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知兴替
—吴晗《历史的镜子》阅读札记
王 业 松
2020年出版的吴晗著作《历史的镜子》，是一本向读者提供历史知识的读物。为什么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书的封面的几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的镜子》一书，我是作为年货网购的，因为我理解过年的意义，不仅要有喝酒吃肉的粮食，还要有精神食粮。我从春节期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读完了这本21万字的“镜子”。书中收集了吴晗先生19篇散文，实际每篇都是有论点有论据的学术论文。
作者的文章对读者大有振聋发聩、耳提面命的提醒作用。
书中写了“议”的重要作用。
作者在《历史上的君主限制》中说：历史上的君权受到限制，并非都是苛暴的、独裁的。国有大业，取决于群议，是几千年来一贯的制度。……在国家有大事的时候，君主并不先有成见，却把这事交给廷议”。“虽然与议的人选和资格的限制，各朝不尽相同，但君主不以私见或成见独断国家大事，却是历朝一贯相承的”。如宋仁宗时期，“规定君主所发的命令，得经过两次审查，”这样“可以防止君主的过失和政治上的不合法行为。从唐代到明代这种制度始终为政府及君主所尊重”。
作者在《论皇权》一篇中说，所谓“议”只是代表士大夫的愿望，“并不代表民间的愿望”，“而是皇权运用的一面，这些约束不但不普遍，而且是常常无效的”。
作者写了法治的重要。
作者在书中说:“守法是作君主应有的德性”，否则，“臣下无所准绳，亡国之祸，跷足可待”。
在谈到治人与法治时，作者说，法是机械的，本身不能发生作用，而是依靠人去使用才能发挥作用。“法的真精神真作用即在其能变，”但“所谓变是因时以度，而不是因人以变”。如果治人者的一切施政能“以民为本，裕民以足食为本，治民以安民为本，事业以国民的利害定取舍从违，因民之欲而欲之，因民之恶而恶之，这政府自然为人民所拥戴爱护，国运也自然炽盛隆昌”。作者为了说明问题，在《治人与法治》一文中，举了历史上的四位治人的例子，第一是汉武帝流涕赐死其亲舅薄昭，“至于对人民的爱护，更是无微不至，…… 达到了海内殷富、刑罚不用的境界”。第二是魏太武帝，认为“法上下共守，不可变易，明于刑赏，赏不遗贱，刑不避亲。大臣犯法，无所宽假，节俭清素，不私亲戚，替国家奠定下富强的基础”。第三是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法平国治，贞观之盛的基础就建筑在守法这一点上”。第四是宋太祖，崇尚法治，皇后 弟杀人犯法，依法处刑，绝不宽贷，群臣犯赃，诛杀无赦。
作者在文尾总结说：以上例子，“说明了治人之所以使治国，是遵绳于以民为本的治法，治法之所以为治，是在治人之尊重与力行”。“治人与治法的合一，一言蔽之，曰实行民主政治”。作者在《班禄惩贪》一文中说：“太和是北魏的盛世，“太和之所以治，是因为有一个法度，在这个法度之下，外戚犯法，处以死刑，皇族犯法，则夺官爵，禁锢终身”。“而且，法从上始，先从顶尖顶上的红人大员开刀，风行草偃，自然可以办到 赇赂皆绝的地步”。
作者总结了历朝消亡的原因。
统治者败在自身，是官逼民反。作者在《论晚明“流寇”》中说：明末“流寇”的兴起，是“一个社会组织崩溃时必有的现象，”即使李自成、张献忠这一班暴民领袖不出来，也有别人出来。因为由贵族太监官吏和地主绅士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已经腐烂，已经到了“一蹴即倒”、“一触即摧”的地步。
此时，我联想到史学家郭沫若在1943年3月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总结了历史教训，重申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文中说，虽然历史学家把甲申年算作明朝灭亡之年，但没等到甲申年，明室早就仅有形式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总结出明亡原因：并非败在崇祯皇帝，而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人心所向，当时朝廷“用兵剿寇，”而民间却在“望寇剿兵”。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延安时，叫秘书叶子龙带上《甲申三百年祭》。早在1944年10月，毛主席在作报告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甲申三百年祭》，并宣布作为全党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进京前，毛主席对周总理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黄氏周期律。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一次对话，世人称之为“窑洞对”。黄炎培提出：任何事物，包括政党、政权，都逃不掉兴起、强盛、衰弱到灭亡的周期律。毛主席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明朝灭亡，在于自身腐败，清兵已打到家门口，官府上下还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敌人发动攻势，他们还发动内战”，让人想起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作者吴晗在《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中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笔者注：意为殷商灭亡的借鉴并不遥远，应该知暴君夏桀的下场）。
作者在《史话》中的《元末的军政》一节中写出了历朝历代覆亡的共同实况是：“军政之腐化由于政治之不修，社会风气之恶化，无纪纲，无法度，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残民以逞，竭泽而渔，把国家民族于不顾，一旦外寇内患交起，还是不了了之，还是个人利益第一，自己这个集团利益第一”。
作者阐明在大敌当前，只有拿起武器，奋起抗争，才能卫国护民。
在《谈甲午海战》中，作者总结清政府失败原因时说，清军统帅李鸿章不敢抗争，“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和平”，而“事实是你愈退让，敌人愈疯狂，你越不敢打，敌人便越要打”。结果“连屈辱的妥协也哀求不到了。政治的腐败，决定了战争是非失败不可”。作者说：只有团结一致，“奋起抗战，沉重打击侵略者才能保国卫民，取得胜利。”“甲午战争的失败，主要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腐败和内部的不团结”，“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人民，才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也才能有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保障和平的事业”。
作者在论五四运动的意义时说：要求言论、集会等人身自由，“用全民的力量，驱逐暴政，还我河山，这是一个庄严的历史任务，也是今日中华民族的唯一生活”。作者在文的结尾说：五四运动“从反封建而转变为反法西斯，从文化思想的改革到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从历史走到现实，这是论五四运动所应该深切认识的”。作者明确指出：“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镜子的意义在于用。
镜子是客观存在的，史学家只是用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它，而且用文字叙述擦亮了它。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镜子》中为当代的我们提供了镜子。这面镜子可以照君子，也可以照小人；可以照正气浩然的人民公仆，也可以照吸汲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这面镜子当官者可以自照，百姓也可以用这面镜子照照当今在职在位的所有官人。
镜子有了，关键要有人照，要有人遵行，这样才不负史学家治学的初衷。毛主席十分自信地对黄氏周期律的主人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人民监督政府。关键是这个新路要有人走。要走得坚定，走出效果。吴晗说：“我们的历史是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自豪之后，应该是继承和发扬光大。知兴替不是目的，避免被替才是落脚点。
注：吴晗（1909-1969），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曾任北京副市长。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由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以笔名吴南星开辟《三家封札记》杂文专栏，发表文章，针砭时弊，对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1966年5月，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1979年平反。
2025年2月16日
【作者简介】
王业松，男，1934年⽣，汉族，江苏省泗阳县⼈。南京⼤学中⽂系毕业。曾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助理，在公安部外事局和教育局任处、局⻓，并兼任《公安教育》编委主任。现为中国散⽂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报》《⼈⺠论坛》⽹、《中华英才》半⽉刋、《亚洲财富国际交流》⽉刊，以及南⾮出版发⾏的《⾮洲时报》等报刊发表⽂章。已经岀版《呼应》等九卷散⽂集，计300万字。其中《⾬中送魏巍》、《我送荣毅仁副主席回家》和《我在中南海⼯作期间花絮》等散⽂在社会上⼴为流传。作者年已九旬，但仍在为时代发声。读者可从中听到⼈⺠的呼声，看到国家发展的脚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2023年，荣获联合国文化荣誉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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