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古甘州
作者:周 步
甘州在历史上的名气很大，其历史渊源也非常久远。1954年，考古学家在张掖市山丹城东南发现了距今约4000多年的四坝滩遗址。四坝滩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末期马家窑文化类型。1987年，张掖“黑水国”遗址和民乐东灰山遗址分别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彩陶磨制石器、陶器、炭化粮食及猪、牛、羊、鹿的齿骨等。这些发掘充分证明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张掖一带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有文字记载的在张掖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最早的历史人物有大禹、老子、穆天子、西王母等。这些神话般的人物远去之后，张掖大地随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中原的视野，其地域特质、风情物种和发展脉络也逐渐清晰：西戎有了独立的民族属性，羌、狄在这里和睦共存，乌孙和月氏于此拼死搏杀，匈奴和大汉在这里较量斗争。
甘州既张掖。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甘州和张掖的地理范围、行政级别和所归所属却不尽相同。如汉代的张掖郡，基本就是现在的张掖市。西魏的甘州，则包括现在张掖市和酒泉的部分区域。清代的甘州府，辖张掖、山丹、高台三县，今天的甘州是张掖市所属的一个区。“张掖”的名称要比甘州早六百多年。也就是说，张掖这个地理名词使用了六百多年之后，才有了“甘州”的出现。张掖这片土地在汉朝之前不属于中原，所以《史记》等书籍鲜有记载。从一些寥寥的文献我们得知，汉之前的张掖属于匈奴，秦之前的张掖属于月氏和乌孙。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一代战神霍去病神兵天降，在六天的时间里转战千里，连破匈奴五座王城，其中一座就是今天甘州往西十几公里处的黑水国古城。黑水国古城据说是匈奴混邪王的王城。之后，霍去病的部队折身回转，和浑邪王的部队在甘州城南一百公里处的焉支山下展开搏杀。此一役，汉军以前所未有的胜利，彻底击败了匈奴在河西走廊主力。美丽的焉支山，昨天还是匈奴载歌载舞的开心乐园，今天突然变成了一个民族黯然神伤的无奈回望。
发生在河西走廊焉支山下的那场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战役，史书详有记载。折兰王被杀，卢侯王被斩，浑邪王的都尉、相国被俘，休屠王的太子还有“祭天金人”成了汉军的战利品。休屠王的太子就是金日磾，后在汉为官，成为中原王朝爵位最高的匈奴籍官员。汉武帝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原与匈奴之间的攻守关系。“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这句穿透历史的掷地有声的话语和飘荡在华夏上空的大汉精神，肇始于此。
大汉四百余年，群英荟萃，灿若星河，在张掖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英雄人物，可谓数不胜数，如张骞、卫青、霍去病、赵破奴、李广利、李陵、窦固、班超、窦融等等，功勋卓著，青史留芳。但对张掖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和长治久安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应该首推窦融。窦氏家族累居河西，其家族成员多人在河西为官，如窦融的高祖曾做过张掖太守、堂弟做过武威太守等等。玄汉时期，王室混乱，窦融辞去巨鹿太守，来到了河西，任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宽怀待人，广交英豪，团结民族，深得河西地区官吏和百姓的拥戴。在此期间，被推选河西五郡大将军。正是窦融苦心经营和据境自守的方略，才使得河西走廊在天下动荡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河西地区自古林木稀少，沙尘暴严重，窦融执政期间，他颁布了严厉的禁伐树木和禁杀马牛的政令，使得河西走廊农林牧业得以迅速发展。史料记载，建武十二年（36年），窦融前往洛阳觐见光武帝，一路上驱赶的马匹牛羊，满山遍野，难计其数。在姑臧（武威市）开辟的商品交易市场，“日开四次”，可见其盛。晋末，天下大乱，各地军阀纷拥而起，占地为王，一片大好河山，不几年的时间，便陷入尸骨遍野、支离破碎的大分裂时代。河西走廊进入了五凉时期。
五凉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但相对于中原地区，这时候的河西走廊，仍旧是一个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时期。五凉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和河西文化三足鼎立的时期。
以张掖为中心的河西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劫后余生的重要留存。张掖并不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但张掖却一度是河西走廊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五凉的第一个执政者是张轨，张轨曾为西平公、凉州牧等。西晋灭亡后，张轨据守凉州，多年的时间里，张轨一直使用司马邺的建兴年号，但实际上那时候的凉州，早已是地方割据政权。这是大凉州地区实质意义上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所以史称前凉。凉州在晋末领地八郡四十六县，而到了前凉鼎盛时期，凉州占地范围已包括东起金城，西到西域的十二郡之多。这十二郡分别是金城郡、西平郡、武威郡、张掖郡、西郡、酒泉郡、敦煌郡、西海郡、晋昌郡、武兴郡、晋兴郡、广武郡。张掖郡辖三县，即永平、昭武、屋兰。西郡治所在今天的山丹。《晋书·张轨传》记载，前凉的第四任统治者张骏，他看到凉州人民生活艰苦、土地沙化现象严重，便生出一个治沙还田的想法，于是，朝堂之上，君臣共议，为民谋利。一个叫索孚的官员对此极力反对，说什么“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等等，张骏一怒之下，便把这个唯先贤之论是举的官员调到了西北更西的地方，做了伊吾的都尉。伊吾就是现在的哈密一带。可以说，前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治沙造田的朝代。前凉中期，一个油胡麻花盛开的季节，大学者郭荷来到了张掖，并且永久性的留在了张掖。
郭荷是汉朝大学者郭整的六世孙，以教授经学、明究典籍著称于世。永嘉期间（公元307——313年），中原连年战争，嗜杀成灾，郭荷连同家人、族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从长安来到了张掖。郭荷在张掖读书和授学的地方，就是今天张掖东山寺和马蹄寺附近一个叫临松薤谷的地方。大学者于此讲学，河西学子便纷至沓来，求学问教，释疑解惑。河西走廊儒学极盛，既始于此时。“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这是（《晋书·张轨传》）中的一段文字，从这些记述可见，前凉统治者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热忱。张祚期间，这位前凉王更是虔诚致敬，多次派人前往张掖，征召郭荷出任他的教育主管。大概是郭荷的学术思想和统治阶层的教学理念相抵牾吧，郭荷谢辞了前凉王的高官厚禄，又回到了张掖。以郭荷、郭瑀、刘昞等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为河西文化的繁荣和中华文脉的延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对此有过高度评价。中国佛教文化和石窟文化的繁荣发展，就始于五凉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史学界早有定论，大约是汉明帝时期（约公元67年）。其实在这之前，河西走廊的佛教早已有之，只是那时候的河西走廊不属于中原，中原地区无从知晓而已。在佛学东渐和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张掖一直承担着交流、融合、吸收、升华的重要作用。张掖也因此获得“西北佛都”之称。张掖距离敦煌600公里，距离武威250公里，距离长安1100多公里。时至今日，张掖仍旧是中国佛教领域卓有影响力的一座城市。
五凉时期是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以张掖、武威为中心基本独立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河西走廊可圈可点的人物很多，如后凉的吕光、北凉的沮渠蒙逊、西凉的李暠等等，都在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吕光涉世之处，就得到名将王猛的赏识，并预言后必有为。吕光文武全才，据传，吕光二十二岁那年，苻坚征讨张平，张平的骁将张蚝有万夫不当之勇，张蚝单枪匹马在前秦的军队中往返冲杀五次，无人抵挡。后来，两阵対圆，吕光出战，不到数合，便刺张蚝于马下，吕光由此威名大振。吕光一生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建元十九年（383年），远征西域，他用战争的方式，把一代佛教宗师鸠摩罗什“请”到了中国。鸠摩罗什在凉州生活十七年，这也是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兴盛主要原因。也是那次远征，吕光以七万之众打败了号称七十万的西域联军。班师回朝之时，吕光把龟兹乐舞也带到了河西走廊，为后世《甘州大曲》《霓裳羽衣曲》等的创作和兴起，打下了原始的基础。
前凉之后是后凉，后凉之后是南凉。南凉、北凉、西凉几乎在同一时期。这几个小凉国的主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坐谈论道各个满腹经纶，斯斯文文，打起仗来都是有谋有略，有胆有勇。这几个小凉国在黄河以西这片土地上打打杀杀了几十年，最后，北凉胜出，西凉和南梁先后淘汰出局。北凉都城初建康（今高台骆驼城），后迁张掖，再后来迁至武威。
北凉的建立者是段业。段业的皇帝几乎是捡来的便宜。起先，段业在吕光手下为将，曾任尚书、建康太守等。在一次战事中，吕光的儿子吕纂、弟弟吕延因轻敌兵败，吕光以护卫不利败军之罪杀了大将沮渠罗仇和沮渠麹粥。沮渠是匈奴后裔泸水胡人，河西世族，在河西一带很有声望。这件事恼怒了一位叫沮渠蒙逊的部将，他联合堂兄、时任后凉晋昌太守的沮渠男成，拥立段业为帝，建国北凉。然世事无常，人心难测，段业的北凉王干到第四年的时候，时为张掖太守的沮渠蒙逊用计杀死了沮渠男成和段业，成了北凉的新主人。北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以张掖为中心最大的地方武装割据集团，控制河西走廊和青海北部四十多年。北凉的统治者沮渠蒙逊同样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据说，北凉流传至今的《劝农令》由沮渠蒙逊亲自撰文。有一年春夏大旱，蒙逊为此还写了一篇《罪己诏》：“……役赋繁重，上天所遣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这件事不排除作秀行为，但沮渠蒙逊敦促各级领导干部全面做好为农业生产服务工作的严谨作风和真诚态度，足以让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