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两个乞丐(散文)
毋东汉
我今年83岁，出身贫寒，交的朋友大多都是穷人，多数为农民，少数为工薪阶层，老板级朋友更少。我童年认识两个乞丐，虽不是朋友，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关注着他俩。至今还记得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德良(或得粮)，是个哑巴，一个叫刘顺丁(人称丁丁娃)，按乡党班辈和我同辈，我叫他“丁丁哥”，母亲教我要这样称呼，不能嘴硬。丁丁哥眼睛高度近视，相貌平平，他识别和鉴定任何东西都是拿鼻子闻，只要不难闻的东西就比较放心。
德良是杜曲附近某个村的人，不知姓啥为老几，我是外地人暂居在此，也不必论资排辈，只知道他叫德良，或者得粮，未考证过。他穿衣服不是很破烂，但十分脏，总是黑糊糊油囊囊的。他，高大的个子，一寸长的头发，从来不洗脸，长相平庸无奇，但从早到晚笑呵呵的，从来没见他哭过。他不会说话，惯用肢体语言，就是作揖和磕头。他见人就老远作揖，姿势标准，如果对方止步，他就磕头，对方一般都会给个铜子儿或小钞票，也许给块馍。
我亲眼见一个人从路壕里捏起两条细面条给他，他给人家也作了揖，但没磕头，也许他觉得面条再长，也不值得磕头吧？至于面条怎么会落在路壕里，至今我也想不明白。
我还见过一个补鞋匠用锉子锉鞋底，德良觉得好玩，就以左手当鞋底，右手食指当锉子，人家锉两下一歇，他也锉两下一歇，逗得周围的人笑，不知是笑补鞋匠，还是笑德良。
德良以乞讨为生，但有时也打零工，他没有什么手艺，只会出蛮力，我知道他给杜曲街道好几家担过水，给我家只担过一回。后来不担了，不知是大家嫌他脏、不用他，还是他嫌担水挣人、划不来。
那时刚解放，人们刚翻身，还没达到温饱水平，中国社会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口号是“天下农民是一家”。 每逢年关将近，有不少山里人到杜曲卖柴，卖了柴，办年货，所谓年货就是一个大白菜，或一小捆蒜苗。听说，肉有随“猪会”杀的猪肉，豆腐有三家两家合伙做的豆腐。精神需求，促使他们买一张灶爷夹在耳朵上，胳肢窝还要挟一张毛主席像回去当中堂。他们边走边聊，说村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新鲜事，或者唱和白道。他们穿的衣服不比德良强多少，或有补钉或露棉花，但很干净。也有穿新衣服的，通常是上身新下身旧，或者下身新上身旧，不配套。他们自己都生活在贫困线，但见了德良乞讨，一般还是有求必应的。我估计德良的笑容，因与饥饿无缘，而且“天下农民是一家”。
那年农历七月初一，天旱，正热。我随母亲到子午曹村舅家去，曹村过古会。我们走到杜曲西北方潏河畔时，路北边有个停了水的水碾，德良全身扯长仰面睡在水碾的木水槽里，脚离水打轮不远。要是水下来了，会把他冲下龙窝。我问母亲：“要不要把德良叫醒来？水……”母亲笑着说：“天这么旱，哪来的水？教他睡去！他图喔儿凉快！”傍晚，我们回家又路过水碾，木水槽里仍没水，也没见德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德良。
再说丁丁哥，是俺本村人，他记忆力好，爱唱歌、唱戏。用演唱乞讨是他比德良高明的。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实行“瓜菜代”，苦渡难关，难免吃不饱。救济粮有限，丁丁哥在太乙宫一带乞讨成为常态。他把讨来的白馍块留着吃，把黑馍塞在从沙场村到白家湾村路过的稻地里。他一边往稻撮底下塞黑馍，一边说：“我把黑馍当肥料给稻子上，等稻子长大了，我再来要饭，就能喝米汤，吃米饭！”因果关系摆得多好，被人听见，传为佳话。他打听生日、做满月，把方圆十里各村过古会的日子背得滚瓜烂熟，赶场子讨饭。他经常扳着指头计算，初几哪村，十几哪村。
一天，汤房庙小学教师灶上熬肉吃，丁丁哥去学校乞讨，炊事员给他舀了半碗。他一边吃一边到处宣传：“学校灶上吃肉哩，给我尖尖一老碗！”他经常夸张地宣传旁人怎么帮助他。他乞讨时卖唱，节目有《绣荷包》《斗地主》《梁秋燕》等。他声音又大又刺耳，不等他唱完，人家就施舍。
有一次，生产队给他分了二升救济粮，他在碾子上榨面，在案上搋好，拍成小饦饦，在锅里煮得半熟，一顿吃了，肚子撑得胀痛。他仰面躺在炕上用砖头砸腹，还说：“帮助消化哩！”
耄耋之年的他跑不动了，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王莽办起了养老院，村里就把他送进养老院。一天，我想起了丁丁哥，就去养老院看看他。只见丁丁哥蹲在两边临空的炕拐角高声骂人。屋里很臭，地上还有一堆刚㞎的正冒气。从粪便看，他消化尚好。管理人员还没来得及清理。我叫了两声：“丁丁哥！”他不理我，我怏怏不乐地离开。
几年后，他病死了，村里办丧事，送葬的人很多；听说场面很隆重，只是没开追悼会。
德良和刘顺丁的轶事证实，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饿死人的事罕见，至少俺家乡如此。德良和丁丁哥尚且安全，大家比他俩条件优越。中国人平均寿命从解放前35岁提升到76岁是明证。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所公布的饿死人数，可疑。他们为啥不说自己周围谁谁饿死了，总用“国际统计”数据。我以为：耳听是虛，眼见为实。
2025-2-28-于樵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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