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殇（之一）

朱海燕

一

不满周岁，我便被抱养到姑妈家，因为没有记忆，无法记述最初的时光。第一次认识姑父，即我的养父，是我家盖房子的时候。那时，新房已经盖好，姑父和一帮茅匠们在室内抹墙，休息时，姑父背靠着没抹泥的堂屋后墙根，敞着怀，胸膛上满是汗水。这时，我出现在那个现场，第一脚踩在记忆的原野上。姑父张开双臂呼唤我；“过来，快过来。”我跑过去，扑到他的怀里。姑父的胸膛是那么温热，浓浓的汗味把我陶醉了，他亲我，我也亲他，他坚硬的胡茬把我扎的有点疼，那是幸福的疼。姑父说：“咱家有新房了，以后在这房子里给你娶媳妇。”当时，我固然不知娶媳妇的含义。此前，我什么都不记得，甚至不记得姑父长的什么样子，从那天开始，我有了记忆，以后记忆的一个个片断，便组成我丰富的人生。而记述的这一幕，则是我记忆长卷的第一个镜头，第一帧图片。从那里开始，记忆的摄影机，记录下我生命的航程……

姑父的家，在皖北大平原的一个集镇上。小镇四周有河，河中长着芦苇，春夏时节，满眼一河青翠；深秋时候，芦花怒放，河里一片金黄，美得让人心醉。小镇北头，有一条自西向东的小河，那是小镇的母亲之河。但小镇人不叫它河，而是称它“北大沟”。小镇人不知道北大沟向西通到哪里，知道它向东流入西淝河，西淝河注入淮河，淮河流入长江。

姑父的家，在小镇的最东头，从那里踏过一座百年历史的砖砌小桥，就走到镇外了。

在过去长夜风寒之时，姑父家是这个小镇上最穷的人家，地无一分，房仅一间。七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为筹给父亲下葬的钱，母亲让他到赵楼的三个舅舅家借钱，不仅一分钱没借到，三个舅妈不管饭吃，把他赶出门外。姑父是倔犟而富有志气的人，从此，一辈子再也没去过舅舅家。

姑父的母亲是一位远近闻名善良勤劳的老人，她心肠好，踏实本分，为找生计的活路，她将8岁的女儿，送给邻村给人做了童养媳。但她慈祥的爱心，并没有使这个家摆脱坎坷与忧戚。小儿子16岁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是死是活再也没有消息。只有苦命的姑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忍着饥饿，踏着冰走，迎着雪行，在无尽的黑夜中去找生活的曙光。

在那个茫茫黑夜，一个要代表老百姓利益的组织，握住了姑父那双拉着要饭棍的手，他开始成为黎明之前那一带最坚决最具革命热情的青年。这时，18岁的姑妈，嫁给了比她大7岁的姑父。婚事刚提时，媒人对未来的岳父说，男方家穷，但他肯定是小镇最有出息的人。未来的岳父见到姑父，虽然脸黑一些，但庄严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意志的光芒，老人爽快地说；“闺女就嫁给你了，听你对庄稼活这么内行，有了地，一亩地能种出两亩地的收成来。”

在家乡解放的第二天，姑父便成为农村的基层干部，这与他在黎明之前与一个革命组织接触有关。不久，他被任命基层党支部书记。那时，皖北刚刚解放，解放的进程像红色的箭簇向南方疾驶，新解放的土地需大量的干部去建立政权。组织想到姑父，让他去江南某地开辟农村工作。姑父以没有文化，不适应做领导而谢绝了。在做官问题上，姑父没有任何欲望，他说自己的任务与责任就是把家乡建设好，让父老乡亲吃饱穿暖，人活出个人样来。

二

姑父是一部书，当我还不认识汉字的时候，我用眼睛和心开始阅读这部书了。姑父一个字不识，他的这部书全部是用他高尚的人格和质朴的道德写就的，它的新鲜、真实、厚重，散发着东方乡村的气息。

小镇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积淀，有着优良的经商传统，也是平民化的。因是乡村小镇，所以具有乡土性的特点，从它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嗅到小镇人生产劳动的气息；因是平民化的，又处处可感受到小镇的兼容性。本来小镇都为“李”姓，因乡人皆为利来，又为利往，为做生意，三五里、十里八里外，那些姓董的、姓樊的、姓程的、姓兰的外姓人便移居来了。土改之后，他们既是生意人，又是小镇的农民，与原住的李姓人长期浸淫，再也分不开了。

姑父虽不经商，但作为小镇的领导，他经常组织镇上的生意人，进行经商研究，去挖掘最能反映他们的经营之道。姑父说，做生意要了解时令节气对营商的影响，要学会分析如何把握经营时机。不仅对市场商品的贵贱、高低、涨落动态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商品的存放，待客态度也要有精细的研究。

对刚刚做生意的年轻人，姑父劝导他们要有一种学徒精神，朝早起，夜迟眠，忍心耐守做几年，嬉戏供鸟一切事，都要丢在那旁边。姑父在20岁左右在饭馆当过两年学徒，所以对年轻的生意人，如何练就一套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经商手段，他是有发言权的。生意摊子，就是擂台，若是没有功夫，是守不住擂台的。守住了擂台，消费者就能看出来，也就将你抬起来了。到了这一步，你纵无心求富贵，富贵自然逼人来。

姑父用人格撑起小镇营商的那片天空，他的仁心赢得乡民的尊重。卖肉的也罢，开杂货店的也好，非常注意消费者的心理，讲究生意信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成为小镇大多数生意人立身行事的指南。久而久之，生意也都逐渐红火起来。

小镇历史悠久，自然也有七七八八的名色人等，欺行霸市、欺压乡里、诈骗忽悠的事，时有发生，他们把街市作为捞取好处、任性发泄的渠道。对此现象，姑父固然不会沉默和隐忍。

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时常出现那个风雪交加、道路泥泞的镜头。有一年腊月二十三，一个距小镇十多里的生意人，赶腊月集做生意，与镇上一个地痞发生口角，被这个地痞打了。姑父得知后，把打人者严厉批评后，他买上年礼，迎着风雪，赶到那位乡下人家赔礼道歉，把小镇人所做的不妥，全部承担下来。他以披心露胆的真诚，博得了那位乡下人的原谅。

只不过我那时太小，不能和他一道，以记录者的身份，为没立过传的小镇留下几行文字。但我所记住的是，深夜八、九点钟，他才回到家，一身泥水。因路滑结冰，他摔倒在路边的河沟里，棉裤湿了大半截。姑妈点燃豆秸火，一边给他烤棉裤，一边唠叨他：“你这是图啥？摔伤了胳膊腿咋办？”姑父一句话不说，只是微笑着烤着火。熊熊的火映红他的脸庞，一种幸福的光芒荡漾在他的脸上。一旁的我，似乎和他一道美美地分享着这种幸福。

姑父是十分威严的人，只见他批评旁人，从来没见谁批评过他。小镇人说他，跺跺脚，小镇四角乱颤。但威严使他并没脱离百姓，他的正直大度，他的无私善良，以及他为百姓办事的能力，让人服气。镇上人说：“只有他能镇住小镇。”我和姑父一起生活了十五、六年，姑妈在他面前没敢说过二话，一辈子都是个“受气的媳妇”。但是，在给他烤棉裤的那个夜晚，姑妈唠叨他半夜，他也没回一句，一直陶醉在红火的幸福之中。

姑父不可能从理论与哲学层面去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他所秉持的理念是心好、公正、诚信、助人为乐，并用他所践行的这一套，去做小镇营商的推销员。姑父到死都没认识到，他倒霉就倒霉在这里。在那个小镇上，他是支部书记，自认为是组织的化身，但在整个社会结构层面上，他弱小得如一根茅草，只是上面让他在那个弹丸小地做个芝麻粒大的寡头而已，他从来没认识到这个社会刚从旧中国的土地上脱胎出来，遍地长满斗争的锋芒，开明绅士在那片土地上已荡然无存，镇上那些流氓无产者，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为一己之私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姑父一生帮助过无数弱者，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强势的匪民，在社会变革的当口，一百个懦弱的顺民也抵不过一个匪民的力量啊。

姑父是一个明白人，到死他不明白正义与邪恶的搏弈中，邪恶常有占上风的时候。

三

姑父是土里生、土里长，一身充满泥土气的乡下人，但他却有把黄土变成黄金的意志。家乡那一带，自古以来没种过水稻，但姑父的意志与决心，居然把水稻播种在那块土地上。为解决水稻的灌溉问题，沿着长年奔流的北大沟，立起数十架水车，男男女女的社员们立着身子，手扶着水车上方的木横杠，两只脚悠闲地有节奏地踩着水车，清清的河水沿着输送的水槽，哗哗地流进稻田。伴随着清脆的流水声，社员们高唱着“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的歌曲，是那样的十分惬意，认为第二天日出的时候，家乡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那时，姑父处于一个胸有朝阳的时代，在我眼里，春、夏、秋季，他从来没穿过鞋子，裤脚多是挽在膝盖之上，一身汗两腿泥走在稻田里，行在庄稼地里。我虽幼小，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为和他一样的泥腿子乡亲在奔忙。有这么一只领头雁在前面奋飞，社员们如生龙活虎，谁也不甘落后。半夜时分，有些生产小组便偷偷下地突击自己的生产任务了。为此，姑父批评他们，如果这样起五更爬半夜干重活，不给他们计工分。但十分威严的姑父，这次说话失灵了。他们说：“这不是跟你学的吗。”这话不假，姑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明了这一点，他无法劝阻群众。

那一年，水稻亩产1200多斤，在学大寨的口号还没有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作为皖北农村，有这样的高产粮田，也算是破天荒第一次了。除上缴公粮之外，每人多分180多斤口粮。此事被阜阳地委的领导知道了，一天，几辆屁股冒烟的小汽车开到小镇上，美其名曰搞调查研究。当时，姑父正在田间劳动，他一身汗水，两腿泥巴赶了回来。坐汽车而来的那帮官员们谁也没有理他，脾气倔犟的姑父转身又回田里劳动去了。

过了好久，一位领导问：“这个大队书记怎么还没来啊？”

有人说：“他来了，就是刚才那个赤脚的人，见没人理他，又回田里去了。”人们又把姑父从田地喊回来。一位领导问：“你平时都是这个样衣冠不整吗？”他说：“乡下人，衣冠整了怎么干活。”又问：“你天天这样？”姑父答：“若地里有活，都是这样。”再问：“这是你当书记的经验？”姑父答：“不是经验，是习惯。农民口里的粮食，都是汗珠子摔碎挣来的。干部不干，社员不服；社员不服，干活不出力，生产就上去。”一番对话后，领导笑了，和颜悦色地说：“百闻不如一见。你刚才那番话，就是我们此次调研的成果，从你的务实作风上，找到小镇发展的根本。”

姑父说：“我说的话不应是你们调研的成果。我带你们到群众家走走，让囤里的粮食说话。”于是，姑父带着那群领导走家串户看粮囤。每到一家，姑父就说这家几口人，收获多少粮食，按一天一斤二两粮食算，能吃多少天。地委领导掐指细算，说，你这个大队一年的收成，可供500天消费啊。他对这样的收成感到满意。领导又问：“大队还办了什么？”姑父答：“有幼儿园，有剧团。”“为什么办剧团？”姑父说：“社员干活累，阴天下雨不能下地时，听戏就是娱乐。另外，我们是个集镇，二月二，三月三逢会，唱几台戏，吸引周围的乡民，有利于小镇人的生意。”

那位主要领导是谁，姑父没问。有人说是地委书记傅大章，也有人说是行署专员王丰桂。究竟是谁，姑父不关心。走上层路线，皆非他业。

那次调研后不久，姑父被评为阜阳地区劳动模范。他从阜阳开会回来，带回一枚金光闪闪的劳动模范奖章，第二天，乘他不备，我把它佩戴在他的衣服上，我感到那是一种荣誉与光荣。他发觉后，摘了下来，扔到了箱子里。那枚奖章，至死他也没戴过一次。只有我小的时候我，尚不懂事，且虚荣心很强，背着他，我佩戴那枚奖章，在一年级的课桌前坐了一个上午。至今想起，我都感到脸红。

槛外人 2025-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