺男霸女，我难道还表扬他不成。从古到今，哪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不去抑恶扬善，维系伦常。说我是牛鬼蛇神，他自己才是牛鬼蛇神呢！”

有人说，姑父搞资本主义最热心，最在行，是领头羊。又说他最热衷搞个人发家致富，号召群众搞家庭副业，盖砖瓦房。姑父说，我明天就找他们理论，不要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让他把集体分给他的东西献出来，自己拉棍子要饭去。难道致富有罪，让百姓住瓦房有罪？贫穷就是革命？共产党打江山，目的不就是让人民过幸福日子吗，这怎么成为罪过了？”

也有人说，姑父工作作风霸道，批评人不讲方式方法。这时，他脸上隐隐显出几分伤感。他说，自己缺少文化，当干部多年，的确自身产生了官僚主义。自己虽然在财物上慷慨大方，不是吝啬鬼，接济过无数的人，但不能因为这就有了居高临下批评人的权力。他表示以后坚决改正。这时，姑父的确想通过内省来陶铸心性的外力限定，沿着自我批评的自省之路真正地沉到底层，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性的存在，更个体地呈现出来。

我问他：“你要改正，你还有上台的机会吗？”

姑父沉默了，没有说话。人无全善，亦无全恶。他是准备在各种善意的批评鉴照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但还有一些人存心险恶，千方百计要毁损姑父这位在那个小镇上充当了一个时期符号化的人。他们顺势凌善，糟贱无辜，诋之罪之，欲斩欲杀，想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快。

姑父向来秉性独异，守则如衡，为人为事，从不藏着掖着。自挨批斗开始，他开始思考那些所闻的和亲身经历的事件与不解了。虽然不直接述求于他人，但他以自己的思考方式痛苦地探询一些究里，好好一个国家怎么落到这种地步？尽管难耐的寂寞在心中积郁难遣，可他仍以致思明敏、挫语扑厚，庄肃而不失大度的人格魅力，而赢得众多弱势人群的同情。

自姑父遭斗的前一天，我家就被监视了，谁去看他，谁就被触及灵魂。但在他遭批斗游街的第三天晚上，突然有一批人冲破监视人的阻拦，拥到我家，插上院子的大门，走进屋里，对姑父，这个叫大哥，那个喊大叔，他们送来了鸡蛋、红糖、馓子，亲热异常，安慰姑父挺住，一定挺住。还有几位，从马店赶来和王人区的五里公社赶来，捎来马店区委书记及王人区五里公社书记对姑父的问候。而此时，他们也都遭到残酷的批斗，心里还牵挂着姑父这个农民干部。毫无道理灭绝人性的这场风雨，看来与官大官小与是否一个区一个公社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直接干系，他们皆寄身在被革命的人群之中，互相一个问候，一个眼神，一个讯息，常常都会产生一种铭心而刻骨的温暖。伤痛与落难人的抱团取暖，起码减少了一个人孑然的孤独。

姑父患有严重的胃病，多年已不再饮酒，自遭批斗以后，他每晚总要饮一些白酒。“有酒百忧忘”，这是古人说过了无数遍的废话，姑父就是借着这样的废话不断地安慰自己。因酒是凉的，饮前，他在小碟中放些少许的白酒，点燃后，将酒壶放在淡蓝色的火苗上加热片刻。那个时刻，他极其认真，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壶底蓬勃的一团火苗。我感觉，他是让他心中的悲苦与伤恸在经过火苗的燃烧之后，成为灵肉间最可贵的一种色泽，伴他去迎接真理复活之后的光芒。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